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吉善 （jishanzhou@126.com）　2007.06

人 体 科 学 何 罪 之 有

周吉善

宅电：0391-6652588 Email：jishanzhou@126.com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该不该将“反对伪科学”写进《科普法》争论得非常激烈，愚以为学者们的任务是：给“科学”一个准确的定义，弄清楚“伪”字的适用范围，让那些参与立法的人民代表有一个确凿无误的依据。

近日友人转来陈一文顾问的信，指出：“钱老是当代中国最杰出最伟大的大师级科学家！司马南公开诬陷‘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是当代最大的《伪科学冤案》！如果回避当代中国最大的《伪科学冤案》，我们将无颜于钱老，无颜于当代中国人民，无颜于后代子孙！”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本文就按照澄清事实应该有理有据的宗旨展开讨论。

一、保护汉语的规范和纯洁

象形的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根本差异是：汉语以字为单元，而拼音文字则以单词为单元。古汉语中科和学两个字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如果将二者合成一个双音词科学，意思就是分科之学。

首先，应该对汉语中的“科学”和英语中的“science”作一个认真的比较。

《朗曼现代英语词典》中是这样写的：

science: Knowledge acquired by careful observation,by deduction of the laws which govern changes and conditions,and by testing these deductions by experiment.

译成汉语意思是：通过认真观察和对影响变化与状态规律的推论以及通过实验检测这些推论而获得的知识。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写着：

科学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参照上述中西辞书对“科学”的阐释，知识作为解释中的主词是完全一致的；西方侧重于获得知识的途径，中方侧重于知识的分类，差异仅此一点而已。

科学指的是采用逻辑、数学和实验的方法检验命题是否正确、并准确描述客观规律的一种知识体系。那些被确证为真命题的叫做科学知识；由若干真命题依据某种逻辑构成的一种知识体系，就都属于科学这门学科的一种科学理论分支。

科学、科学知识、科学理论都没有真、伪之分，只有对、错之别，因为这三个概念都不具有“主观能动性”。

在《汉语词典》中，“伪”字被释为“假、诈”，使用它修饰的主词，都必然和包含着主观能动“行为”的主体直接相关。比如在法典中对“主观能动”的区分就非常讲究：对于刑事犯罪，分为过失犯罪、意识犯罪、故意犯罪三个等级。非主观所能预料和避免的叫“过失”，从轻；意识清醒、应该避免而造成犯罪的，从重；有前因、意在报复，或者企图消赃灭迹者为“故意”，判刑最重；有神经病者就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他已经丧失了主观能动意识。

不难看出，“伪”字根本就不能用于修饰诸如数学、逻辑学、知识、学问、山脉等任何一个不包含“主体能动意识”的名词；将“伪”与“科学”联为一个短语使用，很显然就严重破坏了汉语的规范和纯洁。

跟“科学”在逻辑上相对的只有“非科学”，在二者之间存在着范围非常之大的“准科学”。那些历经千百年依旧对人类非常实用的知识，虽说没有达到真理（指与“非科学”相对的“科学”知识）的水准，也都应该属于“准科学”的范畴，比如牛顿力学体系充其量也只达到准科学的水平，根本就不能属于严格的科学知识体系。

恩格斯早就指出：“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中，推斥的或上升的运动一定是人工造成的”，这种理论中存在着“用人力同天然的吸引做斗争的必要性”（1-P496）。

怀特海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牛顿所谓的力，不管表现为何种数学公式，都不过是上帝施予的外加条件而已”（2-P278）。

而牛顿自己的话则还要更露骨些：“我不得不把我们这系统的结构归之于一个全智的主宰”；“我们必得承认存在一个上帝”（2-P23）

从词义学的角度考察，汉语中的科学还有作为形容词和副词使用的功能，比如“科学的解释应该是…”，“这种设计很科学”，就都可以被理解为“正确的”。

关于象形的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根本差异，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汉语中的“科学”既可以作名词用，也可以作形容词；而拼音文字中的名词“科学”为science，形容词“科学的”则为scientific，是不允许混淆的。

那些高喊“反对伪科学”的人们，要么是不懂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异；要么就是有意利用这一点差异，将名词科学（知识体系）和作为形容词用的科学（正确的）混为一谈，以此为手段来“混淆视听”而得到“欺世盗名”之目的。

可以肯定，那些“反对伪科学”的主力干将均属于后者，而大多数追随的人却都是出于无知的盲从者！

1996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肖华写的“人物访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气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假借气功欺世盗名，混淆视听。在与这种伪科学的斗争中，据我所知您付出了很大努力。

何祚庥：我只是尽一个科学家的责任，揭穿他们伪科学的骗局罢了。

肖、何二人都非常清楚，这里的伪字都离不开具体的人，绝对不是指“科学”而言的；可是接下来何祚庥却将自己升格为“与伪科学作斗争”的英雄，声称“为了捍卫科学，我宁愿付出代价”——何院士使用“伪科学”这个术语，到底是出于“过失”，还是存在着“主观故意”，读者自己并不难判断清楚。

不过，笔者还是想给何先生出个主意：想要推卸自己对这场“反对伪科学”闹剧的责任并不难，可以凭借你的名声和威望到医疗机构去“买”一张“此人有神经病”的证明。

为了“迎奥运”国家相关部门请外国人修正北京市的双语标牌，一来说明了中华民族的谦逊和自律，二来显示出我们对外国人及其外语的尊重。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母语又是何种态度呢？

演艺圈内且不必说，那些电视主持人（包括央视）时不时也会冒出一个外语缩写的音译单词，报刊上也不乏这种现象。不知道你们这些“左右视听导向”的人是否想过：我国究竟有多少人懂外语？你们可能会解释说“这是引进”；我则要说这是想自我卖弄出风头，却不惜以破坏自己母语的纯洁、规范为代价。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尊重别人、尤其是不知道自重，是不会受到别人尊重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院士、理论物理学和哲学双料博士生导师，都这样来破坏自己母语的规范和纯洁，有谁还会瞧得起记录了五千年文明史的汉字呢？

笔者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为了捍卫汉语的规范和纯洁，都应该说一声“我宁愿付出代价”！请问何院士，你说该也不该呢？

二、何先生的专利“伪科学”

2006年4月号《开放》杂志的“特别报导”中写道：“去年何先生在一次给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们演讲时，有学生问：‘你为什么说崔君达的理论是伪科学？’何先生答：‘因为他说夸克模型是伪科学’。请注意：这是不讲理！在此之前，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讲过甚么是‘伪科学’的话！！！‘伪科学’这个词是何先生用作左棍子专门打人用的！这是何先生的专利！我岂敢问津？！”（3）。

自从肖华借用《中国青年报》这块重要舆论阵地，帮何祚庥竖起“反对伪科学”（原话是“与伪科学作斗争”）的幡旗之后，由他亲手制成的“伪科学”帽子想给谁戴就给谁戴；可是，请问何院士，中医怎么招你惹你了，你也要诬陷“中医是伪科学”？

大概是由于利令智昏的原因吧，一个理论物理学和哲学双料博士生导师，居然会不懂“中医”根本就不具备“主观能动性”。

总不会是因为中医也说你“何院士是伪科学”了吧？相信你还会找出“恰当理由”的；就是这个“一生未写出一篇像样物理学论文的院士”（4）、双料博士生导师，凭他自己独创的特殊语法逻辑，什么样的怪论都有可能被创造出来。

一时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关系，那就请回答下一个问题吧。

请问何院士，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一个出生于1927年的中国孩子，在你20岁进入“清华”之前是否害过病？吃的什么药？除非你的祖上“里通外国”，家里积攒了够两三代人使用的“西药”，就绝对不会有你这个生命体！另外，你的祖辈还必须精通“西医”才行。

凭你那巧舌如簧的应变能力，我猜着你会说：“我就是没有吃过中药”。

那就请你再回答两个问题：你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你的父母，你的祖辈看过中医、吃过中药吗？如果还想狡辨，我就向上再追问三、五代——没辙儿了吧！

我要非常郑重地告诉你这个徒有虚名的院士：正是中医、中药养护了你的太太祖辈、太祖辈、祖辈、父辈，才生出了你这个有机生命体。如果你的祖辈、父辈有在天之灵，他们是会不肯再认你这个能为他们“光宗耀祖”的院士的。

趁着封住了何院士嘴巴的机会，我们还是讲点正经的吧。

世界上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凡是能够繁衍生息上千年的，都必须有适用于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性的医药学。一个被称为世界三大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的国家，它的医药学居然成了“伪科学”？！

除非一个神经病患者，或者是一个拜倒在洋人脚下、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甚至连自己这个生命体由何而来都不清楚的“行尸走肉”，谁会把养护了自己民族成千上万年的医学诬陷为“伪科学”呢？

大概你是决心要把属于自己的专利——“伪科学”，看得比自己的人格更重要，或者是决心要做一个与祖国、与人民、与中华先进文明为敌到底的丧心病狂者，永远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吧。

笔者觉得有责任告诉你：发展中医药已经被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且政治局委员吴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说明：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尤其是我国应用中医药原理控制和治疗“非典”的成功，中医药已经受到了不少发达国家的青睐。

最好还是卸下你那总是因为“曲光”而引起变色的眼镜看看吧。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医药专家曾经调侃地说：由于何院士把中医打成“伪科学”，中医药研究院的牌子换成了“中医科学院”，吴仪参加了揭幕式。应该说他还是“功不可没”的嘛。

“知耻者勇”，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自己的狂谬“划清界限”了。只要不再与中医、与中华民族、与伟大的中华先进文明为敌，素有“海纳百川”之包容精神的祖国和人民，是不会抛弃你这个院士的。

能“爬”到这个位置也不容易呀，应该想想祖国和人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了什么？难道你就没一点“人的良知”吗？

如果你真要“义无返顾”地一意孤行，甘愿成为你那“专利”（即伪科学）的殉葬品，那就必将难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可悲下场！

三、跟涂建华先生商榷

涂建华在《科学无神论》中国伪科学史·第四章 第二节“人体特异功能”中写道：“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钱学森一直在（长达10余年）不遗余力地构建所谓人体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三项：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

请作者原谅我没有来得及拜读全文，只在www.kxwsl.com网上摘录了这两句话。需要你回答的问题是：“科学”究竟应该如何定义？按照汉语的规范，使用“伪”字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既然使用“中国伪科学史”这个术语，请问你还见过哪个国家的“伪科学史”？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狂妄到敢将“伪科学”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自己祖先的身上！

据书中所讲，因为钱学森构建“人体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所以他对“中国伪科学的盛行负有主要责任”。

笔者把引用的两句话改为这样说，没有篡改作者的原意吧？

我觉得要讨论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就必须采用“只对事，不对人”的方法才比较妥当。因为书上说“钱学森在宣传所谓的人体科学时，始终把于光远先生作为一个对立面”；而另一方则说是“何祚庥、于光远指使司马南攻击钱学森”，我认为这都不对。因为双方都是围绕着“科学”在争论，首先就必须对“科学”这个范畴有所共识，不然的话就难免会南其辕而北其辙。

首先我们来讨论人体科学。

笔者认为想构建一门把人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没有错。

依据传统把自然、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分别叫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把思维作为研究对象的叫做思维科学；把人体本身、人的生老病死以及人体所具有的功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一门交叉学科，总应该是允许的吧。

“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始终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1-P49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是这样对学科分类的；只不过是学术界都只在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少有人指出思维科学就是研究“人脑功能”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而已。

“西方人把自己与思维等同起来，而不是与有机体等同起来，这就把存在于身体‘内部’的自我分离出来，而从身体内部分离出来的思维徒劳无益地想控制它”（5-P10）。这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人把“自己”（即人）分为“物质的”人和“思维的”人，进而想用“思维”去控制“物质的”它。

近几十年蓬勃兴起的生命科学，所研究的就是包括人在内的“物质的”生命体，遗传密码DNA的破释，可以说是已经研究到了人的“物质结构”最基本的构成单元。

但是思维科学却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主要的缺陷仍然存在于“生育”的范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主要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也是这样，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讨人喜欢的一般论点，可是一碰到特殊事物，即生育的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就是它们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2-P189）。

弗兰西斯·培根四百余年前指出的这些问题，就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些科学”，也很难解决“生育”（即质变）的问题。

思维科学即使是对接收信息、神经传导和思维的逻辑规律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由神经元接收到信息之后，怎样在头脑里生育出“命题”、怎样将它“存储”在脑子里，及其如何将这些被“记忆”的信息随时提取出来用于交流，或者是将它组合成“思想”、进行创作等问题，目前都还所知甚少。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和物质是“最抽象的对立”（黑格尔语），于是跟人相关的学科就有了思维科学和生命科学之分。依据华夏先民将所能看到的“现象”分为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和生命现象，本来就应该将“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称“学问”） 分为自然学、人文社会学和人体生命学三大学科，或者叫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6）。

实际上所谓的人体科学，就是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思维的”关于“人”自身的一门学科。

2006年12月1日何祚庥在给辽东学院学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人体科学，这一不伦不类的‘科学’，有宣扬人体特异功能的嫌疑”——真所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嫌疑”二字居然可以用作诬陷人体科学是“不伦不类”的依据，不难看出何祚庥已经理曲词穷到了何等地步。

西方把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分为思维科学和生命科学两门学科早已是事实；钱学森依据中华文明将认知对象看作一个系统的传统摸式，提出应该建立一门既研究人体结构又研究人脑功能的交叉学科，何罪之有？！

人体科学是既研究“物质的”人也研究“思维的”人的一门交叉学科。

这里的“人”是一个抽象的“类概念”，用于泛指被研究对象，根本就不存在“主观能动”的具体条件。真不知道这门学科与“伪”字究竟有什么干系呢？

如果有兴趣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可以参阅2000年1月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上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刍议”，或见sea 3000.net /zhoujishan。

其二、讨论人体科学的核心部分。

把中医划归人体科学似乎有点不妥，因为医药学是用于保障人体健康的一门学问，而人体科学研究的只应该包括“物质的”人和人体所具有的“功能”——比如人为什么会有知觉、为什么具有自主意识、为什么会思维、为什么能创造、睡眠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等——两大部分。

如果涂先生同意这种说法，按照你原来的思路，所谓的人体科学就应该只包括气功和特异功能两项，我们建议再加上人体结构，依旧是三项核心部分。

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所谓的气功，是先民们用于养生健身的方法，其目的主要在于“健身”，跟中医有点相似。和中医不同的是，在运用气功健身的时候，通常都有“思维”的参与，较中医跟人体科学的关系确实更密切些，免强可以算作人体科学的一项内容。

在我们国内，对于气功历来是有定评的；近些年又受到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关注，评价也是相当不错的，比如去年我国派出的养生气功代表团赴欧洲多个国家表演，据我所知是“载誉而归”的。再说中央和各省市电视台每天早上都有健身节目，其中有的是“操”、有的是“功”，名声颇为不小的就有一种从印度传来的“瑜珈功”。见于报端的就有，“气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肖华先生在“访谈”何院士时就是这样讲的。

究竟为什么会给气功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是应该认真仔细地考证一下的。本文无暇顾及这样的问题，有兴趣者不妨可以去做做这件肯定是有益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指出的，中央已经明确表示了对待中医药事业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典”使得全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医药刮目相看了；国家又派表演团出国表演气功，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还有人要说中医、气功是“伪科学”，恐怕就有点故意跟中央的决策唱对台戏之嫌疑吧。小心只把眼睛盯在一个“我”字上，一意为了泄私愤，不知道顾全大局，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呀。

肖华说：“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假借气功欺世盗名，混淆视听”——任何言谈、理论都是有特定对象、特定场合限制的，绝不应该采用以偏盖全的方法去作随意的抽象和推广。何院士的回答也很客观：“我只是尽一个科学家的责任，揭穿他们伪科学的骗局罢了”。

依据这段对话，肖、何二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所谓的伪都必须对具体的人而言——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汉语的规范和纯洁，这段对话堪称为一个典范。

后来，何院士的情绪可能有点失控，就口无遮拦地将科学和伪科学说成是一对势不两力的矛盾，从而惹来了以后的许多麻烦。上一节笔者已经对他晓之以利害，他还没有对我的善意作出明确回答，所以这一节我就不再和他对话了。

请问涂建华先生，不知道你对“伪”字的理解，是否达到了何院士的水平？如果没有，那就只能说你对母语“无知”；如果达到他跟肖华对话时的水平，你写“中国伪科学史”的动机，恐怕就未免有点心怀叵测、居心不良了吧！

最后讨论特异功能。

《汉语词典》将“功能”释为“功用”，进而又将“功用”解释为“事物效益之显著者”。

据此可见，功能、功用都属于抽象概念，不能满足“眼见为实”的要求；所以又对“功用”所能产生的“效益”，给出了可以“定量”进行比较的一种客观标准。由此看来“功能”这个概念就应该是与“物质的”人无关、而只跟“思维的”人相关的术语，通常并不能满足眼见为实的要求，却是可以产生“效益”的。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1-P465）。

“实证的知识材料”的积累和“理论思维”是人类认知客观事物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显著特点，第一个阶段的主要要求是“眼见为实”；而在第二个阶段这种“经验的方法”可就不管用了，这时候就应该由“思维的”人出来工作。

“天赋的能力”，可以解释为“与生俱来”的能力；人与人的差异就突出表现在天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之不同。比如同一个班的学生，有的人老师讲一遍就可以理解、记住了，有的讲三遍他还弄不懂，即使是可以“死记”下来，过两天就又可能全忘了——这种理论思维能力的差异虽说与“物质的”人不无关系、即大脑的结构有所不同，但是却集中表现在“思维”的层面上。

不同人作用于同一“事物”所产生的“效益”往往会有很大差异，其功用来自于“物质的”人和“思维的”人两个不同的侧面。年轻力壮者比老弱多病者“效益显著”，属于“物质”层面，具备眼见为实的特点；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换了领导，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属于“思维”层面的“功用”在起作用，这一点往往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关于“思维”也能产生“功用”的问题，不能满足眼见为实的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而人们却往往都不肯去使用自己的思维，而总是盲从于别人、人云亦云。

从秦始皇修长城、建陵墓，到近代历史上的三大战役和大庆石油会战，关注的都是“物质的”人的功用，“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对这种史实最真实的概括。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胡锦涛主席这段话高屋建翎地告诉我们：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掌握主动”必须依靠“思维的”人来实现。

从把“物质的”人作为主宰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转向由“思维的”人主宰未来的观念转变，是二十一世纪时代潮流的主旋律！胡主席的话告诫我们，绝不应该再对“思维的”人的功用，无端地横加指责而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

不同的人思维能力的功用所产生的效益有天壤之别，这一点无须举例即可以人人自明。于是就有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格言；就有了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技师、表演艺术家……各种各样差异极大的专业行当。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却都处在差异不大的普通民众的阶层，这就是构成社会的人类的真实情况。

思维能力是“特异”生产力。

邓小平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任何科技成果无不源于“人”的灵感思维。既然“第一生产力”已经被“成果”所占有，能够“生育”成果的思维，当然就应该被名之曰特异生产力嘛。

人与人“理论思维”能力的功用（即功能：能够使事物效益之显著者）天生就存在着很大差别，那些跟普通“平均状态”不同的就被视为“异”；对于那些差异极大的，自然可以称之为“特异”。那种由理论思维产生的功用，就可以被简称为理论思维功能，应该是允许的吧。

今年4月1日央视国际频道，播放了台湾有四、五个患有“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为了在将来自己离开后，这些连语言表达都存在障碍的孩子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自动地聚集在一起共同开发孩子的智力，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进而构置土地建了一个“肯纳园”， 吸引来了更多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

讲到这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主持人称他们大都具有一种特殊功能，有一个孩子会速算，问他18×15是多少？马上回答是270，语言表达都显得有点困难。还有一个孩子，主持人说他“头脑里有本万年历”，问他两个月前的某一天礼拜几？答曰：礼拜四；再问他三个月后的某一天，乃至二十年后的某月某日礼拜几，都能马上回答出来，查对后均正确无误。

针对这个随手拈来的例子，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孩子虽说不具有普通孩子的“思维”能力，对于计算却“异”于平常的人；而第二个孩子，简直就可以称之为“特异”了。主持人称有“特殊功能”，其实就用“特异功能”也并无大碍。

在对功能这个概念不厌其烦地作了剖析之后，我们要说的是：所谓的“特异功能”也并非是什么洪水猛兽，问题只在于怎么合理利用不同人“特异”的长处而已。

如果有人想“假借”这种“特异”蛊惑人心、欺世盗名，或者是混淆视听、聚敛钱财，当然就应该予以揭穿、坚决打击，甚至绳之于法。但是其对象必须是有假借行为的具体的“人”，他们的行为与“科学”根本无关；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科学”大张旗鼓地去反，不能不让人怀疑首倡者是别有用心的。

去年曾经揭露出韩国的科学家黄禹锡在克隆的领域造假，文章在美国的一流刊物发表后被揭穿；据有关报导我国也发生有这种事。实际上这种情况才真正是“伪科学（家）”的行为，因为其中确实存在着有“主观故意”行为的科学家。但是，无论哪家媒体均称之为“科学造假行为”，都不使用“伪科学”这个术语。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只应该由他本人负责，与“科学”并不存在任何关系。

我们认为这场所谓反对伪科学的闹剧，不仅充分暴露出创造和使用“伪科学”这个术语的人，对自己“母语”的“无知”；还折射出了轻信和盲从所谓反对伪科学理论的人们的“愚昧”。何院士关于“科学在无知和愚昧面前竟然无能为力”的说法，不仅有语义学的错误，还不乏蛊惑人心之嫌疑。

笔者不得不再次呼吁：为了“捍卫汉语的规范和纯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说“我宁愿付出代价”！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坚决把“伪科学”这个术语抛进历史的“垃圾箱”；如果不这样做，将来所谓的伪数学、伪海洋、伪房屋、伪红色、伪坚强等等许多垃圾词汇，都会大量滋生蔓延，严重危害着中华先进文明弘扬光大于全世界。

人体科学、中医、气功和特异思维功能，那一项都跟“伪”字不沾边；钱学森院士提倡建立人体科学何罪之有？！

“伪科学”这个术语，是别有用心者不惜破坏汉语的规范和纯洁，用来诬陷打击别人的“左棍子”。查遍汉语辞书都找不到“伪科学”这个词条，究竟在什么时候、中国出现过“伪科学的盛行”呢？

“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格言暴露出了中国的传统是看重“同”，只要你敢“异”，就会受到大家齐心协力的惩治——最终导致产生了倾向于“固守常态”的惰性；西方那种鼓励竞争的专利申报制度，主要着眼于“异”，引领出一种倾向于“标新立异”的进取性。

如果我们倡导“异”、“同”并重，其“效益”不是自然就会更好些嘛！重要的是应该创造一种有利于思维特异者成长发展的氛围和环境。

“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 （1-P451）。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整体社会及其构成社会的每一个机构，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传统”，又何尝不是一种具有很大惰性的“势力”呀！

“要坚持把科学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地位”；“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

胡锦涛主席这段话的主旋律是呼唤“创新”意识的觉醒，高瞻远嘱地为我们指明了未来必须依靠“思维的”人的大方向。

在这个特定时期，国家非常需要那些具有特异理论思维功能的人才站出来，肩负起“强国富民”和“国家安全”的重任——这就是笔者学习胡锦涛主席讲话的心得，写出来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网站简介　投稿指南　特别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