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不久，“文革”爆发了。在一场“历史的误会”中，他遭到隔离审查。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被严格监管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学习毛泽东思想，交代自己的问题——有人给他扣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要他交代自己有关某个“反革命组织”的问题。这纯属子虚乌有，他和监管他的人一次次地顶嘴、争辩，得到的是一次次的羞辱和皮肉之苦。他们作贱他，殴打他，晚上不让他睡觉，白天让他吃“顽固菜”——5分钱一碟，油水不多的炒青菜，说是对他“认罪态度恶劣”的惩罚，还要他当心自己的小命……

一下成了阶下囚，美好的梦破灭了，理想的翅膀折断了。他承受着从精神到肉体双重痛苦的煎熬。在孤独的隔离室里，他想到了逃跑。然而，他逃跑得了吗?能藏匿到亲友处吗?不行。别人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影响亲友不说，他以后所受的折磨还会更多更大。

他又想道：“既然如此，还不如……自杀!”在到处一片“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狂叫声中，自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虽说隔离室的窗已经钉死，但只要敲破窗户上的玻璃，纵身从5楼窗户往外一跳就完事。他突然感到要他“当心小命”的人十分可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过，我非死不可吗?这不行!”他想，“我，一个农家子弟，是人民用血汗把我供养到大学毕业，我还没有回报人民和社会哩!我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我只不过在‘文革’之初当了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可我从未参与过任何打、砸、抢之类的非法活动……我何罪之有?我如果跳楼自杀了，刚好授人把柄：瞧，这小子畏罪自杀啦!我并非没有死的勇气，我不怕死，而是觉得像这时这样的死法实在毫无价值。司马迁说过死有‘重于泰山’与‘轻如鸿毛’。我若是受了点误解与委曲便自杀，就是‘轻如鸿毛’，这太不值得了!也太不中用了!”

如此一想，他的心里反而踏实了。逃跑——没必要；自杀——不应该。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当时的是非观念很不确定，还似乎被颠倒了，怎么能糊里糊涂地自杀呢?报纸电台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真不知是“一片红”，还是“一片黑”?在阵阵“横扫”、“火烧”、“炮轰”、“揪斗”的风潮中，老革命、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大批好青年(他也忝列其中)成了这样那样的“反革命分子”。全国上上下下真的一夜之间冒出了那么多的牛鬼蛇神吗?他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道“法不及众”的道理……这样说来，武断也罢，歪曲也罢，落井下石也罢，他就不那么放在心上了。

他过去以为自己是在坚持原则，维护真理，因而和监管他的人顶嘴、争辩。遭到羞辱、打骂，就想到逃跑、自杀。这实在荒唐、幼稚、可笑。年轻人似乎都容易犯这类的“左派幼稚病”。他有个朋友，和他一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气不过，脑发热，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不是反革命!”的口号从10多层楼高的隔离审查室往下跳……这悲壮的行为，是对当时恶势力的抗争，表现了对于人的尊严、人的天性、人的情感、人的权利的维护。然而，代价太高了。尽管后来也给他平了反，还是不合算，也不理智。

记得列宁在反对左派幼稚病时说过：当你碰到抢劫你的匪徒时，他们要钱、要车，你不妨暂时都给他们；那种逞一时之勇，拼命抵抗，甚至牺牲生命者，其实是犯了“左派幼稚病”，倒不如先保存自己，适时反击他们……列宁这一招真高!他检查反省了自己“左派幼稚病”，决心改变斗争的策略。他一下子学乖了，听话了，表面上说一不二，要他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诸如“今天我和几个头头到香山脚下开会”，“前天我和他们在北海的塔中策划”……他知道这是真人演假戏，这些材料是逼供的结果，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推翻的。监管他的人还吹他们监管有方，政策攻心成功，这个“小反革命认罪态度较好”……

他能这么想、这么做，是他多年读书学习和当时沉重的现实给他的启发。眼前发生的一切，正是对他人格、意志、信心、智慧的检验。正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觉得生活不会亏待他，将来会尝还他的。在以后半年多的隔离审查时期内，他完全断了逃跑的念头，也彻底否定了自杀的想法。

他既来之，则安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写牛头不对马嘴的交代材料外，他坚持打太极拳。他，文弱书生一个，本来睡眠就不好，却在隔离室睡得很香。后来，他发现床下有一个纸箱，打开一看，有几十本书，好像是特意为他准备的。原来这里是一位研究人员的宿舍。其中有恩师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汉代部分)，还有《中医诊断学》、《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等。他高兴莫名，反复展读。现今就中医水平而论，他已达到能给人把脉、开药方的地步——这完全得益于在隔离审查期的自学。

他利用写交代材料的纸笔，来记日记。他记日记的初衷是想有朝一日和整他的人“理论理论”。这些日记别人看不懂，他将字一个个地拆开来记，这与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不谋而合。这样写，很费事，但他不能不这样做。当时，要是这些日记被监管他的人发现，这就是反攻倒算的“变天账”，不是“罪加一等”，而是“罪加数等”，还不知要吃什么苦头呢!……

后来，他那一本日记始终没有排上用场。不几年，他平反了。他说，既已平反，黑白是非泾渭分明，还用得着和整自己的人“理论”吗?“我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一头扎进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的研究中去。

一场“历史的误会”使我们青年的历史学家不幸，却又使他于不幸中赢得了大幸。他挑战了死亡，战胜了死亡。因而，他逐渐成熟，变得坚强。他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努力工作。“文革”一结束，他就不断有科研成果奉献出来，并多次获得国家科研成果奖、优秀成果奖。至今，他已出版了《中国春秋战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吴起传》、《吴起与孙膑》、《孟子》、《孔子》、《中国思想发展史》、《宋明理学史》(下卷)、《郭沫若与中国史学》、《齐文化概念》、《管子简释》等著作，以及数十篇史学论文。成就一大，便有学术团体请他作报告；也有高校，聘他当客座教授。春风得意今又是，不想风光也风光。

他，何许人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研究员孙开泰先生。作者少年时代的朋友，曾一起负笈春城昆明求学。提起那场“历史的误会”引发的不少故事来，我们都有一种沧桑感。

（原载《特区教育》2000年第11期；又载费国荣著《世纪风流----名家风采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173—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