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的母亲，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正好大型系列丛书《永恒的母爱》征稿，我想实现我宿愿的机会到了。于是拿起笔来完成这篇表达儿子对母亲寄托哀思的文章。

我的母亲——保保

我1940年5月21日（农历4月15日）出生在位于长江边上四川江安县锦衣镇正街上（解放后行政区划改变，归纳溪县大渡口镇，现属泸州市纳溪区大渡镇）一个医生家里，我是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我母亲是地方上的有名外科医生吴宝泉的女儿名叫吴近英，我父亲也是医生，并开了一家药舖——益生堂（后改为益生永）；祖上还有几亩田地，由我母亲管理。在乡下有两间房子（在张村），房子旁边有一小块地里，有我父亲种的花草和几棵红心柑、梅、黄桷兰树。

据我幺妈樊上琼说：我一生下来就撒了一包尿。当时家人还很迷信，说我命中克父母，不好养活。于是不让我叫父亲、母亲而改叫保保。按家乡的风俗，父母给我拜寄了72个保保，其中包括场口上小河边的那棵大黄桷树。还有，我母亲的奶头很大，而我的嘴太小，包不住奶头，吃不了母亲的奶。母亲只能将乳汁挤在小杯子里再喂我，特费事，很多时候我是吃我五妈（我五爹的爱人）的奶。儿时的我十分淘气，常生病，弄得我母亲时常整夜不眼，眼睛都熬的红红的。

我还很小的时候，处于抗日战争后期，故乡的上空偶尔有日本飞机轰炸，有一次我与父母亲去泸州，遇上敌机轰炸，是我母亲用背兜背着我钻防空洞，躲飞机。

我4岁就上学，但因为时局不稳，随父母趱转于泸州、大渡口、江安等地行医，到1949年家乡解放，我还在大渡口中心小学上初小，到1953年才从那里毕业。

我母亲身体不好，有哮喘病，一累了就哮喘不止，上气不接下气。但她还是操持着镇上与乡下两处家的家务，要管我和弟弟妹妹的生活。我上面的大姐和二哥相继去世，我成了孙家的长男。（我父辈8弟兄，父亲排行老三，我大伯、二伯无比我大的男孩。）我很受父母及孙家伯爷叔婶的关爱。在我十岁时，母亲为我张罗过生日。由于解放后我父亲是镇里药材工商联合会的主席，我过生日时参加的人好多，地点在张村。那时母亲说我已经长大了，要我帮父亲在药舖里干活。从此我就像个小大人那样，在药舖里帮忙，学着抓药，炮制咀片、丸、散、膏、丹，背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等等。大约有三、四年时间，我半天上学，半天在家干活，直至1953年我小学毕业。

卖牛帮助幺妈上大学

1950年的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告诉我幺妈从成都回来了。幺妈叫樊上琼，与幺爹在四川大学上学。我很快见到了幺妈，她是个美貌而温和的人，很喜欢我。她爱唱歌，还教我唱会了当时流行的《渔光曲》。后来父母亲把我家的牛卖了，我当时不知为什么？近来我收到幺妈的来信，谈到她对我母亲十分感激，才知道其中的缘故。

幺妈说我母亲是有个通情达理、很顾全大局的人，也是个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我父亲在药铺上班，晚上常回来很晚，她并不怪他或和他吵，还是很温柔的照顾他。平时我母亲一天都是忙于家务和照顾孩子，对老人很孝顺，对7妯娌也很和睦。

幺妈还给我讲起她住在张村养病一年的几件终生难忘的事：

那是在1950年，幺妈从成都回老家大渡口镇的乡下——张村，生她的第一个孩子——书涛。我奶奶（幺妈的婆婆）是个封建思想严重的老人，对幺妈生女孩很不满意，说好多难听的话。幺妈受了不少气，在白天只得忍受，但是到了晚上，一个人几乎都在哭泣。我母亲住的房间与幺妈住的房间是隔壁，她发现幺妈在哭泣，便很关心，过去安慰幺妈，慢慢的幺妈才想开了。然而想不到幺妈回成都复学时，先要进行体检，X光透视的结果，她得了肺结核，而且还很严重。因此未能复学。幺妈只好回到老家，住张村治病、养病。那时幺妈很苦恼，我母亲常去陪幺妈聊天，开导她、照顾她。幺妈告诉我，要是当时没有我母亲的劝解与关照，她可能也治不好那种病，因为那时的肺结核病是很难治的，特别是在相当落后的农村。

幺妈的病好以后，幺爹回来接幺妈到成都复学，但是没有路费，还是走不了。当时我母亲和父亲商量，说家里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只能把牛卖了给他们做路费。最终父母亲狠心把牛卖了，才使幺爹幺妈踏上了继续求学的的路程。

对于这一点，幺妈至今都非常感激，她对在成都客车厂工作的女儿书涛、开莎——我的两个堂妹妹，讲起这段动人的故事后说，庄稼人户要卖牛是最痛心的一件事，普通人是根本办不到的。她说，我父亲有文化，我母亲文化虽然稍差一点，但他们却能办到，实在不简单；尤其是一个庄稼人户，若不是明大义、顾大局的人，是不可能办到的。她说，我母亲真是太伟大了。幺妈有今天也全靠我母亲，我母亲是她的救命恩人。

幺妈说她在老家只住了一年，但在这短短时间内，就认识了我母亲。她是妯娌中最好的一个，对人处事是我的榜样，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你要把她的故事写出来，这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母亲唯一的照片

1953年秋，我考入四川省纳溪中学，学校在纳溪县城永宁河东岸，因为离家有三十多里路，学生都要住在学校，我才不帮父亲干活了。但星期日、放寒暑假回家时还是要帮忙干活的。在暑假里，我与四弟开江曾在烈日炎炎的田梗上锄草；或者到岩上树林子里拾干树枝、枯竹子挑回家当柴烧等等。我一回家，母亲就给我做些可口的饭菜吃，总是担心我在外面吃不好。看见我的衣服裤子破了，就给我缝缝补补，髒了就给我涮涮洗洗，因此我在学校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1956年秋，我考入泸州市高级中学校（简称泸州高中，后改为泸州六中），这是一所解放后新建的高中，在泸州忠山上，与泸州医专为邻。教师和设备都是泸州市最好的一所学校。当时我只想好好读书，考上华西医科大学，当一名好医生。可是第二年——1957年，我父亲就病了，我父亲自己医治，由于条件的限制，病越来越重了，他无法再给别人治病，家里经济上来源枯竭，只好把药舖里的药材慢慢转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一面照顾父亲，一面还要四处讨还过去乡亲们在我父亲行医卖药时欠我家的旧账，也好补助日用。但是好些欠账的人家里都很困难，我母亲曾对我说：“有些欠我们账的乡亲，确实还不起的，也就算了。我们虽然也很困难，还是要将心比心嘛！”

后来，我家的药舖的药相继卖得差不多了，家里的生活非常艰难。我1957年暑假回家，父亲病在张村的床上。我母亲因劳累奔波，已经形容憔悴。我回家不几天父亲就去世了。

我是长子，这个暑假我和母亲常常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母亲领着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为父亲办完丧事，对我说：“弟妹们都还小，你是最大的，我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们要撑起这个家。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你继续上学，要把弟妹们拉扯大。不要让人家看笑话！”我那时才17岁，还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母亲没有让我辍学回家，仍然支持我继续上学。这种忘我的精神，大大鼓舞了我。我也向母亲保证：“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今后要支撑起这个家，绝不让别人看笑话。”

送走父亲以后，母亲在大伯孙纯嘏等医生的推荐下，把我家所剩下的药材连同药柜和炮制丸、散、膏、丹的器具一起都归了大渡口联合诊所，我母亲从此算是诊所的一名在药房的管理人员。就这样母亲艰难地拖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在诊所药房上班，却仍然兼顾着两处家的劳务。四弟开江因为有脚疾，只好不上学了，帮母亲干地里的活；五妹开琼也因此停学，帮母亲料理家务并带还只有几岁的一妹开坤；只有我和六弟开愚继续上学。母亲的日子过得艰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她老人家还是咬紧牙关，默默无言地挺过来了。

1958年，我家乡开始了大跃进，也入了人民公社，叫做大渡口光明公社光明大队第七小队，公社办起了食堂。大家都得吃食堂，农村的这股共产风括起后，食堂渐渐吃不饱。我那时在泸州高中上学，一天中午，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前，我见着母亲，望着她老人家风尘朴朴、苍白而泪痕满面的脸，心里一阵酸处，控制不住，也流下泪来。母亲告诉我：“家里吃大食堂，弟妹们都饿得没有法子。”我拉着母亲出了学校，从忠山上来到城里的一家饭店吃饭。母亲才含着泪告诉我，她把家里剩下的唯一的一件值钱的金戒子拿来泸州变卖了，好给弟妹们买点吃的。我看母亲很难来泸州城一趟，便和母亲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然后送母亲乘汽车离开泸州回家。从照相馆取回照片时，我在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

年方廿廿（音夕）几不算老，

十七八岁不算小，

望母八十还健旺，

自有美满好时光。

纯儿

母子合影

于泸州和平摄影馆

1958年5月22日

这张与母亲的合影，我一直作为最珍贵的东西收藏着，经过了文革的风浪至今还保存着。它也是母亲唯一保存下来的照片。后来已经离休的大舅（吴伦，湖北咸丰县人民武装部干部）在我北京家里的厨柜里看见这张照片，他对我说：“开泰，我很想念你母亲，然而你母亲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你一定要把这张照片送我！”我说：“大舅，我也只有唯一的一张。我到照相馆翻拍一张给您吧。”我才到照相馆翻拍这张珍贵的与母亲唯一的合影送给了大舅。大舅高兴地对我说：“你办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真不愧是学历史的。”我觉得大舅的称赞也许有他的道理，而我心里所想的却是母亲来泸州时的凄惨情景，那是我内心最为歉疚的纪念。当时母亲只四十几岁，可惜她老人家没能活到八十岁，否则确实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关于“母死不奔丧”

1959年秋，我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那时家里真是拿不出钱来供我上学，连去昆明的路费都是申请的困难补助。母亲仍然鼓励我上大学，帮我收拾行李。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给我开了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我出发时搭乘一辆货车，把行李当坐位，先到沾益，再转乘小火车到昆明。那时的交通相当落后，记得我从泸州到沾益走了一个星期。而且公路到处是坑坑洼洼，过云盘山时山路随着山势绕来绕去，走了半天，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汽车爬上半山腰，回头望时看见公路像一条黄色的带子弯弯曲曲地缠在一座座大山上。司机告诉我们，在这段公路上开车，要开着车门，一只脚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一只手控制方向盘，常要探出头往外看看才行，车在转弯时常常只有三个轮子着地，另一个悬在空中。

我在云南大学四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不是我不想家，而是没钱根本就回不了家。我那时有学校给的助学金，生活还是过得去的。假日还可在校内工地上干点小工，挣少许零花钱。但母亲的情况就不大好。家乡大跃进的浮夸风严重，大食堂办得许多人吃不饱肚子，甚至连粮食也很少吃了，一些人就吃榆树皮、观音土。母亲经历了这些许多的磨难，要照顾弟妹四人，总是想着把可以生存的机会让给了弟妹们。加上她有严重的哮喘病，虽然形势在逐渐好转，还是在1963年春天逝世了。开愚弟打电报告诉母亲逝世的噩耗。收到电报时我正在考李埏老师的唐宋经济史研究生。我非常伤心，对李埏老师说：“李老师，我对不起您，我母亲逝世了，我的弟妹们需要我的照顾，我不考研究生了••••••”李老师也很同情我，于是这一届他的研究生没人被录取。

母亲的逝世对我精神上打击很大，我总是有一种负罪感，我对不起母亲。按礼我是家里的长子，无论如何该回家奔丧的。但是我的处境使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家。只得打电报给开愚弟表示哀悼，并说明不能回家的原因。我的负罪感一直纠缠着我。母亲逝世后，四弟开江，顶替母亲的职位，并跟大伯学医，这个联合诊所改为大渡口卫生院。1963年秋，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总算能多少帮助弟妹们的生活，开愚弟后来也当了中学教师，弟妹们生活也都过得比从前好多了，这使我得到一点安慰。到北京工作后，我著《吴起传》，其中吴起就是个背着“母死不奔丧”罪名的人，我的亲身经历使我很能理解吴起为什么会“母死不奔丧”。

今天我要写这篇纪念母亲的文章，也是想让我的孩子和青年人懂得母爱是无私的、永恒的，伟大的，即使是像我母亲那样的一个很平凡的人，也是如此。

2005年10月13日于北京海淀区昌运宫寓所

（载《永恒的母爱之恩泽后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该文荣获2005年12月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大型系列丛书《永恒的母爱》征文活动散文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