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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y-tx@163.com） 2008.09.17 19:59:32
从四川大地震看堰塞湖到盆塞海古史初探
---兼评李学勤先生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习强 金鑫 刘文传
（四川省绵阳市）
摘要：李学勤先生北川之行后不到十个月，一场震撼世界的5.12四川大地震，不到两分钟就夺取了近十万同胞的生命，上百万个家庭遭灾，整个北川县城几乎被摧毁。这一历史性的巨大灾难，也许会以我国的历史科学和地质科学的进步为补偿。
关键词：远古文明 大地震
非高斯性 大围坪
一、盐亭县百年笔塔倒下
1、谢兴鹏遇难
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北川文化馆5名正式工作人员在这次地震中全部遇难，北川知名的羌文化研究专家谢兴鹏也是北川万余名遇难者之一。
谢兴鹏，汉族，57岁，出生在盐亭县两河镇谢家坝。1957年7岁时随父全家从盐亭迁到北川。大学毕业后任过教师、编辑，后来到县志办工作。生前职务有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北川羌族自治县羌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秘书长。他对禹羌文化非常热爱，撰写了大量禹羌文化方面的书籍，并为保护禹羌文化四处奔走呼吁。就在遇难前，他还刚刚制定出大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5·12大地震不仅使大量北川本土大禹文化研究者失掉了生命，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中的400多件羌族文物悉数被毁，而且还使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勒石村聚居遗址、克枯栈道、无影塔等，无不遭到毁灭性破坏。
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先生在追念谢兴鹏的文章中说：老谢是我去年八月在北川讲课时认识的一位学者。5.12大地震之后，我多方联系都无他音讯。现收到北川县委宣传部长韩贵钧的短信“老谢遇难了１我真不敢相信。老谢很有造诣。那次我有意提了不少关于大禹和羌族的问题，都没难住他。让县上领导非常高兴，并当即决定大干。老谢做事认真，功力扎实。我讲课时他听得特别专心，又是录音又是笔记。由于我没有讲稿，县委叫老谢整理录音作为工作通报下发。老谢不负众望，第三天就从网上传来近三万字的稿件，质量很高，甚至把我没记全的几句诗词名言都补上了，我十分感动，稍加修改就发回给他了。我读过他几篇论文和今年4月他在《大禹文化》创刊号的序言，感到其文观点鲜明，言之有理，不乏新意。他认为大禹文化的核心是水文化，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今年3月末，老谢还干了一件颇有轰动效应的大事，就是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有“十大名嘴”之称的纪连海先生论剑，置疑其《大禹的婚外情》，一口气指出纪先生四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对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说成是受婚外情所困，说大禹包二奶，老谢非常气愤，他说这是对华夏先祖的亵渎，纯属哗众取宠，是为提高收视率的炒作，赢得了媒体、社会的广泛支持。我与老谢只见过一次面，相处也只有两天，但我们成了学术挚友。从北川回来后，我经常收到他发来的邮件和论文。有篇关于大禹先在家乡修理湔江河练手艺，然后才去治理岷江的论文，给我印象很深。他认为李冰修都江堰也是受了大禹启发；他还说北川县城后的尔玛山寨山丘，是大禹治理湔江河搬土筑起来的，因此山顶茶叶很香、梨子特甜。我答应在成都和他一起修改这篇论文，然后推荐到有影响的刊物发表。没想到，大地震使我们阴阳两隔，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我相信，老谢在天堂与大禹相见时，治水祖先一定会充分肯定他的功绩。
2、李学勤先生北川之行
据谢兴鹏生前报道，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协办的“纪念禹生北川4134周年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于 2007年7月19-20日在北川隆重举行。在此期间举行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授牌仪式、禹穴沟风景区建设开工奠基仪式。2007年7月19日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作了专题学术报告，通过对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新购的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遂公须”和2004年在四川云阳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等新资料的分析认为：大禹是人不是神，大禹治水是真实可信的，禹生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并且说：“朝拜大禹，首选北川。”在谢兴鹏另一篇谈与李学勤先生交往的文章中，他还说：“2007年7月21日从15年前李先生为北川提供了一篇重要论文，到15年后真正踏上北川的土地，而且仅仅在北川的土地上工作了20多个小时。这在李先生的日程安排中也许不算太短，我们期盼着李先生再次踏上到北川的行程１但即使李学勤先生真能再到北川，也不能再见到谢兴鹏先生了。这是李先生离开北川不到九个月的真实故事。
在5.12大地震之后重读李学勤先生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感慨万千。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副编审身份、工作的需要，谢兴鹏对李先生讲话的着眼点在禹生北川，以及他对大禹文化核心是水文化和治水精神的体现的认识，也是对的。我们也支持禹生北川的结论。在5.12大地震之前，我们就在研读李学勤先生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着眼点与谢兴鹏先生不同的是，对李学勤先生研究考证中华远古文明，把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和中国古代的王表年表联系起来的飞越，非常赞同，认为是对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识读。李先生北川之行后的2007年9月7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演讲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识读
在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之间，王表年表类似一种“非高斯性”计量，人类古文明研究可以说已进入“精确研究”的时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考证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状况，在我国主流历史学界是第一个进一步把中国古代的王表年表和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联系起来作了大致对比的，这加强了人们对这种非高斯性古文明研究的印象。李学勤先生说的是：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题，里面有一个《夏商周年表》。这个年表只能说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成果。古代埃及年表也是一样，这个年表和我们的年表越古老的年代，就越不那么准确。但国际上对古代埃及有较为公认的结果，可以对大致的情况进行对比。古代埃及一般分为前王朝时代、古王国时代、中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然后进入了波斯占领和希腊化时期。按埃及古书，其间有从第一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的记载。我们的历史，根据《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即五帝时期。大家传说的炎黄二帝，黄帝就是五帝时期的开始；然后是《夏本纪》，夏代；《殷本纪》，商代；《周本纪》，周代……。古代埃及那个年表，它从前王朝时代开始，也就是第一和第二王朝，按现在的估计，大概是公元前3150到2700年。古王国时期，也就是第三王朝到第六王朝，是公元前2700到2200年。然后有第一中间期，是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在公元前2200到2040年。接着是中王国时代，有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二王朝，大概是公元前2133到1785年。其后有一个第二中间期，是第十三王朝到第十七王朝，从公元前1785到1552年。接下来是新王国时代，有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从公元前1552到1069年。然后有一个第三中间期，是第二十一王朝，从公元前1069到945年。总结起来分成三大段，古王国：公元前2700到2040年；中王国：公元前2133到1552年；新王国：公元前1552到94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的几个大朝代，跟古埃及这几个时期的划分差不多。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按古书的记载推算，大约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接着是夏朝，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夏的灭亡、商的开始，我们估计是公元前1600年；商的结束，也就是周武王伐纣的年代，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年份---公元前1046年。现在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共同性，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700到2040年，如果算上前王朝时期就是公元前3150到2040年，而我们的五帝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000到2070年，这很接近了。特别是埃及第一中间期的最后，和夏只差30年。再看中王国时期和夏代对比，中王国时代加第二中间期是公元前2133到1552年，我们是公元前2070到1600年，这个数字只差约50年。然后是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52到1069年，如果加上第三中间期是到公元前945年，而我们的数字是从公元前1600到1046年，数字还是相当接近的。
我们说，李学勤先生把中华古文明与古埃及计量的对比，是从高斯性看待非高斯性的，例如他说：我们不是宣传历史定命论，也不是前苏联《世界通史》中的同时代法；“古代人类的文明，在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独立的起源和进程，可是它们的发展还是有某种共同性的---我们的五帝时代大约相当于古代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夏代与中王国时期、商代与新王国时期大体相当。这一点只供大家参考，我不做过多的引申。”
1）从水、治水文化到水从何来的地震文化
人类远古史的研究类似宇宙远古史的研究，它时间模糊不清，头绪纷繁复杂。５·１２四川大地震后，北川遭灾最惨，有人出来和北川争大禹出生地，说大禹出生在山东莒县，而不是在发生大地震最危险的北川。这使我们想起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也许钟毓龙也会提醒谢兴鹏说，人类远古史的研究仅从水文化，治水精神着眼是不够的，水、治水从灾害而来，但灾害为何为灾，也应是人类远古史研究的内容。当然李学勤、谢兴鹏先生抓装大禹”，也算抓住了远古史研究的“牛鼻子”。
钟毓龙写作《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是在1933年8月25日发生茂汶叠溪的8·0级大地震之后。那次大地震叠溪镇地区在剧震发生的几分钟之内，几乎笔直地隐落，呈单条阶梯状下滑距离达500—600米。强烈的地震引起岷江两岸山崩，河道堵塞，形成地震堰塞湖。崩塌的山体在岷江上筑起的银瓶崖、大桥、叠溪三条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使流量为每秒上千立方米的岷江断流。截断了的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30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堰塞湖连成了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四五十华里，最宽处达四五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十一个，叠溪城及附近21个羌寨全部覆灭，死亡6800多人。震后第45天，即10月9日，岷江上游阴雨绵绵，白腊寨公棚地震堰塞湖崩溃，江水猛增。傍晚，高160多米的叠溪坝崩溃，积水倾湖而出，夹带泥沙巨石，沿江而下，江中浪头高达20丈许，吼声震天，10里之外皆闻。沿江村镇、田园一扫而光，数万亩农田庄稼被毁。人畜逃避不及者，尽被卷人水中，又有 2500多人丧生。地震罕见水灾引发钟毓龙研究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他研究了五百余部中国古籍后发现，现在的黄河在帝尧以前是没有的。道理是，尧、舜、禹时代的洪水，淹没了现在陕西、山西两省大部分面积。如果黄河已有河床，最多只是把沿河两岸淹没，何至于陕西、山西两省大部分面积受灾？钟毓龙并不全是一家之言，目前在北京工作的王红旗先生，2003年8月出版的《经典图读山海经》，更认为帝尧时东面的大海已倒灌淹没到了太行山脚下。
2）复杂程度与非高斯性
从水、治水文化到水从何来的地震文化是一项“精确研究”，涉及高斯性与非高斯性之争。这也类似宇宙学的高斯性与非高斯性之争一样。宇宙学中微波背景辐射谱的非高斯性的理论和实验，是暴涨宇宙中的新物理信号，有人说非高斯性很可能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因为传统的暴涨模型预言非高斯性，即密度涨落关联的非线性，是非常小的，研究暴涨理论的人一直不太关心非高斯性，直到最近情况才开始改变。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为理论家一直想超越暴涨模型。那么，究竟什么是非高斯性？这里如果不想谈它与宇宙学的联系，而来谈它与人类古文明“精确研究”的联系，那么中国科学家张学文先生作出了一项重要贡献---他把对复杂程度的计量与高斯性分布函数联系起来，在高斯性与非高斯性的“悖论”中作迂回计量，使我们能对非高斯性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张学文先生是新疆气象科学研究所的前所长，研究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出版《气象预告问题的信息分析》、《熵气象学》、《组成论》等书和发表论文多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但《组成论》一书中提出的“最大复杂度与最大出现概率具有线性数值关系”，即最复杂原理，按《组成论》对“复杂程度”的定义，在简单情形实际也类似一个悖论。其道理是，在一次随机抽样中，本来高概率的事件容易出现，作为“ 概率公理”，是正确的；但又称最复杂原理是指“事物的复杂程度会自动最大化”。这里它把这个最复杂原理的“复杂程度”的定义，与“多”联系起来，延伸为个体的数量，把同人们平时称“多”为“复杂”的理解，有一致的地方衔接起来，认为可以用一个数量的大小来定量表示复杂程度的大小，而称为“复杂程度”。但接着它又把“复杂程度”延伸指一个客观事物内部的状态的丰富程度---这和“多”为“复杂”也一致；然而在《组成论》体系中，虽然其构成前提是作为全同性的个体，但是又着眼于具有可区分标志值的个体---在这个标度上，全同性的元素包含的可分析的属性被突现出来了，于是复杂程度C是一个数量，它不是函数也不是向量，它描述的是一个广义集合（客观事物、系统、总体、体系）内部状态的丰富程度，它的计算公式是C=-∑ni×log(ni／N）。这里，N 是广义集合内的个体总量，而各个ni是各个标志值分别占有的个体数量。最复杂原理如果可以关联用“复杂程度C”描述，那么广义集合内必然存在一种关系----标志值少的，不复杂，即它分布的相同个体就多，在一次随机抽样中相同个体多的，也容易出现高概率。相反，标志值多的，变复杂，即它分布的相同个体就少，在一次随机抽样中相同个体少的，也容易出现低概率。这就是所谓的最复杂原理称的“最大复杂度与最大出现概率”，在这里是成反比关系的。
3）高斯性与非高斯性的结合
张学文的最大复杂度与高斯性的数学也许难懂，这联系我国人类古文明研究说穿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就类似“抛物线”研究，属于高斯性；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古代埃及王表年表等类似“平滑线”研究，属于非高斯性。高斯性的优点是能托出“主旋律”，如司马迁的纪传体的《史记》。非高斯性的优点是时间、脉络清楚，如司马光的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喻传赞教授的“喻传赞曲线”研究古史，是把高斯性与非高斯性结合起来的研究。
1992年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数学、物理、力学高新技术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在平武召开，开幕式后的第二天大会就先组织100多位代表就到近邻的黄龙寺、九寨沟考察。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100多位代表看到松潘毛儿盖前后百余公里地的时隐时现的山崩地裂景观，历历在目---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使人震撼。这引起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的极大兴趣。同车的盐亭代表告诉喻教授：这是一本解读上古史的“第四部书”。
近代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地质学者研究或传播关于因近万年大地震产生地裂等地质局部灾变，造成从堰塞湖到盆塞湖和盆塞海一类的特殊地貌结构等知识，是有空白的。刘东生先生补足黄土高原认识的只是“第三部书”，也说明了这一点。四川盆塞海遗迹与大地震遗迹联系的“第四部书”从哪里来？因为盐亭学人何拔儒先生生前已研究了半个世纪。他说，上至盘古王开天劈地、女娲补天、洪水朝天、伏羲兄妹造人烟、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廪君西迁，到大禹治水等上古神话，下至1933年茂汶叠溪大地震，如果都作了深入研究，你也会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
喻传赞教授等代表返回平武后大会继续作学术报告，喻教授就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大会上拍案而起，专讲“喻传赞曲线”，公布了他对近一万年我国的气候变化曲线研究的消息，即他完成的国家课题—“喻传赞曲线”。他指出，分别在4000年以前和6000年以前的两个阶段的坐标位置，有两个峰值，他据此认为与古代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等传说的时间十分对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