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学勤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识读

---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之间引论

习强 金鑫 刘文传

（四川省绵阳市）

摘要：王表年表类似一种“非高斯性”计量。人类古文明研究可以说已进入“精确研究”的时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考证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状况，2007年9月7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演讲，他进一步把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和中国古代的王表年表联系起来，在我国主流历史学界是第一个作的大致对比，在“5·12”大地震毁灭北川城之前，这种对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识读，迎接了国家开创的第二轮“盘古文明”万年史的曙光。

关键词：中华古文明、王表年表、非高斯性

一、信与不信之间

从堰塞湖到盆塞海的中华远古文明史的研究，在中国民间已经进行了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直到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造成了绵阳市唐家山等30多处堰塞湖的事实，才使“堰塞湖”这个百年不起眼的字眼，不到半个月间就传遍大江南北、响彻五湖四海。何拔儒先生立足于大震与抗震这种中华民族少有的遭遇和处境、少有的坚强和奋起，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猜想、盆塞海远古联合国史的猜想和破译了在盐亭县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等工作。到今天气壮山河的5·12四川大地震百日抗震救灾的实践，有网友回应何先生的启示说：“中华古史年表确实值得探究；古蜀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围坪的海啸遗迹很有意思；古扬子海盆塞海溃坝形成长江中下游文明，为以后中华民族的繁衍铺设了发展舞台；研究也初露端倪。”

1、中华海洋文明起源于何时？

1）盘古王表和龙凤文化经济

１９０２年何拔儒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１９０６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并且补上了夏代大禹后的列朝君王。今天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８０００－６３９０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６３９０－６２１０年：１、盘古；２、天皇；３、地皇，４、人皇，５、五龙纪，６、摄提纪，７、合雒纪，８、连通纪，９、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６２１０－５７７０年：１、巨灵氏，２、句疆氏，３、谯明氏，４、涿光氏，５、钩陈氏，６、黄神氏，７、巨神氏，８、犁灵氏，９、大隗氏，１０、鬼隗氏，１１、掩兹氏，１２、泰逢氏，１３、冉相氏，１４、盖盈氏，１５、大敦氏，１６、云阳氏，１７、巫常氏，１８、泰壹氏，１９、空桑氏，２０、神民氏，２１、倚帝氏，２２、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５７７０－５０７０年：１、辰放氏，（共４代），２、蜀山氏（共６代），３、虺傀氏（共６代），４、儿遽氏，５、希韦氏（共４代），６、有巢氏（共２代），７、燧人氏（共４代），８、庸成氏（共８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１、浑沌氏（共７代），２、葛天氏（共４代），３、女娲氏，４、伏羲氏，５、赫胥氏，６、东户氏（共１７代），７、皇覃氏（共７代），８、启统氏（共３代），９、吉夷氏（共４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１、仓帝史皇氏，２、柏皇氏（共２０代），３、中皇氏（共４代），４、大庭炎帝氏（共５代），５、粟陆氏（共５代），６、昆仑氏（共１１代），７、西陵氏（共５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３１５０－２２３０年：１、轩辕氏（共３代），２、祝融氏（共２代），３、昊英氏（共９代），４、古皇有巢氏（共７代），５、朱襄氏（共３代），６、阴康氏（共３代），７、无怀氏（共６代），８、神农氏（共８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２２３０－２０７０年：１、黄帝有熊氏（共３代），２、颛顼，３、帝喾，４、尧，５、舜。

（九）夏朝时期，公元前２０７０－１６００年：１、禹，２、启，３、太康，４、仲康，５、相，６、少康，７、予，８、槐，９、芒，１０、泄，１１、不降，１２、扃；１３、廑，１４、孔甲，１５、皋，１６、发，１７、癸。

从以上“盘古王表年表”看，何拔儒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提前到了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的立足山海时期和城邦之美时期。配合这个时期的中华海洋文明，何拔儒还提出了龙凤文化经济猜想。

他说：从凤联系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原始海洋文明的工业化；而龙则联系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用樟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体现的原始海洋文明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化。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和世界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

2）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其他观点

何拔儒当然知道自己是“独孤求败”。他说，他不可舍弃或遗忘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海啸大围坪地貌”这种形成于第二个内海期的遗迹凭据，它们不是新构造运动和暴风雨，以及人力所能作为，而联系着民族的大灾大难；他的结论只是一种祭奠。这如果是历史，那么拿什么来祭奠？当人们能够拥有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认识，才能拥有获得力量的方向；人类之所以文明，人性之所以伟大，是在灾后千年、万年是否真的不曾忘却！

对此有人说，何拔儒的这些研究，人们可以不信、人们可以遗忘---无数死者的离去，在淹灭中失去应有的价值；无数生者的茫然，在坚持中失去应有的方向，但不是遗忘使人坚强，而是事实使人有力量---今后四川盆地哪怕是一次大地震发生堰塞湖一样微不足道的教训，也都必然足以使灾难不仅仅成为灾难，而是能从中让中华民族的灵魂得到激励、洗礼与启迪---当灾难尚未被反思并且铭记，则灾难仍未能认识，灾难的后果比灾难本身变得更加严重。

那么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其他观点是在这种“遗忘”中崛起的吗？我们来看这些主流研究。有人说如果中国有海洋文明，也是海洋农业文明；而区别于的西方海洋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但也有人反驳说，我国东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带，因山多田少，人们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明。而这两类观点虽然都认为我国位于太平洋地区，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已很悠久，但具体道来都是把海洋文明起源定在秦汉或更后的明代。

（1）有人说，海洋文明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形态。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还有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凡是拥有海洋的地区，凡是拥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明中就或多或少会带有海洋文明的成份。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从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时，则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中南半岛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明。如唐代自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对外贸易重心遂转向海外，从广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

（2）有人说，南宋时由于定都南方，加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来自于海外贸易的税入，南宋政府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贸易。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赞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历经几个朝代开辟的海上交通，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矗

（3）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有：“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有人支持说，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比较强大。首先，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计，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已达数万人之多。所以早在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在东亚海域，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商人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立于不败之地。使西班牙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离不开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否则它们将无货可载。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经常把载运中国货物的大帆船称为“中国船”；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中国商人成功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这些事实说明，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明，而且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海洋文明可以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相提并论，属于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的著作中就有：“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4）有人说，中国海洋文明走向衰落归咎于清初实行的海禁不对。清初实行海禁，是为了切断郑成功反清势力与大陆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消灭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后，第二年则宣布开海贸易。于是，中国商船大量地涌向海外，“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真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而清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贸易也经常采取一些奖励措施，如为了解决铜材缺乏问题，鼓励中国商人到日本贩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海域非常活跃，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力，中国海洋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在发展。所以中国海洋文明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50－60年代轮船的推广使用，使中国传统的帆船渐渐遭淘汰，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帆船已几乎在海外贸易中绝迹。而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发展。

（5）中国海洋文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对海洋投入的关注。1995年10月有领导人视察海军部队时讲：“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当前我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广州、高雄等，都是依靠其特有的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优势，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要想振兴中华民族，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在全民族中树立起发展海洋文明，走向世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海洋文明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2、从孟席斯到何拔儒

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生于1862年，自幼家境贫寒而自励刻苦读书，30岁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1903年至1906年作为绵阳市历史上第一个公派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与黄兴、张澜、陈润霖是同班同寝室同学。后来黄兴领导国民革命，张澜领导四川保路运动，陈润霖是把毛泽东招收进长沙第四（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历史人物。由于盐亭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的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他读过的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何拔儒学贯中西，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人们传说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的奇谈趣论很多，如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地区。何拔儒在出国期间，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学会了日语、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为的是破译家乡的“盘古王表”。

何拔儒在20世纪初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定到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由于时间久远，人们不相信，可以理解；其次四川盆塞海干涸已不复存在，人们不相信，也可以理解。但21世纪初又出了一位类似的“何拔儒”，他把中华海洋文明顶峰的具体时间定在1421---1446年，朝代具体定在明朝，人物具体定在郑和身上。他宣称，公元1421年，郑和第六次率领107人组成的探险舰队抵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澳大利亚，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早一个世纪。他认为哥伦布、麦哲伦和詹姆斯·库克出航前都有了地图，而且是以中国最初绘制的地图为基矗所以是中国人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也是中国人郑和才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探险者郑和的庞大舰队驾驶多桅杆中国式帆船，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了美洲大陆，并不只最先发现美洲大陆，还启发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甚至一度把美国当成殖民地统治，且领先欧洲探险者数百年时间绘制了世界地图。他的证据是，数百年前第一名走进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印地安部落的白人，曾看到村长的帐篷里有一个美丽的中国漆木盒。村长说送他这个木盒的“中国国王”，就住在山的另一边。有人曾在被指为“中国国王”居住的地方，挖出一枚刻有“大明宣德委赐”六字的令牌。他相信只有郑和或相同级别的使节，才能获得皇上赐予这类令牌。买下这枚令牌的美国华裔李兆良，2005年6月让令牌首次亮相，为孟席斯的中国殖民美国论作证。 他的主要论点还有，郑和的船队曾在1434年航抵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同罗马教皇会面。中国代表团当时把一幅世界地图送给教皇，并同意大利人分享百科全书《永乐大典》里所记载的种种中国科学发明。地图辗转落入哥伦布等早期欧洲航海家手中，促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而中国人向意大利人介绍的枪炮等机器，则为西方器械的发展奠定了基矗达芬奇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器械，即郑和手下的:一支船队:首先驶往开罗，后于1434年抵达托斯卡纳区的文化代表团，带来的中国科学、艺术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塑造了文艺复兴运动。但郑和船队的中国人抵达之后，就回去了，他们没有把世界变成殖民地，历史未受干扰。

21世纪初出的这个类似的“何拔儒”，叫孟席斯，1937出生于中国上海，两年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离开。15岁他辍学，没有文凭，后跟随父亲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成为英国海军潜水艇的一名指挥官。孟席斯现在是云南大学的荣誉教授。可能是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伟大航海家的崇拜，这位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海军军官、71岁的孟席思，2002年出版了专著《1421:---中国发现美洲》（新出版改为《1421---中国发现世界》）和《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我国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和四川抗震救灾百日祭之际，连同孟席思目前正在酝酿写的第三本书《1446---中国撤离美国殖民地》，成为国内外的媒体炒作的新闻。

孟席斯的书虽然畅销，但批评者说他是“疯子”、“幻想家”。 报道说，尽管孟席斯在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滩上发现了中国帆船的遗骸以及与中国相似的植物群、动物群等。但在没有任何直接的史实记录的情况下，单凭地图和海图就说郑和当年到过美洲、澳洲以及南极地区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在2005年5月26日的郑和研讨会上，南京政治学院的陈显泗教授当着孟席斯的面质疑孟席斯：就算是中国人，但又有什么依据能判定，这些中国人就是郑和时期的人，甚至是郑和船队的人？类似的观点还有：欧洲的思想家也经常在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的想法，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至于这些交流是否可归功于郑和，是否中国启发意大利文艺复兴，则还不清楚。

这些不相信的学者，是对明朝1421---1446年的大事记搞得很清楚吗？对郑和的年谱、月谱搞得很清楚吗？都不是。南京大学已过古稀之年的退休教授潘群曾在对记者说，由于种种原因，郑和下西洋的大部分历史史料都已经遗失殆荆这些资料，在明初时就因为有人反对，后来都被烧毁了---明代中期开始，供职兵部的刘大夏，就私自烧毁全部郑和资料。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40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很多重要人物的“大字报”早已被当做不合潮流烧毁；50前发生的千万人大炼钢铁，对很多小高炉已当做不合潮流被烧毁。如果真按“田野考古”的要有实证，那真能证明不存在对这些重要人物写过的“大字报”、 不存在搞过大炼钢铁和小高炉的事实。

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孟席斯也有支持者，但奇怪的是，这些人即使认为搞海洋文明及其开放是好事，也说中国古代由盛而衰的分界线，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代表着中国强盛的极点---言外之意听起来则是，中国古代搞海洋文明及其开放，必然结果是国家由富变穷，由稳变乱，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所以如果认真研究六年来国内外各方面学者对孟席斯的不同评论和看法---赞成或基本赞成的、完全不赞成的、部分赞成或需商榷存疑、待考的，包括孟席斯本人，他们的一个相同之处，都遵循一个主流的观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起源到极盛、扬威或扬武，都基于自然大体和平论。对孟席思的书中盛赞中华海洋文明的信与不信，对我国学界历来的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主流观点的信与不信，对何拔儒先生的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猜想的信与不信，历史已走到北京奥运的大喜以及四川大地震近十万同胞罹难的大悲百日祭之时，我们收获的情怀与价值应是：2008年8月，注定要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成熟的年份---当一个民族灵魂在回归的地方，在废墟之上，必将生长起一个民族沉着向上的力量---8月，当中华民族需要从一切光荣与梦想之中，获得骄傲与自信时，也同样需要从一切灾难与毁灭之中，获得坚强与睿智！

这一声春雷是2008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97岁的学贯中西的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季羡林老先生时说：“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温总理还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温总理的讲话可以说是５·１２大地震后，统一中国早期文明长度、广度和高度最权威、最完整的解读，也是对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发展的原因等作出的最权威、最完整的迫切需要的阐释，是对纯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的最新否定。

3、读懂盘古

用“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解读盘古，两千多年人们心目的盘古形象不说自明---盘古不但是中华远古文明起源的第一位抗震救灾气壮山河的伟大祖先人物，而且也含与气壮山河抗震救灾联系在一起的对子孙万代有自然大灾难类似山崩地裂威胁的警示。人们可以不信盘古，但不能不信有自然大灾难类似山崩地裂威胁的警示，不能不信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总结。人们不相信盘古，是盘古传说充满着神说，但“神说”在远古意味什么？在远古“神说”手法类似今天的“突出政治”。 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在意识形态中，人们是以一种想像的形式来再现他们实际的生存状况的。例如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授予“中国盘古之乡”和“中国盘古圣地”的牌子，这两县的盘古民间神说传说故事中，都有类似盘古兄妹在山中劳动，遇到“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人间，忽地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山崩了，地陷下，天塌了，日月失去光明；山摇地动，彤云翻滚，洪水泛滥，天地混为一潭”的景象描述，这意味着什么？这传递着盘古时代发生过大地震，这是比盘古神说内容更可信的信息。但按今天地质学家宣讲的“板块断裂地震说”， 河南桐柏县和泌阳县远离我国板块断裂地震带，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很小，由此推知盘古出生在桐柏、泌阳两县的可能性也很校这是怎么回事？

（1）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夏挽群把事情说清楚了。他说，神话故事与历史学不同，历史学强调发生时间、地点的唯一性，而作为民俗学的神话故事，是通过口口相传，通过移民、人际交流传播至各地，然后在某一地域落地生根，村民将传说与当地地形、地貌、人物结合起来，实现神话故事的本土化。基于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曾有意把“中国盘古之乡”的牌子给桐柏、泌阳两县共享，后来这两个县都觉得这样不便区分，也不便落实盘古文化保护责任，便按行政区划分别命名，把“中国盘古之乡”的牌子给桐柏，另用“中国盘古圣地” 的牌子给泌阳。两者只是叫法不同，内涵是一样的。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等故事，全国很多地方都自称是这些故事的发源地，不能简单地说发源地是哪一个地方，只要当地有传说、有故事、有遗迹、有信仰，就应给予承认，而不能像历史学那样强调唯一性。“中国盘古之乡”和“中国盘古圣地”的命名，其初衷是为了推动地方政府增强责任意识，加大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是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品牌支持。

夏挽群说的是，作为民俗学的传说、故事、遗迹与作为历史学的传说、故事、遗迹，是有区别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对北川羌族自治县给予“禹羌文化研究基地”的授牌，说明中国先秦史学会承认禹生北川有一定的历史成分；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承认桐柏、泌阳两县的盘古民俗传统文化应加大保护力度。这两者是容易统一的。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20世纪初何拔儒发现盘古历史文明与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是伴随在一起的，并破译了夏代大禹在盐亭县天垣场盘垭村树立的“盘古王表”。这说明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后，主动首先迁移出盆塞海到中原发展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在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立祠或建庙纪念传承。这种情况在后来逼迫迁移出盘古历史文明发源地区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中也存在。

（2）例如有人说，通过大量田野作业的证据，揭示汉代“巨人怀抱伏羲女娲”神像在现代南方瑶、苗、畲、壮和有瑶畲文化背景的汉族客家地区仍有嬗流，与上述地区“盘古、伏羲、女娲”合体神像吻合，“巨人”即盘古。盘古公元一世纪已在河南、山东地区有广泛分布，其中一例的确凿年代为公元86年，一些神像可能早至新莽年代。从而推倒了“盘古来源于印度”的说法。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盘古首见于公元三世纪豫章人徐整的《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1986年饶宗颐先生发表《盘古图考》，指出汉末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四川益州讲堂石室已有盘古像。饶先生的这一成果，不仅将盘古出现的时间上推到公元二世纪末，而且与“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南方，在瑶畲之中，盘古神话之根在瑶族，而古老的源头在东夷”说结合起来，更证实了何拔儒先生的盆塞海汉族起源猜想。

因为“盘古王表”记述，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升华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联合国的“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古联合国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汉族”至今都没变。它和古瑶、苗、畲、壮、羌、彝等族，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瑶、苗、畲、壮、羌、彝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相反，他们还可能是“古联合国”的核心群落、部族，而不改类似居“山寨”之古志，才反有今天的“少数民族”现象。

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南方，盘古神话之根在瑶族，一是盆塞海干涸前，如据天垣盘古传说，是盘古王退位后，曾带有部分追随者到盆塞海外围南方去作开发，而传承下对盘古的信仰。二是盆塞海干涸后，也许类似先迁出盆塞海到中原桐柏县和泌阳县发展的那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斗转星移，这批主张与时俱进分化形成的新多数杀了回来，逼迫曾分化留下的少数再迁移分散---他们也是坚守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的核心群落、部族---包括古瑶、苗、畲、壮、羌、彝等族中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使之在各地传承下对的盘古信仰。

（3）有人称“盘古”是在汉代文献中，才出现多起来的远祖人物，所以“盘古”的存在，是受怀疑的。这即使是一个事实，也只是表明秦汉以后，巴蜀地区才得到中原邦族或邦国政权的有力开发，并不代表秦汉以前的文献，是一种全方位的没有遗漏的文本。怀疑“盘古”，众所周知被说成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考辨古史的严肃科学态度，从而能把充塞在古史中许多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扫清道路；但“层累说” 却同时也能反证层累排列的大致的古史“盘古王表”的次序的成立。证明如下：从汉代到现在又已经2200多年，按层累说的分析，到汉朝才排到盘古，那么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华民族的名年官表还应在盘古之前找出一大串伟人领袖，然而关于中华民族远古文明帝王的传说，却在盘古这里实实在在的中断了。这是否说明，层累说已实实在在地反证出中华民族的大江、大湖、大海的中心就在盘古，就在盘古“爆动”引发的人类文明大爆炸呢？因此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也只不过反映的是人类文明只有成熟之后，才能有效地反馈它的开天辟地史。偏远地方的传说或神话，需要成熟文明的“营养”和“灌注”，才能补充历史的真实。这个过程也许是层累的，但是有机的。其次也说明到了汉代，人们才开始读懂了盘古，把他同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联系在一起。

例如盘古神说虽很多，但三国时吴人徐整著的《三五历记》是最早的也是一篇最漂亮的记叙盘古的散文；留下的这篇轶文虽短，但堪称是写盘古的不朽史诗、悠扬的颂歌。徐整讲：“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万八于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明人周游在《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中的解读是：盘古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执斧，或用斧辟，或以凿开。这分明是把盘古和大地震的山崩地陷景象合在一起。浙江绍兴的民间传说也讲，盘古顶一顶，天高一丈；蹬一蹬，地陷一丈；顶呀，蹬呀，如此一万八千年，天就极高，地就极深，盘古把天和地真正分开了。这是把大地震的灾害和人类抗震救灾的英雄气概又结合在一起了。有人说，从宇宙大爆炸到盘古开天地，人类的历史和宇宙的历史何其相似？但从徐整到现在近两千年来又难于表达，其盘古的神话、故事、古籍往往简洁，没有提供更多详实的史料，难免不留下众多的遗憾。

（4）其实这种“遗憾”，是表明我们还有没读懂盘古的地方。从原始社会人类繁衍到盘古开天辟地创建远古联合国，体现了一种创造团结协作的精神，但也可能又不仅仅是创造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其实这就是盘古精神。“5·12”未远，当四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百日，北川废墟的县城开禁，那些回到破碎家园的幸存者不肯压抑、失声而哭的悲怆，是否可让所有中国人的心中仍旧拥有对灾难的记忆？对古史盘古存在信与不信的教育有一丝反思？如果把“盘古精神”简单地纳入历史或传统的老概念，当作“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解释，是把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分割开来，造成的这类炫耀、自信中的迷离。

所以弘扬盘古文明、盘古精神，我们会更加懂得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是不能分割的。“科学”必然涉及自然和认识自然；“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 必然涉及人事和人文关怀。这两者类似两条腿，是缺一不可、是相互支持和制约的。读懂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