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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邹衍成为稷下学宫中阴阳学派的首领 第一节 阴阳说、五行说的产生和发展 论述阴阳学派的产生，首选要从阴阳说、五行说的产生和发展说起。阴阳说和五行说起初是两种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的哲学学说。早在夏商时代，原始的阴阳说、五行说就产生在齐国的大地上，到战国时代的邹衍才把两者结合起来成为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说和五行说是在齐国产生和发育成长起来的哲学流派。它深深扎根于齐文化的摇篮之中，对齐国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阴阳说的产生和发展 阴阳最初的意义是指阳光的向背，对着太阳光的一面为阳，背着太阳光的一面为阴。据《说文》：阴,即是暗，在河水的南面，山的北面为阴。阳,即高处光明为阳。段玉裁《注》：山的南面叫阳。 70年代在山东莒县陵阳河等大汶口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刻有●和●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对这样的符号，学术界尚有不同解释，但都认为与“日”字有关。有人认为，前者是“阳”字，“是太阳高照阳光炽盛之象，下面是太阳放射出来的火气。”后者是“阴”字，“和前者比较，太阳显得很小，下面的群山显得很大，中间是群山蒸发出来的地气。”两字的形象与《说文》的解释“阳”“阴”两字一致。（刘蔚华：《原始思维的进化》，《齐鲁学刑》1985年第6期。）这样的解释，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它是符合原始社会人们最初从实践得来的关于阴阳概念的记录的。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37页说到甲骨文中有“晴”与“阴”。又说：商王以阳甲命名，反映了崇阳的自发倾向。 商代历法为阴阳合历。对月份、昼夜、四季、闰年规律的观测，对一年四季，寒暑往来的规律的认识，自然会产生阴阳对立的观念。 商代后期萌芽了以刚柔配阴阳的观念。 《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疏》：“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 在甲骨文中，殷人祭祀选择丁日（即柔日）；征伐选择春季（即阳动之时）。 《经•大雅•公刘》（在周代有）“既景乃刚，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是追述公刘率其部族，在山岗上观测日影，以确定向阳和背阴的方位，又观测水流的走向。 《永盂铭文》记载周共王十二年（公元前930年前后）把“阴阳洛疆”的土地分给永这个人的史实。也把阴阳作为南北方位概念来使用。（唐兰《永盂铭文解释》、《＜永盂铭文解释＞的一些补充》载《文物》一九七二年第１、１１期，》） 后来阴阳引申为气的寒暖。进而引申为贯穿于一切事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于是才有哲学的意义。 据《史记•封禅书》载，齐国先民崇拜“八神”。“八神”中第四神是“阴主”，第五神是“阳主”。”又说，八神是自古就有的，或者说姜太公开国以来所制定的。可见齐国先民崇拜“阴主”、“阳主”历史悠久。“阴主”、“阳主”之为神，当在原始意义指阳光向背之后，作为神来崇拜，可见信仰之深。这就是阴阳说的渊源。 《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大概出于羲和之官（即传说中负责观察天象，以确定季节的官员，其实也就是史官。）它是顺应天道自然，懂得历法天象，了解日月星辰，能教授民众农耕要遵守农时，这是它的长处。但是若偏执的人为此事，就会禁忌很多，拘泥于小的术数，抛弃人事而信任鬼神。 阴阳的观念，确实与观察星象与制订历法有直接的关系。据《史记•历书》说：大概从黄帝时起就观测星象制定历法，建立起五行之说，懂得月亮的死为消，生为息的物道理，以此来考订闰月。 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世本》及《律历志》载：黄帝用羲和来占卜日，用常仪来占卜月，用臾区来占卜星气。 如此说来，阴阳说起源于黄帝时代的羲和，看来是有一定根据的。又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皇侃的话说：“乾”即是阳，生长就是“息”；“坤”即是阴，死亡就是“消”。阴阳的生死与兴废的观念，是因考订星历而发生的。王梦鸥认为：“即是说，黄帝造历而竟造出了‘阴阳说’来了。这分明是指‘阴阳家’是古代历家的支派，而阴阳的思想是从历象中演出来的。”（王梦瓯：《邹衍遗说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8页。）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即废除“籍田”的制度，不再举行由天子在春耕时亲自在田间劳作以奖励农耕的仪式。于是虢文公向周宣王劝谏，但周天子不听，因而导致在周宣王39年与姜氏之戎的战争（“战于千亩”）中大败。虢文公认为“民之大事在农”，又说及古代的太史如何顺应自然，观察土地，阴阳之气的震发制定天子亲自“籍田”的礼制，进行“籍田”后结果“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在农村有三个季节务农，一个季节习武，所以有战争时能显威武，没有战争则国家财政丰厚。 刘尉华认为，“虢文公的这一段议论，说明：㈠阴阳对立的观念来源很早，在周宣王时已是‘古者’的思想了。㈡用阴阳观念说明及时春耕播种的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㈢对土地解冻、和风吹来、始发春雷等自然现象，都用阴阳二气的消长对抗来解释，力图从自然界本身寻找变化的原因。㈣这里把阴阳的属性，归结为‘气’，提出了古代哲学史上最早的关于物质的概念，标志着古代两点论已初步形成。这对后来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刘蔚华：《中国辩证法史稿》） 《国语.周语上》记载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西周泾渭洛三河流域地震，伯阳父分析其原因，说了下面这一段话： 周幽王二年时，西周三川都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将要灭亡了！那天地的气，有自身的规律；若是违背它的规律，民众就乱了。阳气埋伏于地下不能出，阴气受压迫而不能上蒸，于是就有地震发生。现在三川实际发生地震，是阳气失去它所能而镇住阴气的能力。阳气消失而阴气过盛，河流的源头必然堵塞；源头堵塞，国家必然灭亡。那水与土演化从而使民众能利用。如果水与土不能演化，民众就会缺乏财用，不灭亡还等待什么？﹍﹍这一年，三川枯竭，岐山崩坏。十一年，周幽王就灭亡了，周于是东迁洛阳。 这段很有意义话，是以阴阳说来解释地震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国语•周语》论说到阴、阳是一种气，并要注意“不要使阴气停滞，也不要使阳气发散。”《国语•周语下》记载伶州鸠论阴阳相互转化说：“阴阳序次，风雨时至。”这里把风雨看成是阴阳变化而产生的自然现象。表现了反天命的思想。《国语•越语》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也明确说出了阴阳相互转化的思想。 《越语下》记载范蠡对越王勾践的一段话，范蠡回答说：“国境之内，百姓的事，其治理不违背民众的劳作，不逆天时行事，粮食作物都能丰收，民众丁兴旺，君臣上下相交各得其志，这方面我不如文种。四境之外，与敌国交往，能当机立断，能“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即能顺阴阳的变化和懂得天地的常规。柔顺而不屈服，强大但又不过分刚烈，德刑能掌握分寸，找出有规律性常法以便执行；死与生能顺天地的德与刑，天依乎人，圣人依乎天；如此人就会自然生育发展，天地使其成形，圣人因时利导而成全它。往往战胜而不报喜，攻取城池而不再丢失，用兵能取胜于国外，国家的福气生于国内，所用的力气甚少而收获的名声非常显明，这方面文种亦比不上我。”越王勾践说：“是呵。”由此可见范蠡是很懂得阴阳变化规律的人，并且用它来治理国家。 《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详也，凶吉焉在？’……退而告人曰：‘君出问，是阴阳之事，非凶吉所在也。凶吉由人。’”这里，周内史叔兴认为：陨石、陨星等是阴阳之事，是自然现象，并不主凶吉。周内史叔兴关于阴阳是自然现象的说法，比上面我们已经讲到的周大夫伯阳父以阴阳论地震要更进一步。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梓慎论阴阳涉及与天文、历法，五星与灾荒，已有农业经济循环论的萌芽，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此处暂不讨论它。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梓慎以阴阳说解释日食则是很有趣的问题： 秋天七月的一天发生了一次日食。鲁昭公问梓慎说：“这是怎么回事？主什么祸？还是什么福？”梓慎回答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若有日食，不会为灾。日月的运行，在春分、秋分的时候，黄道和赤道相交点同；在夏至、冬至的时候，相交点远。其它月分就要发生灾祸，因为阳气不胜阴气，所以常常发生水灾。” 用阴阳说解释日食，梓慎主张将有水灾，而昭子主张将有旱灾：《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夏五月的一天发生一次日食。梓慎曰：“将有水灾。”昭子说：“将有旱灾。太阳过了春分而阳气尚且还不能胜阴气，一旦胜过阴气，能不旱吗？阳气不能胜过阴气，就正要积聚阳气。”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很关注这个问题。 《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四季是阴阳之推移变化而形成的；四季的长短是利用阴阳变化而来的；日夜的转化是阴阳的变化造成的。 这正是用阴阳说来解释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和节气的更迭以及日夜的往复，可见在齐国阴阳说十分流行。 阴阳说在齐国人军事家孙武的军事思想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孙子兵法•计篇》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晴雨等，其中昼为阳、夜为阴、晴为阳，雨为阴。曹操注，顺从天意实行诛伐，适应阴阳四季的变化制度。可见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与阴阳、四季的更替有密切的关系。在行军作战时，更要注意对阴阳的利用。《孙子兵法•行军篇》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阳潮湿之地，土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孙武把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阴阳说的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关于阴阳的一种定义，据《吕氏春秋》说：“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 这是说，人与物是阴阳变化而产生的。而阴阳是怎样形成的呢？是由天造出来的。这里的天是什么呢？按《吕氏春秋•大乐》说，就是“太一”。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 看来“太一”变化为阴阳，从而产生万物的思想形成较晚，当在《吕氏春秋》的时代。或者应该说它要晚于邹衍。 二、五行说的产生与发展 说到五行说，我们先要谈谈 “五行”一词最早出于何时何处？ “五行”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甘誓》，所记载的话，“据说是公元前2196年。时代太早，我们没有材料来证实它的可靠性，而且这篇所谓‘五行’指的是什幺，也没有说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Ｐ54） 又“五行” 为《尚书•洪范》九畴的第一项。：“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火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一篇所记载的，据说是周武王13年（公元前1122年）灭商后被俘的商朝贵族箕子与武王的谈话。”（同上）冯友兰认为《洪范》篇为战国时的“五行家”的作品，但“‘五行’的观念可能是西周已有的素朴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的萌芽。（同上Ｐ54－55）”（重出） 据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洪范》九畴相传是禹治洪水的时候所得的《洛书》所谓‘九《洛》之事，’当然就是指的《洪范》九畴。” “《洪范》九畴——这九条大法到底是什幺东西呢？就是‘天子’治国平天下的大法，是一个严整的神权政治的系统。 第一、五行：水火金木土。《甘誓》也说到五行，‘有扈氏威侮五行。’五行观念起源于殷代的五方，或五方的崇拜。《管子》中也有《五行篇》。” 《荀子•非十二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郭老认为思孟书中有痕迹可查的。（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洪范》中没有相生克的事，但有五声、五色、五气、还有五事、五卜、五征。“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４６－１４７） “五行者”， “以五味五谷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其死生。”（《周礼•天官•疾医》） 周幽王时人史伯答郑桓公的话，论述五行：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韦昭《注》：‘杂，合也。成百物，谓若铸冶前烹之属。’），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极。故王者居九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Ｐ515－516） “史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把地上所能观感到的，具有固定形态的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自然万物的基础――‘和杂’。史伯言‘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显然不是史伯第一个把五行提出来，可见五行的观念当早于史伯。史伯是周幽王时人，是西周末期了。五行的观念当在这以前就有了，否则不能称‘先王’” 殷南根以为，史伯之说还并非多种物质构成世界说。百物不等于世界。他认为“西方古代提出的元素论，着重思考的是世界万物的起源和统一性问题；而中国古代哲人提出的原始五行说，（包括水火木金土）的状态和属性的直观认识。这两堵塞在思维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我们切不可轻易地在它们之间划上等号。”（《五行新论》第８－９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出版） 《史记•周本纪》武王之士兵“主要成分乃是纣王派去抵抗周人，后来在牧野前线倒戈起义的十七万（一说七十万）殷商奴隶。”“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五行说应是殷商奴隶阶级所创造。”（团江苏省高淳县委员会《论殷周奴隶创造的五行说》） 关于五行说的产生和发展，杨向奎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指出： “五行学说，恰好先盛行于燕齐沿海一带。”（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0页。）陈梦家在《五行之起源》中也认为，“五行盛于齐。”娄良乐在《管子评议》中节述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章》说：“故五行之说，盖为古代民族常识之一种概念。若印度之有‘地、水、火、凤’名为‘四大’；古希腊之以‘水、火、土、气’为四种原质；五行‘水、火、金、木、土’盖中国民族所认为五种原质也。” 因此，娄良乐认为：“五行说之盛于齐者。有由来矣！”（娄良乐：《管子评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版，第948-949页。）《史记•历书》中也说， 黄帝时“建立五行”。其实原始的的五行起源相当早。它与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以制定历法有密切的关系。古人的历法是通过观察天象来制定的，而“五行“是来源于观察星象的变化。《管子•五行篇》正是如此论说的。 原始的五行就是指天上的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镇星），等五星，与金木水火土毫无关系。《尚书•甘誓》说：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重大臣，是足以引起‘天怒人怨’大罪的，所以‘奉天命’讨伐他。后来人们觉得用两个字来命名天上的五星，麻烦和不方便，才把常用来称呼五材的水、金、火、木、土，来代替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这五星的称呼。这样才有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之称。后来地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也借用天上的五行来称呼。这才固定下来，把金、木、水、火、土，称为五行。（参见刘起釪：《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17辑。）到《淮南子•天文训》才把天上五星与地下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合并与五帝相配:“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皋，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木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祝融)，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 (火星。)……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土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金星)。……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鱼，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水星)。” 五行说的发展，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从排列顺序说，最先是《洪范》中排列的顺序：水、火、木、金、土。这里并没有相生相胜的意义。然后有相生的顺序，如《管子》中的《五行》、《四时》、《幼官》等篇的排列。《管子》中这几篇著作，当产生于田齐政权建立之后，或许就是在齐威王时期。这几篇就思想内容来看，都是主张五行相生说。他们以五行来配四时，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而又在夏秋之间加上季夏为土。 这里显得十分生硬的编造，表面看来是为了凑数，实际上则体现了稷下先生们为齐国当政者是黄帝的后裔，黄帝属土，应当居中央而成为天子制造舆论。 关于五行相胜的思想萌芽，早在《周书•周祝》就说：“陈彼五行，必有胜。”在《左传•昭公卅一年》有“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有“水胜火”的记裁，邹衍的五行相生说与相胜说，就是在以上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而且又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成为阴阳五行学说，还把历法与占星说相结合，使之为齐国和燕国统治者服务。 在齐国哲学中，孙武对五行说的贡献，我们也必须论及。他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孙子兵法•势》。） 这里所说的“五行无常胜”，对五行相胜说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反对把“五行相胜”说绝对化，提出了符合辩证法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将五行用于军事辩证法。《孙子兵法•虚实》认为作战的奇正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就象乐音不过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而五种色素的变化，则观不胜观。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五行推广于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且把它们的变化运用来说明军事上的奇正变化。这种军事辩证法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晏婴对五行说也有贡献，他将西周末年史伯的“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论点进一步深化，并与他的政论融为一体。他认为先王的调和五味，与五声，用来平静其心气，以成就其为政。……如果用水来调和水，有谁能去喝它？如果用一张琴，一个人，只弹一个调子，谁还愿意去听？”（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晏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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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开泰 （sunkt95@126.com） 上传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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