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因斯坦留下两个计算狭义相对论效应的公式：

………………（1）

………………（2）

爱因斯坦用（1）式讨论的是“光”，ν当指频率而无疑；用（ 2）式讨论的是“钟”，还特意注明ν0为“时率”，很显然两个式子并不具有相同的物理意义 （（1）式并没有出现在原著中，是我们依据原著中的普适公式导出的结果） 。

在传统的物理学理论中，却都是使用讨论“钟”的（2）式去解释“光”现象就未必合适。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证明，若将两个公式中的ν和ν 0 理解为同一个物理量，（1）式遵从能量守恒定律，而（ 2）式却不遵从（附件 1中具体讨论了这个问题）。

2、“四位国内研究相对论的权威专家”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委办函 [2006]188号）却说：

“两个公式均是正确的。其公式的物理实质均源于相对论中的运动时钟变慢效应，只是适用的物理条件不一样”。 （1）式“适用的条件是光源静止，而观测者在运动”；（ 2）式“适用的条件是光源运动，而观测者静止”。

我们使用物理方程推证的结果（详见附件 2）是：

当“光源运动，而观测者静止”时，依旧只能得到（1）式 而不是（2）式。

因为（ 2）式讨论的是放在转动圆盘上的“钟”，根本就不属于惯性系范畴，“权威专家”怎么能连这点常识都忘记了呢？

3、相对论讨论的物理现象根本就不属于惯性系，传统依据惯性定律去解释它，或者是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责难，都是没有物理学依据的。

有这样三个中国人 ——周吉善用物理方程、陶惠钧用实验、马青平用逻辑，不谋而合地共同证明：狭义相对论的时间效应是“时间收缩”，而不是传统所谓的“时间膨胀”。

马青平博士1997年至今在伦敦的MSD研究中心工作，写了一本《相对论逻辑自洽性探疑》，他在书中指出：有些相对论教课书推导出的“长度收缩”和“时间膨胀”存在着逻辑问题；“狭义相对论内在逻辑应该得到的是‘长度收缩’和‘时间收缩’”。

20年前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的陶惠钧工程师就做过这类实验，因为得不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其结果没有公开发表。被收在“ 2005年全国时间频率学术交流会文集”中，其结论是：

从定性实验结果证明了从高温转入低温时HP5061A的频率降低了约为 1.8×10^-13～ 2.2×10^-13，所以二次多普勒频移项前的符号应该是“＋”号。

4、由于狭义相对论带来的时钟“变快”或“变慢”的效应都很小，这种在理论上由“变慢”修正为“变快”的改进，在实际应用中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权威专家”在“复函”中这样写道：“对于实际的GPS系统，卫星上的钟 B比地面的钟A走得慢，为了使卫星发射后钟B的读数与钟 A一致，应在卫星发射前预先将钟B走的频率调快一些，这样卫星发射后钟 B的读数与钟A的读数可保持一致。（以上分析忽略了引力效应，对于实际的 GPS卫星，地面钟A的频率为10.23MHz，卫星钟 B在发射之前不是调快，反而是预先要调慢0.04567Hz，这主要是考虑了地球引力效应后的修正）”。

依据“权威专家”的意见，我们这些GPS卫星的门外汉可以增长如下的知识：

一是狭义相对论效应在实用中是列入考虑范围的一种“贡献”；

二是调慢0.04567Hz是在扣除了狭义“贡献”应该调快的数值后的一个修正数据，虽说“权威专家”并没有泄露应该调快的具体数值为多少；

三是由“钟变慢”改为“钟变快”引出的结果，是应该在调慢0.04567Hz的基础上，反过来调快 2倍的狭义“贡献”，才可以成为更精确的修正值——其实用意义是很明显的。

5、400年的物理学史告诉我们：数学、逻辑和实验，是三种验证命题真伪的最有效的科学方法。围绕运动时钟到底是“变慢”还是“变快”这个问题，“有这样三个中国人”可以说是已经将“解数”用尽，却得不到我国“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一是在中国本土上的有些“权威专家”学阀气焰嚣张而崇洋媚外。

比如有一位不可一世的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所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于1995年发表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的名言就公开讲道：

“试图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或科学事实是伪科学的典型特征”——如此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哲学家居然不懂得，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永远都逃不脱“否定之否定律”的制约。

如此地“伪科学的典型”帽子满天飞，在中国大陆本土上的科研工作者，有谁还敢“越雷池一步”呢？

二是科学领域有一条不成文的金科玉律，那就是“孤证不足以为证”，也就是说实验必须是可以被别人重复的—— 20年前陶惠钧就已经完成的实验，由于缺乏理论先导的支持，不被“科学共同体”认同是可以被理解的； 《发明与创新》（2005.9） 中向群摘编的“第242次香山科学会议交流材料”中指出：利用GPS 对洛仑兹收缩进行观测，一直不太理想；“卫星定位问题与相对论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说明围绕这个问题还存在着不少未知的东西。

我国那些真正有责任心的科学家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神舟五号副总设计师、火箭总指挥黄春平，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所做的提案被“四位国内研究相对论的权威专家”封杀了；我向国防科工委再三请求跟“权威专家”直接交流被拒绝，原因就在于面对数理方程而不是思辨的解释，他们确实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个专门研讨时间频率的大会上，我郑重发出诚挚的吁请：

期望能有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这样的中国人”，投身到这个课题中来，重复完成 20年前陶惠钧就已经做过的定性实验，进而再做一个定量的实验获取数据，从而建立起一个描述运动时钟随速度而“变快” （绝不是传统所谓的“变慢”）的物理方程，敢于对西方科学100 年来的结论说声：

不！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