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生、人大交叉研究，对于以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主流科学思想而言，属于创新型的发展；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而言，则属于常规型的继承。李约瑟曾经指出：“近代科学只兴起于17世纪的欧洲，那时找到了作出发现的最佳方法；但当时及其后的发现和发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有赖于以前许多个世纪内中国在科学、技术与医学方面的进步”。这种“发现的最佳方法” 首先是将对象从系统中隔离出来研究，其二是注重量的测定，其三是可以由任何人重复验证。20世纪相继出现的诸多新理论和生命科学的崛起，使得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奖得主、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认为：“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协调性理解的完善结合，将导致创立新的自然观和哲学观”。指的就是未来科学应该走西方和东方文化优势互补之路。

一、 西方文化“隔离”传统的由来

亚里士多德将研究不变存在、寻求本原的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把研究变化存在、描述规律的物理学称为第二哲学。研究“不变”的第一哲学追寻的是“一” （即共性），研究“变化”的第二哲学描述的是“多”（即个性）；共性和个性本属于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而以共性和个性分离为学科分类的依据，是导致西方文化丢失和谐有机整体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近代物理学采用的“隔离法”虽说对精密自然科学的创立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今天通向诺贝尔奖的道路却是“由简单化论的思维取得的。也就是把世界分解得尽可能小、尽可能简单”——其弊端早已是有目共睹。

二、中华文化“包容”传统的肇始

冯友兰曾经指出：《易经》是个空袋子，任何什么事物都可以装进去。李约瑟说：中国思想“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而且从未想到社会之外的人”。这两位大师的话即可以作为对这种“包容”传统的最好注脚。

华夏先民认知的起点是现象论。先民们首先将展现在眼前的纷纭万象分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生命现象三大类，以天、地、人三个概念作为最高抽象，天指自然界，地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及社会环境，人实际指生命而言。现象论的优点是把被认知的对象视为系统看待：人生于自然而组成社会；社会可以作用于人，人亦可以作用于自然；自然条件制约着社会发展，社会势力又可以改造自然。即自然、社会和生命现象是一个动态互补的自组织网络，其间以“人”为联结的纽带。天、地、生、人大交叉研究即是对这种传统理念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