刊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一期

摘要：著者认为，要探讨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必须以中国古典哲学为起点，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寻找其来龙去脉，从而避免重蹈用西方概念肢解整体有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覆辙。

关键词：中国思想；文化体系；探研

中图分类号：B2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1-0012-05

1996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以“全面理解中国哲学”为题，介绍了《中国哲学全书》前言的内容，反思一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几乎就和西方走上了两条根本不相同的路”，当代学子应该步出“过分强调中西文化的共同性，过于依赖西方的概念分析解释中国固有文化”的误区，“重建中国思想文化新体系，尽量还原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近二、三十年，世界上中国文化热逐渐升温，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科学发现的世界观和中国传统思想有着内在的统一和完美的协调。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体系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较为一致的意见。究其源都还是以约定俗成的概念为基础，到古代典籍中寻找来龙去脉，没有能够跳出自胡适之以来几代学者构建起来的框架。董光璧先生在《易学科学史纲》中指出：“科学史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寻找历史来龙去脉的做法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转而采取从原来的境状中重新阐释科学思想”。这种意见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本文就是以古代典籍为起点，从历史发展进程中寻找来龙去脉的一种尝试，至少可以避免重蹈用西方概念体系肢解整体有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覆辙。

在回答“中国的”是什么之前，首先必须弄清“西方的”是什么。比如把世间千差万别的现象分为物质现象和意识现象两类，把思维分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把知识分为文科和理科；从中学到大学书上都这样讲，这种观念到底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从“五四”开始，特别是建国之初，教材几乎全是翻译国外的；今天的高中毕业生所学古典作品屈指可数，其间又以诗词散文为主，很少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进入大学之后，除非中文专业，几乎都不再讲中国古典作品。可以认为60岁以下的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几乎全盘是西方的东西，直到今天很少有人正视这一现实。重建中国思想文化新体系必须有所参照，如果把上述观念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中国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学术概念，几乎都来自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一套独特的概念，两者很不容易沟通，给“重建”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爱因斯坦曾要求“能够在构成观念和概念方面获得更大自由”，科学史上至少有两次由于改变概念而带来的重大飞跃：一次是伽利略和牛顿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概念，一次是把古希腊的“单质原子”改变为“元素原子”。基于当代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思想归复的特点，本文改变了极个别常用的概念，使其符合中国传统，尽可能让人们能够理解中国传统观念的基本内涵。

一 认知、知识、知识世界

西方自然观的基本要点是：人与自然是相对独立、相互分离的两个系统；认识自然的目的是积累知识，而后依据这些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去改造世界。西方的哲学和科学，追本溯源都会找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这里就从亚里士多德谈起。

亚氏认为任何学问都是研究“存在”，以“个别存在”为研究对象的是特殊学科，比如数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以“一般存在”为研究对象的是哲学。所谓“一般存在”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又可以分为“不变的存在”和“变化的存在”两类；第一哲学研究“不变的存在”，第二哲学研究“变化的存在”。他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分别称为第一和第二哲学，后者又叫自然哲学。

《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所谓易者，就是讲变易之理的学问，一易而兼含“不易”和“变易”二义。说白了就是对任何一个系统，都应该从“不易”和“变易”两种角度去研究。这种观点和亚氏完全一致，差别仅在于没有将二者分为两个学科，依旧保持了变与不变二态一体的整体有机性。

1、“认识”包括过程和结果两部分

无论是自然或社会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动与不动两种态势。以其不变者而观之，即从“不易”或曰静态考察，应该回答结构、相互联系等问题，属第一哲学范畴；以其变者而观之，即从“变易”或曰动态考察，应该回答相互作用的机制、运动变化的规律等问题，属于第二哲学范畴（伽利略和牛顿改变“物理学”概念之后，又衍生出“科学”这个概念，当今科学已经取代了第二哲学）。在西方，认识世界的目的是积累知识，所谓认识包括认识过程和认识的结果，近些年不少学者把认识的过程称为“认知”，跟认识的差别在于不包括最终获得的知识，就很有道理。

任何认知活动都必须以一定的原理为指导，认知结果所获得知识的正确与否，跟这些原理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对认知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理（包括不易和变易两方面）就属于哲学的内容。知识的真伪应该通过实践检验，也可以依据被证实是真理的定律和定理，通过逻辑和数理推导判断其真伪，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经过验证符合客观规律的知识是真知，无限的真知集会构成真理长河。

科学哲学史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很有新义，他从逻辑上区分的三个世界是：实在的物理世界，主观的精神世界和客观的知识世界。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人类以主观的精神世界为依托，认知实在的物理世界，结果创立了客观的知识世界。“知识世界”中指导认知的原理属哲学范畴，检验知识真伪的定理和定律属科学范畴，都具有普遍适用的实用性价值，都不是能跟物理学、遗传学、伦理学等并列的独立学科。哲学、科学、认知、知识、真知和知识世界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图：

黑格尔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这话没错儿；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没有“科学”这一学科形式。在华夏先民眼里，指导认知的原理和检验知识真伪的方法，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或缺，也就没有从诸多学科中分离出来的必要；正因为二者作为纽带渗透在认知的全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才具备了整体有机的优点。而今随处可见的科技哲学、医药哲学、思维科学、生命科学等著作，全都名不符实；冠以哲学可以显示其高深，冠以科学无非想标榜其正确，都是在追求市场效应。实际上所谓的科技哲学，是以哲学原理为指导讨论科技领域的具体问题，并非是科技有其独立的哲学；所谓的生命科学，只是关于生命现象的一些真知，对生命现象之外的任何领域，都不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将“科”字去掉，老老实实称其为生命学。

究竟什么叫“科学”？有人定义为“知识体系”，有人定义为“历史的进程”，还有人定义为“探讨规律的方法”；因为所取角度不同，就没有办法评判其是非。恩格斯曾说：“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由此可知，科学永远在跟“不知道”其真伪的“假说”打交道，一旦假说被证明是正确的，就应该划归“知识世界”而不再跟科学有任何关系，即科学只管验证知识的真伪，而不构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应该属于方法论的范畴。

2、知识世界“领地”的划分

西方哲学把千差万别的现象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类，把知识分为自然的和人文的两种，最终导致20世纪学术文化形成人文的和科学的两种壁垒森严的世界。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抗倾向使西方人丧失了整体文化观，其结果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人文伦理危机四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几十年不少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期望能够从中获得启迪。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从“一分为二”和“函三为一”这两个命题中去寻找答案。

华夏先民认为，世间的纷纭万象无非是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生命现象三大类，即以天、地、人三个概念作为最高抽象。由于人生于自然，又组成社会；社会可以作用于人，人亦可以作用于自然；自然条件制约着社会发展，社会势力又可以改造自然。即自然、社会和生命现象是一个动态互补的自组织网络，其间以“人”为联结的纽带，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把“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考虑，就基于这种观念。天、地、人“三才一体”的基本涵义可表示如下图：

自然现象是物质作用于物质，社会现象主要是意识作用于意识，介于二者之间的生命现象则是物质产生出意识。由于西方的分类法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就必然会形成严重的分裂和对抗，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华夏文明的传统是强调和谐互补，“天人合一”就是对这种思想的高度概括。英人李约瑟说：中国思想“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而且从未想到社会之外的人”，就是对这种观念极中肯的评价。

哲学原理和科学定律虽说也是知识，却不构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因为二者普遍地运用于自然学、社会学、生命学三个领域。属于独立学科的理论性知识，比如遗传学和生命学的真知，都不能适用于这二者之外的任何学科，就都不应该冠以“科学”之名。

小结：知识世界首先应该分为理论性知识和实用性知识两个“大国”。对应于自然、社会和生命三类现象，理论性知识又分自然学、社会学、生命学三大体系；继续向精微处延伸可以分成天文学、粒子物理学（自然的）、历史学、伦理学（社会的）、生物学、遗传学（生命的）等诸多学科，但是均可以划归自然学、社会学和生命学三大门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特殊学科，诸如逻辑学、数学、语言学，甚至连同指导认知的原理和检验知识真伪的定理和实验，都应该划归实用性知识的范畴。理论性和实用性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前者是关于自然、社会和生命三类现象某一分支的真知，后者却具有对自然学、社会学和生命学普遍适用的特性。只有让指导认知的原理和检验知识真伪的方法跟由之而获得的真知“脱钩”，才可以还“哲学”和“科学”以本来面目。

3、整体有机的思维模式

讲到思维，通常都说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前者适用于文科，后者擅长于理科，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又是西方的分类方法。中国传统文化文理不分、史哲不分，其思维就必然不能按上述方法分类。董光璧称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为“整体生成法”，本文具体称之为会通思维，共分观象、析构、溯源、窥机和综创五个步骤。徐光启在督修《崇祯历书》时曾经提出：“欲求超圣，必先会通”，“会通”一词即取此意。

观察现象、分析结构、求本溯源是从不易的角度考察，主要回答结构、相互联系等问题，属第一哲学范畴；求本溯源、窥测机制、综合创造属于从变易的角度考察，主要回答作用机制和运动规律等问题，属第二哲学范畴。不易和变易交替使用的结果，积累了关于对象的许多真知，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之后，即可以游刃有余地对该事物综合改造和利用。会通思维的全过程既需要理论思维，又需要逻辑和数理推导，还必须辅以科学验证，哲学、逻辑、数学和科学四种方法综合使用，缺一不可。由于求本溯源是不易和变易的纽带，就保证了思维过程具备整体有机的优越性。

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发明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发明创造的理论源于“观象制器”说，即通过观察模拟自然现象进行创造。从人文价值角度又有“观象玩辞”说，即通过玩味、体悟现象中的哲理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会通思维的基本特点是，无论研究的对象属于自然、社会、生命哪一种现象，五个步骤都不可或缺。

西方思维方式具有分析的、结构的特点，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虽说功不可没，面对当代出现的“老三论”、“新三论”和生命学，却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会通思维具有整体的、功能的特点，对处理这些领域的问题都非常适用。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建立适合于21世纪科技和人类进步的思想模式，对任何一种都不应该偏废。

“文化”这个范畴的内容太广泛，仅对认知、知识和思维三个方面略加讨论，即可以发现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构架是“函三为一，而不是“一分为二”。

二 对哲学的反思

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意是“爱智”，汉语中仅有贤明、聪慧与之相当。从字面理解，哲学的本义就是教人聪明、增长智慧的学问。

1、西方哲学的歧化

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第一哲学从静态角度探讨世界的本原，第二哲学从动态角度探讨为什么变和怎样变；为了验证命题的正确与否，他还创建了三段论逻辑。直到伽利略引进实验验证、牛顿开创数理验证的先河之前，验证哲学命题只有经验和逻辑两种方法，而哲学命题则全部是依据经验提出的“假说”。牛顿对假说持否定态度，“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即是他的一句名言；虽说他把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取名《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却完全偏离了第二哲学的本意。自从伽利略和牛顿改变亚氏“物理学”之后，西方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哲学。因为新的物理概念突出的是实证，由之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

第一哲学从静态探讨世界的本原，难度更大。因为静态根本无法选取参照物，就只能提出一些猜想，亚氏把关于静态的命题统称“形而上学”，从字面理解即是关于无形存在的学问。黑格尔之前西方大多数哲学家都从本体的含义理解，称哲学为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形而上学；自从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对立起来之后，为认知提供指导原理的哲学，变成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第一哲学在西方亦消失殆尽。亚氏倡导的为认知提供原理的哲学，分裂为追求验证知识真伪的科学，和属于方法论范畴的唯物和唯心之争的“近代哲学”。

许多人都说，黑格尔建立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称他为“西方哲学老人”；亦正是由于黑格尔体系的建立，西方已经不再有原初意义上的哲学。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即是一个最好的注脚。语言分析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框架中属于特殊学科，和哲学根本不是一码事。

40年前海森堡就提醒说：“一些很普遍的问题已经迫使物理学家重新探讨哲学的基本问题”；70年代于光远也曾倡吁建立“哲学学”。80年代以来，辛立洲教授大声疾呼：“当代哲学正面临新的逻辑起点的选择”；鞠曦先生一语中的地指出：“哲学的困境表现为本体的失落”；中科院唐稚松院士的观点更为明确：“只需翻阅一下那些大部头的职业哲学家的著作，即不难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一些‘坏理由’，即一些不成其为实质性道理的道理”。在国外，霍金慨叹“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家不能跟得上科学理论的进步”；池田知久呼吁树立能够成为新时代的科学、伦理之基础的“新第一哲学”。可以借用恩格斯一句话来评说这种现象：他们都“有了问题，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看法是：“东方思想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坚固、合适的哲学基础”。他虽说有了“思想”，却缺乏明晰的思路和必要的证据。

整体哲学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2、流行哲学的误区

哲学，在人类文明初期，被视为全部知识的总汇，所有的思想家通常都被称为贤哲或哲人；随着某一领域知识的日益丰富，渐次出现了一门门具体的独立学科，留给哲学家的仅余下关于宇宙本原和秩序的永无穷尽的思考。在西方随着学科越分越细，各种“主义”相互攻讦致诘，哲学早已变成支离破碎的“小摆设”；中国文化的传统文理不分、史哲不分，保持了人类文明的原初形式；当代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思想归复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寻求哲学的启迪。我国各类学校讲授的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几乎都起源于“五四”前后依据西方的概念体系肢解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混血儿”。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国内的流行哲学进行必要的解析。

（1）哲学的最重要范畴是“物质”，最基本观点是“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的定义包括三个要素：客观实在，不依赖意识而存在，能够被意识反映。因为这个定义同时还定义了“不能被意识反映的客观实在是非物质”，如果不承认非物质存在，定义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如果承认存在非物质，即可以得出“世界统一于物质和非物质”的悖论。

（2）说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总结，物质和意识是“最抽象的对立”——全都是虚妄之谈。

自然知识来源于自然，研究的对象是不包括意识的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动力学机制即源于相对独立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坚持以物质的原因说明世界；“近代科学一开始就确定了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排除一切同感觉有关的第二性”。董光璧这话已经明确指出，自然学研究的对象不包括意识；而关于社会和思维的知识则离不开意识。真不知道应该怎样从这三种不同的知识中概念和总结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呢？

既然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高级形态物质的属性，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意识；却又把二者视为“最抽象的对立”，并宣称近代哲学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和解这一对立。试问：红色和硬度也都不能离开物质独立存在，是否可以把物质和红色、物质和硬度也视为“最抽象的对立”呢？

自从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视为哲学最重大的基本问题，把思维和存在视为“最抽象的对立”之后，在西方真正意义的哲学已经寿终正寝；霍金称其为伟大哲学传统的“堕落”，实在是十分客气的说法。

（3）把哲学说成是一种“科学知识体系”，就更不伦不类了。哲学的任务是依据经验对宇宙的本原和秩序提出一些猜想用以指导认知，命题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比如亚里士多德曾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西方人都认为是对的。伽利略用斜面实验证实这种说法不对，将命题改为“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之后，已经不再属于哲学而变成了物理学原理。

哲学家关注的是认知而不是知识；哲学的内容是原理而不是知识体系；哲学发展史是原理逐渐完备的过程，而不是应用原理获取知识的历史；哲学命题不一定都能被证实是真命题，但必须具有普遍适用的指导意义。

3、中国哲学的构架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主要从指导认知的角度考虑，这样讲是对的。世界观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本体论回答世界（分自然、社会和生命三大系统）的本质是什么，认识论回答如何看待世界的结构、部分之间的联系、作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等问题；世界观确定之后，以其指导认知就成了方法论。

华夏先民依据有形和无形把客观实在分为两大类，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世间万象持生成论观点，生成论的“生”是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意思，而不是鸡生蛋的“生”，其真正含义是从相互生化的动态角度看待世界。人类文明初期，根本没有社会、思维这类概念，所关注的仅仅是自然现象而已。

寒暑易节、日日交替，男女交媾、生生不已——先民们依据这些最基本、最普遍的自然现象，抽象出“阴阳”这对概念，“易以道阴阳”即成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其意即是世界的本质在于阴阳变易。具体的变法是：“阴极阳生，阳极阴生”，“无平不陡，无往不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任何“存在”都以其对立面为存在的前提，“阴阳相倚、阴阳相生、阴阳相胜、阴阳相感、阴阳相济、阴阳不测”的变化规律，是恒久不变的基本原理。从不易的角度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变易的角度讲，“独阴不生，独阳不长”，“生生之谓易”。既然阴阳相生是互为消长的过程，相对于阴阳两极，过程则更为重要，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对待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基本观点，都应该是“函三为一”而不是“一分为二”。

中西文化的终极关怀也截然不同。“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天人合一，把关于“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考虑，以“不伤生”为最高标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西方文化继承了古希腊人注意知识积累的传统，主要关心建立知识体系，注重概念分析，追求精确和严密就显得非常必要。可是，任何概念都有片面性，根本没有可能把被认知对象“无限多的质”同时表述出来；华夏先贤为了弥补概念思维之不足，提出的方法论原则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观象制器”发明创造，通过“观象玩辞”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其成果早已斐声中外，有目共睹。

“易以道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极阳生，阳极阴生”；“生生之谓易”；“执其两端用其中”；“圣人立象以尽意”。极简单的几个命题，已经把属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原理讲得一清二楚，正体现了易文化“简易”的优势。

社会学和生命学分离出来之后，这些原理依旧对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就社会学而论，其本质在于善恶二字。所有社会学问题无不是善恶两种要素相互消长的过程；因为至善和至恶都不存在，就应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生命学而论，其本质在于生死二字，生命学范畴的一切现象，全都是决定生死的两种要素相互转化的过程。由于阴阳属于基于实存之物（月亮和太阳，女人和男人）抽象概括出的具有泛指意义的概念，广泛的多解性是它的最大优势，用于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代表相互依存、互为消长的两种最基本要素。“易以道阴阳”的哲理，无论对自然还是社会和生命现象，就都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几千年里，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地以这种思想为指导，逐渐形成以阴阳变易之理，统摄自然、社会和生命三大体系的构架，到明代已经粗具规模。以《道德经》为发轫、以《太平经》和《黄庭经》为经典，适合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道教思想，确立了生命学理论体系；王夫之以“尊生”、“主动”、“贞生死以尽人道”的易学思想，建立了人文社会学体系；方以智父子以“核物究理”、“深求其故”的易学思想，建立了自然学体系。可惜接踵而来的首先是西方列强的炮舰蹂躏，而后是国内学者的亦步亦趋，最终造成当今这种局面。

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是，以阴阳为哲学的主要范畴，来阐释大千世界的变易之理；以自然、社会和生命三种现象为分类依据的整体有机的理论结构。较西方把知识分为自然的和人文的，多了生命学作为中介纽带，从而具备了整体有机的特殊功能。

恩格斯早就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其形式”。中国哲学的构架可能会为之提供一条有益的思路。涉及现代科学的具体问题，在《物理实在的两系统三态模式》中已有详尽的讨论，于此不再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