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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吉善 （jishanzhou@126.com） 2007.06
《二论》中提到的何先生者，究竟是何许人也？
答曰：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何祚庥者是也。
对于这样一个头上戴着如此多光环的“人物”，你居然敢出言不逊，是不是有点太可恶了？请允许我先讲三条理由：
1、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懂自己的“母语”,不知道汉语的最基本单元是“字”而不是“单词”；所谓的“科学”并非是一个有特殊“尊严和荣誉”的双音词，《辞海》中解释为：“科学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其意即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可以分别谓之不同的科学，或曰不同的学术分支。。
在汉语中，“伪”字绝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乱用的形容词，被它修饰的主词必须具有“主体能动性”；在不包含“故意”的前提下“伪”可以被释为“假”；如果包含着“故意”，就应该被释为“诈”。假如你要看到“伪数学”、“伪植物学”之类的说法，恐怕也不会不嗤之以鼻的吧。
2、作为“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大概不应该不知道“第一次物理学革命导致经典力学的形成和完成，第二次物理学革命在物理学方面导致经典电动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出现”。“在1800-1815年,拉普拉斯的物理力学具有支配的影响力……1815-1825年‘牛顿范式’的拉普拉斯学派急剧衰败，非牛顿范式的物理学——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热学、以安培为代表的电磁学和以菲涅尔为代表的光学——迅速发展起来”，“正是这后一个方向在热学、光学和电学领域获得极大的成功”（1-P265），才导致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论吧。
牛顿范式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是可以从牛顿“我们必得承认存在一个上帝”（2-P23）这句话中悟出来的。但是，你这个人的悟性似乎太差了点，居然还要“转入宇宙论领域”。“很多人不喜欢时间有个开端的观念，可能是因为它略带有神的干涉的味道（另一方面，天主教抓住了大爆炸模型，并在1951年正式宣布，它和《圣经》相一致）”(3-P55)。
不知道关于大爆炸的“奇点”必须由上帝安排这个问题，你是怎样给博士生们解释的。回答“是”，你就践踏了“科学的尊严和荣誉“；回答“否”，你就是故意说假话，属于货真价实的“伪”。这个问题就回答不了的人，配称为“理论物理学博士生导师”吗？
3、亚里士多德把理论学术分为“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他把形而上学叫第一哲学，把物理学叫第二哲学，即自然哲学。第一哲学研究不变的存在，第二哲学研究变化的存在”；“《物理学》主要讨论产生和消灭（即运动）、空间和时间以及事物变化的原因等物理世界的根本原理”（1-P3）。作为哲学博士生导师，这点常识恐怕不应该没有吧。
由于物理实验证实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允许物质从能量中以粒子反粒子对的形式创生出来”（4-P71），学界就出现了“能量守恒定律不对了”的说法。你在1988年那次“哲学研讨会”上，居然大讲特讲什么“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能量不守恒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垮不了台！当然了，如果哪一天真的证明了能量确实不守恒了，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垮台”。
《开放》杂志2006年4月号的“特别报导”中，崔君达写的“到底谁是伪科学”一文，编者按写道：“崔教授此文作为第一手披露，揭示何祚庥一贯披着马列外衣攀附权贵在学术界欺诈横行的真相”，确实是再准确不过了。
请问：能量守恒与否，属于第二哲学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却属于第一哲学，二者之间相去十万八千里，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真不知道台下由你“导”出的那些博士生该有何感想？
其二、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就肯定不会忘记“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但是笔者可以肯定你不懂得所谓的“质变”属于“生育”的范畴；欧洲人从古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2-P189）。如果放到第二哲学的范畴内讲就是，数学只能描述量变却不能描述质变，哥德尔定理确立至今已经七十余年，你却视而不见，不能悟出质变并不能采用数学思维逻辑进行描述的道理来（《二论》有较详尽的阐述）。
就是这样一个不清楚哲学有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之分；不知道数学只能适用于描述量变、而对质变却无能为力的人，配作一个哲学博士生导师吗？
那些明知自己不胜任而“打肿脸充胖子”者，乃真正的“伪君子”者也！那些明知别人比自己高明，而依仗权势采用卑鄙的伎俩打压别人、如牛顿对待莱布尼兹似的人，当然就应该被列入“深伪”的行列而无疑。
有了这三条理由作为鼎足，我们可就要和这个“人物”分庭抗礼了。
一、保卫汉语的纯洁性
在“二论”第五节我们已经发出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应该担负起“为捍卫汉语的规范和纯洁”，“我宁愿付出代价”的历史责任。不知道何院士是否愿意响应我们的倡议？
前两天央视国际频道中讲：在英国懂汉语保姆的工薪，比不懂汉语的几乎要高出一倍。华夏文明遭受歧视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汉语在许多国家都成了学子们“必修”的“外”语，如果别国也请你去修正“双语标牌”，何院士你自忖能胜任吗？
还有那位十年前写“人物访谈”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肖华先生，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响应我们的倡议？如果愿意，那就请你查找一下“伪科学”这个术语是谁的发明。在“一论”中已明确指出，你在使用这个术语时还是慎重的，首先在把气功称为“瑰宝”的前提下，又加了“一些人假借气功”的条件，才讲了“在与这种伪科学的斗争中，据我所知您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你却没有把好关，让那位向来就喜欢自我标榜的双料博士生导师“受宠若惊”，进而把这个术语从针对“一些人假借气功”，无限放大为“为了捍卫科学，我宁愿付出代价”“与伪科学作斗争”，成就了“人物”作为“反伪科学”集团“旗手”的野心。
笔者自知孤陋寡闻，在我所见到的为“反伪科学”推波助澜的文章中，你这篇“访谈”所起的作用绝不可以低估。你现在必须要查找出使用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不然使用“伪科学”这样的术语，严重破坏汉语的规范和纯洁的第一罪人就非你莫属。因为在访谈中最早使用这个术语的是你，让这个术语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肇始，就是你写的那篇“人物访谈”。
关于象形的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根本差异，只想再补充一点：汉语中的“科学”既可以作名词用，也可以作形容词或副词用；而拼音文字中的名词“科学”为science，形容词“科学的”则为scientific，是不允许混淆的。作为中科院的院士肯定不会不具备这一点常识；实际上你无非就是有意利用这一点差异，将名词科学（知识体系）和作为形容词用的科学（正确的）混为一谈，以此为手段来“混淆视听”而达到你“欺世盗名”之目的。
二、违背祖先的遗训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非常有用的格言。比如何祚庥在接受访谈时讲的：“我今年已经69岁了，古语说七十而耳顺，到了这个年龄的人都很宽厚，与人为善。然而，这几年我却不得不……”——好一个万般无奈、被“逼上梁山”的仁人义士呀！
首先要为你纠正不是“七十”而是“六十而耳顺”，孔夫子曰：“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你在刚满六十岁时，却是雄心勃勃地在“向中国的科学界和哲学界提出挑战”。实际上你在回答记者时心里想的是：我眼看就七十岁了，已经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卷入科技界的‘打假’活动中”，肯定是会更风光、更“抢镜头”的。使你没有想到的是，后边还有的三个字“不逾矩”，是绝对不应该被“贪污”的。
年初你亲口对我说了：“参与太多不好嘛”。是忏悔？是怨愤？我在出门时心头闪过的“活该”，就是对你不守古训的“肯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把手伸得太长”，如果太超越“规矩”所允许的范畴，都总是会受到“天谴”的。
一个既不懂得自己的母语，又不遵从本民族古训的人，即使是头上戴着的头衔再多，在生你养你的祖国母亲的大地上，如果再不遵从“不逾矩”的准则，想要受到尊重是绝对不可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你从来就不知道尊重别人。
依旧是在让你出尽风头的“人物访谈”中，你谈到1945-1947年期间，面对当时国内的形势，在学生们的面前摆着“拯救祖国”和“献身科学”两条路。
“当时有些同学也想出国，由此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最后大家终于共同认识到”：“如果出国留学，也许极个别人能成为‘居里夫人’，绝大多数仍然只能是为别人做出贡献的‘奉献者’。同样是奉献，为什么我们不首先奉献于自己的祖国？”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来是“拯救祖国”，那些出国深造的就不爱国了。
实际情况则是那些出国的，不仅是“献身科学”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不少人都义无返顾地经历了千难万苦重返祖国，诸如李四光、吴有训、王淦昌、钱学森、王大珩、赵中耀等等许多人，都成了我国诸多前沿科学领域的带头人、重要学科的奠基者。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对联好像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能说不是吗？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你假借反对“伪科学”之机，把矛头指向既为“献身科学”又为“拯救祖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受到历界中央领导高度关怀和重视的、经历千辛万苦重返祖国的德高望重的钱学森院士，亲手制造了我国所谓反对伪科学的最大冤案。无端地使用“伪科学”这个涵义非常模糊的术语诬陷别人，跟历史上使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民族英雄岳飞的作法，简直是如出一辙！
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和谐共处、与人为善”的美德，在你的言行中为什么就找不到丝毫的踪影呢？你自编自导自演的牛顿对待莱布尼兹事件的翻版，足以能够证明你不愧是“伪君子”牛顿的忠实信徒和卓有成效的追随者。
三、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何院士
2004年由于“夸克渐近自由”得了诺贝尔奖，华中科技大学的杨建业教授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师作客央视《新闻会客厅》，讲了中国科学家与诺奖三次擦肩而过的事，其中就有何祚庥院士。
真难怪何某人会有那么巨大的一呼而百应的“能量”呢！
其中讲到由何院士等人提出的“层子理论”，“早西方近30年”。何院士为此感到“非常之遗憾”，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研究曾早于美国，成就也非常接近最后的结果。”何院士说，“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的最根本的结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
据杨建业透露，“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爆发，夸克理论组也就随之解散了”。我们认为将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归之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是不公正的；把“层子理论”说成是“夸克理论”，也是错误的。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还是让我们从《开放》杂志的“特别报导”（2006年4月号）中批露的“史实”中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吧。
1966年10月何祚庥等人提出了“基本粒子的所谓‘层子模型’，并发了论文，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基本粒子研究》” ；“他们认为‘层子’这种东西肯定是存在的，并且认为‘层子’也是可分的……不说实验结果如何”，“他们并且大批‘夸克模型’是数学唯心主义等等”——实际上“夸克模型”是1964年提出来的，比“层子模型”早了两年；“夸克模型”是用数学描述的，而“层子模型”则是用“思想”指导出来的；后来对“夸克模型”的研究，国外“都把实验结果放在第一位”，而提出“层子模型”的人却“不说实验结果如何”。
杨建业教授看到这组“比较”后，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想？
何院士周身的光环确实够迷人的，还是请不要忘记爱因斯坦的教诲：“如果你们想要从理论物理学家那里发现有关他们所用方法的任何东西，我劝你们就得严格遵守这样一条原则：不要听他们的言论，而要注意他们的行动”（2-P337）。
另外，我不得不告诉大家：1966年何院士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基本粒子研究，到了1988年又建立起了能量守恒定律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像这种能够将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紧密结合起来的哲学家，古今中外唯此一人而已——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种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读懂”的高深莫测的怪论，简直是瞎扯淡！那种“最原始”、“次原始”的说法，让我们这些听的人都为炎黄后裔感到无地自容，何院士却有脸到处去吹嘘。呸！！！
那就让我们看看何院士的“行动”吧。
1995年底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质量报三家共同约天津大学崔君达教授进京谈谈对“层子模型”的看法；1996年初《光明日报》记者要崔君达写一短文投《光明日报》，稿子寄出后但是“长时间无音信”。“原来是何先生知道后强要《光明日报》勿发此稿”，并且“拉了一群院士抢先发一稿”，意思是你的理论要想发出，还得等到猴年马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光明日报》在1996年2月26日科技苑栏目中还是发了崔先生的《夸克存在吗》？
随后就出现了《二论》中提到的何院士自导自演的“牛顿对待莱布尼兹伎俩的翻版”；崔先生“连写了三篇文章进行答辩，可是《科技日报》拒绝刊登”。接着是“何先生还从北京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四川，召集了一系列会议，说我的理论是‘伪科学’，必须批判”；1996年11月25日“《中国科学报》（中科院机关报）上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七十二贤人对我的不指名的指责、批判”。
当“那些记者朋友们对我讲了他们都被叫去谈了话以后，我就感到我已孤立无援了。不说别的，只是中科院的理论物理所、物理所和高能所，再加上一个北大物理系，人家团结在一起，在中国，谁敢惹？”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崔先生不得不给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及著名学者“发了九封挂号信，申诉我的理由”。
所幸的是《科技日报》最终还是发了崔先生的“答辩”文章，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天，即1996年12月2日，《中国科学报》上也刊出了李政道先生的一篇文章，指出“夸克存在与否是一个大谜”。
何祚庥院士导演的这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崔教授的文章在美国发表了。“1999年，作者（崔君达-笔者）和R.M.Santilli教授又一次指出：‘实在的’夸克和层子是不存在的（Fundamental Open Prodlems in
Science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p285,p1022）”。
同年八月，在斯坦福召开的国际高能物理学会议上，基本上否定了夸克概念（见2000年6月20日纽约时报，G.Johnson的文章）。
2001年2月14日《科技日报》以“科学家发现背离标准模型的现象——创建30年之久的粒子物理理论受到严重挑战”为题报导说：“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最近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的11个研究机构的同行们一道，通过对μ介子所进行的一项长达3年多的实验所得结果初步计算分析后发现，实验结果与粒子物理理论标准模型的预言相去甚远。若该实验现象今后获得进一步的证实，标准模型在粒子物理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将不复存在”。
就是在何院士心想以“层子理论”获诺贝尔奖的“美梦”大受挫折时，《中国青年报》记者肖华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他递上这根“伪科学”的“左棍子”。
我们不尽要问：中国的科技战线为什么总会呈现“多事之秋”的局面呢？不难看出何祚庥就是一个为害忒深的总根子！
作为双料博士生导师、“解放以来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科学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开放》杂志“特别报导”）的、“层子模型”的主要创始人的“画皮”被完全剥去之后，这条“百足之虫”为什么会依旧死而不僵呢？请看“直言了”发表在网上的“何祚庥打着红旗投降了”中揭露出的：
“请何祚庥对自己在科学院官方网站发布的履历做个真假属实与否的说明：你的履历把你自己揭露批判1999年搞动乱的组织作为你的最大政治资本。可是，新华社发表的文献证明，早在1996年和1997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早已经处理了那个组织。事过两三年之后，你如何成为该组织能搞起动乱活动和你能成为批判该组织的人物呢？你的履历那些内容是真是价？若你的履历说法是真，那就是新华社报导作假了？”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对于戴着院士头衔的人，“国家法规明确规定，履历作假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是要严厉管制处理的”。
跟韩国黄禹锡的“科学造假行为”的性质完全相同，可又有谁来管这些呢？！
从这个劣迹斑斑的跳梁小丑身上，折射出了许多方面的东西：有涉及科研体制的，有涉及媒体自律的，有倚仗权势横行无忌的，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还有“有法不依”不敢触动“权威”的……平民小百姓虽说无法干预，但是……
中央已经决策要在十五年内把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十年前就已经声名扫地的“人物”，为什么还会如此猖狂？究竟应该由谁出面管一管这些“害群之马”呢？科技界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时代，什么时候才是个了结呢？
近两、三年我的经历足以证明，十年前由何院士之类“权威”把持着的科技领地，依旧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请看sea 3000 net/zhoujishan中“挑战百年来的理论权威”。
《发明与创新》（2005.9）中向群摘编的“第242次香山科学会议交流材料”中指出：“卫星定位问题与相对论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我所发现的正是由于爱因斯坦的“疏忽”，导致存在于理论中百余年来的错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尚且如此，其余的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自古就有科技在民间的传统，十五世纪之前中国科技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要想“创新”，就应该反思一下十五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走过的路！
何院士马上又要拍案而起，唾沫星子四溅地说：那是复古！“是伪科学”！
有谁还会再相信他的鬼话呢？！
四、何先生的专利“伪科学”
《开放》杂志的“特别报导”中写道：“去年何先生在一次给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们演讲时，有学生问：‘你为什么说崔君达的理论是伪科学？’何先生答：‘因为他说夸克模型是伪科学’。请注意：这是不讲理！在此之前，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讲过甚么是‘伪科学’的话！！！‘伪科学’这个词是何先生用作左棍子专门打人用的！这是何先生的专利！我岂敢问津？！”
请问何院士，中医怎么招你惹你了，你也要说“中医是伪科学”呢？总不会是中医也说你“何院士是伪科学”了吧？相信你还会找出“恰当理由”的；就是这个“一生未写出一篇像样物理学论文的院士”（5）、理论物理学博士生导师，凭他自己独创的特殊语法逻辑，什么样的怪论都有可能被创造出来。
一时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关系，那就请回答下一个问题吧。
请问何院士，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一个出生于1927年的中国孩子，在你1947年进入“清华”之前是否害过病？吃的什么药？除非你的祖上“里通外国”，家里积攒了够两三代人使用的“西药”，就绝对不会有你这个生命体！另外，你的祖辈还必须精通“西医”才行。
凭你那巧舌如簧的应变能力，我猜着你会说：“我就是没有吃过中药”。
那就请你再回答两个问题：你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你的父母，你的祖辈看过中医、吃过中药吗？如果还想狡辩，我就向上再追问三、五代。没辙了吧！
我要非常郑重地告诉你：正是中医、中药养护了你的太太祖辈、太祖辈、祖辈、父辈，才生出了你这个不肖子孙。如果你何祚庥的祖辈、父辈有在天之灵，他们会不肯再认你这个能为他们“光宗耀祖”的中科院院士的。
趁着封住了何院士臭嘴的机会，我们还是讲点正经的吧。
世界上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凡是能够繁衍生息上千年的，都必须有适用于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的医药学。一个被称为世界三大文明古国、有着光辉灿烂文明的国家，它的医药学居然成了“伪科学”？！
除非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或者是一个拜倒在洋人脚下、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甚至连自己这个生命体由何而来都不清楚的“行尸走肉”，谁会把养护了自己民族成千上万年的医学说成是“伪科学”呢？
大概你是决心要把属于自己的“专利”，看得比自己的人格更重要；或者是决心要做一个“从心所欲”地与祖国、与人民、与被全世界公认的中华先进文明为敌到底的丧心病狂者，永远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吧。
另外，我们觉得还有责任告诉你：发展中医已经被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且政治局委员吴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说明：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尤其是我国应用中医药原理控制和治疗“非典”的成功，中医药已经受到了不少发达国家的青睐。最好还是卸下你那总因为“曲光”而变色的眼镜看看吧。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医药专家曾经调侃地说：由于何院士把中医打成“伪科学”，中医药研究院的牌子换成了“中医科学院”，吴仪参加了揭幕式。应该说他还是“功不可没”的嘛。
“知耻者勇”，又是一句古代格言。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自己的狂谬“划清界限”了。只要不再与中医、与中华民族、与伟大的中华先进文明为敌，素有“海纳百川”之包容精神的祖国和人民，是不会抛弃你这个院士的。
如果你“义无返顾”地一意孤行，必将难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可悲下场。
五、“人体科学”何罪之有
涂建华在《科学无神论》中国伪科学史·第四章 第二节“人体特异功能”中写道：“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钱学森一直在（长达10余年）不遗余力地构建所谓人体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三项：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并特别注明这是在征得司马南同意后，引用他的原话。
请作者原谅我没有来得及拜读全文，只在www.kxwsl.com网上摘录了这两句话。需要请问的一点是，不知道你在开篇明义的地方是否给了科学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是按照汉语的规范在恰当地使用伪字。不过这都无所谓，因为你已经注明了这些话的出处，可以认为和你没有关系。
因为钱学森构建“人体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所以他对“中国伪科学的盛行，负有主要责任”。我们把引用的两句话改为这样说，没有篡改作者的原意吧？
笔者觉得要讨论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就必须采用“只对事，不对人”的方法才比较妥当。因为你在书中说“钱学森在宣传所谓的人体科学时，始终把于光远先生作为一个对立面”；而另一方则说是“何祚庥、于光远指使司马南攻击钱学森”，我认为这都不对。因为双方都是围绕着“科学”在争论，首先就必须对“科学”这个范畴有所共识，不然的话就难免会南其辕而北其辙。
首先我们来讨论人体科学。
笔者认为想构建一门把人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没有错。
依据传统把自然、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分别叫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把思维作为研究对象的叫做思维科学；把人体本身、人的生老病死以及人体所具有的功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一门交叉学科，又何罪之有呢？
“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始终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6-P49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是这样对学科分类的；只不过是学术界都只在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少有人指出思维科学就是研究“人脑功能”的一门学科而已。
“西方人把自己与思维等同起来，而不是与有机体等同起来，这就把存在于身体‘内部’的自我分离出来，而从身体内部分离出来的思维徒劳无益地想控制它”（7-P10）。这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人把“自己”（即人）分为“物质的”人和“思维的”人，进而想用“思维”去控制“物质的”它。近几十年蓬勃兴起的生命科学，所研究的就是包括人在内的“物质的”生命体，遗传密码DNA的破释，可以说是已经研究到了人的“物质结构”最基本的构成单元。
但是思维科学却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主要的缺陷仍然存在于“生育”这个范畴。即使是对接收信息、神经传导和思维的逻辑规律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由神经元接收到信息之后，怎样在头脑里生育出“命题”、怎样将它“存储”在脑子里，及其如何将这些被“记忆”的信息随时提取出来用于交流，或者是将它组合成“思想”、进行创作等问题，目前都还所知甚微。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和物质是“最抽象的对立”（黑格尔语），于是跟人相关的学科就有了思维科学和生命科学之分。依据华夏先民将所能看到的“现象”分为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和生命现象，本来就应该将“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称“学问”）分为自然学、人文社会学和人体生命学三大学科，或者叫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8）。实际上所谓的人体科学，就是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思维的”关于“人”自身的一门学科。如果有兴趣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可以参阅2000年1月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上的拙作“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刍议”，见sea 3000.net /zhoujishan。
其二、讨论人体科学的核心部分。
把中医划归人体科学似乎有点不妥，因为医药学是用于保障人体健康的一门学问，而人体科学研究的只应该包括“物质的”人和人体所具有的“功能”——比如人为什么会有知觉、为什么具有自主意识、为什么会思维、为什么能创造、睡眠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等——两大部分。
如果涂先生同意这种说法，按照你原来的思路，所谓的人体科学就应该只包括气功和特异功能两项，本人建议再加上人体结构，依旧是三项核心部分。
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所谓的气功，是先民们用于养生健身的方法，其目的主要在于“健身”，跟中医有点相似。和中医不同的是，在运用气功健身的时候，通常都有“思维”的参与，较中医跟人体科学的关系确实密切些，免强可以算作人体科学的一项内容。
在我们国内，对于气功历来是有定评的；近些年又受到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关注，评价也是相当不错的，比如去年我国派出的养生气功代表团赴欧洲多个国家表演，据我所知是“载誉而归”的。再说中央和各省市电视台每天早上都有健身节目，其中有的是“操”、有的是“功”，名声颇为不小的就有一种从印度传来的“瑜珈功”。见于报端的就有，“气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肖华先生在“访谈”何院士时就是这样讲的。
究竟为什么会给气功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是应该认真仔细地考证一下的。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指出的，中央已经明确表示了对待中医药事业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典”使得全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医药刮目相看了；国家又派表演团出国表演气功，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还要说中医、气功是“伪科学”，恐怕就有点跟中央的决策唱对台戏之嫌疑吧。小心只把眼睛盯在一个“我”字上，一意为了泄私愤，不知道顾全大局，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呀。
肖华接着那句话讲的是：“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假借气功欺世盗名，混淆视听”——任何言谈、理论都是有特定对象、特定时间限制的，绝不应该采用以偏盖全的方法去作随意的抽象和推广。何院士的回答也还客观：“我只是尽一个科学家的责任，揭穿他们伪科学的骗局罢了”。
依据这段对话，肖、何二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所谓的伪，都必须对具体的人而言——究竟应该如何保护汉语的规范和纯洁，这段对话是可以作为一个典范的。
后来，何院士的情绪可能有点失控，就口无遮拦地将科学和伪科学说成是一对势不两力的矛盾，从而惹来了以后的许多麻烦。上一节笔者已经对他晓之以利害，他还没有对我的期望作出明确回答，所以这一节我就不再和他对话了。
最后讨论特异功能。
《汉语词典》将“功能”释为“功用”，进而又将“功用”解释为“事物效益之显著者”。据此可见，功能、功用都属于抽象概念，不能满足“眼见为实”的要求；所以又对“功用”所能产生的结果，给出了可以“定量”进行比较的一种客观标准。由此看来“功能”这个概念就应该是与“物质的”人无关、而只跟“思维的”人相关的术语，通常并不能满足眼见为实的要求，却是可以产生“效益”的。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6-P465）。
“实证的知识材料”的积累和“理论思维”是人类认知客观事物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显著特点，第一个阶段的主要要求是“眼见为实”；而在第二个阶段这种“经验的方法”可就不管用了，这时候就应该由“思维的”人出来工作了。
“天赋的能力”，可以解释为“与生俱来”的能力；人与人的差异就突出表现在天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之不同。比如同班的孩子，有的人老师讲一遍就可以理解、记住了，有的讲三遍他还弄不懂，即使是可以“死记”下来，过两天就又可能全忘了——这种“理论思维”能力的差异虽说与“物质的”人不无关系、即大脑的结构有所不同，但是却集中表现在“思维”的层面上。
不同人作用于同一“事物”所产生的“效益”往往会有很大差异，其功用来自于“物质的”人和“思维的”人两个方面。年轻力壮者比老弱多病者“效益显著”，属于“物质”层面，具备眼见为实的特点；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换了领导，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属于“思维”层面的“功用”在起作用，这一点往往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关于“思维”也能产生“功用”的问题，不能满足眼见为实的条件，所以恩格斯才说“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而人们却往往都不肯去“使用”自己的思维，而总是盲从于别人、人云亦云。
不同的人“思维能力”的“功用”所产生的效益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一点无须举例即可以人人自明。于是就有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格言；就有了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表演艺术家……各种各样差异极大的专业行当。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却都处在差异不大的普通民众的阶层，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类社会中关于“思维的”人的真实情况。
思维能力是“特异”生产力。邓小平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任何科技成果无不源于“人”的灵感思维。既然“第一生产力”已经被“成果”所占有，能够“生育”成果的思维当然就应该被名之曰特异生产力嘛。
人与人理论思维能力的功用（即功能：可以依据事物之“效益”予以区分和判定）天生就存在着很大差别，那些跟普通的“平均状态”不同的就是“异”；对于那些差异极大的，就可以称之为“特异”，这样讲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在半月前（4月1日），央视国际频道播放了台湾有四、五个患有“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为了在将来自己离开后，这些连语言表达都存在障碍的孩子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自动地聚集在一起共同开发这些孩子的智力，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进而构置土地建了一个“肯纳园”，
吸引来了更多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
讲到这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主持人介绍他们大都具有一种特殊功能，有一个孩子会速算，问他18×15是多少？马上回答是270，语言表达都显得有点困难。还有一个孩子，主持人说他“头脑里有本万年历”，问他两个月前的某一天礼拜几？答曰：礼拜四；再问他三个月后的某一天，乃至二十年后的某月某日礼拜几，都能马上回答出来，查对后均正确无误。
针对这个随手拈来的例子，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孩子虽说不具有普通孩子的“思维”能力，对于计算却“异”于平常的人；而第二个孩子，简直就可以称之为“特异”了。主持人称有“特殊功能”，其实就用“特异功能”也并无大碍。
在对功能这个概念不厌其烦地作了剖析之后，我们要说的是：所谓的“特异功能”也并非是什么洪水猛兽，问题只在于怎么合理利用不同人“特异”的长处。
如果有人想“假借”这种“特异”混淆视听、欺世盗名，或者是蛊惑人心、聚敛钱财，当然就应该予以揭穿、坚决打击，甚至绳之于法。但是其对象必须是有假借行为的具体的“人”，而这种行为与“科学” 根本无关，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科学”大张旗鼓地去反，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去年曾经揭露出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克隆的领域造假，文章在美国的一流刊物发表后被揭穿；据有关报导我国也发生有这种事。实际上这种情况才真正是“伪科学（家）”的行为，因为其中确实存在披着科学家外衣的有“主观能动意识”的人。但是，无论哪家媒体均称之为“科学造假行为”，都不使用“伪科学”这个术语。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只应该由他本人负责，与“科学”并不存在直接关系。
我们认为这场所谓反对伪科学的闹剧，不仅充分暴露出了创造和使用“伪科学”这个术语的人，对自己“母语”的“无知”；还折射出了轻信和盲从所谓反对伪科学理论的人们的“愚昧”。何院士关于“科学在无知和愚昧面前竟然无能为力”的说法，不仅有语义学的错误，还不乏蛊惑人心之嫌疑。
笔者再次呼吁：为了捍卫汉语的规范和纯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说“我宁愿付出代价”！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坚决把“伪科学”这个术语抛进历史的“垃圾箱”；如果不这样做，将来所谓的伪数学、伪海洋、伪房屋、伪红色、伪坚强等等许多垃圾词汇，都会大量滋生蔓延，严重危害中华先进文明弘扬光大于全世界。
“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格言说出了中国的传统是看重“同”，只要你敢“异”，就会受到大家齐心协力的惩治——最终导致产生了倾向于“固守常态”的惰性；西方那种鼓励竞争的专利申报制度，主要着眼于“异”，引领出一种倾向于“标新立异”的进取性——如果倡导“异”、“同”并重，“效益”不是就会更好些嘛！
“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6-P451）。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整体社会及其构成社会的每一个机构，长时间以来形成的“传统”，又何尝不是一种具有很大惰性的“势力”呀！
“要坚持把科学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地位”；“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胡锦涛主席这段话的主旋律是呼唤“创新”意识的觉醒，高瞻远嘱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在这个特定时期，国家非常需要那些具有特异理论思维功能的人才站出来，肩负起“强国富民”和“国家安全”的重任——这就是笔者学习胡锦涛主席讲话的心得，写在这里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参 考 书 目
（1）董光璧等著 世界物理学史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年
（2）文池主编
宇宙简史
线装书局
2003年
（3）(英)霍金著 许明贤等译 时间简史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5年
（4） (英)霍金著 杜欣欣等译 霍金讲演录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5年
（5）向春华
黄幸良 尹晶晶 也谈科学警察载
《科技日报》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7）卡普拉著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
（8）周吉善
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刍议
江西社会科学
2000年1期
附言——
5月12日央视一套中午和晚7点新闻，两次播放美国人发明了使用意念操纵的玩具，可以将人的两只手解放出来。原理是将产生意念的脑电波放大成电磁波，以之为指令来调控玩具内的电子原件——如果此事属实，足以能够说明：人的意念具有动力学效应！
由反牛顿范式发展而来的揭示真正自然规律的物理学，使用电磁理论解决了只相信“眼见为实”的牛顿力学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适逢其时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未来科学必须以非牛顿范式物理学为典范，彻底从“必得承认存在一个上帝”的“伪科学”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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