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

第18卷 第1期 邯郸学院学报 2008年3月

Vol.18 No.1 Journal of Handan College Mar. 2008

试论赵武灵王的改革思想及其相关问题

孙开泰^1a,陈 阵²,吕华侨^1b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邮编编码 2.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所，北京 邮编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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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补充摘要

关键词：忧患意识；入世；出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08)01-0000-00

收稿日期： 2007-09-21

作者简介：孙开泰（1940—），男，四川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历史所研究员；陈阵（1975—），男，河南洛阳人，中国科学院自然哲学博士研究生；吕华侨（1971—），男，安徽寿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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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的改革在战国时期诸改革中独具特色，其内容主要是“胡服骑射”。这场改革，起于服制、军制的改革，而所反映的思想则别有风格。赵文化是晋国新田文化的“流”，赵武灵王是赵国第六代君主，但其改革的法治思想却仍继承着晋国新田文化的法治传统。现就其改革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试论如下，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和同志们。

一、改革的发动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卒，其子即位，即为赵武灵王。赵肃侯死，秦、楚、燕、齐、魏都派出了上万人的精锐部队来会葬。如此大数目兵力的存在，正是这个时代的频繁战争的需要的反映。如此大规模的会葬，一定给武灵王以深刻的印象。但此时赵国的实力还不足，武灵王九年、十年、十三年赵国都曾参与对外战争，而往往遭到失败。

赵武灵王初即位时，因为年少并未执政。但有“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1]1803辅佐。听政之后，又用前朝重臣肥义。武灵王八年，有人发起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互称“王”。但武灵王并不热中于此，他认为“无其实，敢处其名乎１，仍令国人称自己为“君”而拒绝称王。这种务实的精神已经表明了他发奋发图强的决心。

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对大臣说：“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吾欲胡服。”^[1]1806

即位已近20年的武灵王第一次系统地发言。他想完成先王未遂之业，而当前的周边形势，则是强敌环伺；中山国虽小，其战斗力却很强，实乃赵国的心腹之患，如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赵国已到了“亡社稷”的危险关头。怎么办？只有改革图强！而改革首先从胡服开始。

但是对于胡服，“群臣皆不欲”。于是武灵王与肥义有一番对话。武灵王说，他想要继承赵国开国之君赵简子、赵襄子的事迹，建功立业。但没有“补民益主”的贤臣支持他，只有愚人议论他，嘲笑他。他虽深信“胡服之功”，可以“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却也不免有点无奈。

但是改革得到重臣肥义的支持，他说：“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1]1807

赵武灵王坚定了信心，于是率先胡服，而且“王破原阳，以为骑邑。”^[2]672以原阳为根据地推广胡服骑射的改革。

二、改革的思想与方式

改革初起，反对者颇为不少，如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赵燕、牛赞。这些人有的是王族，有的是文臣，有的是武将。其反对改革的理由不尽同，而细观之大同小异。总体上，他们认为，上古传下来的风俗，毫无疑问不能改变；中原的一切都比“蛮夷”的高明，更不必改变。武灵王说服他们的过程，也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曲折。倒是在辩论中武灵王详尽地表达了他的改革思想。

（一）关于风俗观

改革的反对者首先就是反对风俗习惯的变革。因为随之而来就是秩序的改变。他们知道，改革不会局限于一隅。今天改军事，改服制，明天就会改政治，改禄制。所以，他们心中已有了习惯的力量，即什么都不能改，即使是看起来关系不大的服饰制度。赵武灵王认为：风俗，或称“教化”、“礼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间、地点改易的。他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即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分，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2]663

武灵王认为“风俗可变”，并从理论上做了分析，他说：“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

圣王们不曾“法古”或“循礼”、守着古制不变，而是“观时”、“因事”制定其“法”和“礼”，即“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即“霸”）不同教而政”。

赵武灵王又说：“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鱼是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

披散头发、纹身露臂等等，是中原居民难以想象的样子，但却是南方人正常的服饰，因为南方的水土气候大不同于中原，要“便其事”，必然“不同其礼”。而赵国的周边形势，正决定了“变俗”的正当性：“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揖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即‘三’）胡、楼烦、秦、韩之边。”

武灵王总结说：“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所谓神圣不可变的东西也不过如此。

“俗”既可变，武灵王于是展现出鲜明、强烈的“制俗”意识。即“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这是因为，一般人常常所见不远，即“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这种人“愚”且“不肖”，而“知（即‘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思想受限制的人，不必与之计较，只需让他们听命即可。在此我们不难感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的强烈意味。

对于“中原一切最高明，不必效法‘蛮夷’”的思想，武灵王没有正面加以批驳。可能是这个话题过于尖锐。不过他的实际行动已是最好的批判了。

（二）关于功利观

在众多反对者中，牛赞的话有特异之处。他说：“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臣恐其……利，不如所失之费也。”这里赤裸裸地提出了其他论者不曾（或不屑、不敢）提出的“利”。前文或也有及于“利”字，但都是“方便”的意思。只有牛赞的这个“利”，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利”。这也是与他武将——非知识分子的身份相符的。

但牛赞“利”的立场又是自相矛盾的。他提出反对意见之前，武灵王曾在别的场合说：“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这种信心当是来自于实地观察。其后，牛赞被武灵王说服，“至遂胡服，率骑入胡……辟地千里”。胡服骑射的“利”恰恰是如此明显，可能朝廷中的文职官员体会不到，但来自于一线战场的武将牛赞也体会不到，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他只是看到，变籍失经会失去原有的便利。是他只有勇没有智么？

恐怕不是。虽然，根据孔子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81对比公子成等人，他更象是一个小人而不是一个君子。但“国有固籍”一段，逻辑清晰，非化外之民能言。问题的关键，当在“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一句。即：守成之利蒙住了牛赞的眼。

武灵王正确地向牛赞指出了这一点，从而说服了他。这里，武灵王并没有反对“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君臣二人的差异只在于是否看到了“利”。

也可能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太小人了，连牛赞这样的“小人”也不齿于说出：他看到了“利”，但他认为“利”不会归于已。即，获“利”者不会是他。

无疑，武灵王是绝对的利益获得者，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促使他极力推行改革。牛赞有所不同，他改变旧的作战方式（“所失之费”），眼前已有所失，却还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所得，归于他自身的所得。所幸，事实皆大欢喜，赵国“辟地千里”，其“利”也意味着牛赞的“（军）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即，在改革中有得有失，长远来看得大于失。牛赞们的问题只是，他们看不到这一点。

总还存在另一个极端，确实有人会“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比如战车的生产者会因骑兵增加、战车需求减少而受损失。对于他们，“利百”或“功什”都是别人的。那他们就是改革坚定的反对者。即使武灵王能以政治权势压服这些人，他们也不会像牛赞一样转而成为改革的支持者。

于是，“利”和“功”之有无，从不同的人看来是不同的，甚至于是完全相反的。而“利百”或“功什”，也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武灵王没有说他找到了“利百”的路。实际情况却是，中山国的威胁已不能忽视，而不胡服骑射又根本不可能战胜敌人。

牛赞可以大大方方地讨论“利”，而这是诸位士大夫不齿于想到、即使想到也不会说出的。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牛赞果然小人。他不仅要“谋其利”，还有这样的逻辑：只要能有百倍之利、十倍之功，俗非不可变、器非不可易。须知，变俗易器已为众君子所指。为了“利”、“功”而“变”而“易”就更不堪了。

公子成等人的论述首先集中于意义的提升。他们把这个似乎仅涉及军事、日常生活的问题提到了政治理念（“衣服有常，礼之制也”）、统治合法性（“变古之教，易古之道”）的高度。这有点吓唬人。于是武灵王也搬出圣人之道：“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双方高来高去，看似纯粹的理论，完全不涉及利益。其实呢？如果我们承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种种言词背后，仍有现实利益在起作用。

我们注意到，武灵王也是重视利的。他说：“今重甲循兵，不可以愈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在指出车战无法克服山地地形险阻之后，他顺便讽刺了仁义道德的无用。

当然，武灵王不是完全不顾道德的极端功利主义者，他的大多数言辞仍在“君子喻于义”的范围之内。但他有强烈的“先事功、后道德”的意识，即“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

从武灵王的功利观可以看出，作为赵国的统治者、各方力量的仲裁者，他做到了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这是政治成熟的表现，也是推行改革必不可少的。

（三）关于宽猛相济

赵武灵王在处理改革的反对派时以“宽猛相济”原则，妥善地解决了内部的矛盾。上引武灵王的言辞，代表了他与反改革者对话的基调：纯粹以理服人，并没有以势压人。他着重的是清楚地说理，同时也使用一点政治语言与压力。

对长辈公子成，他说：“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政治原则此刻高于伦理原则，其意甚明。接下来更是直斥之：“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１违背先祖的意愿，又不顾国耻，这实在是很严重的指责了。

对于赵燕，武灵王说：“寡人胡服，子独弗服，逆主罪莫大焉。……寡人恐亲犯邢（同‘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语及“法”与“罪”，比之公子成，又重了几分。

当然，还应肯定，对话的形成，首先仍要靠武灵王——当政者的准许。公子成、赵文、赵造在表达反对意见之前都有“臣虽愚，愿竭其忠”，因此不能不说之类表白。武灵王一概予以肯定，让他们直言。这说明他并不想简单地以政治手段窒息反对意见。

这种“宽猛并济”的措施，无疑大大加强了说服的力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反改革者们除了牛赞，往往并不论及战争的具体需要，而这本是这场改革的直接目的；他们虽多有“先圣”之论，但却很少及于赵国先君，更不涉其实务。

赵武灵王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不足，如他对公子成说：“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念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历史教训、现实情况，都比士大夫们空洞无物的话有力得多。

（四）关于改革思想的来源

最后顺便谈一下武灵王改革思想的来源。武灵王的话，让人觉得并不陌生。其中说服赵造一段，更有论者以为“是《商君书·更法篇》的拙劣抄本”。我们认为，赵武灵王对赵造的批评虽与商鞅略同，但用于赵造，也可谓正好中的。这可以理解为赵武灵王继承商鞅的变法思想，以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武灵王与商鞅同生活在一个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们享有共同的思想资源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商鞅之法来自三晋之一的魏国的李悝的《法经》。究其源头却与晋国新田法治文化有关。这倒有点象哲学上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赵武灵王的改革确乎本之于晋国新田文化，而且更使其发扬光大了。

三、改革的成效：富国强兵，成为战国中后期七雄中的强国

改革终于得到实行，赵国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赵武灵王则趁改革之强劲东风，巩固边防，拓展疆土。先是“牛赞……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以后更是不停的出击、不断的胜利：“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西略胡地……林胡王献马。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后来，终于灭掉了中山国。《史记·匈奴列传》^[1]1811还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这便使赵的国防更为坚固了。赵国的兵力一时强大无比，各国都不敢来犯。正如《战国策·赵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中苏秦所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2]638

四、改革的意义

（一）在军事上，赵武灵王的改革是大规模、正规化骑兵兵种使用的开始

过去的战争是用兵车作战。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战争方式于是渐渐从车战转化为骑兵作战。骑兵在《管子》中^[4]582也出现过：《小匡》：“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这是讲春秋时齐桓公救援晋文公，生擒北狄王，又对救燕，攻破屠何，北狄的骑兵为寇才被征服了。这里时间较早，但说的都是北狄人，而非汉民族。当然，骑兵在战国初即也存在。在《吴子》中即有记载：

《料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4]219

《治兵》：“武侯问：‘凡畜车骑，岂有方乎？’起对曰：‘……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鞍之设为人骑马也，是有骑兵之证。车骑应释为马车与骑兵，这里讲的是骑兵的装备。^[5]221

《应变》：“此非车骑之力。”“能备千乘万骑。”乘与车对言，乘也是车，仍是指车骑。“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武侯问：‘……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 ^[5]223

《励士》：“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车工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这里讲的车为兵车，骑为骑兵，徒为步兵。^[5]224

由以上材料看，战国初期已有骑兵，谈到骑兵的装备，哪些情况不适用骑兵，（如水战。）哪些情况要战车、骑兵、步兵配合使用，（如攻击强敌而又遇谷战之时。）讲到用骑兵的数量，多到“万骑”。并论及吴起用骑兵破秦军的战例。

在关于孙膑的记载中也有记述：《战国策·齐一》记载，孙膑在马陵之战后建议田忌“使轻车锐骑冲雍门（齐之西城门）。”否则田忌将不得入齐。这时里的“锐骑”当即是骑兵。^[2]320《孙膑兵法》竹简虽无骑战，但《通典》卷一四九，记载孙膑论骑兵十利：“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遥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其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是孙膑时已有骑兵是不成问题的。

《吕氏春秋·无义》^[6]531记载，商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是商鞅之时亦用骑兵。《战国策·赵二》记载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论及秦的备战：“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 ^[2]649是秦亦有骑兵也。

《韩非子·说林下》^[7]202记载：“公孙弘断发而为越王骑。”此公孙弘为战国人，公孙喜不与之为昆弟，后公孙喜于韩僖王三年被秦俘虏而死。由此可见越国也有骑兵。

明董说《七国考·赵兵制·胡服骑射》说：“按《[周]礼大司马》：‘师帅执提’。郑司农云：‘[提]谓马上鼓。’《疏》云：‘[先]郑盖据当时已有单骑，举以况周，其实周时皆第乘车，无轻骑法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正义》云，‘古者马以驾车，六国时始有单骑。’《司马法》、《孙子》无骑战。吴起为武侯战，以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其书六篇，往往皆言骑战，苏秦说燕曰‘骑六千匹，’说赵曰‘骑万匹，’说魏曰‘骑五千匹，’说齐曰‘骑不得比行，’说楚曰‘骑万匹，此战国言骑战之验。今《六韬》言骑射，决非太公。所以杜枚之注《孙子》云：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夏车徒，制戎翟骑士。’乃知单骑之兵出于戎狄。……汉刘向曰；‘战国有骑，无骑射。骑射，胡兵也，赵武灵王用之。’”

董说的考证应该是大致正确的。与我上说《管子》论及骑兵，为北狄用于春秋之时也是相符合。对《吴子》上述之记载的解释也大体相合。所引刘向之说，虽不尽然，但赵武灵王于骑兵兵种的建制确乎是起了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吴起、孙膑、商鞅虽已用骑兵，但还不够普及，作为系统的建制，在历史上起着巨大影响的还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

赵武灵王胡服的改革，对历代服饰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王国维考证说：“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王……其服上褶下袴。此服之起，本于乘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乘车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此胡服行于中国之略也。”^[8]在服饰上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因为这种衣着方便，后经北魏、唐略加改动，但基本款式未变，成为正式的官服。

（二）开创了汉民族学习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先例，体现了《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追述到上古：中华民族在东方这片土地上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渊源数千年从未间断，究其原因，是因为有强大的内聚力，也就是大一统的思想。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经过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人物一代又一代的探索而发展丰富起来的。它最基本的形式是国家统一，基本内容是正确处理夷夏关系。

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对其他部落采取流放的方式，使他们远离中原地区。《尚书·尧典》^[9]有“尧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史记·五帝本记》^[1]28说：“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增加，境内各民族相互融合，狭隘的种族、部落观在淡化，但是夷夏之间的界限还没有打破纪录，民族区别和差异依然存在。《春秋》^[10]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近人陈柱在《公羊家哲学》中说：“夫夷狄者，至贱之名也，使人人皆知夷狄之当贱，则知夷狄之当攘矣。人人皆知夷狄之当攘，则夷狄之侵略中国者，终不得逞矣”，这是“春秋大义”之一。《春秋》中所称“夷狄”，不是专指夷狄等民族，而是泛指行不义，违周礼等乱行的任何人或者民族。所以孟子说：“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1]654其褒贬之意，十分明显。

迨至战国中期，统一的趋势已不可挡。那些所谓正统的华夏后裔已经相继衰落，反而一些出身夷狄的诸侯国强盛起来。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从思想上打破对“夷夏”关系的传统观念，在这方面，《公羊传》当推第一。何休《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12]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这里三世中最理想的是孔子所谓的“所见之世”，即太平世，要求达到对于夷狄和诸夏不分内外了，夷狄也可称其爵位，把天下远近大小都同样看待。因此太平世最能体现大一统。为此我们曾认为：“《公羊传》所体现出来的大一统思想，最有意义的是认为华夏（中国）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变的。华夏可以变为夷狄，夷狄也可以变为华夏。相互转变的关键在于礼义。……中国可以变为夷狄，而夷狄也可以变为中国。夷狄变为中国，是通过夷狄进于爵，以此表示不外夷狄。即华夏为一家。”^{[13]补充页码}

《公羊传》从理论上摆正了夷夏的关系，而不外夷狄。华夏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在赵武灵王那里得到了实现。不仅如此，他的“胡服骑射”在实践上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胡服骑射”给赵国带来的好处是“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胡林王献马。”^[1]1811使赵成为当时的一个强国。更是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尽恩泽：一个民族、国家要发展，就要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国家优秀的东西，而以“正统”自居，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只会限制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关于国家统一，赵武灵王竭尽一生的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即位以后，东征中山，北并林胡、楼烦，西却强秦。公元前299年，他传位与公子何，自称“主父”，专心致力于统一大业。在夷夏关系上，不以华夏自居，夷狄为贱，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顶住世俗的压力，躬身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这才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是真正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英雄。

五、“沙丘之变”及其根源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留下千古美名，但是在传嗣问题上没有处理好，最后被困死在沙丘宫。究其原因，是受到晋、赵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受近邻秦、燕、胡人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时代矛盾所决定的。现就“沙丘之变”及其根源试作探析如下：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改革的一面旗帜而大加褒奖。通过这次军事改革，赵国成为山东诸国中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但是，一代枭雄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据《史记·赵世家》上说：“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馀饿死沙丘宫。”^[1]1815这就是历史上的“沙丘之变”。沙丘宫，在今河北广宗西北，是当时赵的别宫。主父，即赵武灵王。公元前299年，正当盛年的他传位给小儿子公子何（公子章是其长子），就是赵惠文王”。

为什么赵武灵王会落得如此结局呢？让我们先看一看司马迁是怎样评说的。“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之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１^[1]1816可见，太史公把“沙丘之变”归结为“欲两王之”，是切中肯綮的，我们以为在事件背后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晋、赵传统的影响

晋很早就有“立庶不立嫡，立贤不立长”的做法。《史记·晋世家》记载：“（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生少子，名曰成师。晋人师服曰，‘异哉，君子命名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令嫡庶名反逆，此后晋能毋乱乎。’”^[1]1639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晋君的继嗣多由争杀得到。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晋的继承国之一的赵，在君位的传承上更是打上“立庶不立嫡，立贤不立长”的烙樱赵的建立者赵简子立太子时就是“立贤”、“立庶”。《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3]无恤就是赵襄子，他不仅是庶子，而且他的母亲是“翟婢”。《史记·赵世家》上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现代人或许不觉得怎样，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明显违背礼制的不寻常的行为。赵武灵王在立太子上的做法，在赵国其实是很正常，很平常的。

再者，大臣辅政专权是“沙丘之变”的另一个原因。众所周知，晋文公是依靠赵衰等人才得以继位并成其霸业的，他也就用这些人来辅政。军队分成上、中、下三军，由卻榖、狐偃、栾枝为将。开始晋君还能驾驭，襄公后逐渐就失去了控制，以至于出现智、范、中行，韩、赵、魏六卿专政。晋虽强，其君却弱。最终发生三家分晋，一点儿也不奇怪。

脱胎于晋的三家却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魏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仲、公叔为政”。^[14]赵武灵王继位后，有专门的大臣辅助，“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1]1803在各国纷纷加强君权的时代背景下，他依重相国肥义，公子成，李兑，为以后叛乱的发生埋下祸根。公子章的叛乱，正是在他的辅臣田不礼的唆使。而公子成，李兑之所以能迅速地平定叛乱，并继而连国君都一起杀害，是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沙丘之变”后，公子成，李兑等人的权势更大，这更加增添了赵武灵王的悲剧色彩。

另外，晋自建国时候起，就深受周边狄、戎的影响，形成了与中原其他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事功思想较重，而周礼的影响相对较弱。晋文公践土之会，要求周天子参加，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春秋》只能曲笔为“天子巡狩河阳”。也正是因为周礼的道德约束力小，才会出现“晋灵君不君”这样的记载，也才会屡屡出现晋君父子相残，兄弟阋于墙的事情。晋最后六卿专权而至三分，也是因为晋重军功而轻等级的社会风气，易于形成大夫专权，甚至割据的局面。赵武灵王时赵国就形成南邯郸，北代两个政治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内乱就一点儿也不奇怪。

（二）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的时候，周边各国也处于多事之秋。先是燕国，燕王哙禅位给子之而国内大乱，齐国趁机入侵，燕几乎灭国。“（赵武灵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为燕王，使乐池送之。”^[1]1804秦国这时也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赵武灵王）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亡。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立为秦王，是为昭王。”即位时间不长的秦武王突然死亡，在秦国引发了动荡。这两件事都在赵武灵王的亲自参与下发生的，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使他重新考虑自己传位的问题。用心良苦的他在自己正当盛年时突然退位，让位给年少的公子何，自为主父，以期用这个办法实现政权的和平更迭，然而事与愿违，流血冲突最终没有能避免。

少数民族对赵的影响更大。晋叔虞初就国，属地可谓是一片荆棘的百里小国，周边出没的只是来去无踪影的狄、戎等游牧民族，他们的风俗传统与周人的差别很大，基本还是处于奴隶社会，逐水草而居。晋在和他们交往中，指导思想周礼就显得繁琐，甚至与现实格格不入。

晋国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开疆拓土，成为一个大国。赵的先主初封于晋阳（今太原市），到赵武灵王的时候，原来属于白狄别种鲜虞、肥鼓，茅戎，戎蛮已是赵的腹地，林胡，楼烦相继被征服，可以说赵国是建立在狄夷之上的国家，和中原有差别是当然的，尤其在政权继承上。周人“立嫡以长不以贤”，这个规定，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行不通的。部落首领必须是军事势力最强的人，实行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制，这样才利于本部落的生存与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较落后的婚姻制度下，长子的地位受到质疑。

再看国内的环境。

当初，赵武灵王的父亲赵粛侯即位时就不是一帆风顺。《史记·赵世家》^[1]1801上说：“成侯卒，公子緤与太子粛侯争立，緤败。”他自己即位的时候更是危机四伏。赵粛死，秦、楚、等国派大军来会葬，当时他还年幼，只能依靠大臣。等他成年以后，发奋图强，励志改革，成就一番事业，以雪当年之辱。任何一项改革都会遇到阻力，赵武灵王的改革也不例外。反对改革的人，如公子成等人，并不是真心拥护，时机一旦成熟，他们一定会反复。但是赵武灵王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仍然信任、重用这帮人，结果落得“父子俱死，为天下笑”的结局。

（三）“沙丘之变”是时代矛盾的体现

战国中后期，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大行其道。孟子主张行王道，秦用申韩之学，齐有黄老，各家展开争鸣。纵横家更是鼓动如簧巧舌，纵横捭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整个时代没有主导思想，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对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很困难的。从主张改革来看，赵武灵王基本上是法家，但法家只重视耕战，而赵武灵王则单一发展军事。而在一些重大问题决策上，采用纵横家的实用主义做法，使得国家大政方针缺乏稳定性，造成失误在所难免。

赵国处于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对夷夏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春秋》中说的“夷”“夏”并不是狭隘的民族概念，“中国”应该是“聪明徇智之所居，万物材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1]，其区分标准是政治文化水平，达到较高水平，夷狄可以成为“中国”，可以入主华夏；不能达到标准，华夏便是新的夷狄，便不能莅中国。

当时周王室衰微，沦为三流小国，甚至带头作出违反“礼”的事。整个“华夏”也是君臣上下败坏，“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3297。周边的少数民族受到中原的影响，社会文化发展很快，使“夷”“夏”关系变得不那么清晰。对于想实现统一的各国君主来说，已经没有现成的理论基矗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只要行王政就可以称王，就可以统一全国。赵武灵王生活在胡族影响很深的社会，同时他的根又在华夏，这决定了他的矛盾的性格。在军事上惊叹胡人骑兵的神出鬼没，便胡服骑射，排除很多大臣的反对而义无反顾。可是当他“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根深蒂固的“周人贵亲尚齿”^[15]祭礼的思想又在作祟，终于导致乱起。

矛盾的时代决定赵武灵王的矛盾性格，矛盾的性格使赵武灵王落得悲剧的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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