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仲大军先生全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

恢复国学的本来面目

孙开泰

对仲大军先生总的评价：“全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本来面目”是当今学术界、思想界应该思考的当务之急。确实文革后至今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中国的历史面貌是模糊不清的。特别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更是如此。仲先生论述了十一个问题，我们一一评论之：

我的评论主要是根据拙著《先秦诸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约25万字，待出版），在这里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拙著实际论述范围覆盖了先秦各家各派，既宏观而又扼要，拙著不是罗列材料，而是以“整体观”的理论观点，对百家争鸣做出自己的分析考察，具有创新意义。书中第一章对诸子百家进行综合论述，从动态上把握当时思潮，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将之置于社会大背景中研究考察，然后分论各家，其兵家有特殊地位，也是特色，在遍论各家各派之后，归结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它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即主要是道、法、名、墨、农、兵等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精华于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全书层次明析，叙述清楚，希望拙著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

现在我们来评论仲先生的十一个问题：

一、国学是否真得炒糊了？

仲先生说：最近有人写文章说要给国学热退烧，国学已经炒糊了。

我在传统文化复兴研究院讲先秦诸子讲座时曾就此问题发表过我的看法。我看到的中国社会上从“五四”运动发来，特别是文革期间，西化的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胜利进军，传统文化节节败退，11届3中全会后，有所好转，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至今16大后，中央注意了“以人为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有所转机。对国学的种种见解开始活动起来，但在总体上说，社会影响并不大，主流社会仍然是西化，各个方面都在进行着“与国际接轨”。说不上什么“国学热”，更没有谈论其“退烧”的必要，哪有什么“已经炒糊了”的现象。不过就是有人说要“尊孔读经”，要小孩从小背诵“经典”之类，不切实际的叫喊而已，真正做的人很少。

仲先生主张“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学说进行重新梳理，中国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

“现在很多人希望重建中国文化，但要重建中国文化，必须首先认清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连基本的史料都不清楚，连源流和表象都看不清楚，”

“中国思想文化的糟粕主要是在秦汉以后形成，要想发掘中华文化的精华，必须上溯到先秦时期。”

“中国人今天对国学的研究仅仅只是个皮毛，国学不仅没有炒热，甚至连炒都没炒。请问当今社会有几个人懂得管子，有几个人读过《国语》，有几个人了解《墨经》？有几个人研究过杨朱或《黄帝四经》？”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二、揭开中国历史和国学的真面目

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错把秦汉之后形成的皇权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全部。

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要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好的东西发掘出来，扬弃和改造那些丑陋的和不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

比如：尧舜禹的尚贤政治，有墨家的亲士思想和平民思想。

任务是：发掘和发扬那些已被湮没的好的精神财富，批判封建特权专制文化。

秦汉之后的封建统治者对先秦文化的围剿是十分残酷的。比如：其一是杨朱学派，中国最早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没在历史上留下记录。即那个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利已而不损害别人学说的创始者。

其二是墨家。与封建主流文化极其冲突的墨家，今天其著作仅剩下53篇。孟子曾经无奈地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话是对战国早中期形势的概括。但这他们都没有留下清楚的生卒年月，甚至连出生地、哪国人都不清楚。司马迁在《史记》对墨子生平只记了有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为什么儒家的学者事迹记载清晰，而其他学派的学者却语焉不详？这就是文化围剿的结果。这是基本上符合历史的事实。

孔子杀少正卯，为什么没有他的著作流传？多少思想家被人为地翦灭？其著作被视为邪端异说而被焚毁？

只有那些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或极端偏执的人才会对中国历史采取妖魔化的态度。但是，我歌颂和赞扬先秦那个中国，中国历史真正的辉煌是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以前。

我们必须挖掘和梳理本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挖掘和梳理那些在历史上被人为压制了的思想文化，如以管子代表的齐文化和墨子创建的墨文化以及富有自由主义和人本精神的杨朱文化。

我必须郑重地指出，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不能再延续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象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譬如现在社会上流行读经，但一些机构出版的《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基本上不选法家、墨家、管子和《国语》里的文章，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这些话都正中时弊。非常有利于我们当前重建新文化的工作。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等几家的思想遭到了排斥。春秋战国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思想文化时期，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这一见解很对。这里要顺便说一下：

仲由子路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有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而不是仲由子路。

仲先生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的落伍带来致命的影响。”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重建中国文化，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此见解也很好。

但同时我认为，仲先生对“独尊儒术”的理解并非全面。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并非完全排斥诸子百家，而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即主要是道、法、名、墨、农、兵等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精华于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历史的主流，因此对董仲舒评价，不能一概否定。在当时社会他搞的“独尊儒术”，具有“综合创新”的意义。对政治上“大一统”局面形成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我们也在看到，其后历朝封建统治者越来越偏重儒学，从科举制之后，试题全出自《四书》《五经》，加上对孔子不断加封，而形成独尊孔子的局面。所谓“孔家店”的形成，完全是封建统治者造成的。孔家店与孔子是有区别的。“五四”运动是打“孔家店”，而对孔子一些明智的人士还是有所区别的。

三、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思维状态下解放出来

分析对传统文化的三种态度：正确的和两种偏向。针对两种偏向而提出反对独尊而认真研究历史。

1·重建首先要反对独尊

重建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是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思维状态下解放出来。只有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弄清楚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源流。

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目前社会上主要表现有几大观点，一是复兴中国文化，发扬和发掘中国文化中好的东西，结合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走一条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道路。本人就是这种主张。

2·坚持传统文化模式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还要按传统的文化模式塑造自己，要重新回到儒家文化传统或法家文化传统，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模式，中国在下一个时代才有希望。这一派的代表有新儒家和新法家。其代表人物有蒋庆、翟玉忠等。（对翟玉忠不了解？）

3·否定传统文化

《粤海风》《炒糊了的国学热》为代表。

自辛亥革命以来，学习西方文化，已历一个世纪。还不到位，好象只有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希望。

主要是这些人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被定格在历史的“独尊”思想模式里。这种“独尊思维”往往只能崇尚一种思想，绝对排斥其他思想。

愿意走极端，要么独尊儒术，要么独尊西洋，反正就是没有一种民主、宽容、理解和开放的态度。

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便会国将不国，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因此，今天溯本清源，下大力气清理我国的思想文化源流，十分必要。

原因：

目前之所以有全盘西化派或盲目尊儒、尊法派，都是因为对历史了解和研究不深而造成的。

出现瞎子摸象的偏执现象。出现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搞清楚历史的真相，是研究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目前最重要的是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一个全面、宽容的研究氛围。

四·肯定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民主自由时期

“中国至高无上的君权崇拜和帝王权力完全是秦汉以后经历代帝王一步步打造出来的，并形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牢固伟人崇拜意识和奴才思想。”

我认为这是符合国情的说法。今天清宫戏还在不断地占据电视、电影、媒体，体现的即是皇帝万岁！奴才该死！在官员、人民都是奴才的社会里，哪里来的民主自由！

回顾历史，周代，是个“相对民主的君主政治时期”。最大特点就是“民权高于君权”。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就是周厉王被国人所驱杀。“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当时周厉王钳制国人舆论，不让人民讲话。搞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结果平民百姓联合贵族起来造反，把周厉王赶走，杀掉。这就是“防民之口如防川，”好比纸包不住火一样。这才出现了“共和”执政的14年。

到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王室衰落，诸侯崛起，王权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华夏民族迎来了一个相当自由民主的历史时期。

公元前645年，秦国和晋国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国以此要挟晋国，但晋国人拒不讲和，晋国使者说：“必报仇，宁事戎狄。必报德，有死无二。”晋国人认为国家是由君子和小人共同组成的，国家的意志必须由国人来决定，而不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以秦赵渑池相会为例。）

（秦昭襄王约赵惠王到渑池相会，廉颇将赵惠王送到边境时说，如果大王30天后还不回来，我就册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扣你做人质进行要挟的念头。赵惠王也只有答应。）

譬如民主政治问题，

首先是言论自由，朝廷不仅有谏议大夫，各国都有“庶人谤”的传统和风气。“谤”就是批评，就是平民议论国事，就是平民参政议政。

（《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8年）“庶人谤”）

这是因为，卫国人之所以赶跑了国君，是因为国君做得不对。卫国人赶走国君是对的。体现了古人有平民参政之权。再次讲国人流放周厉王的道理。

《国语·周语》里有“庶人传语”一语，《左传》里的“庶人谤”与“庶人传语”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人民大众参与国事政事，进行舆论批评。譬如，在“子产不毁乡校”一文里，记载了郑国人聚集在乡校里议论国事的情形。

从周厉王被国人驱逐，到卫国公被国人赶跑，再到郑人议政于乡校，整整三百多年间，周朝政治都可以看出它的民主性和自由性。到了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这种民主性和自由性更加明显。孔子开始在民间自由讲学，墨子聚徒结社，并且将学习成员组织化，成为带剑而行的武装学术集团。

至于齐国人，在都城北门之外建造了稷下学宫，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各国学子纷纷集于稷下，人数多达一千多人，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自由民主的学术王国。

但这样一个民主自由开放文明的历史时代，却被后人扣上一顶顶“春秋无义战”的帽子，甚至被后来的弄权文人视做批判的对象。如韩非子批评管子遏制君权，简直就是颠倒是非。中国后来的王权霸术就是由韩非子等一批无耻文人研造出来的。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被歪曲的历史。

今天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掀起一场复兴先秦文化的运动，正确评说诸子百家，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真相。

这些意见都很好。有利于重建中华新文化。

四、王权政治的平民性

仲先生挖掘了历史上的美德：

1·举鲁国季氏家族季文子的俭朴生活。

《国语·鲁语》中记载：“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

季氏家族还最早实行租税制，解放农奴，瓦解氏族社会的井田制和公社制，受鲁国人的政治监督。

2·楚庄王时的楚国。名臣官吏清廉。

名臣孙叔敖两次出任国相，但家里十分清贫。孙叔敖去世后，其儿子过着困窘的生活。

3·官员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原则是“比而不党”，即不结党营私。

以《国语·晋语》赵宣子向晋灵公推荐韩厥任司马，为考验其是否讲情面，在河曲之战中他故意让自己的车夫冲撞队伍，结果韩献子把车夫抓来杀掉了。

赵宣子说出一翻“事君者比而不党”的大道理。即不结党营私，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还可看到我国古代以道德维系的王权政治的特点。

从而反问：“改革到底改了什么？今天的政治哪有一点古代的淳朴？”这里可以看出从古史能成为今天重建军新文化提供借鉴。

五、春秋时的反专制精神和约束君权思想

仲先生认为中国的先秦政治具有“氏族民主性。”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两大传统，一种是约束君权的传统，如管子和墨子都是这一传统。

另一种是加强君权专制传统，如商鞅、范睢和韩非子。

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汉以后，后者占了上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君王高度集权专制的道路。

秦汉以后，前者被扬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后者受到冷落。而以墨家最惨。

《管子》一书中有多处“反对独裁专制、约束君王统治者的思想。” “形势”：“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虽然操劳忙碌，也不免动荡不安。独裁专制国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孙开泰按：此处当是卑贱)而没有威信的。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齐国当时的君臣关系，没那么多君道尊严，并不象秦始皇以后那样，君王至高无上，一言九鼎。国君对大臣都是相当尊重的，齐桓公将管仲称为“仲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关系。

仲先生分析了管子学说不能流行的原因。

主张：“不应该只树孔子，呼吁树立管子的雕像？”

仲先生大声疾呼，在当前无疑是针对时弊，但也还有可商榷之处，即《管子》书与管仲不等同。《管子》书是成于战国的稷下诸子的著作，并非管仲的著作。只不过是托管仲之名而已。这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当然仲先生提出管仲“这样一位奠定了礼义廉耻和法德兼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样一位开中国思想先河的人物，居然在后代不被人们所重视，完全是后代封建帝王屏蔽、排斥的结果。”这完全是对的。

又主张：“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它不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全貌。这都是很正确的观点。我从先秦诸子研究中逐渐形成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并应用之来指导先秦诸子和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我的观点和仲先生有相同之处。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在学术上通过争鸣的方式来解决。

六、管子思想中的精华

管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源头，在管子时代，中国思想还没有大的分歧和分野。

我认为这里有问题：不确切！源头恐怕不是。三代：夏商周还在管子之前哩！

打开《管子》第一篇文章“牧民”，我们可以看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美和语音美都不错，但中国历代的教育课本就是不选管子。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

《管子》一书的内容量最大，篇幅最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甚至医药无所不包。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是一部重头著作。当然，《管子》一书并非管子一人之作，它是齐国学者在历时五六百年间的时间里不断补充整理而成的。”

这里似纠正了前说。但仍很笼统。

自齐威王之后（约公元前350年），中国的文化中心实际上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临淄城外的稷下学宫汇集了上千人的各国学者，临淄成了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当然，在这个大学城里，起主宰作用的是管子学说，管子思想象一棵大树之根，生长延伸出了后来的儒、道、墨、法。

我认为《管子》有影响，但诸子百家并非由管子而起，当另文论术。仲先生认为“从战国时期的状况看，齐文化远远大于鲁文化，管学才是当时的显学。”

我认为史载“儒墨显学。”管学未成为显学。管学之称是后世才的。

譬如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学影响。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齐国是最早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家。《管子》开篇的第二段这样说：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但管子也十分重视法制，甚至可以说是管子开辟了中国法家学派的先河。

此说也欠妥。当辩之。“四维”之说是否起于管仲，还难说，“仁”最早起于东夷，与齐有关。“义”则较晚，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四维”之说出自《牧民》，该篇是否管仲遗著，还是问题。胡家聪先生对此有过讨论。当然我们不要下结论，以存疑为得当。而管子开辟了中国法家学派的先河之说，也未必，真正的法家始祖是魏国的李悝，因他著《法经》六篇。

七，齐文化精神中的民主性不适合后代的帝王专制

仲先生进一步从齐鲁文化的比较看出管子的思想如何不容于封建统治者：

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曾经是射杀过齐桓公的人，但齐桓公居然不记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这充分说明了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在当时那个种族和种姓家族封建统治时代，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开明的民主政治，体现在《管子》这部书里的是大量的精英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能被后来的帝王们所容忍，所以，管子一书便被打入冷宫，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显学----管学，从此少有人过问。

仲先生这种分析大致符合历史事实。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情况有所改变，据我所知，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管子》受到重视，我是从80年代初参加临淄召开的稷下学讨论会的。第二年就开始緼酿《管子》研究，1987年秋即创刊了《管子学刊》。该刊连续出刊已20多年了。在国内、国际上学术界有一定地位。还出版了齐文化丛书，20册，其中第一本《管子简释》即是本人主要参与的。而且那里有一支相当可观的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出了一系列研究性著作与论文集。

八、应该发掘墨家文化中好的东西

仲先生认为应该发掘墨家文化中好的东西，但我认为墨学中断原因并非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的迫害

仲先生认为墨家的平民思想最具有现代精神。墨子学派在战国时阵容强大，声势浩大，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

“墨家一派，继承和发扬了大禹的思想精神，这一脉精神传到墨家，之后便中断了。这对于中华民族是一的损失。”

我们先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

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

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

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

墨子主张的是精英政治，尽管精英政治不会有现代民主政治举手投票一类的内容，但在那个时代，精英政治相对于家族血缘政治是一大进步，它最起码是打破了姬氏家族的血缘统治。实现了社会其他成员对政治的参与。

墨子“尚贤”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世袭者来管理国家。

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说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后来墨子和墨学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学派独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环保精神、节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竟争精神。

我认为墨学的终结是自己造成的，墨变为侠，被人收买，违背自家的宗旨。不能把墨学的中断完全归之于封建帝王的迫害。

墨家消亡应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家、法家、道家等不一样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甚至“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即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总而言之，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而墨子的十大主张，流于空想，而且自相矛盾，是比较肤浅的，没有像儒家那样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墨者往往陷入难以适从的境地。因此有些一墨者，常常背叛墨家而逃入儒家、道家或杨朱学派。在魏国，子夏于西河讲学，弟子中就有禽滑釐，当是墨者。《孟子·尽心下》说：“逃墨必归于杨”，可见墨者背叛墨家而逃入其他学派确是事实。这说明墨家不能像儒家那样，能独立的存在下去。

墨者后来成为墨侠，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有某些共通之处。这可能是墨家到了后世分化，一部分流入民间，成为仗义的侠客。如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别人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墨家巨子孟胜及其集团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于楚悼王死后，趁机发动叛乱，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之后，仍然站在阳城君一边，为他守卫封国。阳城君畏罪潜逃，楚国要收回他的封国。为此孟胜及其集团一百八十多人为阳城君死难。他们死难的情景确实“壮观”，很有游侠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这一事实说明墨者集团的行为不符合正义，站到了反动的一边。这说明他们是很容易被人利用的。

九、墨子民“选天子”的思想是“尚贤、尚同”思想的发辉、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逻辑学等不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容;封建社会里的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如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墨子思想是竞争的，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竞争来变动的，这是对封建家族等级特权制的巨大挑战，墨家思想在当时对封建秩序的影响是颠覆性。（注意：秦国却是墨家聚集的地方。说明秦国有墨家存在的思想的基楚。）

（注意：第一·一种学说的流行与否主要应从其内部来分析，不要简单下结论。第二·不重视科学技术与儒家不重视生产劳动有关。）

十、儒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儒学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民为贵，君为轻

我不反对儒家学派，但反对独尊儒术。

儒家的真实面目是它的民间性，而不是政府性。

在孔子74岁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数时间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

孟子“民为贵，君为轻。”体现儒墨两家共同推动社会，使民本思想、重民思想成为中国日后最重要的思想。

汉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儒学被极大地官方化了，成了为官方封建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其他一些优秀的文化思想被人为地湮没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是因为儒学相对于墨学和法学不那么走极端，在利与义、刑与德中间，选择了大多数人相对可以接受的原则。

但今天的中国，仍然只尊儒家不顾其他的状态，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公平态度，也不利于中国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21世纪的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国学面貌。特别是要发掘那些与现代和当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张都接近于现代，还有管学思想和法家。

法家文化尽管重视功利，但却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运用法家精神，崇贤任能，在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的精华，广采博收，全面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这样我们便有丰富的知识宝库和思想宝库，这样我们便不会只知道照搬外国，盲目地学习西方。

总之，中国文化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如果不改变两千年来独尊儒术的做法，那么中国文化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也不能进步。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偏狭的，我们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们的作风仍然是专制的，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特权与等级的，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平等的。

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墨子，看看墨子的文字能不能进入我们学校的教科书，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样的一句话：“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这样的文字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广泛流传呢？显然是文化和思想封锁的结果。

十一、我们梳理先秦文化的目的是

要建立“以人为本”即“民本”的和谐社会

仲先生认为：“就以官民关系来说，战国时期似乎是个民间力量大于官家力量的时期。王公贵族都要看民间的眼色办事。”

当时的儒墨显学“是以私人讲学形式出现的，”

儒家和墨家的社会影响大到连王公大人都要附庸民间力量，尊敬民间学者，借助孔墨来显荣自己。

这些民间学者，主导和主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舆论。所以孟子感叹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在那个时候，官府并未垄断教育，并没象今天这样高度的教育垄断，甚至高度垄断思想的产出。

王室或公室的权力从来没达到秦汉以后那种垄断地位。特别是思想资源，几乎是被民间所垄断。政府的智囊大部分来自民间。

相比之下，那个时代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

仲先生所说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西周末平王东迁洛阳，学术由“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的破坏，从而下移到民间有关。史料记载，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入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即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宫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论语》卷十五《卫灵公》。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子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正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仲 先生认为，“我们可以给中国的官民关系史划一个分水岭，先秦时期是个官民力量相当，甚至是个民间力量大于官方的时代。先秦之后，力量的天平终于倾斜过来，官的力量绝对超过了民。

从此之后，小民百姓终于匍匐于帝王和官府脚下，中国社会一切都仰赖政府的时代开始了。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的民间力量被彻底压抑，民间再也不出思想，更出不了人才，所有的专家权威资源都出自政府，出自官员。

只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历史，我们才能清楚地发现古今这一差别。“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掀起一场矫正两千年中国发展史的运动。”中国的改革难道仅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吗？

看看今天的中国，从大学到研究所和科研单位，统统是政府所办。中国已经深深地患上了政府依赖症，连脑子思维都要让政府来替自己思考。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体制，怎么能追赶先进１

总之，说我认为以民为本即以人为本。以君为本，即以帝王为本，以官为本只是以君为本的保证。先秦社会的两条路线：儒家主张“以民为本”，而法家主张“以官为本。”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先秦儒家“以民为本”的特点，逐渐变成以封建帝王为本，从而形成了牢固的官本位体制。历朝历代，统治形式有所改变，但以“帝王为本”的官本位体制并没改变。即使是农民起义，建立起来政权，仍然是帝王本位，人民只知道要个好皇帝，很本份地还是当奴才。现在为什么演清宫戏那么有市场，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有此良好的基矗自由、民主的启蒙教育是十分困难的。中央提出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改变“以官为本”即“以帝王为本”的社会。即是要把立足点改变过来，而这种改变就必需要改变体制，改变思想与文化，才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2006年4月11日于北京紫竹院昌运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