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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y-tx@163.com） 2008.09.25 12:20:13
三、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双赢识读
5•12四川大地震造成了唐家山等30多处堰塞湖；“堰塞湖”这个百年不起眼的字眼，不到半个月就传遍大江南北钟、响彻五湖四海。这不是政治，这是自然的实际情况。
1、戈尔与中国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学者想用自然大体和平论编撰中国上古史，但国际上总有人把历史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2007年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传来，我们一点也不惊讶。但我们并不赞赏他的“侵略论”，而是看到他把历史与环境自然灾难联系起来，从注意环境与人的和谐打主意，有一定的新意。当时戈尔还是美国副总统，他出了一本书，叫《濒临失衡的地球》，其中有用大冰期解释500万年到250万年前人类为什么起源于非洲，或者为什么各大陆的古人会到非洲来。这同我国冰川学家韩同林先生的观点相似。另外戈尔还讲，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北方的少数民族或外族会周期性地侵略中国，他发现每一次大的侵略背后，都和欧洲遭遇大的寒潮、干旱等自然灾害相对应，即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使北方的少数民族或外族，生活不下去，才逼迫他们向南面到中国汉人居住或较富饶的地区抢东西。这种另类的“灾害”解读，与早先就存在的中华民族“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提出戈尔的书，是想说明外国人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与环境、自然灾难的互动。
2、地震与政治
1）堰塞湖是指地震后引起的大规模山体滑坡,河水冲击泥土、山石而造成堆积,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早在上世纪初，何拔儒产生远古大地震串引起堰塞湖以及扩展成盆塞海的思路，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长期考察和研究盆塞海时期的大地震产生的大围坪地貌，得出从１．２万年至８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大地震造成的“堰塞湖”，以至盆塞海现象，从而为５０００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才得出人类文明大爆炸起源于大地震假说的。
2）早有人问：“四川盆地在古代是上古扬子海所在，岷江注入这个海，成都平原是岷江的冲击平原，但是，这个海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因地壳的变迁而消失了。现在说的堰塞湖到盆塞海是不是政治宣传？”这是5•12四川大地震前把地震与政治相连，现代人提出的第一个疑问。
如果不是5•12四川大地震发生，这些人永远也不会相信堰塞湖的自然实际。所以普及一下从堰塞湖到盆塞海的地质知识，早就很需要。虽然早在“5•12”大地震前，到陕西盛四川盛云南省等一些地方去看，这也不是何拔儒凭空想当然的臆造。即盆塞海这些8000年前的“堰塞湖”，类似四川省茂汶地区的海子，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大地震，也在形成叠溪城发生的大地陷。所谓“四川盆地在古代是上古扬子海所在，这个海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因地壳的变迁而消失了”的知识，也许这并不是问者本人的研究，而是引用别人、别国的研究。中国近代的地质知识，学西方才不过百多年，很多东西，中国地质学界并没有系统研究。
3）把地震与“天谴说” 相连，是古代人早就提出的把地震与政治相连的宣传，并且与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互为印证。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地震知识是一门自然科学，即使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地震发生前后，对有的人的心理因素有影响，但它并没有摆脱自然科学的可认识范围。当然也有把地震与特殊时期的革命、建设等需要的政治稳定相连，例如解放后的前约30年，不准人讲地质大灾难，如大地裂，大地陷、大山崩裂，以至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直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唐山大地震，才知道有这类情况。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何拔儒竟然是凭空想当然地臆造出一个8000年前的“盆塞海”，由此来个海洋文明，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从“5•12”大地震普及的“堰塞湖”及其溃坝地质知识，到四川省盐亭县有此“盆塞海”的大海啸的遗迹，如大围坪地貌，任何人都可到那里作长期地质测量，再作结论。
3、大围坪计量学
研究早期文明的起源要以田野考古的成果作证据，这个“硬道理”任何学贯中西的人也明白。中华早期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五千年到一万年前存在过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田野考古的证据在哪里？这类田野考古的城市、文字、建筑的文明评判标准的具体指标是什么？何拔儒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一针见血指出是“大围坪地貌”。
但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地质学和田野考古学对“大围坪地貌”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当然研究人类起源于何处的国外科学家，也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非洲的乍得、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地区的人类祖先的遗址作田野考古时，才提出了类似“大围坪”的古人类活动生存地貌概念。何拔儒也不是“先知”。一百多年前在他的家乡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数百座寨子山上的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战争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类似“礼仪建筑”的古建筑密集群还存在，类似传说的蝌蚪文的有古文字的界碑、器物随时有发现。何拔儒当然也相信中原文明中心论，并且知道从西汉四川文人杨雄讲巴蜀远古蛮荒以来，有谈“盆塞海”先进文明不雅驯的类似古代传下来的“新闻纪律”，所以何拔儒更看重田野考古的硬证据。
1）“5•12”大地震前的2008年3月28至30日，西南石油学院的地质学家常健民先生，专程到盐亭考察“大围坪地貌”，即了解盆塞海及海啸遗迹的地点、地貌、地物、传说。常健民先生1944年11月生于南充市，1962年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内蒙、川北和西昌等地从事野外地质技术工作多年。到1980年才调入西南石油学院地质系任教，2004年退休。他在盐亭踏勘了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回龙山、公子山等山寨城邦文明遗址和观看了多处收藏的文物后认为，从玉龙镇、高灯镇、金鸡镇等地区密集的古山寨遗址景观看，盐亭存在远古文明事实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烟鼎山脚下申家沟台地上露出的民间俗称为“石条球”的约七米高竖立的“石柱”，有可能是这个远古文明留下的建筑物遗存，值得发掘。但常先生也认为“大围坪地貌”是地质学的常态，类似山区测量图中的“等高线”，即作为海啸遗迹不可靠。这也许也是我国大多数地质学家的意见。但这也是何拔儒先生早就预料到的事，所以他才在天垣盘垭村鼓动建起了小场镇，以此地作为“大围坪地貌”研究的一个典型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常健民先生也显露出分不清“丹霞地貌”和“大围坪地貌”的区别；其次在盘垭村袖头山脉，大围坪地貌像一条大章鱼包围在榉溪河的巨形弯弓中，不是“常态”的证据是，王家坪和黄家湾已是袖头山脉一个垭口相隔的两边围坪地貌，但两处的地平面几乎在一个水平面上，显露出“大围坪地貌”并不是“常态”的证据。常先生对此没有作答复。半个世纪以来石油勘探在盐亭这块地面上已进行过无数次的测量，“大围坪地貌”在石油人的眼里已见惯不惊，但即使在盐亭，玉龙镇地区的“大围坪地貌”和紧临的黄甸镇地区的地貌也有区别，但一些石油人并没有看出“大围坪地貌”形成的特定性。
2）运用计量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称为计量历史学。虽然这是个新领域，但国外已有多年的实践。丹霞地貌与大围坪地貌之争，是人们有时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社会自组织的力量。有关盆塞海的水平面遗迹的计量，作田野考古不能忘记全球古气候及地质灾变和当地地貌的可能联系。“丹霞地貌”是距今约1•9亿至1•6亿年的一种湖河海沉积岩，在中国南方形成的一种红色岩系发育的特殊地貌。而“大围坪地貌”只是距今约100万年至5000年的某些盆塞海时期，因地震海啸才在盆周山区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半山腰山坪遗迹地貌。以四川盆地为例，丹霞地貌形成在第一个海洋期，而且需要的海洋期要很长，时间也在造山运动之前。在盐亭农村，人们称这种红色岩系为“洋港子土”。时间坐标是，距今约2亿年发生的印支造山运动，形成四川盆地构造轮廓。距今约1亿年开始的燕山造山运动，四川盆地北部、东部和中部再次上升成为陆地，从而结束了漫长的沉积历史。距今约2300万年发生的喜马拉造山运动，四川盆地内沉积盖层普遍褶皱，形成了今天的构造格局。距今约1000万年开始的新构造运动，四川盆地又发生多次间隙性缓慢抬升，从而形成今天的丘陵起伏、沟谷纵横，以及江河两岸多级的台地地貌特征。这就是一些地质学家说的“常态大围坪地貌”。
3）“海啸大围坪地貌”是形成在第二个内海期。这种遗迹不是上面说的新构造运动和暴风雨，以及人力所能作为。联系大海和陆地的水平面、地平面、地平线等类概念，何拔儒等民间学者在半个世纪作田野考古过程中，把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终于结合了起来。以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鸛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梁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它们一般相距3至4里，海拔约600米，上下相差约80米。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山寨半坡的大围坪一般在海拔约450米处，弯月形包围山寨，或背靠山寨。现在95%以上的农户已从不当道的大围坪搬家到沟坝或靠近沟底的不规则的台地居祝何拔儒最早提出，这些大围坪的山头与山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不是明清或更早年代乱世时抗土匪、元军、清军、农民起义等修建工事的人力所为；此外长期受雨水、洪水等自然外力侵蚀、切割、冲积，也难形成连同城墙腰带似的山崖，而是一种海啸遗迹。
4）当然，大围坪更不是解放后改田改土、学大寨的人力所为。统一海啸遗迹争论是历史计量学方法。可类比的证据是，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进行的该国南部的海啸遗迹考古研究，发现海啸可能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重量达约20吨的岩块也能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造成的岩石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这里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布赖特教授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沙丘被侵蚀处的沙流要比沙丘尚存在的地方少。如果拿这种计量方法来看四川盆地第二次海洋期，盐亭大围坪地貌是被海水海面的侵蚀，再加上海啸海浪的冲击，搬走了原先类似“金字塔”山形的大山腰岩石外水平面上的土坡，才留下初具规模的城墙腰带似的山崖和大围坪地貌的。而反证就有丹霞地貌：因为这种“洋港子土”，今天多出露在台地与山崖交界的地段，说明是第二次海洋期的泥土搬迁，才能把它们从埋藏很深的地层里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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