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谈天衍”与邹衍世界观的形成

一、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

稷下学宫是个学术空气十分自由的地方。田氏政权对稷下学宫的学术政策是十分开放的，来至各诸侯国的文人学士，都有可以在那里自由讲学，著书立说。稷下学宫可以说是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其争论可以说是战国百家争鸣的缩影。这里不光有百家争鸣，而且还有百家的相互影响。

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形成，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齐国从齐桓公用管仲为卿，就开始了改革，而齐威王的改革最后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的对抗阶级，但是残存的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的官私奴隶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有人多起来了，他们分属于各阶级与阶层，这时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各种学术问题（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和物理等等）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复杂的阶级状况决定的。

从各诸侯国的情况看来，春秋中后期，周天子地位衰落，到战国时周天子的势力更加卑微，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先后夺取了政权。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放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还未能成为统治思想。齐国的情形也是如此，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稷下学宫的特点是：学术自由，各家学术兼容并畜。田齐政权当然有自己的选择，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理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立说和议论政事。

田齐政权为什么要采取对各家各派兼容并蓄的政策呢？这与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很有关系，田氏政权也很重视养士。更重要的是战国七雄并立，都想广收人才也求实现统一。实现统一，首先要巩固自身的政权，齐国的田氏政权是由取代姜氏政权而来的，当然就要维护其合法性以巩固其统治。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国。而田氏的祖先正是从陈国来到齐国的。因此田齐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的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比尧舜更早的黄帝来，以压倒儒家。前面我们引齐威王时的古铜器铭文《陈侯因 敦》所记“高祖黄帝”，正是齐威王认为黄帝是田氏的始祖，老子与黄帝相结合的黄老之学，就成为稷下学宫的主体思想。以此为田氏政权的合理性进行辨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法观念。因为田氏政权尚未巩固，又要想与各诸侯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因此就不能不采取对知识分子（士）的争取政策，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场所。有人认为战国诸侯为巩固他们的政权，要从多方面军面来摸索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这种说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方，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统治者都可以各取所需，进行选择，这确是战国诸侯对于诸子百家兼容并包的原因之一。

田齐政权兼礼百家，其目的是要想统一六国，《史记•鲁仲连邹阳传》记载：“齐威王行仁义，曾率领各个诸侯去朝拜周天子。那时的周天子周既贫穷而且势力微弱，诸侯没有人去朝拜的而齐威王却独能去朝拜他。”齐威王率领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由此可见齐威王想学齐桓公建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到齐宣王时，孟子看穿了他的最大的欲望是要“开辟疆土，要使秦楚等国来朝贡，自已称霸诸侯，进而君临天下，安抚四周的落后民族。”（《孟子•梁惠王上》）可见田齐政权雄心勃勃，不仅要称霸，而且还要王天下，即统一中国。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稷下学宫也就繁盛起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稷下学宫自由讲学风气与谈天衍

稷下学宫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缩影，《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而最主要的也就是九家罢了。即儒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在那里基本上都有了。道家的分支的黄老之学，在稷下学宫占了重要地位，如宋鈃、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接予等；儒家有孟子、荀子等；阴阳家有邹衍、邹奭；名家有儿说、貌辩；田齐法家有尹文、慎到、田骈等；淳于髡，“学无所主”属杂家。作为稷下先生论文集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侈靡》、《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参患》、《制分》、《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禁藏》两篇中也有纵横家的权术思想；《立正•九败》有对包括墨家思想在内的诸家的评论，但不批评儒家。

在稷下学宫里，各家各派都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对政治也可以议论。《新序•杂事》说“齐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仅如此，还可以注书立说，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稷下先生们“各自著书立说言讨论国家治乱的问题，从而以此来引起诸侯注意，进而任用他们。”《风俗通义•穷通篇》也说，稷下先生“都著书来讽剌当世的诸侯。”可见他们的著书立说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稷下学宫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培养了稷下先生们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干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稷下学宫稷下先生们，都有自己的弟子，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稷下学宫学派林立，稷下先生不仅授徒，而且要广泛宣传自己的学说，因此各个学派之间的辩难是十分频繁的。

稷下先生都喜欢辩论，儒家大师孟子人称“好辩”，（《孟子•滕文公下》）他反对杨朱与墨翟，与农家许行辩论，游说齐宣王时言词锋利，使得齐宣王理屈辞穷，左顾右盼转移话题（同上）儿说也是个善于论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田骈外号叫“天口骈”（《汉书•艺文志》班固注。）从外号就能知道他很善于辩论。而田巴人称齐国的“辩士”，与人辩论，能“一天使上千人佩服”。（《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发生在稷下学宫的辩论很多，比如孟子与淳于髡关于“礼”的辩论（见《孟子•离娄上》）可算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文献迭失，我们很难窥察当时许多辩论的原貌，但他们之间观点的对立，今天还能知道不少，比如宋鈃主张“禁攻寝兵，”（禁止打仗，使军队不出动）而兵家主张积极进攻；儒家主张“仁”、“义”、“礼”，法家主张“法”、“术”、“势”；就是同属儒家，也有观点的对立，比如孟子主张“人性善”说，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说。

百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百家学的学说都是从补救当时社会弊病出发的。”这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独自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宾贵势，王谬贵先，儿良贵后。”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一定都在稷下学宫，其中田子即田骈，料子很可能是宋鈃，因为《庄子•天下》说宋鈃主张：“别囿”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又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解蔽》批评稷下各家自以为是：各家原来各有所偏私，只恐怕听别人说自己的坏话，又用自己代有偏见的观点观察别家的学说，只恐怕听说别家的学说有美好的东西。

邹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也十分喜好辩论，尤其擅长谈天说地，所以人们称他为“谈天衍”。关于“谈天衍”，《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所讲的，包括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他讲天的事情很祥尽，所以说叫做“谈天”。《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的学说迂远广大而且宏辨，……因此齐国人称颂他为“谈天衍。”由此可见，善于谈天是邹衍的一大特点。司马迁说邹衍不仅谈开天辟地以来的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将它推而广之，往上推到天地还未产生以前，那是不可考究的窈窈冥冥的原始混沌状态。”（同上）

三、对宇宙的认识方法——天、地、人三才说的运用、发展与影响

邹衍对宇宙的认识方法，是用推理的方法。具体地说：

１、从空间上来推衍

《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认识世界的方法，首先是必须先验证小的事物，然后由小推到大，以致于大到无边无际；另一方面他又由近及远：邹衍先从中国的知名的大山、大河、大山谷、所产的飞禽走兽、水土种殖的植物、各类货物中的珍品推论起，一直推论到大海之外，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水经注》卷八《济水二》记载：邹衍说他登上缗城而眺望宋国的都城。缗城当离宋都不远，杨守敬《水经注疏》说：缗即汉东缗县。就是金乡县所管辖的地区。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东缗县条说：是夏代的缗国。春秋时属于宋国。《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齐侯征伐宋国包围缗。杜预注说，“缗为宋国的城邑。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汉置东缗县。晋不设县。旧城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二十里。”从时间上看，此事该发生在齐闵王灭宋之前。邹衍既是稷下先生，外出考察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登上缗城而眺望宋国都城的方法，是由近及远的方法。按此推理的方法，我们还能望得更远。大约邹衍的“大九洲”的地理说即是这样推论出来的。

２、从时间上来推衍

邹衍一方面由当今推至上古：“先说当今，往上推至黄帝。”（《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是逆推法。如何理解这句话呢？王梦鸥说：“所谓‘今’，当然是指周之火德，以上至黄帝，当然要像《应同篇》所记黄帝的土德为止。”（《邹衍遗说考》第１２０页，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年３月出版）即以五行相胜说来推衍，因为周为火德，火克金，则商为金德；金克木，则夏为木德；木克土，则虞为土德。虞为黄帝一系君主，从而推到黄帝，得出邹衍所说的“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准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这即是邹衍的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也即五行相胜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记载这里的各种制度，从而往上推衍到很遥远的古代，甚至于到天地未产生之前窈窈冥冥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其方法也是逆推法，当用五行相胜说。但具体推论过程还不清楚。

另一方面，他又由上古推至当今：“称引天地剖判以来，”（同上）即从天地还未产生以前往下推衍。这正如王梦鸥所说：“我们怀疑这一部分或是据‘相生’的原则来演讲天地万物（五行）的生成以及五行四时的转移。”也就是用顺推法，以五行相生说来推衍。以一年四季为例：春为木，木生火，则夏为火；火生土，则季夏为土；土生金，则秋为金；金生水，则冬为水。而这套学说正是邹衍为齐国明堂制度设计的方案。

《尸子》说：“东南西北四方，加上上与下就叫‘宇’，即是空间；从古到今，就叫‘宙’，即表示时间。”可见宇宙即是空间加止时间。邹衍的学说从时间、空间来推衍，这是他对宇宙的看法，也就是说他的宇宙观。因为我们从邹衍这种推衍方法，看到了邹衍的宇宙观。他认为，在天地未产生成之前，宇宙是混沌一团，说不清楚其原状是什么。这里包含了宇宙是无所谓开始的思想。这也可以说是邹衍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这种思想是受了老子的影响。邹衍所说的“天地未产生之前，窈窈冥冥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即是《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说：“有一种物质是混沌状态，它在天地产生之前就有了”的“道”。这种物质的原始状态。当然老子的宇宙观更为复杂，邹衍只是继承了老子思想中唯物论的一方面。邹衍的“大九洲”说，这种以小推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实际上是以有限而推论出无限。这可以说是对宇宙的无限性的相对理解。这种思想与庄子《秋水》所描绘的宇宙空间之无限大，也很相似。

３、天、地、人三才说的运用与发展

由上可见，邹衍的宇宙观，从他对时间与空间来推衍；从顺推的五行相生说，主要讲天（大自然）；逆推的五行相胜说，主要讲人（人类社会历史）；从由小推到大，由近推及远的“大九洲”说，主要讲地（地理）；可见其包罗万象，十分丰富。这是春秋战国的天、地、人三才说的运用与发展。

关于天地人三才的思想，是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经常讨论的问题。

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有一焉。”（《老子》第２５章）在老子看来，道、天、地、人为四大，其顺序人排在最后一位，可见人的地位在老子看来在道、天、地、人四者之中极为次要。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从人、地、天、道、自然的顺序来看，人是最低层次的。

其次论及天地人三才思想的是春秋后期的范蠡。他说：“要保持满盈的就与赞成天，要使自已稳定而不被颠覆的赞成人，省事而想招惹麻烦的赞成地。”（《国语•越语》）又说：“有圣德的人上能知道天，下能知道地，中能知道人，这就是能禀赋天地平和，用这个来图谋天。”（《越绝书•外传•枕中》）在之后，《黄老帛书•经法•六分》说：“取得统治天下的道理，不仅要懂得天，而且要懂得人，还要要懂得地。要懂得天地人三者参同在一起，这样才能取得天下的统治大权。”《鹖冠子•度万》认为，天文、地理与人相同，所以说：“知其无道，上则乱了天文，下则灭了地理，中则断绝人和，这样他的治理国家就只见头与尾，而缺乏中道。”看来道家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不如儒家讲得明确。《孟子•公孙丑》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已经透露出人在天地人三者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思想。而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参。”（《荀子•天论》）而且在天地人三者中，他明确地说：“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可见儒家比道家更注意人在天地人三才中的地位。韩非受荀子的影响，他也有“人为贵”的思想。他说：“聪明智慧与先天的素质有关，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则靠人后天发奋，凭借着眼睛来观察，以耳朵来倾听，依托着天生的智慧来思考。”（《韩非子•解老》）这里韩非也很强调人后天的努力。

《易传•说卦》说：“使天能成立的基本道理（法则）是阴与阳；使地能成立的基本道理（法则）是柔与刚；使人能成立的立道理（法则）是仁与义。”《易传•系辞下》又将“天道”，“人道”，“地道”，这“三材”（《集解》本作三才，《说卦》也作三才。）以两相乘，所以得“六”。认为“六”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三才”的道理。”因为它是从三材演变出来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６月第一版，第５９２页注：认为这话是说“《易》卦六爻乃象天地人三才，上五两爻象天，四三两爻象人，二初两爻象地。”）由此可见《易传》关于天地人的论述比以上诸家的说法更为具体。

邹衍的哲学思想也包括了天地人的广博内容，这可说是受老子等道家，以及儒家孟子、荀子思想的影响。在老子那里，天地人是比较抽象的。到《易传》较为具体，而在邹衍那里要比老子更充实得多。甚至比《易传》更具体得多。其天地人的学说，已经具体化为五行相生说，五行相胜说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的地理说。这是邹衍对天地人三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4、天地人三才说对屈原的影响

邹衍的思想还影响了同时代的屈原的思想。屈原（约公元前３４０－前２７８年）战国中后期楚国贵族、诗人，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天问》是反映他哲学思想的代表著，载于《楚辞》。它总结了上古至战国初中期，特别是邹衍关于天的认识，并对荀子的《天论》有直接的影响。而对东汉王充的《谈天》、《说日》，唐代柳宗元的《天对》、《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等都有相当的影响。这就奠定了屈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关于对屈原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参阅刘蔚华、苗润田著《稷下学史》第九章屈原。）这里我们要作简单述叙：

屈原的《天问》反映的思想，是继往开来的，他大约相当于邹衍与荀子之间。也可以说是屈原继承了邹衍以前的关于天论的思想，而开启荀子的《天论》之说。

《史记•屈原列传》、《楚世家》明确记载，楚怀王十八年，屈原出使齐国。当时邹衍是有名的稷下先生，正在稷下学宫。屈原当然要到稷下学宫会见邹衍等有名的学者，与他们探讨当时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邹衍的天、地、人学说就是在这时为屈原所接受。而在他的《天问》中明显反映了出来。

关于天地是怎样形成的？即宇宙的发生论问题：《天问》说，关于上古的开端如何形成？这是谁传说下来的？天地还未形成，依据又是什么？黑夜与白天未能分辨，一团混沌状态，谁又搞得清楚？在天地未生成之前，只有大气充满，这种无形的样子谁又能认识呢？关于天地生成的种种传说，他都明确不信。他认为：关于天地未形成以前的恍惚状态，是荒诞的人传说下来的。所谓开天辟地的巨神鸿灵，那是混乱不堪的传说，并不值一谈。屈原对于创世说也持否定态度，他问道：创造人类的女娲的奇形怪状的身子又是谁造出来的？屈原明确提出“阴阳三合，”即天地人三者的结合，本源是什么？又是怎样变化的？

这些正是讨论的宇宙发生论的问题，也是邹衍所研究的专长。王逸释“三合”为天地人三者的结合，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春秋战国思想家们经常讨论天地人的问题。当然，进一步说，“阴阳三合”当指气与阴阳的结合。《谷梁传•庄公三年》说，单独只有“阴”是不会产生什么的，单独只有“阳”不会产生什么，单独只有“天”也不会产生什么，只有阴、阳与天三者结合以后才能产生新的东西。这是说天与阴阳三者绘合而后产生了万物。这与《湘夫人》记载：“乘坐清啊气驾御阴阳”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里所说的“清气”实是指天。《国语•周语》说：“气无滞阴，亦无散阳。”也是讲气与阴阳的关系，只是从另一角度来说明罢了。总之都是说明“三合”是气与阴阳三者的统一。这也正是屈原所说的气与阴阳为“阴阳三合”。我认为这屈原把稷下先生邹衍等的思想从总体上给予发挥，以提问的方式表达出来。

邹衍是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深观阴阳消息”，即专门研究阴阳消长的道理。而《天问》说：“天的法式是讲阴阳消长的道理的，”具体地说，这个道理即“阳气离开人的躯体，人就会死亡。”这种思想明显来至邹衍。

“使天能成立的道理（法则）是阴与阳。”（《易传•说卦》）这反映了邹衍的学说的核心。“使天能成立的道理（法则）是阴与阳。”这就是说，阴阳是天道的根本。也可以说邹衍天论的核心是阴与阳。这是解开邹衍是阴阳家代表人物核心秘密的一把钥匙。这与屈原的“阴阳三合”之说不正好相符吗？

屈原从地理上讲“九州”，《天问》问道：九州的地势交错综复杂，禹又如何划定？而川谷为什么那么深？又《离骚》也讲到：“想那九州的如此广大啊，”这与邹衍的“大九州”地理说当然不会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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