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风和畅·柳下惠与现代社会

“和圣”柳下惠思想的现代意义

孙开泰

柳下惠，春秋鲁国大夫无骇之后，姓展，名获，字禽，一字季，食采邑在柳下，谥号"惠"，故称柳下惠。好学有才。作风正派。孔子说他一生只做过管刑狱的"士师"这样小官。他执法公正，得罪权贵而被三次罢官，却毫无怨言。

孔子称颂柳下惠为“逸民”。《四书集注》：“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在这里当译为：遗逸的不在官位的贤者。

孔子认为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即柳下惠虽然违背自己的志愿而使身受屈辱，但仍能使自己的言论符合道义，行为符合人心。他就是如此罢了。（《论语·微子》）

其后又进一步解释说柳下惠“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这是进一步说明柳下惠虽然违背自己的志愿，但并不扭曲自己的德行而是仍然直道而行；虽然使身受屈辱，但并不同流合污。因为他内心有清楚的是非准则，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就能使自己的言论符合道义，行为符合人心。这里所说的是非准则是什么呢？就是“仁”和“礼”。这也正是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都严格按这个标准办事。所以他就能总是言行都符合规范，使周围的人们都能滿意。

又说：“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18·2）

《四书集注》：“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即是说柳下惠三次被罢官，有人说：“你是不是可以离开那个地方呢？”但是柳下惠仍然没离开那个地方，其行事如此文雅大方、从容不廹，可说是以和为贵了。柳下惠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这是他并不改变自己的是非标准，也确实没有改变他的节操，仍能直道而行，因而可以不失其本来面目，既然这样，他何必一定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呢？这里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妾》记载：“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从之于怀，至晓不乱。”这是说晚上柳下惠住宿在郭门，天雨，有一女子全身衣服者淋湿了，无处投宿而到郭门住下。柳下惠怕她受冻，便敞开衣襟裹女在怀中，二人坐了一夜，没有发生任何非礼行为。这就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表现出他为救助一个弱女子而不考虑自己名誉的得失。也可以说是他“虽降志而不枉已”。他的行为节操并未因条件变化而有所改变。这一举动在他看来是很一般的，而在世人看来则是很了不起的。《烈女传·柳下惠妻》记载说柳下惠“蒙耻救民，”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是相一致的。

柳下惠之妻对柳下惠的节操十分了解，在这篇文献中她还认为柳下惠具有“不伐”、“不竭”、“诚信”“与人无害”、“屈柔从俗，不强察”等品质。不夸耀自己，为人讲诚信，不欺骗，对人处事与人为善，从不损害别人，往往委屈自己而从不过特殊的生活。这些就使他虽然出身贵族，却常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孔子也是非常了解柳下惠的为人，而批评当时鲁国的有名大夫臧文仲（辅佐庄、闵、僖、文四代国君，可说是四朝元老）时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15·14）“立”据俞樾《群经评议》说同“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臧文仲是个为官不管事的人，明知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给他当官的位子。

由此可见，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很高。

战国中期的大儒亚圣孟子对柳下惠有更为中肯的评价：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告子下·第六章》）

即孟子说：“处在卑下的地位，而不用自己贤德的身份去侍奉不肖的人，这是伯夷；五次投靠商汤，五次投靠夏桀的人，这是伊尹；不厌恶污浊的国君，不推辞小的官职，这是柳下惠。这三位的行为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一致的是指的什么呢？那就是仁。君子只要有仁德就行了，为什么行为一定要相同呢？"柳下惠正是把自已道德情操定格在实行"仁"上，因此无论他干什么都以"仁"为标准，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他都能做得很好。当时的社会"仁"与"礼"都很重要。而"礼"的规定是外在的表现，"仁"才是内在的核心。这一点孟子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说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圣的概括是非常正确的。

“不恶污君，不辞小官”，《孟子》中除此处之外，还在《公孙丑上》、《万章下》出现，一共3次。可见不厌恶污浊的国君，不推辞小的官职，这是柳下惠的主要特点，只要自己有仁德的品行，在什么环境条件下都能有自己的作为。“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他在职的时候尽力干，发挥其才能，又循规蹈矩，并不胡作非为。不在位的时候，也没有怨言，即使是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悲天悯人。所以在他看来，‘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虽然解开衣服，光着膀子，赤裸着身子在我旁边，你怎么能够沾污我呢？这样，他就“由由然与之偕而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即很自得的样子与之相处，虽然说想走，但仍就留下来，并不失其良好的举止。如此为人，可谓出污泥而不染。当然要做到如此程度，确实需要严格自律才能办得到。

但是，孟子还是批评他有不足之处，那就是“不恭”，即“简慢”，认为只有像柳下惠这样修养高操之人才可以做得到，若是一般人去仿效，便易于偏激，所以还是劝大家不要这样做。(《公孙丑上》)当然孟子对柳下惠道德情操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孟子·万章下》记载：“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所以受柳下惠影响的人们，就是原来狭獈的人都会变得很宽容，浅陋的人也变得敦厚。因此孟子才有对“柳下惠圣之和者也”的总评价。（《孟子·万章下》）

而且孟子还赞扬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尽心上》13·28）

《孟子集注》：“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不怨，厄穷不悯，直道事人，至于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与孔子论夷齐不念旧恶意正相类，皆圣贤微显阐幽之意也。”这是说柳下惠为人和气而不同流合污，也即是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他有自己分辩是非的标准，有自己独特的节操，所以不同流合污。他即使当了三公这样的大官也不会改变其节操。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都能顺其自然地生活得很好。在并不好的君主那里委屈自己做小官，也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仍然直道而行尽量把本职工作做好。失意时，不做官了，也不怨天尤人，以至于三次被罢官，他也并不在乎。他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不打算离开。这是说他有分辨是非的原则，他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烈女传·柳下惠妻》记载柳下惠从不过特殊的生活。这些就使他虽然出身贵族，却常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荀子·大略》也记载：子夏曾说：“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这是说柳下惠为人十分朴素，他虽然也是公族的身份，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但他的穿着却与看守后门的贱民相同，因为他经常如此，大家都习贯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也可见柳下惠为人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样子，他只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和思想才能对社会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孟子·尽心下》14·15）

《孟子集注》：“兴起，感动奋发也。亲炙，亲近而熏炙之也。”孟子认为圣人是百代（一世，即一代，为30年，百世就是3千年。）以后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即是这样的圣人。所以受伯夷之风气影响的人们，顽劣的人也会廉洁，懦夫也变得有志气；受柳下惠之风气影响的人们，就是刻薄的也会变得敦厚，狭獈的也变得很宽容。人们在百代之前能奋发有为，在百代之后也都没有一个不为之感动奋发的。何况那些直接受到他们影响的人们呢？

可见柳下惠“和圣”的思想感人之深，影响之久远。在今天“和圣”的这种思想也是有现代价值的。如果大家都像柳下惠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清醒的头脑，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是非标准，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绝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只是“和而不同”，敢于直言进諌，也不怕被撤职罢官，这不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群众大有好处吗?这样的人我认为就叫有独立人格的人。今天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既能和气待人，又有独立人格的人。

因为当今社会只靠法治，是难以治理好的。我们可举秦国为例，秦始皇用法家思想与兵家的军事实力，虽然很快统了六国，他只用法治，不用德治，残酷收刮农民，实行暴政，在短短的15年即亡于陈胜吴广农民起义。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应该吸取的。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较大发展，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却出现滑坡，离婚率增高，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上升，国家也明确强调要在“以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如果我们的政府成员和人民都有严格的道德自律，其道德修养水平，能如柳下惠那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持自已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的警察就不会太累，社会的犯罪率就会下降，离婚率也会下降。如果人与人之间相处，能像柳下惠那样，“诚信”而“与人无害”、则中国人的“窝里斗”的内耗就会减少或消除。这当然就加速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当今社会追求财富无可非议，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追求财富即是目的，因此竞不择手段，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要了。因此绑票、杀人越货、假货充斥市场，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社会缺少安全感。总结这些教训，使我们认识到，片面追求财富（资本）而抛弃道德，会导致社会危机。中国向来是“礼乐之邦”，其传统文化中对道德修养非常重视，在古代有如柳下惠这样能够在不同环境里都以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但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特别是在文革动乱之后，正本清源的工作未能彻底实行，已至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淡忘了，而我们的教育领域，特别是传统的德育教育没有重视，郭齐勇教授最近在武汉大学讲《论语》，他指出，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所有课本，都没有选进一篇《论语》的文章。可见文革中批孔的遗毒远未消除。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如果再不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德育教育，则社会道德危机就很难解决。因此中华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为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而努力。为此，我们就更觉得柳下惠的思想在当代社会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载：全国首届和圣柳下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惠风和畅》，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350—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