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当我们认识了宇宙天体的和谐性之后，当我们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必须有序协调才能发展进化之后，便会明白和谐是多么可贵了。

然而，人类对于和谐的重要性的认识却是付出了高昂学费的。古今战乱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就不必赘述了。到了近代，人们为了快快发财，竟不顾大自然的协调和谐，大量砍伐森林，射杀动物，乱施农药，乱放污水，乱排废气，结果使得气候失调，水患成灾，虫害严重，农业欠收，疾病流行。人们遭受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才懂得了生态平衡——大自然和谐的重要性。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个范畴，也只有和谐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其实，人类争来斗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从以往的一切斗争中不难看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当人类进入了不愁衣食住行的高创造的智能社会之后，再调过头去看看，便会感到那种为物质财富而斗争的“生存竞争”，简直是一般动物的行为了。因为，追求纯物质是动物性的表现，只有追求精神享受才是真正的人所独具的特征。人类也只有进入了高创造的智能社会，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那时，争取精神财富便上升到首位，那时人类才有高度的和谐。

因为就精神财富而言，除已经物化了的精神财富如书籍、资料、文物等之外，未物化的精神财富如知识、经验、科技等头脑中的智能和荣誉是不可能凭武力抢夺得去的。就爱情而言，由于健美术、整容术的高度发达，全社会的人都将美化。差别是有的，但追求人体外表美的争风吃醋将会大为减少。真正的性爱——感情、兴趣爱好、智能等内在的精神美之爱，也将上升到首位。人们要想取得可贵的精神财富，只能靠内在的自我奋斗而不是靠外力的强取豪夺。在那个社会里，人类已由“生存竞争”转入了精神竞争。精神竞争是绝对平等的竞争，是内在能力的竞争，是不损害他人的竞争，而且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竞争，因而是高尚的竞争。智能社会不用说是最美好的社会了。

但是，怎样才能迅步智能社会呢？我们知道，社会是靠智能推动的，而智能是精神显发者所独具的。由此可见，要想使愚昧贫困的社会变成智能社会，就必须培养出一大批高智能者才行。但由于贫困社会的领导者往往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反而用扩充军备去占用大量教育资金，那真是极端愚蠢之举了。为着人类的和平进步，我要奉劝那些穷国的领导者：

赶快“偃武修文”，大办教育事业去显发国民的精神吧！

然而对于某些穷国愚顿的领导者来说，大声疾呼的效果是甚微的，因为那些国家往往是“乱序”的社会，因此，首先必须理顺了社会之序才成。它们必须“法天之序”。

现在，对于进入了原子时代的人类来说，地球村已经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为了人类永恒和谐，笔者首先要从地球村的存在原则谈起，以期深刻地吸取人类以往因自相残杀而被毁灭的惨痛教训。

第一章   地球村存在原则

地球越来越小了！

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子了！

世界核储备已经多到可以三毁地球了！

这种呼声很早以前就有了，而且越来越高，越来越响亮，这两年喊的人就更多了。

这说明人类在不断地觉悟。

但是，有些“二杆子人”听了就好笑：“哈哈！你骗不了人，中学教科书上不是明明写着地球直径有一万三千多公里吗？村？笑话！”

这种人和夜郎国的人简直没有两样，他们完全不懂得地域的大小是由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决定的。

当人们读到李白的《蜀道难》时，或者看到海南三亚市的“天涯海角”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会不会认为唐宋时代的人太夸张了？是啊，就是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只不过在东南亚溜了一圈回来便垂名青史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绕地球还不到半圈就不得了啦！可他们比起现代人来算得了什么呀？如果你乘普通飞机两三天便可绕行地球一周；要是美国在几年之后果真能推出时速一万公里的飞机的话，你绕地球一周只需四小时就够了。地球是不是缩小了呢？是的，缩小了。

如果从通讯上看，那地球缩得就更小了。过去满清皇帝要把一道圣旨传到海南岛，用马跑三天恐怕还不行吧，可是现在的全球直拨电话只需几分钟就行了，而且那声音听起来仿佛就在身边说话一样，真比你站在村东头向村西头喊话还清楚。地球是不是缩得像个村了呢？当然像个村了。

如果从电视上看，那地球就缩得比村还小了。海湾战争那阵子，你只要用几秒钟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战争场面，要是在一个村子你要看哪家吵嘴，几秒钟恐怕还没跨出大院吧？地球是不是变得比村子还小了呢？是的，比村子还小了。

但是，现在不少人不仅不懂得地球在不断缩小，更不知道人类正面临着毁灭的威胁。笔者这么说，他们恐怕还以为是在制造恐慌：“哪有那么可怕哟！我们中国幅员辽阔，他有多少原子弹、氢弹来甩呀？”这种稀里糊涂地话着的人，很有点像在死刑判决书上恭恭正正地划圈圈的阿Q先生。所以笔者必须向这些先生们大喝一声：

赶快清醒过来，去争取世界和平！

现在世界各国究竟有多少核储备？恐怕谁也说不准。因为这是秘密，各国都要相互保密的。但新闻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按当量计算成TNT炸药，全球六十亿人口每人头上要摊三吨左右。我们知道，一粒子弹只装几克TNT就可以致人于死地，一百八十亿吨相当于整个地球表面平均每平方米三十多克TNT炸药，或者说全球大陆每平方米摊一百多克TNT炸药了，可见，虽说三毁地球的呼声有点儿夸张，但三毁人类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回想四十年前有人学朱元璋，搞什么“深挖洞、广积粮”，那与义和团时代相信刀枪不入的神功实在有些相像。世界已进入原子能时代了，他还以为象耗子一样，有了吃的就可以在洞洞里活出来。后来为什么不挖洞洞了呢？因为中子弹出来了。那中子弹可不是钻进洞里就能够保命的，它可以使地面以下60米的温度超过100℃。就算你挖到一百米二百米又怎么样呢？大地和水源都被核废料污染了，不能种庄稼了，光吃干粮就能活得出来吗？往哪里逃呢？即使你有外星人那样的飞行器可以离开地球也不行，因为至今还未探明哪个星球具备了人的生存条件。

当然喽，我们也有原子弹、氢弹可以还击，但人类自相残杀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全世界两军对峙搞了四十多年，十几年前人类才看到了面临的惨祸，终于变得聪明起来了，所以自美苏首脑海上会议以来，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军备竞争为和平竞赛了。的确，人类应当把显性精神用到“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上去，创造日益丰富的文明生活才是正道。

但是，人类必须随时对主张斗争的强盗理论家和强盗头子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强盗理论家和强盗头目们往往打着民族的、国家的和阶级的旗号，号召贫穷愚昧的人们去为他们夺得帝王的桂冠或扩大他们的统治而战斗。历代的独裁者和侵略者都是这样的强盗。历代不主创造而主张用武力掠夺和“均贫富”的理论家都是强盗理论家。他们别有用心地杜撰出什么“民族优秀”、“血缘高尚”、“真主圣战”、“革命阶级”等等去挑动战争。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萨达姆等就是这样的强盗头子。他们要征服人类，“要让伊斯兰的旗帜插遍全世界”。

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理论中，“均贫富”的理论最具有欺骗性，在中国，无论朱元璋、李自成还是洪秀全都是靠了这种理论当皇帝的。“均贫富”的理论是演出历代皇权更换把戏的手段之一。在西方，一帮不主创造而主张“均贫富”的没落学者，甚至可以捏造出原始公社人人平等的故事来，而人们看到的确是健壮的猴子为一个果子对弱者的欺凌。“民以食为天”，如果不主张创造财富而只主张“均贫富”的话，便会懒汉辈出，倘若出现了桌上只有一碗饭的场面，你又能“均”到多少呢？于是凭着武力去抢夺的情况便出现了。

人类必须看到，贫穷往往是战争的根源。“饥寒出盗贼”简直道尽了人类历史的真谛，同样，“仓廪实知礼节，衣服足知荣辱”也写尽了人类的真谛。因此，人类希望永恒和谐，就必须力主创造，必须把制造掠夺性战争的聪明才智用到创造人类高度文明上去。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为一个从殖民地解放出来的国家和日本作为在二战中吃过苦头的国家，都有了深刻的体会。现在，俄罗斯民族也深有体会了。当全世界人民都力主创造而反对掠夺的时候，财富便会日益充分地湧流出来，人的价值高贵了，便不会有人为了一口饭吃而去为战争贩子卖命。

为了人类的和平，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少学者在探索人类发展史。其中一个题目就是，人类是否曾经遭受过一次大的毁灭。

一百年前，当居维叶指出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革命”的时候，有人便批判他“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实质上是反动的”。然而，现代地质学却证明了地壳的造山运动和近百万年来地球几经冰河，冰川洗劫的事实。

地球上的冰河，冰川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以往的解释有：一曰天文因素，二曰地轴倾斜，三曰两极位移，四曰火山活动，五曰构造运动。

但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地球存在了大约四十六亿年，七千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何以单单到了近一百万年前的新生代末期第四纪的更新世才出现了几次冰河，冰川时代呢？

从笔者创立的宇宙和谐爆炸说来分析，天文因素完全可以排除，而地轴倾斜也不是地球产生之后形成的，两极位移又甚微，局部的火山活动和构造运动绝不可能释放出造成冰河时代那么大的能量。

笔者认为，冰河时代的形成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地球温带和热带必须有一个急剧的降温过程；第二、天空中必须有厚得惊人的水蒸气层出现。两条件缺一不可。

在我们认定天体协调和谐而作有规律运行的情况下，地球温带和热带怎样才会出现急剧降温过程呢？我们应当从现代人夏天喝汽水中得到启发。汽水中含有什么，不就是CO₂吗？CO ₂进入腹中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它膨胀而冲出体外后，体温便下降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冰河时代到来之前，地球温带和热带必须产生出大量CO₂。当这些比重较大的CO₂携带着热量沿地球表面向低温地带流动时，由于热交换便会使整个地球表面温差缩小而逐渐趋于同温。这样，全球表面温度的升高便会引起水的大量蒸发，特别是极地的冰雪，由于具有80卡的凝固热最容易吸取热量而升华。于是这些水蒸气便在高空形成了遮天蔽日的水蒸气层。像《盘古王开天辟地》中说的那种“混混沌沌的一团气”的时代便出现了。这种“混混沌沌的一团气”的时代，只有等待地球温带和热带形成的CO₂进一步带走热量而逐渐冷却，天上的水蒸汽才会凝结成雨滴降落。当CO₂更进一步地带走热量使地表温度降到0℃以下时，天上的水蒸汽才能变成雪，因此才会出现冰河，冰川时代。

我们知道，据地质学考察，冰河时代地球温带积冰最厚达四五百米，寒带积冰最厚达二三千米以上。要造成这么惊人的降温，必须是多得惊人的CO₂才行。这么多的CO₂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那可不是森林燃烧、火山活动和构造运动所能产生的。

现在让我们从热量角度来证明冰河时代绝不可能是火山活动所造成。我们先来计算一下，到底要多少2000℃高温的岩浆才能形成冰河时代。

我们知道水的汽化热是539卡，也就是说要使1立方厘米常温的水变成蒸汽最少要600卡热量。我们假定岩浆的比重为3、比热为0.2，那么，一立方厘米2000℃的岩浆便含有1200卡的热量。两相比较，一立方厘米岩浆的热量可以使二立方厘米的水变成蒸汽。我们再假定冰河时代的冰可以在地球整个表面平均铺五十米厚，那么，地壳内喷出的岩浆最少也要平均覆盖整个地球表面二十五米厚才能造成冰河时代。按地球表面为4.8×10¹⁴平方米来计算，这个岩浆的体积应为1.2×10¹⁶立方米，即为地球整个大陆表面（1.5×10¹⁴平方米）而厚为75米的体积。但是，这么大体积的而又是近百万年形成的火成岩在地质学上发现过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可见，冰河时代是火山活动和构造运动形成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如果用核聚变需要多少聚变物质就可以形成冰河时代。

氘和氚通过聚变产生一克氦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十二吨煤的发热量，（每公斤标准煤的发热量按7000大卡计）即产生一克氦发出1.2×10⁷大卡热量。而2000℃高温的1.2×10¹⁶立方米岩浆，（比重为3，比热为0.2计）含热量为1.44×10²²大卡。这就是说，大约具有1.7亿吨氦的核聚变物质就可以造成全球的冰河时代。

那么，一百万年前的冰河时代又是不是由核大战造成的呢？笔都提出以下问题来与读者讨论：

一百万年前是否有一个人类繁荣时期？

地球存在了四十六亿年为什么在一百万年前才出现冰河时代？

七千万年前就出现了类人猿，怎么会在这漫长时期的一百四十分之一的五十万年内才出现“从猿到人”的飞跃进化？

人类从没有文字的蒙昧状态到发明出核武器来只经历了五千年，这是七千万年的一万四千分之一，难道说人类在五千年以前几乎是处于停顿状态吗？

为什么至今在最适合人类繁衍的地球的温带和热带很难找到类人猿或古人类的化石？

为什么现代人的祖先都是由极地附近迁来的？

为什么十五年前法国和加拿大的联合考古队会在北极圈内发现史前监狱及其地下埋藏的鲸鱼骨上的人物画像？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超现代科技的文化成果？像中国的八卦、《易经》，埃及的数学“幻方金字塔”、金字塔以及法老墓中的放射性物质等等，这到底是怎么来的？

中国的古老传说《盘古王开天辟地》、《羿射九日》，希腊哲学家普拉顿著作中的“阿特兰蒂斯大陆文明”的极乐世界等难道是纯出于虚构吗？

关于外星人和飞碟的“重返地球说”是否有点道理？外星人中是否真有上次人类文明被毁灭前飞离地球的人类的后裔？

我们姑且不信人类的“外星移种”说，就是按进化论来分析，七千万年前地球上大量森林和动物的出现早已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繁殖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既然现代考古学家认为经历五十万年寒带的猿可以变成人，难道说比五十万年长一百倍的五千万年热带的猿就不会变成人吗？既然五千年人类就可以由蒙昧状态到发明出核武器来，难道比五千年长四千倍的两千万年，即到一百万年前人类还搞不出核武器来吗？一百万年是五千年的二百倍了，人类几经兴衰，因而一百万年内出现过几次核战争造成的冰河时代又有什么不可能呢？每一次都是人类最爱居住的温带和热带繁荣地区的人类被毁灭，高温使他们的尸骨全变成了CO₂和灰烬，他们最集中的地区变成了沙漠，这就是至今在温带和热带考古工作者找不到遗迹的原因。只要我们注意到沙漠大都处在温带这一事实，而且注意到像沙特阿拉伯大沙漠三面环海，对于通商航海都当是繁荣的位置，就应当想到现在的沙漠正是人类远古文明时代的繁荣地区，当那里的有机物，石灰岩都因核战争产生的高温而释放出CO₂等气体之后，留下的便是大量SiO₂的沙子了。

在上述符合情理推定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按照现代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状况进一步设想冰河时代以前人类的社会状况。如果我们根据目前已知的超科技成果去认定那时人类的科技远超过了现代的科技水平，人类也都集居在地球的温带和热带，世界各国有了比现在更加雄厚的核储备，后来由于人类不和谐而产生了核战争，把温带和热带的居民全消灭了，寒带的居民，只剩下住在两极的类似今天的爱斯基摩人那样的落后民族以及临时在两极做艰苦工作的极地工作者和犯人。

那么，核战后地球的状况该是怎样的呢？核聚变的高温使地球表面的有机物、人类骨骼、煤炭和石灰石释放出大量的CO₂。这些携带着大量热量的CO₂，由于比重较大和过高的温度便迅速沿地表流遍全球，使整个地球普遍升温，海水和极地的冰雪不断蒸发出大量的水蒸汽。这些比CO₂轻的水蒸汽便升到高空，形成遮天蔽日的厚厚的水蒸汽层，“混混沌沌一团气，里面没有光，没有声”的时代便在大地上出现了。而水蒸汽层下面的CO₂仍在不断地大量带走经过核战地区的热量，使该地区不断降温。冷到一定程度高空的水蒸汽便会凝成雨滴降落。当CO₂进一步带走热量，就会使经过核战的地区的温度接近两极而低于零度，高空的水蒸汽层便凝结成雪片下落了。由于高空的水蒸汽层惊人的厚，而且是逐渐冷却的，所以下雪的时间特别的长，下得也特别的多，于是地球上的冰河冰川时代便形成了。

也许有读者会问，在两极地区生活着的人，其中有一部份一定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为什么不可以很快恢复那种人类的繁荣时代呢？

“两极人”中一定有科技工作者，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于核战地区到处散布着核废料，又因存在大量CO₂的空气中氧气非常稀薄，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能去人的，所以“两极人”在这个缺乏外援的时期只能靠渔猎生活。在没有矿石，没有燃料，没有钢铁的两极，即使你是个钢铁专家也只能束手无策。更何况工业是要技术配套的，就算你炼出了钢铁，还必须有机械专家去设计制造才行。可是由于两极冰层特厚，即使地下有铁矿有煤矿，也很难采掘。更何况炼钢专家和机械专家怎么会到两极去工作呢？到两极去工作的人中，除了地质考察工作者，或者像现在到南极去捕捞鱼虾者外，便只能是干简单劳动的人或劳改犯人了。可以设想，“两极人”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恐怕到时连火种都没有了，他们只能过着也许比鲁宾孙都不如的茹毛饮血的渔猎生活。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当核大战后的第一代死去，以后的各代就会慢慢变成用兽皮裹身的“野人”。在这种情况下，在核大战前人类繁荣时代的科技文化成果中，就只有那些有趣的、神秘的、能够用口头传达的，如八卦《易经》之类的文化成果可以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他们经过了若干代人，随着“混混沌沌一团气”的时代的消失，地球逐渐变暖，因而冰河冰川也逐渐消失，这个时代虽不一定像《盘古王开天辟地》中说的是“一万八千年”，但一定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两极人”的后代才能逐渐向温暖地区迁移。而这些没有知识，没有工具的“两极人”，当然就得由住山洞、用石器开始，然后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之后就发展畜牧，慢慢地进入农业社会，发明文字、兴办教育，再经过三五千年就进入现代社会。

由于世界上有超文化超科技的成果存在，如果我们不相信有什么上帝和神明，就不得不相信人类曾经有过比现代科技文化更发达的时期，因而才会有超现代科技的成果存在。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吗？

由于近百万年来地球上才发生过几次冰河时期，从人类由蒙昧状态经过五千年就可创造出现代文明来估算，一次冰河时代之后，大约要3——10万年才能恢复。

啊！由于人类不和谐造成了多少不幸！

倘若读者认为笔者经过这番思辩的论证确有可取之处，那我们就应当牢牢地记取以往人类毁灭的惨痛教训，大家都来坚持至高无上的“地球村存在原则”，去提倡和谐，摈弃一切好斗的理论，铲除一切战争根源。

第二章  共创论

中共十六大新党章规定企业家可以入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有人说，企业家发展了经济，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对社会有贡献，当然可以入党。

有人说，企业家是脑力劳动者入党应该。

有人说，企业家就是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共产党宣言》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所以，允许企业家入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诚然，《共产党宣言》曾谴责过资产者对工人“露骨的剥削”，揭露了商业危机中生产过剩的瘟疫造成产品被毁掉，大量生产力被毁掉，工人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的惨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实行共产主义。

但是，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55年以来，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都用事实证明实行共产主义最低限度在目前行不通。苏联的国营农场和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共产风”皆证明，共产与懒汉有必然的联系，对生产力只能造成大破坏。道理很简单，劳动是艰辛的，财产是人去创造的，先有“创”后有“产”，没有“创”便没有“产”，故首先必须提倡“共创”，社会财富多了便自然“共产”了。因此，中共把生产力很不发达的今后若干年叫做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

这也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过资产阶级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中共十六大作出重大决策，允许企业家入党的原因之一。

作者认为，不应当把《共产党宣言》当成“本本”，当成不变的洋教条。因为那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时期写的，青年人阅历和知识皆有限而激情有余，他们不懂“劳资不二”的哲学，不懂得差别（因而阶级）是产生动因的精神；不懂得人性及其自尊性，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作者认为，应当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资产者正名。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社会职能和社会财富的角度重新审视资产者。

第一节  不可缺少的社会天职

资产者与工人、农民、士兵、官吏和教师等等一样，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职能。

资产者是怎样产生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便形成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这是很不方便的交换方式。后来出现了交换的中介物——货币，以货币交换为手段，专门从事买进卖出的商人和市场便产生了。随着人类对生活及生产发展的追求，因而对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文具和武器等等的发明，这些发明物就必须有专门人才去组织生产，于是就出现了雇佣劳动生产商品的场主、厂主或企业家。无论是商人还是企业家，都必须有货币资本去购买货物和劳动力等商品，因而商人和企业家都是资本家。不过马克思所指的资产者主要是剥削活劳动的企业家。

由此可见，如果人类对生活和生产没有更高的追求，便不会有发明，因而就不会有从事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资产者。倘若有了发明而没有企业家去组织生产，或者生产出来没有商人去推销，这种发明就会消失而不会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可见，资产者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资产者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天职。

资产者的社会职能是不可消灭不可用官吏取代的。

在中国，1953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用二十年定息的收买方式消灭了资产者之后，从事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资产者的职能便被工商干部——官企官商所取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被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所取代。

结果如何呢？

长期地、普遍地出现了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局面，商品品种单调且质量低下，服务质量低劣。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过老式机床库满为患，采取有奖销售也难以卖出的现象，可是很多机床厂仍在按计划不断生产着。而人民生活必须的火柴、肥皂等上百种商品却要凭票供应而难以满足需求。服务质量堪称糟糕。在官商把持下，商业部门成了百姓的上帝。那卖肉的你得叫他叔叔伯伯，倘若得罪了他，在那肠胃“生锈”的时代，他就可能尽割些瘦肉给你。那卖菜的女人你得称她阿姨阿婆，倘若得罪了她，她就可能尽称些下脚菜“老梭标”给你。那公共汽车司机你叫他老老师傅都不会停车，“越栏”、“鼓爬”、“挤累压”都出现了。进商店像进了殡仪馆一般，售货员把脸拉得长长的。60年代，大将徐海东穿便衣未修胡子，站在大连秋林公司货柜边叫售货员把瑞士表拿出来看看，那售货员竟鄙夷地看着他问：“你买得起吗？”

官商官企在中国折腾了几十年，其危害是罄竹难书，人尽皆知的。

不仅如此，社会上缺少了商人，百姓就难以致富。道理很简单，商人是做“货畅其流”工作的，倘若没有了商人，货不能畅其流，则必有物不能尽其用，地不能尽其利，民何富有哉？

1956年作者在云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该局在会泽县的拉姑坝，当时正建设以礼河水电站。拉姑坝三面环山，土地肥沃，盛产质优的宝珠梨。离坝子不远的金沙江边的盐水沟盛产大石榴。据说那石榴在帝王时代是贡品，最大的有一公斤多重。那里本应是风景秀丽物丰民富的好去处，可是当地人却非常的穷。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赶街的衣服，谁赶街谁穿。大姑娘不能出门，十一、二岁的男娃娃光着身子上街。不少人家没有被子，晚上钻进晒干的苞谷鬚堆里睡觉。

他们为什么穷呀？

盛产的宝珠梨和大石榴等土特产卖不起价。上好的梨子才一两分钱斤，一斤多重一个的石榴才四、五分钱斤。这还是有了水电局之后的价格。而在三百公里远的昆明，宝珠梨要一角多钱斤，大石榴要两角多钱斤。如果有商人收购那里的水果运去昆明，保证可以发大财，当地人也可以致富。没有水电局以前没有公路，成熟的大量果子落地烂掉还情有可原，可是公路通车都两年多了，果子还那么烂贱，当地人还那么穷，那就要责怪消灭商人的罪过了，而且要责怪取而代之的官商——商业干部无能。

在当时的中国，像这样“捧着金碗要饭”的地区和百姓是很多的。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有位曾在西双版纳“支过边”的女士，去那里以一角一斤的价格收购了几大卡车香蕉拉回重庆大发其财。从那以后重庆至西双版纳的商人就往来不绝。城里人有廉价的水果吃，乡里人也因此而致富。可见，搞“货畅其流”的商人是有功的。绝对不应取缔、取代的。

其实，官商官企不可取代资产者职能的道理，早已被汉代“盐铁官营”所证实。

汉武帝之前出现过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当时有蜀郡卓氏，南阳孔氏，曹地邴氏等很多从事冶铁的企业家（四人帮称“大工商奴隶主”）生产的铁器很受百姓欢迎，那些企业家也因此而富甲天下很有名声。可是自汉武帝搞“盐铁官营”，便出现了“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合民用。民用纯弊，割草不痛（贫民或木耕手耨）。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的惨状。（《盐铁论·水旱三十六》）这段文言的意思是说：官方铸的铁器，多为大件，只顾赶时间凑数量，生产的农具不适合百姓需要，低劣的工具连草都割不动（穷苦的百姓只好用木制的农具耕地，用手除草），农民耕作艰难，收获很少，百姓很苦恼，生产遭到大破坏。

诸见，从古及今，无论是古之帝王所有制的“盐铁官营”，还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官商官企，都用事实证明资产者的社会职能是不可消灭不可取代的。

第二节  资产者不可取代的原因

如果说资产者的社会职能不可消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不可消灭。

那么，资产者的社会职能不可取代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发展的动因——竞争精神不可取缔；所有权与支配权不可分离；智能社会要求资产者必须是精通某项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专家。

竞争精神是人性的自尊性的表现。谁都希望比别人好，比别人富有，比别人美。自尊性被代尔·卡耐基认定是人性的弱点。他的《人性的弱点》一书号称是仅次于福音书的世界第二畅销书。他教导人们去迎合对方的自尊，而从对方那里获得实惠。从而证明了人的自尊性的普遍存在。这在作者看来，也证明了竞争精神的普遍存在。

竞争精神是企业的生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求企业的生存，企业家必须具备强烈的竞争意识，去追求科技的创造性，追求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不断提高商品质量，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竞争是“福祸不二”的，“不二而有分”，分者区别也，只不过给社会造福是主要的，为祸是次要的。

好心而偏执的列宁，只从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商品和机器被毁中看到了自由竞争带来的危机，便作《帝国主义论》对竞争大加抨击，把国际经济联合体称之为是垄断世界经济命脉的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并断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认为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就要走向灭亡。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倒是取缔自由竞争的苏联解体了。

这是为什么呢？

列宁只看到工人失业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危机是更加先进的设备或工艺的诞生造成的，因而是逐步实现列宁自己希望“把劳动群众从繁重的奴隶式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危机之后将是更高生产力的到来。

而官商官企虽不存在竞争，但危机却像慢性病一样缓慢地长期地困扰着全国人民，最后导致全社会的瘫痪。

自由竞争却使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吐故纳新，增强造血能力而健康成长。

如果好心的列宁能活到今天，看到进入智能社会的发达国家的资产者运用科技成果不断积累社会财富，那里失业工人的救济金比社会主义国家上班工人的工资高数倍数十倍时，他肯定会站到改革派一边去批判自己的《帝国主义论》的。此其一也。

其二，财富的所有权与支配权是“不二”的，不可分离的，分离了就会出现怪像。

财富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关系，犹如一个鸡蛋的蛋壳与内核的关系。只不过“不二而有分”，内核——支配权决定着财富的流向，因而决定着增盈还是亏损，故支配权是主要的。蛋壳（所有权）对内核（支配权）起法定的保护作用。离开了外壳（所有权），作为内核的支配权就必然要腐败；离开了内核（支配权），所有权就将成为空壳而没有存在之必要了。

像“全民所有制”，“全民”不可能起支配作用，其财富的支配权只能掌握在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手里，于是权责利三者不相称的现象产生了，加之“全民”不可能对其财富的支配权起到监督作用、于是全民的财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随意支配下，腐败现象便产生了。企业亏损了，而那些掌握支配权的少数人并不会为全民财富的流失而痛心，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他们认为“财产是老表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还将继续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把全民财富“支配”到自己的腰包之中，使部份财富的支配权与所有权统一于他们自己。可见，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腐败——所有权与支配权的统一，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汉代的“盐铁官营”也不例外。因为腐败是权责利不相称的必然表现。

其三，资本与技术“不二”。社会从资本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技术起主导作用的智能社会，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资本与技术“不二”，然“不二而有分”，随着社会的进步，资本的作用将愈来愈小，技术的作用则愈来愈大。在资本起主导作用的时代，企业家可以不懂技术，他可以用资本去购买发明专利，购买专业人才的劳动力。但在技术起主导作用的智能社会里，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技术竞争。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小鱼”，很容易吃掉资本雄厚的“大鱼”。在技术竞争大潮中，一部份科技专家便成了资产者。像过去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和美国八大财阀的首创者如老福特等人，现在美国硅谷的大企业家，他们都是靠自己的科技实力加上少量的资本成为亿万富翁的。未来的企业家将愈来愈多的是科技专家。道理很简单，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的开发主要靠技术，有资本不一定就能开发得出来，不一定就能买到专利。资金易筹，发明难得呀！不重技术的官企在科技竞争大潮中必然被淘汰。懂技术有发明的官企干部和职工往往会跳槽或自办企业，而将技术与资本统一起来。这就是资本与技术“不二”，这就是企业家的职能不能被官企取代的原因，也是官企必然衰败的原因。

第三节  科技消灭了剥削

什么叫剥削？

剥削就是要别人无赏为自己劳动。

在马克思青年时代，欧洲还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蒸汽机才开始使用不久，生产中人的体力劳动还占主要成份，故资产者往往用延长劳动时间来剥削工人。一个工作日甚至长达十六小时，还大量使用童工。资产者为了追求利润，以不断积累资本，便不顾一切露骨地剥削工人。所以马克思愤慨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甚至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可是150年后的今天不同了，进入智能社会的发达国家早已普遍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的还实行六小时工作制了。“双周日”连中国也实行了。

收入呢？进入了智能社会的发达国家，上班职工的工资比发展中国家职工的工资高数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且劳动环境还要卫生得多，安全得多，轻松得多。发达国家的失业救济一般每人每月700-900美元（相当于5775-7425元人民币），比重庆市每人每月170元人民币的“低保”高34-43倍，比月薪四、五百元人民币的中国上班职工高十几倍？

这是为什么呀？

发达国家的企业早已普遍地采用机械化自动化方式生产了，向科技索取财富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君津钢铁厂七千多人，钢的年产量达1500万吨。而当时中国的鞍钢不下二十万职工，远未达到1500万吨的生产能力。二者劳动生产率相差五十倍以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农业专家寒丁一家三口，在美国管理三千多亩地。这相当于中国一千多农业人口的土地，其生产率比中国农村高百倍以上。

其实，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许多企业也在向科技索取财富。可以说，凡是使用机器的企业，职工都在享受科技成果。使用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的企业，享受的科技成果就更多了。

一辆8吨载重汽车，以八小时开300公里粗算，为2400吨公里。这2400吨公里运量如果改用纯体力搬运，以每个“棒棒”八小时挑30公斤步行30公里计，为0.9吨公里，2400吨公里就要用2666个体力劳动日。就是扣除司机工资、汽油费、养路费、汽车折旧费、大中小修费、税金、车主利润等等费用折算的劳动日，一天最少也要创造2600个供全社会享受的纯体力劳动日——科技创造的劳动日。且司机八小时的体力消耗比“棒棒”要小得多。这个司机八小时的收入不低于120元人民币，而“棒棒”最多能挣40元人民币。（以挑50公斤每公里两元计）“棒棒”不存在被剥削的问题，甚至是不上税的。这样，司机比“棒棒”多拿两倍的工资，也就是每个班多享受了两个纯体力劳动日的科技成果。

科技为社会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可达若干万倍。比如古代的“铁杵磨针”，一颗针用上百个劳动日恐怕还磨不出来。就以百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工资40元人民币计，每颗针的价格应是4000元人民币。而机制针每颗不超过一角钱，就以一角计，每颗“铁杵磨针”的价格比机制针高出四万倍。其实，每台制针机八小时最少可制上万颗针，工效比“铁杵磨针”要高百万倍以上。

更何况很多科技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计算的。

资产者从科技成果中获得的财富已取之不尽，又何须不道德地剥削有灵魂的人呢？

第四节  社会财富论

在人类科技相当发达的今天，前队已经步入了不愁基本生活的智能社会的今天，财富之“序”——阶级已经显得毫无意义了。

我这么说，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理论家”的人一定会骂我在搞“阶级调和”，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但贫穷的作者为了阐明真理，为了争得人类的永恒和谐，就顾不到那么多了。

现在作者就专门来谈谈物质方面贫富的阶级何以变得毫无意义的问题。

尽管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民以食为天”将要变成废话了，但作者仍要从吃谈起。

根据现代生理科学的研究，一般人每天所吃食物的发热量在2000-3000大卡之间。从相对论质能相当定律的角度看，这个热能量可视为一个人每天获得的“纯物质”。

从这个角度看，不管你吃山珍海味，龙门燕窝，我熊宇丹吃咸菜下饭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一天吃下多于3000大卡发热量的食物就要拉稀，我少于2000大卡就要喊饿。我与有钱人吃的东西只在于好与不好，鲜与不鲜，香与不香的区别，也就是我与有钱人在食物的精神享受上的不同。

谈了吃又谈穿。你有钱人冬天可以穿皮袍子，但你绝不会三件四件地同时穿；你夏天可以穿绸衬衫，但也不会三件四件地同时穿，道理很简单，冬天穿多了重，夏天穿多了热。而我熊宇丹呢，冬天穿人家送的旧太空服，夏天穿那有十几年寿命的旧衬衫。但我与有钱人相较，在衣服的主要作用——保温遮体上并无多大差别，显著的区别只在于美与不美，舒适与不舒适而已。这也是我与有钱人之间对衣服本身不同精神显性的不同精神享受罢了。

谈了穿又谈住。我听说香港的李嘉诚先生和日本的世界级富翁森泰吉郎先生都只住百多平方米的住房，就更感到人类享受的差别在缩小。这在某些人看来就觉得奇怪，那森泰吉郎有一千一百多亿美元的财富，住一千一百万平方米的房子也住得起，怎么只住这么宽点儿呢？这些先生就没有想到住房大小与安全感相关的问题，所以要犯错误。当然啰，他们比起我们改革之前那些一家七八口挤在二十多平方米屋子里的同胞来就宽敞多了，但那能怪谁呢？即便是这样，当森泰吉朗先生和挤在二十多平方米屋子里的同胞晚间躺下来时，各人也只能占比自己身体大不了多少的面积。其实谁都知道，住房宽些只不过方便些，舒适些罢了，那又是不是精神享受之不同呢？

至于行的问题，在进入了智能社会的国家里，家家都有小轿车，这些小轿车也只有新与旧，好与欠好的精神显性方面的差别，仍是人们对小轿车的精神方面的享受之不同。

从人类的基本生活食衣住行四方面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原来人类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追求是有限的，基本均等的，而在精神享受方面的追求则是无限的，有差异性的。所以，在智能社会里由于“纯物质”享受已不成问题，人们追求的主要是精神的享受了。

物质财富太多了有什么意思呢？正如《石头记》所写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身只恨聚无多，

及到多时眼闭了。

我们将看出，现在世界上的资本家绝无一人能逃脱这一“曹雪芹定律”，他们与体力社会——农业社会人们积累财富相较，只在于形式、目的和作用之不同罢了。

在体力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积累财富的目的，除了防止预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外，主要是为儿孙作想。那时积累点财富很不容易。像《儒林外史》中那位严监生，人都快死了，还要伸出两个指头来示意家人把油灯里的灯草灭掉几根哩。那种守财奴作者也见过，但那都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那种人把钱存在哪里呀？存在柜子里、仓库里，还有用罈子装起来窖到地下的。总之，不打算让财富增殖，只要不会丢就行了。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就很不相同。

《石头记》中的《好了歌》写出了人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定律。事实上，除了秦始皇等少数人把财富用来陪葬为后来的考古学家提供证据外，谁也没有见到过现代的资本家把财富带到火葬场或棺材里去。资本家的财富再多，活着的时候，他的工厂企业在职工操作下为社会增殖财富；他死了，工厂企业仍旧留在社会上。他的流动资金，除身上的零花钱外，一般都要存入银行。这些资金一旦存入银行，就在社会上流动增殖，仍然是社会财富。

那么，资本家拼命挣钱为的是什么呢？

那不还是为了获得精神享受嘛！

我们已经看到，财富的所有权已经随着财富的社会化而显得次要了，财富的所有权只是个法定外壳了。但是，我们并不排除这个外壳的重要作用，它在私有制情况下对支配权有保护和驾驭作用，在公有制情况下它给人们以公私概念。我直率地告诉读者，资本家拼命挣钱的实质就是为了拼命争得财富的支配权。

我这么说，我的朋友中有人就不相信。

我对他说；好了，我们两人去下馆子，你我各出十元。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所有权与支配权的问题。这二十元的所有权属于你好了，由你拿着，我只要其支配权。也就是说，到了馆子你不许开腔，点什么菜全由我来，你只管付钱，你干不干呀？

我那朋友的态度读者一定可以猜到，他不要所有权，要支配权了。

其实，支配权实质上是对财富流向的决定权。有了这个权才能说话算数，说话算数就可以满足人类固有的精神性质——自尊。满足了自尊，那不用说是最大的精神享受了。所以，人类中历来有些人想当皇帝，而且为当皇帝去作不懈的斗争，不就是为了夺得最大限度的支配权，从而满足最大限度的自尊吗？现在，有些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争官做，试问，官的特性是什么呢？不就是支配权嘛！

资本家拼命通过挣钱来争夺社会财富的支配权，同时不断为社会增殖财富，当他挣了很多很多钱的时候，聪明的资本家就要用他所支配的财富去换取精神享受的名誉了。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富翁都在办慈善事业，进入了智能社会的发达国家有许多慈善机构。远的不说了，就说香港的爱国人士李嘉诚先生，前些年他就出资在广东创办了一所大学，为祖国培养人才。更早的老华侨陈嘉庚先生，抗战时为救国而捐钜资，后来又办航海学校为祖国培养人才，大家知道的鹰厦铁路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一生为祖国做过许多好事。这些年来香港的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也为大陆很多大学出资修建教学楼和图书大楼。还有不少在国外的名学者，如董世恒先生等也很爱国，他们去逝前还要留下遗言，将他们的财产用来建立支持祖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基金会。他们要的是什么呀？只要社会承认他们爱国就行了。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呢？

我们明白了人的“纯物质”享受是有限的，基本均等的；人们追求更多财富的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财富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因而便明白，在智能社会里财富已经社会化了，成为社会财富了。这些财富的支配权往往掌握在懂技术有管理才能而又善于经营者手中，他们为了保住或扩大支配权必须兢兢业业地不断丰富科技知识，提高经营管理才能，尊重知识，合理使用人才，这样，社会财富便在他们之间流动着不断增殖。社会发达了，人类富有了，他们一生中只不过用自己的辛劳和才智换得了荣誉，离开人世时什么也没有带走。

这么看来，“均贫富”和为了“均贫富”而搞阶级斗争有什么意思呢？体力社会的剥削理论，在自动化大生产的智能社会里完全不适用了。因为人类到了智能社会不是靠体力养活，而是靠智能创造的科技成果来养活。而且，无论什么社会，财富总是要人去管理，总是有理财人的。从汉代的“盐铁官营”到今天，人们都看到一个事实，官商官企的责任心往往是很浅薄的。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人类不应该从“均贫富”和公有制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而应该实实在在地从社会财富增殖的速度去看待经济问题。

我们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谐斗不二”，以和谐为主，斗争为辅。其实阶级是不可消灭的，阶级是差别的表现，由于差别是绝对的，故阶级是永恒的，个人在阶级中是变动看的。所有的社会阶级，应当像一部高效发动机的零部件那样各尽其能，相互协调和谐，才能显发出最大的动因（精神）和最高的效率。

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都来响应江泽民主席元旦献词的号召：

“共同创造和平繁荣的美好未来”！

注：按照熊十力先生的“不二”哲学，精神便是动因，是阴阳二者同则离异则合的表现。精神有隐显之分。物体整体运动是显性精神之作用，如动物、汽车等；外部不运动，而内部的分子原子在运动叫做隐性精神。差别显现精神。

2003年5月作於北碚

第三章、偃武修文  显发人类精神

 “偃武修文”是孔子倡导的治世之道，是教导治世者要偃息武备而修明文教。“偃武修文”是孔子礼治思想的反映，它与儒家的仁爱、导民、创造等哲学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偃武修文”的治世之道，对于处在原子能时代的人类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在《地球村存在原则》一文中已经论证，近百万年以来的几次冰河时代都是人类核大战造成的恶果。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已经经历过多次毁灭了，倘若再不吸取以往的惨痛教训，那么，人类经历了数万年艰难地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又将毁于一旦，人类又得从两极人的野蛮时代从头开始。那将是人类多么大的不幸啊！为了避免人类的灾难重演，人类必须警觉，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去彻底铲除战争根原，努力倡导和平。

人类的战争根源是什么呢？是愚昧、是缺乏创造能力和物质财富的贫困。数千年来人类的战争史，就是一部愚昧贫困的野蛮史。人类越是愚昧贫困，争夺物质财富的战争就越是频繁。战争，武功至上简直成了人类愚昧贫困的象征，是人类尚未彻底脱离动物界的一种表现。

以往的战争狂人们总爱用“生存竞争”、“争夺生命线”等来为战争凃脂抹粉。但是，“生存竞争”——大鱼吃小鱼，小于吃虾米的野蛮行径决不应当属于有灵性有创造能力的人类，人类应当靠自我创造来养活自己，而不应当靠剥夺同类来求得生存。“生存竞争”只能属于低能的动物。其实，在人类缺乏创造能力的情况下，在物质财富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剥夺者又能剥夺到些什么呢？即使是野蛮时代的帝王将相也只不过剥夺到些简陋的住宅，马车、硬板子龙椅和简单的食品而已。他们的食衣住行是绝对不能与现代人比美的。

还有一些市侩哲学家——农家主张“均贫富”，这种理论便是历代奸狡之徒用来号召庸众战斗的旗帜。但是，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奸狡之徒便悄悄收起“均贫富”的旗帜，自己爬到龙椅上去照样剥夺人民，享受起荣华富贵来。可见，“均贫富”的理论在愚昧贫困时代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反创造的掠夺内容。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头脑简单而又惰鄙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最爱疯狂地讴歌战争。他们狂吠什么，“战争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呀，“战争可以促使人类文明”呀，“通过优胜劣败的战争是淘汰劣等民族的最好方式”呀，一派胡说。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明白，战争决不是建设性的行为，而是破坏文明的怪物。文化交流决不可能通过战争来实现，而只能是通过发展交通和通讯事业才能促进。所谓通过战争淘汰劣等民族就更是荒谬了，因为，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多次野蛮民族证服文明民族而使社会倒退数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事实。可见，战争淘汰的并不一定是劣等民族，胜利者也并不一定就是优秀民族。即使是劣等民族，难道就应当用战争的方式去消灭吗？其实劣等民族与优秀民族之间，只存在开化迟早的区别，更何况劣等民族转化为优秀民族或优秀民族转化为劣等民族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是不鲜见的。现在有些落后国家在古代就曾经是文明古国，那是很优秀的民族了。要是现在那些科学技术相当发达的优秀民族——古代的落后民族被当时的优秀民族消灭了的话，他们今天还称得起优秀民族吗？

一百多年前，西方出现过一个变态哲学家尼采，他恐怕算得上最优秀的战争吹鼓手了。他鼓吹权力斗争，鼓吹“战争对于文化可能具有的价值”，他说，“生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就是战争”，他甚至变态到担心起“如果没有战争，世界上的男子气将荡然无存”的怪胎来。他还极端无耻地轻蔑妇女，认为婚姻是对自由精神的束缚。他简直忘却了自己是女人——母亲生下来的。他，实实在在称得起非道德论者了。而另一个叫做乔治·勃兰兑斯的人，竟然对尼采的上述论点表示欣赏，他说：“我们应当承认，一般地讲，德国作家们对于两性之间的冲突和永恒战争是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的”。这就难怪德国会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那样的强盗了。

如果说战争的根源是愚昧贫困，那么，提倡斗争的哲学理论则是战争的指导思想和火种。这种斗争哲学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唯心和唯物的一元论。这两种一元论的核心都是“对立统一”，都强调一方战胜一方、一方征服一方、一方吃掉一方。康德的星云学说是这样，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是这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是这样，尼采的战争论更是这样，他们都主张斗争，主张通过对立的斗争来达成统一，都认为事物的发展进化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这些哲学的论点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的动物理论，而非人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战争贩子都可以从他们的理论中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和根据。

然而，不二论的中国哲学却不是这样。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不二”，是“相反相成”，强调和谐，主张自我奋斗和自我创造，认为事物的发展进化是由事物内部各部份有序协调促成的。所以，人类只有在中国哲学中才能找到促进世界和平进步的理论依据。

但是，中国哲学并非一概否定斗争，而是主张“谐斗不二”，即斗争是为了和谐，是要取缔乱源而达到有序协调，推动社会进步之目的。就战争而言，这种以和谐为目的的战争就叫做正义之战，是反压迫、反掠夺、反侵略之战。可是，“正义之战”这个词汇历来被统治者盗用了。历代的战争双方，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阶级的战争都要打着正义之战的旗号，而实质上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因为这些战争的目的并非为了和谐，战争的结果也并未使人类和谐起来。这些战争只不过是为民族把头、宗教把头，阶级把头们捞取物质和精神的利益而已。

正义之战决不应当是为少数人夺得利益之战，它只能属于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到来而战斗的人们；它决不是为了消灭根本不可能消灭的差别的阶级，而是为了使所有的阶级更加和谐。这就是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在战争观上的本质区别。

斗争哲学是战争的火种，是必须摈弃的，而摈弃的最好办法则是消灭干柴似的愚昧和贫困。因为，人类只有变得聪明起来——精神得以高度显发，才能“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因而才能“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从而消灭贫困。

人们已经看到，在发达国家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消失了，轻微的劳动也早已普遍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和双星期制了。而且，他们的收入往往比不发达国家的职工高出数十倍上百倍。就连失业者和残疾人凭着救济金也照样有小轿车，宽敞的住房和丰富的食物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绝不是某些教科书上所说的靠了掠夺，而是靠科学技术致富的。因为那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智能社会了。在那个社会里，重智能重人才，智能和人才成了宝贵的财富了，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能源源不断地大量地创造出来。在智能社会里，由于消灭了愚昧贫困，消灭了奴隶式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人的价值越来越高，因而普遍的爱好和平，普遍的厌战了。智能社会人们的这种心态，为“愚昧贫困是战争的根源”的论断下了最好的注脚。

从愚昧贫困是战争根源的论断来看，人类战争的发生地往往是那些愚昧贫困的地区。事实正是如此，时至今日，亚非拉落后地区的战争仍是很频繁的。近两年来，海湾战争、巴以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独联体各国之间的战争至今不断就是证明。

可见，人类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愚昧贫困，要消灭愚昧贫困就得提倡“偃武修文”。现在全世界每年的军备费用究竟是多少简直无法精确统计，据估计已经超过万亿美元大关。而全世界的教育经费每年只有二千亿美元。倘若世界各国都“偃武修文”，能削减三分之二的军备费用投入教育事业，那对于人类的和平进步该有多么大的贡献了。

但是，那些落后国家的领导者始终认识不到“偃武修文”是医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伤从而使之健康发展的良药，而要崇尚黩武主义，结果是越打越穷，越穷越打，简直把那些落后国家拖入了战争与经济文化恶性循环的深渊。尽管联合国救济总署不断救济那里的难民，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我们承认联合国是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很好的国际组织，但它应当把消灭战争根源——愚昧贫困摆在第一位才是。联合国应当把支援落后国家的财力物力重点用到帮助那里培养人才上去，使那些国家首先开化起来，然后富裕起来才能摆脱战争恶魔。

现在，虽然不少穷国都懂得科技致富了，但还不是真正懂得教育是科技的基础，不懂得只有教育才能显发人的精神，不懂得只有人的精神显发了才会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落后国家的领导者不懂得“精神是物质的动因”这一伟大的哲学理论，因而不懂得人的显性精神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

在对待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同样是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把上帝视为万物的创造者，唯物主义则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们各走极端，都不能正确解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工具看成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肯承认创造发明生产工具的人的伟大，而要强调使用生产工具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试问，什么叫群众？白痴、疯子、赌徒、妓女、吸毒者是不是群众？他们算不算得上英雄呢？试问，如果没有人发明纺织机，会有纺织工人吗？如果没有人发明火车，会有铁路工人吗？老实说，工人阶级的出现正是智能者发明了机器等工具的结果。倘若没有智能者发明机器等工具，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工人或工人阶级的。过去木石二匠要祭鲁班，正是工人对智能者崇敬的表现。

我这么说，唯物主义者就一定会反驳：“如果没有农民种地，工人织布来供发明家的衣食，他们早就饿死了冻死了，还会有发明吗？”这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发明问题上的平均主义观点。但是我要说，当社会用大量机器人代替农民、工人劳动的高度发达的智能社会到来之时，人类便会从工人农民那种奴隶似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那时，就再没有市侩哲学家为奴隶似的劳动而骄傲自豪了。

还有一种关于发明问题上的历史平均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前人积累的知识，发明家什么也发明不出来。”但他们却忘了，如果没有今人的发明，人类社会的发明线便会断掉，社会就要停止不前。

还有一种叫做“实践出真知”的唯物主义观点对社会最具有危害性。这种观点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客观事物，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种观点否定人的显性精神具有超前于事物的思辩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而把万物之灵的人降低到了只具有条件反射的动物的实践水平。事实上，一切发明创造的思想都是超前于他所发明创造的事物的实践的，倘若发明者的思想没有超前性，只是停留于存在的实践阶段，他就算不得发明家了。比如说一辆汽车的发明，倘若某人只了解内燃机和传动机械的功能，而不能超越这些存在和实践而推理出这些机械的有序协调可以显现出整体运动的精神的概念来的话，这个人还会发明出汽车来吗？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发现根本就是无法实践的，比如说时空的无限性、日心和地心温度的测定、冥王星的发现、笔者对于天体运行规律的论证、宇丹质的存在的论证和对宇宙层天结构的揭示等等，都不是或不可能是人类实践所能解决的。有些哲学和科学成果、简直可以超前于实践数十年上百年。老实说、实践最多只能验证某些已经由逻辑推理发现了的真理的正确程度，或者维持生产，而不可能验证由逻辑推理所发现的所有真理。可以说，逻辑推理——思维能力是人脱离动物界且具有创造能力的最显著的特征，而实践只能是跟在思辩之后的奴仆。

人类的思维能力是知识量和联系能力的总合。人的知识越多，即头脑越复杂，这只具备了创造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单靠这个条件是谈不上创造的，他必须善于将这些知识联系起来，并且使之有序协调，这个人的精神才具有显性，因而才具有创造性。人的思辩能力越强，创造发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然而，在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帮市侩哲学家反对思辩的重要而极力推崇实践，甚至把实践——特别是模仿能力摆到了思辩——创造能力之上。晃看起来他们是站在群众一边的，实则是抹煞了人类前进的火车头——创造能力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使那里的人民日益愚昧贫困。

所以，人类要根除愚昧贫困，就必须首先摈弃推崇模仿能力的市侩哲学——讨好庸众以达其获利目的的哲学，大力提倡具有创造能力的思辩哲学。可是有人竟然把思辩说成是幻想，动不动就骂别人幻想，这种人完全不明白，只有人类才具有幻想，而一般动物是不存在幻想的。幻想又怎样啊！我常说，幻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理想——知识之子，一个叫乱想——愚昧之子。你的幻想虽然可能生出不争气的乱想来，但也可能生出争气的理想来呀！你何以害怕讨一个具有人性的幻想之妻呢？当你翻开劳厄所著《物理学史》而发现那上面竟然一个中国人也没有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呢？那不正是中国人缺乏幻想的缘故吗？

请那些特别强调实践活动的先生们，把你们的儿子一生下来就送到偏僻的森林中去从事实践活动好了，验证一下，看他到死是否能发明出两千年前鲁班发明的锯子来。

其实，知识无非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思辨成果的延续。倘若没有思辨成果的延续，一切从头开始实践，由于人的个体生命有限，那是什么创造也谈不上的。

我要说，那些市侩哲学家们简直蠢到了连脑与体的重要性都区别不开的程度，连人的脑子何以要长在最上头，而手脚却要长在下面的道理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手脚伤了动手术切肢也不要紧，而脑子伤了切脑可不行呢？倘若市侩哲学家们硬要说手脚比脑子重要，硬要让手脚去指导或领导脑子，那就请他们把自己的手脚摆到脑子上面实践一下，来个“脑体倒挂”试试，看是否能够行走“半脑”。老实说，从人的构造等级（或阶级）来看，重视脑力简直是一种自然现象，蔑视脑力简直是一种反自然的行为了。现在，脑力解放体力的例子随处可见，倘若落后国家的领导者们仍看不到这个事实，那实在是穷国人民的不幸。更不幸者，是有些穷国的领导者本身就是“掐颠败类”。何谓“掐颠败类”呢？笔者常把穷国的优秀人才比着参天之树，但是，这些参天之树的幼苗在穷国的土地上就是长不成参天大树，何也？因为那些“掐颠败类”就怕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会夺去他们的阳光，所以，趁幼苗刚刚出土，他们凭着权力便伸手掐去树颠。“掐颠败类”们就是这样在毁灭人才，这是穷国缺乏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也是日益贫困的原因。

因此，那些落后国家要想消灭愚昧贫困，不仅要摈弃推崇体力劳动的市侩哲学，还必须取缔那些“掐颠败类”，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显发出创造精神来。

人类必须明白，显发人的创造精神的工程是最艰巨、最伟大、最光荣的工程。这点是历代许多的哲学家都看到了的。像欧根·杜林，早就指出：人的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得多，而且提倡优生优育。但一帮市侩哲学家就起劲地指摘他，非难他，说什么一个驼背女人和一个跛子男人手牵手地到婚姻登记所去了，你杜林先生有什么办法呀？那些市侩哲学家们当然是在胡搅蛮缠，因为杜林指的优生，是对那些有痴呆症和遗传病的男女而言的，并非指驼背和跛脚的男女。

在主张提高人的质量这个哲学命题上，尼采也提出过“超人”论。但尼采的理论远不如杜林来得全面、可行和系统。尼采对提高人的质量的观点是偏激而又非道德的，他对他认为的“庸众”表现了极端的鄙视和刻骨的仇恨。在尼采看来，“伟大的，真正的进步在于培养起一个比今天我们周围的人更聪明、更强壮的人种（超人）。为了这一天，即使牺牲掉那些如我们所熟悉的群氓，也是完全值得的。”他完全不明白“超人”并不一定是“超人”的后代；不懂得群氓中还有天性资质很高而因无条件受教育才成为群氓的人；更不懂得“超人”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式去培养，而必须靠自强不息才能造就而成，这早已成为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客观真理。知识的灌输绝不应等同于给禾苗施肥，知识量与逻辑思维的联系能力并不是一码事，人的智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童年论定。所以，要是人类用尼采关于“与其试图教育人类，不如学十七、十八世纪的教师们的榜样，集中精力去教育单独的个人”的观点去培养“超人”那是很难行得通的。尼采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早已实践过了。自古以来，那些豪门贵族总是请最有学问的教师去教公子王孙，可那些“单独”培养的公子王孙有几个成了材的呢？人类绝对不可以把有灵性的人与机械等同，决不能用优秀的机械师就必然可以制造出精密机械来的观点去指导教育。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老子可算得尼采所说的“超人”了，可是教育他们的优秀教师在哪里呢？你就是查遍史书也不知其名。可见，对于有灵性的人类必须强调自强不息、自我培养才能产生最佳教育效果。只有他接受知识之门大大地对知识敞开来时，教师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人类这扇接受知识之门怎样才能打开呢？白痴是天生的封闭，只有那些天资聪睿的人在社会真正重知识重人才的条件下，真正把智能阶级摆到光荣的岗位上去的时候，千百万天资聪睿的人才会开启接受知识之门。

这点，笔者是有亲身体会的。二十年前笔者开始挨整的时候去教过小学，那班上有个学生的天资是很聪睿的，但就不好好学习。笔者痛心之余，把他找到办公室问他：“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哟？”那学生笑笑反而问起我来：“熊老师，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呀？”我感到惊奇之后告诉他：“我拿七十多元”那学生笑道：“啊！才七十多元，我爸爸一个大字不识，每月拿一百多元哩。”这件事简直令我终身难忘。

这件痛心的趣事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对于社会的动向具有何等巨大的影响力了。这个巨大的影响力正是关闭人们接受知识之门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极大破坏力。可以断定，在这种条件下，即使那位学生有天才的资质，你也休想把他培养成“超人”。

“超人”决不可能单单靠外部的教育去培养，“超人”只能在社会重视智能的条件下，激发起人的自尊性，从而激发起自我奋斗精神，而且掀起了全社会的求知浪潮之后，才能从受教育者中用智能筛选法筛选出来。在造就“超人”的问题上，社会条件无疑是最最重要的，只有当社会重视智能之火种，点燃了人性自尊之柴，燃烧起人类力求上进的熊熊火焰，才能造就出千千万万的智能人——“超人”来。

我们承认尼采培养“超人”的要求是正确的，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因为“超人”确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但是，我们绝不能同意尼采培养“超人”的方法。这不仅因为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智能成熟有早有迟，大器晚成是很不鲜见的，而且因为智能人——“超人”的造就与血缘和遗传并无必然的联系。出身鄙微者成为伟人的例子古今中外极多，故所以人类应当遵循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去造就人才。孔子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就很好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我们否定“童年论定”的教育观点，但并不否定智能人的培养必须从童年，甚至从幼儿或婴儿时开始。因为，人的许多习惯如静与动、勤与惰、求知与厌学等都是从小养成的。这些习惯往往要跟随人的一生。人类应当从狼孩和豹孩不可校正的事实中吸取教训，重视幼教。一个婴儿生下来，不久被失子的母狼叼去，养大到三、五岁，当生物学家抓到这个狼孩时，给它熟食它便不吃，给它衣服穿它便撕烂，它不仅习惯了吃生肉、打倮体，而且习惯了四肢行走，你生物学家怎么也不能改变它的习惯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它慢慢死去。

如果把驯兽与之相较，你便可以发现，人的习惯的惯性是许多动物不可比拟的。

所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视幼教。日本的教育家就提倡八岁以前必须加强教育，使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他们甚至提倡胎教了。现在许多国家都提倡优生优育，这不能不算是人类的一大福音。

但是对于穷国来说，由于资金不足，人民收入菲薄，优生优育尚停留在口号阶段。倘若“偃武修文”，便可集中大量资金到优生优育上去，切实办好幼教，那实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振兴的起点，是彻底铲除愚昧贫困的最有力的措施了。

现在人们都知道美国富强，日本富强，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富强是靠大办教育开始的。就美国来说，它每年的教育投资已达千亿美元左右，这接近世界各国教育投资的一半了，而它的人口却不到世界人口的6%。美国是历来重教育的，请读读《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吧，你就会知道，当美国尚末诞生，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乡村都有自己的大学了。啊！光羡慕别人富强有什么意思呢？应当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富强之本才是。

现在，人类已经到了非实行“偃武修文”的政策不可的时候了。因为，对于穷国来说，只有“偃武”才能为“修文”提供大量教育资金，从而才能培养出大量人才去推动社会发展，才能改变自己愚昧贫困的面貌。对于世界和平来说，只有各国皆“偃武修文”，富国帮助穷国致富，才能消除战争根源，从而消灭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因而才能达到人类和谐地共同开发宇宙之目的。

第四章   法天之序  迅步智能社会

序，则因彼此之公情，而为之序。序之立，本乎人情之大公，天理也。

——熊十力语

笔者在《宇宙和谐爆炸说》一文中阐明宏观和超宏观天体的形成过程及其和谐的原因时指出：宇宙中绝大部分天体同向逆时针自旋和运行是天体和谐的原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天体之间的宇丹质连射线——引力线弯曲所产生的一对斥力，才能使较小的天体不会落到它的中心天体上去被“吃掉”，这便是天体运行的“相反相成”。这种天体的“相反相成”便是建立宇宙和谐之序的基础。天体的有序协调便显发出了和谐的宇宙精神。

笔者又在《有序协调成事成物》一文中阐述了由最基本微粒“宇丹质”到光子、电子、质子、原子、分子……等等微观粒子的各级结合，每进一级，都是由于组成该级物质的各部分有序协调而显发精神的结果。从而证明了有序协调才能成事成物。并且指出，乱序是一种倒退的表现。当某级物质乱序时，这一级物质的显性精神就要转化为隐性，这一级物质就要分解而灭亡。

由此可见，自然界中的一切物质，从超微观到超宏观的一切物质，都必须有序协调才能存在和发展。

人类也是这样。在蒙昧时代人类是极不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往往为一点小小的利益便会象猴子争夺果子那样斗争，甚至会有鲁宾孙在荒岛上见到的那种人吃人的现象发生。所以人类在蒙昧时代发展极为缓慢。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便要结成和谐的团体——家庭和氏族去从事和发展生产。但是由于物质不足，劳动艰辛，仍有破坏和谐的掠夺性战争发生。这种战争的结果便出现了统治者。统治者为了巩固集团的私利便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去建立血缘统治的“乱序”。笔者说它不是“序”而是“乱序”就因为历代帝王多实行嫡长子继承法，并不是按照个人的才能去选择继承人，也就是说，并不象宇宙那样按照天体的实体质量——能力大小由大到小去建立“序”，所以，历代帝王所建立的等级实在算不得“序”，而是“乱序。”建立这种血缘关系的“乱序”的结果，是数千年来宫廷政变，诸侯割据，一朝灭亡，一朝继起，明争暗斗，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 这种“乱序”使得农业社会长达数千年之久而进步甚微。可以说，整个农业社会都是当政者“乱序”的社会。

伟大的孔子早在两千年前就看到了这种“乱序”现象，“春秋无义战”也者，所以孔子在晚年所著的《周易》中教人类要“法天之用”，去效法天的德行。

天有什么德行呢？一曰大公，二曰按能力立序。

《周易》中写得明白，“易与天地准”，“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这就是要人类效法天地的意思。

要效法天地，首先就要效法天地“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之大公品德，决不以私意私见宰制万物。故《周易·用九》有“群龙无首·吉”之说。因此，到了晚年的孔子之所以弃小康而改立大道弘论，正是这个原因。孔子创“天下为公”之大道，提倡“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而力反“天下为家”之家天下的血缘统治。为此，孔子在他的《周易》中写了“首出庶物，万国皆宁”的警句，直接指出领袖人物——“首”，只有从百姓——“庶物”中产生，无论什么国家都能得到安宁。孔子还专门写了一部《周官经》，提倡“选贤任能”。孔子在《周官经》中，对中央政权的首脑——天官、地官和春、夏、秋、冬六官，以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吏，主张一律由百姓公选产生，且限任期三年，并倡设监督机构以制约。可见，孔子为人类“天下为公”的社会的到来，为建立人类“法天之序”是做了大量理论工作的。这种“天下为公”的主张和《周官经》的措施，才真正是孔子礼治思想的反映，而决不是两千年来愚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辩真伪地杜撰的“孔子的礼治是小康礼教”的非孔胡说。

孔子不仅提倡“首出庶物”，而且还指出了这种从百姓中产生的领袖人物应当具备的品德。孔子在《周易·系词上传》中明确告诉人类，这种领袖人物应当是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的圣人。“圣人”者，最聪明之人也。这种圣人，不仅具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大公美德，还应当具有“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见天下之臣责，而拟诸形容”，“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的才能和“言天下之至臣责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的宽宏刚毅之品质。也就是说，必须是这种精神特别显发了的人，才能担当领导大任，才能成为人类历史的火车头。

孔子的圣人观，与中国哲学思想“精神是物质的动因”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这种圣人决不是从养尊处优的“贵物”堆里可以雕琢得出来的，他必须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只有“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才能自我造就出来。

当然罗，今天的时代不同了，非耕读时代了，但苦其心智却是必须的。

这种圣人，在今天是不可能用周文王访姜尚，刘备三顾茅庐。或伯乐相马的方法选择得出来的，因为现代社会远比古代社会复杂得多，人类的要求也要高得多。在今天，一个圣人是远远对付不了这个社会的，必须要有一个“圣人群”才行。

这个“圣人群”便是笔者所指的智能阶级。从“精神是物质的动因”这一中国哲学的真谛来看，只有出现了精神特别显发了的智能阶级，而且要让这个智能阶级真正起到了火车头似的领导作用，社会才能获得巨大的动力而迅速发展，才能使整个社会迅步智能社会。

但是，现在不少落后国家往往把这个火车头似的智能阶级摆到“社会车箱”的后头，而且还很不愿意多加燃料，这是何等愚蠢的政策了！因为，一个智能者来到这个世上，在吃喝住穿上并不比普通人多，而他所创造的财富则往往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万倍。象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那简直是亿万个普通人也难以匹敌的，他一生有一千八百多项发明创造就是证明。老实说，造就智能人与人海战术比较起来，是最经济不过的了。

倘若那些落后国家的领导者真正认识到了智能阶级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他们就应当按智能的高低去建立社会之序，把最有智能的人群摆到社会的中心位置，让他们像银河的中心天体那样发挥出带动全社会和谐运行的作用。只有这样，那些落后国家才能尽快摆脱困境而迅步智能社会。

智能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呢？

首先，在那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和社会的精神都高度显发了。

第二，在那个社会里，阶级是按知识和能力——智能来划分的。在那个社会里，由于智能创造出了丰富的财富，人皆不愁基本生活了，所以，高智能的企业家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理财人了。

第三，繁重的体力劳动消失了，工作时间在不断地缩短着。

第四，人们主要追求精神生活了，爱好和平，厌战了。

第五，民族和睦了，国界的意义不大了。

那个社会，正是孔子盼望到来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少有所养，老有所终”、“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在那个社会里，为物质利益而战的“权力斗争”已经变成笑料了。你要想争得领袖的荣誉而千古流芳，你就得显出真实才能去取悦民心。在那个社会里，征服人身的野蛮霸道行径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了。

现在人们已经看到，发达国家已经率先步入了智能社会。象韩国，作为一个真正理解了孔子学说的儒教国家，其发展速度早已震惊世界了。

为了人类的和平进步，永远杜绝核战争的恶魔，落后国家的领导者们：

赶快秉烛，加劲学习中国“不二论”哲学吧！

立即“偃武修文”去显发人类精神！

法天之序，按智能去建立社会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