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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问题(征求出版商与征求评论稿，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摘要: 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了，唐山地震灾害的经验教训究竟在哪里？这不仅是中国地震学界、中国人、也是全人类地震工作者、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了，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盼望着中国地震系统有人能对唐山地震的漏报问题给予一个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回答！唐山地震也好、印尼地震也好，最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全人类都要根本转变地震预报战略观念”，就是“地震可报，人人有责”，就是群众必须有防灾意识、防灾知识、防灾技能，明白对地震之类强烈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自己应该参与、能够参与、必须参与！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群测群防! 关键词:唐山 地震 漏报 经验 教训 群测群防 前言 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了，唐山地震灾害的经验教训究竟在哪里？这不仅是中国地震学界、中国人、也是全人类地震工作者、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作为对唐山地震的科学总结，中国地震系统出版了不少书和文章，值得注意的一是地震出版社陈非比等人1979年编著出版的《唐山地震》[1]，一本约十万字的小冊子；一是1982年国家地震局《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编辑组编写出版的《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2]，一本约七十万字的洋洋巨著。作为社会的声音，八十年代初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顾迈南、刘剑钊、郭远发撰写了《地震预报-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3]，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协办的《报告文学》杂志以第五期增刊发表了唐山灾难亲历者、唐山作家张庆洲的力作、颇有争议的《唐山警示录》[4]，约十万余字。值得关注的是对于这本书，前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为它作了序，指出：“张庆洲是河北作家，亲历了唐山地震的惨烈。《唐山警示录》是本土的，浸着血泪的著作。我希望人们多路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尽最大可能的减少自然灾害给人类的灾难”。继任局长陈建民在2005年12月3日《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答记者问时却说：“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但有关当时地震部门对民间预测不重视才导致惨重伤亡的传闻则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科学的”[5]。2006年1月6日《中国地震局2006年度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开幕式上陈建民又说：“去年，个别杂志刊登文章，对所谓的唐山地震漏报谈了一些观点。之后，有些网络和报刊进行了转载。类似的这些报道内容，只采访少数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忽视了当时一大批从事地震预报探索和进行震情跟踪的专家的意见，其中很多内容与当时的真实情形不相符。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地震工作者从事预报实践的积极性，不利于地震预报的科学探索”[6]。在1月8日该会的闭幕式上连任的第一副局长岳明生对此问题表态：“去年个别媒体刊载《唐山地震启示录》等文章，曲解唐山7.8级地震未能做出短临预报的真相，把科学问题政治化，复杂问题简单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分析预报人员的积极性。对此局党组已经多次表态，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建民局长在前天的报告中又再次提到这一问题，他说：“类似的这些报导内容，只是采纳少数当事人的观点和看法，忽视了当时一大批从事地震预报探索和进行震情跟踪的专家的意见，其中部分内容与当时的真实情形不相符，也不符合地震预报的科学的真实水平”。我希望与会代表要把局党组的态度、建民局长的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位从事监测预报工作的同志，并以此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7]。对同一个问题、对同一本书中国地震局的主要领导者态度如此不同，甚至对立，这在中国地震科学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如何了结？我们不防拭目以待！ 其他学者的总结 唐山地震过去三十周年了，之前的海城地震、龙陵地震都做了较好的预报，取得了明显的减灾效果，之后的松潘地震虽然拖的时间长了些，也毕竟是早有预报，而偏偏最大的、发生在百万城市中心地下的、最重点监视区的、中央最关心的、异常最多的、最强烈的唐山地震没能报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全是自然的原因、地震不可知、不可报吗？没有人为的失职吗？没有人为的失误吗?不需要探究原因、不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吗？时过三十年了，为什么唐山地震漏报问题还像某些人头上的秃疤、脸上的麻子谈不得、碰不得？ 关于唐山地震漏报问题许多当事者都做过总结。地震出版社陈非比女士的丈夫贾允年先生就是这次地震遇难的地震工作者之一，她主编的《唐山地震》统计动物异常2093起，震前1-2天占80%以上，地下水宏观异常742起，震前1-2天的占548起，其它10大类微观异常都有变化。在该书的结束语最后写道：“唐山地震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突破临震预报关，实现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我国地震工作方针，坚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防工作。唐山地震前，各种宏观前兆现象是非常丰富的，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反应也十分强烈。有些群众发现宏观前兆后，迅速采取自卫措施，取得了一定的防震效果。今后，在地震危险区和重点监视区，一定要使地震知识宣传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从它字里行间明显可看出群测群防重要，唐山地震前这点明显做得不够。梅世蓉是唐山地震前地震分析预报中心主任、首席预报专家，《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是她主编的。书中她也承认：“应当说，当时已模糊地觉察到有情况，但又看不准。当然，如果当时没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适应震情需要的措施能及时落实，对震情的分析，可能会做得好些（序言2页）”。这本书统计动物异常为2202起，其它宏观、微观异常也比前本书更多，但遗憾的是直至该书最后《几点认识》的十大认识中，尽管第四项认识谈到：“在预测强烈地震的发震时间问题上，掌握短期、临震前兆至关重要”，却没有片言只语提到群测群防问题、提到群测群防重要。她不重视不关心群测群防问题还可从她回答张庆洲采访时的言语中看出来：“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首席预报专家不仅唐山地震前，就是唐山地震后几十年也不知道群测群防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群测人员关于唐山地震的预报意见，这能说明当时地震局、当时的首席预报专家坚决贯彻中央的地震工作方针、重视群测群防了吗？作为唐山地震幸存者的张庆洲只不过想找出一点可汲取的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指出“当时地震部门对民间预测不重视”怎么就“不客观、不科学”了？怎么就“曲解唐山7.8级地震未能作出短临预报的真相，把科学问题政治化，复杂问题简单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分析预报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至今尚未见到有人敢拍着胸脯说唐山地震前群测群防工作做得完美无缺了、唐山地震无论如何也不能预报。80年代初期顾迈南、刘剑钊、郭远发撰写的《地震预报-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唐山地震漏报以后，那种所谓的慎重论和怀疑论又抬了头。有些专家说：‘目前的观测手段和预报方法太简单’，‘如同看图识字’，‘有的地震即使报出来了，从理论上也说不清楚’。‘有些同志还主张把地震预报只交给专门人员作为探索性的理论课题慢慢加以研究，什么时候理论上‘过关’了，搞出些模式，什么时候再考虑预报”。“有些专家至今并没有认真分析过各台站和群众测报点震前观测到的各种异常资料，他们又有什么根据说这些资料‘没有多少价值’呢？……轻视这些珍贵的资料和可行的方法，轻视已有的经验，甚至对之持否定的态度，是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 作者的总结 作者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一个唐山地震预报工作和灾难的亲历者曾多次撰文谈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问题[8-15]。唐山地震十周年时作者撰写了《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在哪里》[8]？总结出了六条经验教训：第一，使我们认识到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并不标志着地震预报的过关，不能盲目乐观，要达到有把握的预报还要走很远的路。第二，唐山地震并不是在地震工作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地震战线相当多的同志都在围绕它做着工作，且已明显地有了紧迫感，危机感。负责京津唐地震预报的汪成民等同志7月26日已和北京地震队进行一天的会商，27日并已向国家地震局领导作了汇报。第三，地震预报工作必须长中短临结合，对中长期地震趋势心中无数是搞不好短临预报的。在有大震背景的地区出现宏微观异常时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侥幸麻痹的思想要不得。第四，唐山地震的漏报既有地震预报尚不过关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这次地震要求做到：1976年7月28日凌晨将在唐山发生7.8级地震这样准确的预报是不现实的，但是若局领导对中长期地震趋势有较明确的认识，对震情工作抓得紧些，提前几天发出有中强地震的预报不是不可能的。第五，唐山地震的惨重损失更说明了地震预报的重要性，而不说明地震不可知，地震不可预报。它只能激励地震工作者努力搞好这项工作，而不应使我们灰心丧气，放弃预报工作。地震科学是在地震预报的实践中逐渐发展的，实际的需要是地震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幻想地震预报有十分把握后再用于实践是不切实际的。当然这并不是主张随意地发布地震预报，使虚报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地震预报采取何种方式是要认真研究的。第六，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有丰富的地壳运动，地震活动方面的资料，有专群结合的科研队伍，这是我国地震战线上的两大优势，我国有能力在地震预报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这两条用好了就易成功，忽视了这两条就要导致失败。唐山地震过去10周年了，事前没能及时做出预报，震区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深刻地总结出这次漏报的经验教训，改进我们的工作，尽量避免唐山地震悲剧重演，才是我们最好的忏悔”！ 1987年12月7日在《征兆地质学与地震预报》[9]一文中指出：“1976年唐山地震漏报在许多人眼里是地震不可知，地震不能预报的象征，这其实是某种程度的误解。无论如何， 海城地震大大丰富了中国地震工作者对地震科学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处于较低认识水平的海城地震之前能对地震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报，而处于较高认识水平时却又漏报了唐山地震呢？问题在于唐山地震漏报有学术问题，又不尽是学术问题。从学术上来说，尽管海城地震作了较为明确的预报，使中国地震工作者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但毕竟是有限的一步，而且地震工作者对这些认识参差不齐，对今后地震趋势看法不一，绝大多数学者包括负有重任的权威学者认为华北地震以后将趋于平静，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其次，尽管唐山地震前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常，但它毕竟是在海城地震，尤其是和林格尔地震之后不太长时间，许多宏观现象只是在临震前较短时间才出现，更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明显前震，不仅从当时的认识水平，就是今日将唐山地震和海城、松潘地震对比一下，它仍然没有后两个地震宏观前兆出现的时间长、起落的幅度大，加上这些异常距海城地震、和林格尔地震时间之短都是中国地震史上前所未有的，要求在唐山地震之前作出完全合乎事实的判定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唐山地震不能预报。中国地震学界认为唐山有可能发生地震的大有人在，有些学者已根据历史地震指出过唐山地区有8级背景，北京地震队根据异常情况已向北京市委、国家地震局告急，国家地震局京津唐地震预报小组在7月26日和北京队作了一天的紧急磋商，7月27日京津唐地震预报小组向国家地震局领导人员汇报，请领导决定是否发布预报，在未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当夜发生了唐山7.8级大震。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果主管地震预报的权威学者和局负责人对京津唐地区中长趋势背景有较合理的认识，责任心再强一些，提前几天关注这件事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发布一个京津唐地区有中强震的可能性的预报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应该的。因此，唐山地震的漏报有学术上的原因，也与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某些人的渎职有关。地震科学也像其他科学一样，其水平是以少数有造诣的学者所达到的水平来度量的，不能以普及的水平或某些要职人员的水平来衡量。地震预报不纯是个学术问题，它还要受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都不应也不能要求所有人员都有一致的认识，地震科学也像其他科学一样要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发展、逐渐完善，决不能要求地震科学完善到准确无误时才用于实际预报，漏报和虚报都是地震科学中的正常现象，当然应当尽量减少它，还要实事求是地找出主观客观原因，唐山地震之后10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中强地震，从中长期角度看每个地震都有学者作过较为明确的预报。中国学者在地震预报上取得的进展是明显的。大量事实使国内外地震学者都认识到地震预报要走长中短临结合，宏观微观结合的综合预报道路，人类已具有了相当的预报地震的能力，只要珍视这种能力，善于运用这种能力，以后各国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震可望获得较为成功的预报”。 1990年7月6日在《华北近期地震趋势分析》[10]一文中指出：“唐山地震前我国地震学界有两种认识：①华北地区从来没有8级地震，临沂、临汾、三河、华县等8级地震都是古代官僚、文人故意夸大其词，这些地震只不过相当今日的邢台地震、渤海地震、海城地震。②邢台、渤海、海城地震是第四活跃期的高潮，今后第四活跃期趋于结束了，再不会有更大地震。唐山地震的漏报可以说与这两种认识不无关系。1976年唐山地震使前一种认识消声匿迹，但对第二种认识仍没有太大的触动，大多数学者仍对唐山地震的教训缺乏足够的认识，近期发表的几篇文章很能代表这种倾向。唐山地震前许多人认为华北第四活跃期该结束了，唐山地震之后还有许多人认为华北第四活跃期应该结束了，仅用地震序列本身确实难以说清这一问题，若我们用征兆地质学的方法广泛考察一下唐山地震前后十几年来各种宏观资料-现代地壳运动的各种信息，我们便会粗略地发现：①唐山地震后每年都有6级左右的地震发生，这表明华北应力远高于1668年临沂地震之后的状态。②近十几年来华北地裂、河南大水、中国东部大区域的旱涝、风、雹、热、喷气喷火，动植物异常等现象许多是史无前例或几百年一遇的，这表明华北地区应力积累非常高，绝非第四活跃期该结束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华北第四活跃期可能结束是有欠妥当，是不明智的”。 1991年4月27日在《我的地震预报观》[11]一文中指出：“唐山地震漏报的真实情况恰恰说明地震是可知的，是可预报的。中国地震学者对唐山地震的预报水平丝毫不低于对海城地震的预报。1976年7月14日北京地震工作队已就京津唐的地震趋势向国家地震局告急，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以及地震局行政领导和主管业务的权威学者对京津唐地震形势判断有误，直拖至7月26日才由京津唐地震预报小组人员和北京地震队作了一天的会商，27日上午京津唐地震预报小组向地震局行政及业务负责人汇报，又鉴于尚未出现明显的前震群以及四川成都发布地震预报几个月地震没发生，引起社会秩序较乱等情况，局领导没能适时决断贻误了时机。唐山地震并不是在中国地震工作者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发生于商而未决的情况下，直至发震也没有零级以上前震发生，也有其特殊之处。唐山地震的漏报有地震科学尚不过关的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主要决策人失误。唐山地震的漏报说明地震预报必须长中短临结合，对中长期地震趋势心中无数是搞不好短临预报的。在有大震背景的地区出现宏观微观异常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侥幸麻痹的思想要不得”。 1998年11月25日在《大水.大震及其对策》[12]一文中指出：“地震预报工作中大区势的把握是第一位的，唐山地震预报的失误在于对大形势心中无数，在那么多异常面前犹豫不定导致失败。如果我们仍然对大区域现代地壳运动状态心中无数，对地震危险性认识不足，出现第二个唐山不是不可能的”。2003年11月30日在《地震可报人人有责 科学普及 全民防震》[13]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学者对地壳现代构造运动状态认识严重不足，这也是海城、唐山等一系列强震小报、漏报的根源”。2004年6月18日在《防疫与防震》[14]一文中指出：“群策群防本来是以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为我国地震工作制定的方针政策，它曾在我国地震预报事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它做法上的某些不当，更由于唐山地震之后大多数人认识上的失误，它在地震系统逐渐被淘汰了。由于防疫工作的需要，群策群防在防疫工作中得以认真执行，群策群防在这两年防疫工作中重新显示了它的威力，这种威力不仅值得地震系统的人士反思，也值得所有的人在地震预报问题上进行反思。唐山地震一直被世人误为地震不可知不可报的震例，其实完全不是如此，我曾在《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在哪里》一文里做过总结。唐山地震不是在中国地震工作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正在围绕着它做大量工作、商而未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唐山地震的漏报一是在于包括负有重任的绝大多数中国地震学者大形势判断失误、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玩忽职守；二是四川地震报而未震形势较为混乱使一些负有重任的学者将精力过多的放在报而不震怎么办，忽视了震而不报怎么办；三是唐山地区的宏观异常没及时、系统收集、成功预报经验较少，过多的依赖前震、会商工作抓晚了、抓慢了。唐山地震不是不可报，而是一些负有重任的官员和学者千方百计拖着不报，少数人的正确意见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地震科学知识普及不够，群众对大量宏观异常视而不见，对大地的警告麻木不仁。唐山地震本该使全国上下猛醒，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却受一些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之人的误导，将中国甚至全球地震预报事业引入了不应有的冬眠期。我和地震系统的一些老同志有一个共识：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首功归于周恩来，没有周恩来先总理对地震事业呕心沥血地关怀和关注就不可能有中国地震科学的长足进展，就不可能有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如果中央领导不对某项工作倾全力去抓，只靠加大投资往往事与愿违，海城地震前中国地震事业的发展、这两年防疫工作的成功都证明了这点，唐山地震的失误也在于中央对地震工作的关注不如周恩来时期了”。2004年11月27日在《略论地震预报战略问题》[15]一文中指出：“唐山地震预报失败并不是预测失败，它是发生在商而未决的情况下，该地震未能报出主要是社会原因，作者在其十周年时已有专文论述，今天再加两条：周总理的逝世使中央没有了对地震强烈关注、事必亲躬的领导；科学知识普及不够、群众警惕性差，唐山地区的许多宏观异常未能及时上报。唐山地震之后本应总结经验以利再战，但却事与愿违，中国地震系统的一些权威（包括官员和学者）为摆脱自己的责任配合国外的不明真相者大力宣扬地震不可知不可报。这些权威把持大权排斥异己，对预测唐山地震有功和继续坚持研究者压制打击。这是地震能预报与不能预报激烈斗争的二十五年，一方面不论地震系统内外、不论在岗不在岗、在职不在职都有人坚持研究、探讨，对国内外的一系列地震作了较为成功的预报，一方面一些权威花费了国家大量钱财却无进展、不断压制别人、哀鸣地震预报难！ 2001年8.1级地震之后中央加强了对地震预报的关注，地震系统的权威发生变化，加强了对地震预报的关注与责任，注意吸纳系统内外坚持地震预报学者的意见，地震预报问题不论在实际效果上还是在学风上都出现复苏迹象，这一势头能持续多久要拭目以待”。 认识的汇流 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究竟何在?许多人都做过总结，见仁见智都未尝不可。陈非比的结论是：“一定要使地震知识宣传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顾迈南、刘剑钊、郭远发明确指出：“地震预报工作，对于震情的观察、研究，目前确实还处于初期阶段，但这第一步是很可贵的，已经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前地震预报工作者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料，他们所用的手段和方法，既是对地震规律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也是取得更深刻认识的十分重要的基础……由于指导思想上轻视实践的观点尚未得到根本的纠正……有些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已经或正在脱离观测和预报的第一线，逐渐往所谓的‘纯’理论研究方面转……这些都使震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受到了削弱”。张庆洲的结论是：“在信息时代，这些对人类生死攸关的临震知识为什么不能普及”？“假如采取的不是封闭型的地震预报措施，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或许是另外一种结局”。他提出：“通过我对唐山大地震的调查，尤其是对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调查，我发现老百姓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比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科学家要大得多得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署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项目组科尔等人提出“开放型的防灾备灾”。所谓开放就是打破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三大群体之间的三堵墙，就是把公众的能量调动起来”。说白了就是人人参与。他们认为：“社会不安定的恐慌心理是怎么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他们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接受开放型的地震预报思想，需要行政管理者、科学家和社会公众在观念上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尤其是政府要有一个质的转变”。作者1996年8月4日在《大震应急措施中的宏观异常应用》[16]一文中指出：“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制定的地震预报方针中的群测群防的思想是正确的，只是在作法上有些弊病，将群测人员专业化揹上了包袱，恰当的做法是将科学知识普及给群众，由群众监测随机性很大的宏观异常，对地震测报人人是、人人都不是，谈不上什么包袱，谈不上难以持久”。建议“对社会各界作一次广泛宣传，普及宏观异常知识，提高广大群众观察自然现象的兴趣和能力”。2002年11月17日作者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署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项目中国协调办公室朱若敏女士邀请撰写《前兆.异常.地象.征兆地质学.地震预报》一文指出：“宣传地震知识、学习地震知识并不是要人人各自为战，但确是对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减轻地震损害至关重要的。现在人类对地震的了解已足可报出人口稠密地区的强震，任何一个强震前大地都给予了人们足够的警告信息，人们不宣传、不学习地震知识、不理会大地的警告，才是造成一次次悲剧的根源，人类啊，从梦中醒来吧”！ 之后又写了《地震可报人人有责科学普及全民防震》、《关于实行普及科学全民防震的建议》，指出：“‘地震不可报’既是人们认识上的障碍，也是人们行动不力的托词”。“‘地震不可报’、‘宏观不科学’都是误人误己的精神鸦片，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必须根本转变地震预报战略思想，普及地震及各种异常的科学知识，使群众有防灾意识，乐于观察善于观察自己遇到的异常现象及时报告给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员。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员加强责任感，对报上来的异常及时处理，根据现在的技术能力完全可以抢在6级左右中强地震之前采取有力措施减少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强地震则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采取措施”。“地震预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预报而在于做不做预报，不做永远不能，做了不认真也不能。地震预报问题已不是认识得到不到的问题而是做得认不认真的问题”。“地震预报问题已不是如何深入研究的问题而是加强责任心认真观测的问题。这个责任心不仅专业工作者要有，全民族都应有”。“如果各国群众和官员牢固树立“地震可报，人人有责”的思想，如果每个群众能将自己随时随地看到的宏观异常现象很快报告给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员，大多数人口稠密地区六级以上强震应不会漏报和虚报”。“全民惧震无益，全民防震可行”！ 结束语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不论是中国地震系统的普通学者，还是联合国致力于灾害研究的学者，还是唐山地震的受害者、新闻系统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地震预报的重要，认识到群测群防的重要。倒是地震系统的大牌专家，唐山地震前他们既不重视民间的也不重视系统内部其他人员关于震情的呼吁，唐山地震后他们变本加厉将群测群防从地震系统淘汰掉，鼓吹地震不可报、不可知，竭力排斥和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员和课题。中国地震系统的问题不单单在于唐山地震的漏报，更在于唐山地震后他们对于中国地震科研事业的破坏和摧残！总结唐山地震漏报的经验和教训本来是个科学问题、是个简单问题，倒是几十年了仍然不准说、不准碰，中国地震系统确实有人在把科学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了，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盼望着中国地震系统有人能对唐山地震的漏报问题给予一个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唐山地震也好、印尼地震也好，最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全人类都要根本转变地震预报战略观念”，就是“地震可报，人人有责”，就是群众必须有防灾意识、防灾知识、防灾技能，明白对地震之类强烈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自己应该参与、能够参与、必须参与！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群测群防! 2006.03.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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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好民 （xufuqi@sina.com） 上传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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