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孔子的主要思想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失意的，或者说是失败的；而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则是成功的。因为他教育事业的成功，弟子满天下，使他的思想得以流传后世，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们了解了孔子生平事迹之后，很有必要知道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现简略介绍如下：

1、政治思想

孔子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末期，当时周天子大权旁落，不能统率诸侯，而在诸侯国中，大夫也不听诸侯的命令，甚至大夫的家臣势力强大起来，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孔子认为“要是天下太平，制订礼乐、用兵征讨，都应该由天子决定；天下动乱，才出现了由诸侯制订礼乐和用兵征伐”。因此，他反对春秋末期政权下移，认为由诸侯掌权，大约十代很少有不灭亡的，由大夫掌权，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而卿大夫的家臣掌权则三代很少有不失掉政权的。（ 16.2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周敬王七年（公元前 513年）晋国“铸刑鼎”，把范宣子（赵盾）所作的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孔子认为晋国抛弃了祖宗的法度，打破了“贵贱不衍”的秩序。因此表示反对。齐国的陈桓（即田氏）杀了齐简公，取代姜氏的统治地位，孔子听说以后“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兴兵讨伐陈桓。（ 14.21）还有孔子企图利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与其家臣的矛盾，与鲁定公合谋进行“堕三都”，以达到扩张公室势力的目的。从以上几件事看来，孔子是要维护以周天子为首的“正统”的统治地位。

这种倾向明显的反映在他对“礼”和“正名”的看法上。

“礼”的原意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敬神致福”，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它是和神权政治相结合的产物，进而发展为贵族等级制度的亲疏、尊卑、贵贱、上下的严格划分。“礼”的内容广泛，包括祭礼、丧礼、外交礼、作战礼、婚嫁礼等等。

孔子对周礼很重视，他说：“出外服事诸侯大夫，在家侍侯父母兄长，办丧事不敢不按礼的规定进行，不过量喝酒，以免为酒醉困扰，这些事，我办到了多少呢？” （9.16子曰：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从这里反映了孔子对礼所规定的内容是照办的，也是维护的。《论语·八佾》记载，子贡不遵守周礼的规定，认为每月初一祭祖庙的活羊可以不用，孔子表示反对，认为你爱那只羊，而我爱周礼的规定。（ 3.17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又如，他的得意弟子颜回死了，没钱买棺外之椁，弟子们建议把他的车子卖了买椁，他竟然反对。这并非是他吝啬财物，而是他不能违反礼的规定，因为他曾是大夫，按礼出门必须坐车而不能步行。后来，弟子们又厚葬颜渊，他也按礼表示反对，最后弟子们还是厚葬了颜渊，他知道后急忙解释不是他的主意。（ 11.11）可见孔子处处要以礼为准，就是对最得意的弟子也不能例外。

孔子对历代礼的看法是：殷礼是根据夏礼“损益”来制订的，周礼又是根据殷礼“损益”而制订的。以后如果有继承周礼的，虽然经过一百世也可以知道它的来源。（ 2.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作了比较以后，认为周礼比较完善，因为它参考了夏商两代的礼，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14）又说：如果有人要用我为政，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道。(17.5“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

因此孔子对诸侯大夫家臣僭越礼制的活动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比如，鲁三家在祭祀宗庙之后，不应该唱《诗经·周颂》的一篇叫做《雍》的诗。因为只有天子祭宗庙后，在撤去祭品时才能唱这首诗。（ 3.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于三家之堂？”）季氏在他的庭院里用六十四人奏乐跳舞，孔子十分反对，因为只有天子才能这样干，而季氏是大夫，怎么能用呢？所以孔子说：“连这样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 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可见孔子对此事多么深恶痛绝。又比如，当时季氏祭祀泰山，这是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干的事，季氏是大夫，按礼是不能的。因此，孔子希望他在季氏手下办事的学生冉有来阻止这事，但是冉有不愿意，他大发感慨，责备冉有。又比如，孔子反对鲁大夫臧文仲把一种叫蔡的大乌龟放在雕梁画栋的房屋里。这是天子所用的礼。因此孔子批评臧文仲这样做还算什么明智呢？ （5.18子曰： “藏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但是，孔子并不是要完全恢复周礼的老样子，而是主张改良。他要在不触动统治者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途径来维护周天子的礼乐制度。这种改良主要表现在他企图用“德”和“礼”来补充“政”和“刑”的不足。他认为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民众还不够，应该进一步用“德”来加强思想教育和用“礼”来进行约束，这样民众就知道羞耻而服从统治了。这是一种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方法。孔子认为，只有统治者讲礼，民众也跟着讲礼，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稳定。孔子说：“君上要是喜好礼，那末民众没有敢于不尊敬的”（ 13.4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他把礼看成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规定。有了礼，就可以防止人民的反叛。孔子说：“君子的学问渊博，又用礼来约束自己，就不可能有反叛发生了。” （6.27子曰：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2.15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同时他主张“举贤才”，就是在不违背周礼“亲亲”原则的前提下，挑选有才能的人参与管理国家。他认为这样做就能使民众服从，否则民众是不服从的。孔子主张，“在顺着民众得利的地方给予好处”。这些都是从调和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出发的。对于“礼”，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可以在形式上作一些修改，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比如，过去用麻布作礼帽，符合周礼，但是却很费工，当时都用丝绸来做，比较节俭，孔子赞成当时一般人的做法。 （9.3子曰：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又比如，孔子认为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内心的悲戚。（ 3.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的礼乐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很有感慨。他说：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难道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17.11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 ”）孔子对“礼”的这种态度，正是他企图进行改良而不触动统治者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

孔子生活的时代，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之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孔子看到春秋时代已是“礼坏乐崩”。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孔子在卫时，卫出公打算用孔子，子路问他：如果卫君用你管理国家，你打算首先做什么事呢？”孔子回答说：“必须首先纠正名实的混乱”。所谓“纠正名实的混乱”，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变动而破坏了的“名”、“实”关系匡正过来。而在春秋时代“名”、“实”不符的情况相当多，就卫国而言，父子争君位，越演越烈。孔子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只有把不符合周礼所规定的那些人和事物都统统匡正了，而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2.11）的社会秩序，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父有父的样子，子有子的样子。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天下太平了。这是要用“名”去规定“实”，而不是依据“实”赋予“名”。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由于“名”与“实”不相符引起的。因此他以为只要通过“正名”的办法就能解决。这就难怪当时的掌握实权的大夫、家臣认为他的主张不合时宜了。就连弟子子路也批评孔子：“老师的见解真迂腐啊！其实这何必去纠正呢？”弄得孔子十分生气，斥责子路说：“由啊！你竟然如此卤莽！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应该采取保留态度才对。要是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办事就不会成功；办事不会成功，国家的礼乐制度就不能兴盛；礼乐制度不能兴盛，刑罚也就不会适当；刑罚不适当，民众就不知该如何办了。所以君子定名分一定要讲得通。”（ 13.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由孔子这段话看来，“正名”确实是孔子政治思想一个重要方面。他的政治活动，无不体现这一主张。而孔子在政治上不得意，到处碰壁，与他这一不顺乎历史潮流的主张是颇有关系的。

由此可见，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正名”。前者虽然主张维护旧秩序，但是已经有所改良，而后者则显得更为守旧。

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不过孔子企图用周天子为统一的象征。那时的周天子势力已经大大削弱，难以控制各个诸侯。因此，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社会动乱，政权下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孔子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孔子这一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要求消灭混乱局面，形成有秩序的统一社会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又违反了历史的规律。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不符合春秋末期的实际情况，但是一旦统一的政权出现以后，这种尊君的统一思想，就很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因此从汉王朝统一局面形成以后，统治者就认识到孔子思想对统一政权的效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公羊学派直接继承孔子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对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一个统一的政权，是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而分裂的局面则是不利的。从这一点看来，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2、“仁”的学说与伦理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清人阮元统计，《论语》中提到“仁”有五十八章，“仁”字出现一百零五次。要弄清“仁”的含义，只有对《论语》中所提到“仁”的地方作全面考察，才不致犯片面性的错误。我们本着这一原则，仔细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主要是一种道德伦理学说，同时也是治国之道和学问之道。

关于“仁”字的来历，据阮元说：大约周代初年已经有“仁”的语言，但还没有“仁”字。《诗·国风》已经有了“仁”字：确实是美而且“仁”。《小雅·四月》说的“先祖匪人”的“人”字，就是“仁”字。以后到《周礼》才造出“仁”字。

“仁”字虽然出现在西周，但“仁”的观念，则早在东夷古国就产生了。

阮元说“人”字就是“仁”字。这在《中庸》、《孟子》中都可以找到根据。“仁者人也”。可见“仁”与“人”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二。”“从人二”就是“人与人相偶”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只是一个人，无论他的道德修养如何高尚，而与外界不发生关系，就说不上“仁”。

了解了“仁”字的基本含义。我们再来看孔子的“仁”。“仁”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是从孔子开始的。

首先是“仁”的重要性与“仁”的基本内容问题。孔子很少讲“利”，但是十分赞成“仁”。认为人要是不“仁”，是谈不上“礼”、“乐”的。（ 3.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他说：“人必须按照‘仁’的要求来行动。”而且他还认为：仁的品德必须贯彻始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如此。君子要是一时离开仁，哪里还能成名呢？孔子还说：“做合于仁的事，连老师也不必谦让。”（15.36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孔子在答子贡问时说：“工匠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把工具磨得很锋利”。（ 15.10子贡问“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见他把“仁”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工具。

孔子“仁”的基本意思是“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要相爱。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12.22樊迟问 “仁”。子曰：“爱人。 ”……）

孔子说过，治理国家要“节用而爱人”（1.5）。又说过“泛爱众而亲仁”（ 1.6），还说，“对民众要爱，又怎么能不使民众为之劳作呢？”（14.7子曰：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还有一次，马棚失火被烧，孔子退朝回来，首先问伤人没有，而没有问马。可见孔子重视人，认为人比马更重要。这里明显体现了他的“爱人”的思想。（ 10.12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其次，“仁”包括了治国之道与学问之道。

“仁”具有政治内容，是一种治国之道。孔子在谈“爱人”的内容时，就谈到“道千乘之国”，可见他把“仁”当作治国之道来看待。而其基本内容是“克已复礼”。这是讲“仁”和“礼”的关系。要战胜自己的私欲，使之符合周礼的要求。具体的办法是凡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孔子认为，一旦做到“仁”，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做到“仁”了。（ 12.1颜渊问“仁”。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 “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由此看来，“仁”的标准是“礼”。只有按“礼”的规定办事，才称得上“仁”。这里所说的“礼”是指周礼。当然，孔子对周礼是有所损益的，因此“复礼”并非完全恢复周礼。尽管如此，这里还是反映了孔子的“仁”也有保守的一面。

孔子还认为，“仁”与不“仁”关系到能不能保存国家的问题。他说：“有知识才能获得禄位和君位，但是不能用仁德来保持它，虽然已经获得了，也会丧失的。”（15.33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因此，孔子认为，为政要小心谨慎。他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办事要很慎重，要像接待贵宾一样，要像承担大祭祀一样”（ 12.2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还认为，对不仁的小人过分仇恨，会出乱子。

“仁”既然是治国安邦之道，所以孔子认为不积极从政就不算“仁”的。

在孔子看来，“仁”还是学问之道，包括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学习的问题。如弟子子夏领会孔子的教导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19.6）孔子也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这里意思很明白，用不着多解释了。

我们认为，孔子的“仁”最主要的内容还是道德伦理学说。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是说他的主要学说就是“仁”，并且把它付诸实行。曾子解释说，孔子的“道”就是“忠、恕”两字罢了。他把实行“仁”的方法概括为“忠、恕”二字（ 4.15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 “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很符合孔子的原意。“恕”是什么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2.2，15.24），自己所不希望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子贡所说的。我所不喜欢人家对待自己的，我也不把它施加给别人。 （5.12子贡曰：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 “赐也，非尔所及也。”） “忠”是什么呢？是忠诚的意思，讲对人要忠诚，对君要忠诚，也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6.30）。即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要满足的要求，也要使别人得到满足。

孔子的“仁”还包括：“恭、宽、信、敏、惠”。即待人恭敬、宽大、守信用、勤快、恩惠。（ 17.6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他说：“居住在家谦恭，办事认真严肃。”（ 13.19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又说：“刚强、果断、朴实、说话慎重，就接近仁了。”（13.27子曰： “刚、毅、木、讷，近仁。”）他还认为：“仁者，其言也讱”（ 12.3），即不轻易说话。因此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1.3， 17.17）。那些巧于言谈，装出一副和善面孔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仁”与“佞”有相反的含义。孔子说：“哪里用得着佞呢？”“佞”，意思是善于言词。他认为“强嘴利舌，常常和别人争辩，真令人讨厌。” (5.5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

孔子还主张，有志气的士与具有德行的仁人，没有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的，而只有勇敢牺牲以保全仁德。 (15.9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 他又说：“希望仁而得到了仁，又还有什么可以贪求的呢。” (20.2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可见孔子为了“仁”，可以牺牲生命而不觉得可惜；作为一个仁者，也不贪图财利。

孔子的“仁”还常与“知”、“勇”并提。“仁”高于“知”、“勇”，也包括了“知”、“勇”。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9.29）“仁”、“知”、“勇”，是有道德的君子的三种品德。他的学生子贡认为，这三种品德是孔子本身所具有的。孔子说：“具有仁德的人必然勇敢。而勇敢的人不一定具有仁德。”（ 14.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这话是说。“仁”包括了“勇”。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6.23）。这是讲仁者能长久，立场坚定。孔子又说：“仁者以仁为安宅，知者以仁为有利。” （4.2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可见“仁”高于“知”。孔子说：“没有知，哪里能得到仁？”这是说，要先达到“知”，然后才能达到“仁”。可见“仁”包含了“知”。因此，孔子回答樊迟问知时所说的“把正直的人的位置提拔到邪恶的人之上，这就能够使邪恶的人变正直”、“专心一意地使民众达到义，对鬼神只是严肃尊敬，而并不接近它。这就是知了”（ 6.22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这些内容也都包含在“仁”的范畴里了。

孔子的“仁”还包括“孝弟”。他的学生有子说：“孝弟是仁的根本啊！”（1.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对父母长辈要有孝道，对兄长要尊敬就是“弟”。因此，宰我不主张实行“三年之丧”，孔子就说他“不仁”。（ 17.2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穀既没，新穀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所说：“只要在上位的君子厚待自己的亲族，则民众就可以实行仁了。”也是根据这一思想而发出的感叹。这就是说，劳动群众也可以有仁德。孔子认为“仁”是高于血缘关系的。他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20.1）。从这话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可以说是孔子“仁”的积极内容。

孔子说：“民众对于仁的需要，甚于对水火的需要”（15.35子曰：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可见一般的群众也是需要“仁”的。“仁”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内部，也适用于被统治者。而且在孔子看来，不仅一般群众需要“仁”，而且也可以实行“仁”。

孔子为什么这样主张呢？这是因为他把“仁”看成是纯主观的内心修养。认为“要做到仁是由自己去努力做到，难道是由别人去做吗？”正因为“仁”是主观的内心修养，因此，他认为，“难道仁德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达到仁德，那末，仁德就达到了。”即实行“仁”并不困难。只要我想实行“仁”，“仁”就马上到了（ 7.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是要求人人都实行“仁”的修养，从而就可以达到维护周礼的目的。

关于达到“仁”的要求，孔子认为，“仁”不是高不可攀的，但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孔子认为，“仁”是从近处做起的。他说，“能够从近处来譬喻，这可算是为仁的方法了。”（ 6.30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他认为只要用力实行就能做到，“如有能够一天致力于仁的，我从未见到力量不够的。” （4.6子曰：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就是说，如果不用力去做，当然达不到“仁”的。孔子的弟子原宪问：“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没有的人，可以说得上‘仁’吗？”孔子说：“这些可以说是难以作到的，但这些是否就是仁，我不知道”（ 14.1宪问“耻”。子曰：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这里，孔子是不赞成原宪以为的“仁”仅仅是不好胜、不自夸、不怨恨，没有贪欲。甚至孔子还认为，像令尹子文那样忠君，像陈文子那样清高，也算不上“仁”。孔子也不敢自以为达到“圣”与“仁”了。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7.34）孔子认为在政治上要达到仁，执政者必须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才行。他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13.12）。因为，他认为，“仁者必须先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收获”。(6.22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孔子认为，要保持“仁”也不容易。他最赏识的学生颜渊，也不过“三个月没有违反仁的要求”。其他的弟子“则只是一日或一月能保持‘仁’罢了”（ 6.7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认为他有名的弟子如子路、冉求、公西赤等人，虽然各有所长，但是都谈不上“仁”。他说：“子路，在拥有千乘兵车的诸侯国，可以当管理军事的官员，但是，我不知道他达到仁了”。又说：“冉求，在拥有千乘兵车的私邑，在有百乘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当县长、总管，但是，我不知道他达到仁了”。又说：“公西赤，穿上礼服，站在朝廷之上，可以当外交官，接待宾客，但是，我不知道他达到仁了。”（ 5.8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孔子的学生子张也难能可贵，但是也不算“仁”。

孔子认为，达到“仁”的人称“成人”，即完美的人。要成为“成人”，很不容易，必须兼备“知”、“廉”、“勇”、“艺”，而且还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才行这样的要求相当高。孔子又补充次一等的要求，也要达到“见利而同时考虑到是否合于道义；碰到危急的事，敢于献出生命；长时期处于穷困而不忘平生的诺言。”（ 14.12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孔子认为哪些人做到仁了呢？他说：“殷商时有三个仁人”，这就是微子、箕子、比干（ 18.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又说，伯夷、叔齐讲礼让，是“求仁得仁”。他又称赞管仲攘夷，使天下之民免于被发左衽，可以称得上“仁”了。又说“管仲使齐桓公多次举行诸侯的盟会，不用兵车作战，这是管仲出力的结果，如此是仁啊！如此是仁啊！”（ 14.16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由此看来，在孔子眼里，真正称得上“仁”的人并不多。

从以上可见，孔子“仁”的含义很广。孔子的“仁”，主要是针对统治者，也包括“士”讲的。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士”是以“仁”以为己任的（ 8.7）。孔子为统治者提出应该用“仁”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这个问题为中心，他提出了如何治国家的问题、如何治学的问题、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问题等等。孔子认为，他所提倡的“仁”，一般地说，做起来也不算难。但是真正达到标准又很不容易。真正达到标准的人叫“成人”。在孔子看来，这样完美的人并不多。可见他的目的是给人指出如何做人的努力方向。

那末，孔子为什么要提倡“仁”呢？孔子所处的春秋后期，社会动荡，无论是统治者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人与人的关系都相当紧张。据司马迁统计：“春秋时期臣子杀了国君的有三十六起，诸侯亡国的五十二起”。可见当时臣杀君，子杀父之类的事常常发生。“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孔子企图挽救社会的危机。他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提出“正名”、复“礼”，想用改良的办法，维护摇摇欲坠的周天子的政权。更主要的，孔子在道德伦理学说上提出了“仁”，企图用它来缓和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同时也想用它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

孔子认为，统治者内部要相爱，停息争权夺利的斗争，以便巩固统治。他以为只要加强“仁”的修养，就可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民众也需要有“仁”，并且可以实行“仁”。但是，孔子的目的无非是要民众为统治者出力，是为了更好的使用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民众懂得孝悌之道是仁的根本之后，就可以不犯上作乱了。这点，孔子十分明确地说：“假设一个人能立志于‘仁’，这样他就不会做坏事了。” （4.4子曰：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民众要是也立志于“仁”，当然就会当顺民了。

但是，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并不愿意实行“仁”，因此孔子感叹，“君子里也有不仁的，但在小人里都没有一个仁者。”（ 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还明确主张，仁者是爱憎分明的。他说：“只有仁者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4.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可见，孔子也是有明确爱憎的人。

孔子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一套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的学说。他企图用“仁”来缓和各种各样的矛盾，以使统治者能长治久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统治者对他的学说还不能完全理解，而不愿接受。因此他到处碰壁，“仁”的学说不能实现。但是评价一种学说，并不是以它当时是否实现而论其价值的。

孔子很少谈“性”和“天道”，所以他的弟子们不能听到（5.13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孔子谈“仁”的地方却相当多。可见他不重视“天道”，而重视“人道”。“人道”就是“仁”的学说。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重民轻天和春秋时代“天道远，人道迩 (近)”的传统，进一步强调了“人道”的重要，专门论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孔子的重大贡献。孔子的“仁”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

孔子的“仁”包含了治国安邦的内容，劝告统治者减轻劳动群众的负担，这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孔子的“仁”，包含了“仁政”的意思，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提出“仁政”来。到战国时期，孟子才把孔子的“仁”进一步发展为“仁政”，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和方案。但是孟子的“仁政”主张也没能实现。秦虽然统一了六国，建立起统一国家。但它用法家思想进行残酷统治，以至于很快激起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结束了它的短暂的统治。到了汉代，统治者大一统的政权得到巩固，这时才对孔子的“仁”的学说的意义有所认识，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从这时起，孔子的“仁”的学说就为统治者所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一套思想体系。而另一方面，孔子的“仁”的学说，也被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所接受和改造，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3、哲学思想

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关于天命鬼神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说：“得罪了天，就无从祈祷了。” （3.13王孙贾问曰：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社，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可见天有无比的权威，俨然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神，是世间万事万物、凶吉祸福的主宰者。因此，他主张“要畏惧天命、畏惧大人、畏惧圣人的话”（ 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这显然是要被统治者安于自己的地位，服从统治者的意志，不要进行反抗。可见孔子重视天命。孔子还说：“我的主张将会实行吗？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的主张将会废止吗，也是命中注定的。”他认为他的主张是否行得通，完全由命运决定，人们要想阻碍也办不到。由此可见，孔子基本上是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的。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又说：“天有什么说的呢？春夏秋冬四时在运行，百物在生长，天有什么说的呢？”（ 17.19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里所说的天又是大自然的天，并没有任何神秘的意味。孔子又说：“不埋怨天，不责备人，学习一般的知识而懂得高深的道理，知道我的只有天了。”（ 14.35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儿虽然有天命的影子，但又包含有要求发挥人的主观作用的积极因素。而孔子在他的高足弟子颜渊死后，就发出了“天老爷要我的命啊！天老爷要我的命啊！”（ 11.9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这样的感叹，实际上又带有对天的怨恨情绪。孔子在天命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乃是西周末年天命思想的动摇在孔子思想上的反映。

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与对天命的态度有点类似。孔子赞美禹“致孝乎鬼神”（8.21），又说：“不应该祭祀的鬼而去祭祀了，这就是献媚。” （2.24子曰：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可见孔子还是主张祭鬼的。但是，又与传统的思想已经有所变化。他主张“既敬鬼神，而又要远离鬼神”（ 6.22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没能服事好活着的人，怎么能服事鬼呢？”又说：“不懂得生是怎么回事，如何能知道死呢？”（ 11.12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还不说“怪、力、乱、神”（ 7.21）。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鬼神的怀疑，而把人事看得更为重要。这是孔子继承了春秋以来重人事轻鬼神的进步思想传统。

孔子对知识来源的看法具有调和的色彩。他说：“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的知识，这是最上等的人；经过学习才具有知识的人要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就是最下等的人。”（ 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又说：“在知识上只有最上等的生来就知的人，与最下等的遇到困难也不学习的人，是不可移易的。”（ 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可见孔子把人的认识分成若干等级。“上知”与“下愚”是天生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说，知识是天生就有的，不必通过学习和实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孔子并不承认他是天生就有知识的人。他多次承认他有过错，而且主张改正错误。他也没有称任何人是天才。可见，实际上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的“上知”这一等是虚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上述的说法。不仅如此，只要我们撇开孔子虚设的“天生就有知识”这一等，则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这一等所说的认识过程，就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了。他又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7.28）这是对“学而知之”的很好的注释。它包括多听各种各样的意见，有选择地遵从其中好的意见；多看，并且把它记住。这是讲述获得知识的过程。孔子否认自己是“天生就有知识”的人，而多听、择善、多见、记住，正是孔子所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是把知识是天生就有的与知识是后天学习而来的两者调和在一起；而更主要的还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中庸”在《论语》中只出现一次。但是，它作为方法论，则是贯穿于《论语》之中的。孔子说：“中庸这种德行是很高尚的啊！”（ 6.29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中庸说：“中是不超过也不是达不到的意思，庸是指平平常常”。在《论语·尧曰》中说的“允执其中”的“中”，意思是最合理、最正确。孔子认为，弟子颛孙师太过激，而子夏又不够。太过激与不够都是不符合中庸的（ 11.16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可见朱熹解释“中庸”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孔子又把实行“中庸”的人称为“中行”。他说：“如果得不到实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那末，也要找到积极进取的或有所不为的人，进行交往。”（ 13.21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因为积极进取的人与那种没有是非标准，随波逐流的“乡愿”是有本质不同的。孔子认为：“乡愿是最有害于德行的”。（ 17.13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23）即是说，君子是很有原则性的，但并不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小人是随声附和、盲目服从，而没有原则性的。这也就是说，有道德的君子对不正确的言行敢于提出批评，纠正错误的意见，以便作到恰到好处。孔子这里所说的“和而不同”的“和”就是“中庸”。

从以上可以看出，孔子的“中庸”，并不是不讲原则，也不是为后来一些朝代的统治者所歪曲了的折中调和。它与“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孔子是如何来描述他的“中庸”的方法呢？《论语·子罕》有段话说的很清楚：“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啊。有个种庄稼的人问我，我原本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提问的开头和结尾去盘问，便得到许多知识，然后我尽可能地回答他。”（9.8子曰：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从问题的开头和结尾去盘问，就是孔子“中庸”的方法。即弄清楚事物的两个极端，这样对事物就有了认识。实际上是要对事物下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这也是孔子所说的看一个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观察其达到目的用的什么方法，了解他对什么事情心安理得，对什么事情于心不安，这样，就能对这个人有所认识了。因此，这是一种可取的方法。但是“中庸”对于事物矛盾及其转化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容易为后世的统治者曲解为折中、调和，并大力宣传和提倡，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也有消极的作用。

4、教育思想

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孔子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是从事教育实践，在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中，有不少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著名论断，具有积极的意义。

孔子教育学生要有“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2.17子曰： “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治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反复温习，他说：“学而且时常温习，这不是很快乐的事嘛！”（ 1.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说：“温习过去学过的，能体会出新的知识，这就可以做老师了”。（ 2.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还主张学习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努力进取，从不停止。孔子很强调主观努力，把它譬喻为用土造山，要永远不休止地努力。同时孔子反对主观成见，主张“不猜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9.4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学与思相结合。他认为“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则是危险的”（ 2.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对前人的知识很重视，主张借鉴，认为要踏着前人的脚步前进，才能获得成功。以上这些学习态度和治学方法，都是强调客观事实，反对主观成见的。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总结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根据学生不同程度、不同特点，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他还提出了启发式教育。他说：“若是学生不是发奋求学，我不会去开导他；若是学生不是独立思考、而且反复思考还想不通，到了想说又难以说出来的程度，我也不会去引导他使其提高认识。当我告诉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类推还有南、北、西方的人，我就不打算再教他了。”（ 7.8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总之，孔子是要受教育的弟子们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启发其学习的主动性，在他们有进一步追求的情况下才去辨难、解惑。而对于那种不能举一反三的学生，孔子就暂时不答复他。不答复也是一种教育，是为了启发弟子去积极思考。

孔子大力提倡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殷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学术下到民间。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开了先河。他在教学实践中提倡“有教无类”，对受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改变了原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状况，从而大大扩大了教育的范围。

孔子为了教育弟子，还用尽心血整理古代文献典籍，这对我国古代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贡献。也为我国古代的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财富，为后人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有不足，他很重视道德教育，但是他反对学习生产知识。他这种倾向，使后世的儒家都受到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总起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有不少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人类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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