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仕鲁五年，政绩卓著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鲁国内乱平息，政局趋于稳定，孔子始任中都宰，后升司空，大司寇，与闻国政三月，孔子仕鲁近五年，鲁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大为改观，并以小康著名于列国。

1、从中都宰到大司寇

孔子二十多岁时曾做委吏、乘田，那是较低级的管理人员，不是做官。他真正在鲁国为官，是鲁定公九年（公元前 501年）当时孔子五十一岁。阳虎的叛乱对鲁国当权者季桓子震动很大，为了稳定政局，他调整了统治策略，不再依靠家臣，尽量任用有声望有才能的人。当时，孔子的道德学问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教育成绩显著，学生遍及四方，社会声誉颇高，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相当于县长）。

孔子上任后，把教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实行养生送死之节的礼制。长幼异食，男女别途，器不伪雕，对社会上的老幼、强弱、男女各以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到一年，中都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井然。出现了路不拾遗、商贾无欺的太平景象，周围各地都仿效中都的做法，孔子在鲁国政坛树立了较高威信。鲁定公问他：“按照你在中都推行的办法治理鲁国，效果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就是治理天下也是可以的，岂只是治理鲁国呢。”由于孔子治理中都卓有政绩，次年鲁定公升任他为司空（主管水土等事）。孔子把这项工作管理得有条有理，他经常组织勘察地形，使土地各尽其利，谷物的生产得到了发展。他把土地分为五类，即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即高原）、原阖（即平地），种植不同的作物。这在二千多年前还是非常科学的，可视为土壤学的早期应用。据《左传》记载，大司空为孟孙氏世袭官职，据《周礼·太宰》，诸侯三卿中的司空之下还设小司空。孔子为司空，实际上是小司空。这正是当时残存的世袭制的弊端。而历史上有人因此怀疑孔子没有做过司空，则是没有根据的。

孔子在小司空任内时间不长，即升为大司寇。成为鲁国主管治安司法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时孔子才真正参与政治了，成为鲁国的执政者之一。孔子掌管刑讼，不象当时一些人那样凭主观臆测，武断地乱下结论。孔子时代，鲁国尚无明确的法典，处理案件是由官吏根据习惯和常规加以判处。孔子则不然，在判断狱讼之前，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斟酌众议经多方考虑后，才做出裁决。也就是说听讼不专断而从众议。因而得到许多人的拥护和支持。孔子这种办案的精神，实在是后人的楷模。

孔子身为司寇，却并不热衷刑罚。他认为，“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教化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作为法官，他审理案件和别人想的一样，但是他希望将诉讼事件完全消灭最好（12.13子曰：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随着道德风尚的普遍提高，社会上就不会有你争我斗的事情发生。

作为司法长官，孔子是极为出色的。他上任仅三个月，鲁国的社会秩序大为改观。以前有个卖羊的沈犹氏，每天早上让羊喝足水，以便在卖羊时增加重量骗人；公慎公的妻子十分淫荡，伤风败俗，无人过问；慎溃氏则生活奢侈，傲慢自大，横行街市。市场贩卖牲口的商人则精于漫天要价，一起哄抬物价，坑害买主。

孔子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沈犹氏不取让羊饮水，公慎氏休了不正经的妻子，慎溃氏越境逃往他国，商人们不再乱要价钱。各方面井井有条，商贾无欺，长幼有序，男女殊途，路不拾遗，四方客人到来，则有宾至如归之感；地方官再不为数不清的纠纷，官司所困扰。

孔子在鲁国执政后，面对上下左右的各种关系，他必须处理得当，才能做事顺利、受到人们的拥护。孔子很注意待人接物的尺度和态度。当时，鲁定公名为国君，而把持国柄者是世袭三卿之一的季桓子。孔子为大司寇，名义上和三卿一样位列上卿，但办事名义上是为鲁定公，而实际上受季恒子辖制。朝内事务，需要经常面见季桓子商议。有一次，孔子去见季桓子，正遇上他不高兴，事情没有办妥，不得不再次登门。弟子宰予对此不满，进言道：“从前我听老师说过：‘王公不请则不去见他。’现在老师你为司寇时间不长，屈已求见者多次，难道不能不去吗？”孔子解释道：“对，我说过此话，但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的混乱局面由来已久，我作为当官负责的人，不去治理，国家必将大乱。国家需要我，这岂不比任何邀请都郑重、紧要吗？”这种以国事为重而屈已对上的作法，是难能可贵的。后世贤臣良将，忍辱负重以报国者，当是受夫子影响。

孔子虽贵为上卿，在本乡邻里百姓中间仍然非常恭顺，好象不善言谈的样子，保持着谦逊淳朴的态度。上朝的时候，对地位低的人和颜悦色，同地位高的人正直恭敬。（ 10.1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然；唯谨尔。）在外交活动中，既矜持庄重，保持国体尊严，又彬彬有礼，不失友谊，而以私人身份会见外国君臣，则显得轻松愉快。他在宗庙里朝廷上，有话便明白而流畅地说出，只是说得很少。（10.2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孔子平易近人，不阿权贵的态度，以及他在外交场合的表现，都说明他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孔子在仕鲁的近五年中，做大司寇的时间最长。在此期间除致力于整顿国家的法治外，还参与了外交，军事等活动，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

2、齐鲁夹谷之会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即孔子任司寇的第二年，齐国的实力已强于晋国，而鲁国仍然拥晋而不附齐，齐国担心孔子为政，鲁国实力增强，对齐国不利。于是便派使节到鲁国，约定时间，两国君主在齐鲁边境上的夹谷（山东莱芜境内）举行和好之会。鲁定公接受齐国的邀请赴会并任命孔子担任司仪。

齐国大夫犁弥为齐景公出谋划策，他说：“孔丘懂得礼节而缺乏武勇，如果派莱地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可以如愿以偿。”齐侯采纳了他的意见。齐国准备以武力迫使鲁国屈服，成为其附庸国。而孔子并非不懂军事，他提醒鲁定公：“我听说一个国家在外交场合必须以军事为后盾，而在战争场合，也要在外交上占有优势。古时候诸侯离开疆土，必须要带武将跟随保护。请您也让掌管军事的左、右司马，带着军队兵车前去，以备不测。”鲁定公采纳了他的意见。鲁国为会盟做了必要的军事准备。齐鲁两国名为和好会议，但却是一次外交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未曾晤面，已见刀光剑影。

两国国君都来到泰山以东的夹谷。会场设在有三级台阶的土台上并设有坛位。依照当时礼节，双方会面，相互揖让，致礼献酒。会议未正式开始，齐国官员突然走上前来说道：“请演奏四方的音乐。”齐景公不等鲁定公表态，立即答道：“好。”于是，早有准备的齐国东方土著莱人，举着各式旗帜、盾牌，挥舞着长矛、短剑、大戟，发出怪叫的声音一拥而上，试图威胁恫吓鲁君。孔子见形势急迫，立即上前制止。本来在这样隆重的场合，以孔子的身份，上台子时应一只脚踏上后，另一脚随上并拢，再迈到上一级。此时，孔子不顾俗礼，赶忙一步三级地跨上盟台，带着鲁定公退下，大声喝道：“战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攻上去！两国的国君友好会见，而边远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边远的东夷不应图谋中原，不能搅乱华人，俘虏更不能侵犯盟会，武力怎能逼迫友好！这样做，对于神灵是大不吉祥，对于德行是丧失道义，对于人们是丢弃礼制，君王必然不会这样的。”齐景公不得已，只好挥挥手，命令这些土著莱人退下。过了一会儿，齐官员又奏请演奏宫中之乐，景公允许后，一群小丑、侏儒边舞边戏而上。孔子又大步跨上土台厉声说：“这些下贱的人竟敢戏弄诸侯，按律当治罪。”迫使景公处罚侏儒小丑。

将要盟誓，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一句话，说：“齐军出境而鲁国不派三百辆甲车跟随我们，有盟誓为证。”意即齐国凡有战事，鲁国必须出兵协同作战。孔子则针峰相对，让鲁大夫兹无还作揖回答说：“你们不归还我们汶阳的土田，让我们用来供应齐国的需要，也有盟誓为证。”意即齐国不侵犯鲁国，保证鲁的主权，鲁国才能结盟。会盟仪式完毕后，齐侯打算设享礼招待鲁定公。孔子恐齐国故伎重演，折辱鲁定公，就加以婉言拒绝。孔子对齐大夫梁丘据说：“齐国、鲁国旧有的典礼，你为什么没有听说呢？事情完成了，而又没享礼，这是徒然劳动执事。而且牲尊、象尊不出门，钟磬不在野外合奏。享礼是用来宣扬德行的，不能宣扬，不如不用。”于是乎两国终于没有设享礼。

在夹谷之会上，孔子当机立断，一举挫败了齐国劫持或折辱鲁君的阴谋。由于孔子所持的严正态度，鲁国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况且，孔子事先带来兵马，有武力准备，齐国晓得了鲁定公不是轻易可以挟持的，会议便匆匆结束了。齐景公回国后，感到事情处理不妥当，齐国明显理亏。他责备属下大臣们说：“孔子以君子之道辅佐鲁君，鲁国君臣按道理办事，你们却叫我采用野蛮的办法，耍权谋诈伪，使我得罪了鲁君，怎么办？”齐国的大臣对他说：“君子做错了事，应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只有小人有了过错，才千方百计地进行掩饰。您如果后悔，我们就用实际行动表示懊悔之意吧。”于是齐国只好遵守盟约，把从前侵占的郓、讙（在山东肥城县南）、龟阴（今山东新汶县东南龟山北面）之田归还鲁国，用以弥补过失。

夹谷之会充分显示了孔子具有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非凡才能和过人的胆识，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次胜利，保住了国格；鲁虽为弱国，却得到强国应有的尊重，这不仅使孔子威望大大提高，而且加强了士大夫们保全国体的信心。这年秋天世卿叔孙武叔的家臣侯犯占据郈地叛变，几经周折，武叔赶走了侯犯。他出使齐国，齐侯对他说：“如果郈地在你君王的国境内，寡人就不说什么了，但是郈地刚好和我国交界，所以敢帮着你分忧。”武叔据理反驳，婉言谢绝。武叔的作法正是孔子的继续，说明夹谷之会以后鲁国的地位在提高。

3、统一的尝试

夹谷之会后，孔子在国内的威望不断提高。由大司寇而代理相事，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其地位仅在鲁定公、季恒子之下，满朝大夫之上，成为握有一定权力的实际执政者。孔子进一步得到执掌国政的季恒子的赞赏和信任，两人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得很融洽，上下配合，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这时，孔子开始实行他统一鲁国的愿望，即强公室，弱私家，彻底结束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局面，上下一体，君臣同欲，也就是说把鲁国名副其实统一在鲁君的统治下，使鲁国各地政令一致，以便逐步富强起来。

孔子施政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分。鲁昭公去世时，季平子不让他与祖宗合墓，不承认他为国君，把他葬在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即在鲁昭公坟墓外挖沟，使之和先公的坟墓在一个范围之内。恢复了昭公鲁君的名誉。

下一步便是解决实际问题，改变定公虚位，三卿擅权，家臣垄断的状况。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年）孔子对鲁定公说：“依照周礼的严格规定：大臣不应拥有军队，大夫不能有长三百丈，高一丈的城池（即方圆五里）。”鲁定公很赞成，因为这对鲁君收复统治权十分有利。当时，鲁国三桓势力膨胀，足以左右鲁君，三桓家臣的力量也非常可观，常常左右三卿。三桓各有封地，季孙氏在费邑，叔孙氏在郈邑，孟孙氏的领地则是靠近齐国的成邑。三桓都住在都城曲阜，管理三家封地的是他们的家臣。这些有实权的家臣在三家的封地内，筑起高大的城堡，称为“三都”。家臣拥有军队、城池、储有粮食，分割鲁君的统治权，并构成威胁。因此，孔子提出拆毁“三都”，得到鲁定公的坚决支持。三家的态度如何呢？拆毁他们的城池，他们竟意外地赞同。原来，“三都”当时都不在三桓控制之下，而为他们的家臣所盘踞，用以对抗三桓，成为割剧势力，而且常常侵凌三桓，甚至挟持三桓而执掌国政。三桓对此十分不满，阳虎曾以费叛，后来公山不狃又占据费邑；侯犯占据郈邑反叛，经过孙武叔两番争战才勉强平定。季氏要消灭公山不狃，解决后顾之忧，他支持孔子墮三都的计划，叔孙氏有前车之鉴，当然赞同，孟孙氏也不表示反对。他们的目的是贬家臣、弱鲁君。

孔子主张“墮三都”，不仅是为了削弱家臣的力量，也是为了削弱三桓，最终目的是“张公室”。拆毁“三都”，三桓就失去了与鲁君对抗的屏障，解散家臣的军队则等于解除三桓的武装，孔子与三桓貌合神离。于是孔子派弟子子路到季氏家去当总管，以便从内部为拆除三家贵族的城墙起些作用。当时，叔孙氏力量最弱，他首先把封地郈邑（山东东平县东南）的城墙拆除了。季氏打算毁掉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国都。定公和季康子等三个人躲进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之台。费邑人进攻曲阜，没有攻下，不过已经打到台下。孔子命令武将申句须、乐颀带领精兵回击，费邑人战败。鲁君的军队乘胜追击，在姑蔑（山东泗水县境内）彻底打败了他们。公山不狃与叔孙辄逃亡齐国，于是毁掉了费城。

拆掉郈邑、费邑两个城堡后，三家之中只剩下孟孙氏封地成邑了（山东宁阳县东北），将要毁掉成邑时，驻守在成地的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毁掉成邑，齐国人必然可以直抵国境北门。而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是没有孟氏。你假装不知道，我打算不毁掉。”孟懿子依计行事，表面赞成堕成，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全力反抗。于是堕成受到很大阻力，一直拖到这年年底也没有结果。十二月鲁定公亲自率兵包围成邑，公敛处父带领家兵坚守，鲁军没能攻下，只好不了了之。

成邑虽未拆除，但孔子堕三都的计划毕竟完成过半，三桓之中已有两家被削弱，它标志着孔子在内政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孔子的权力也相应地加强了。《荀子·宥坐》篇说他在这时诛杀了政见不同的大夫少正卯。此事虽有史书沿习记载，但不见于经传，《论语》、《春秋》、《左传》、《孔子家语》等书均无此事。况且，孔子曾反对季康子“杀无道以就有道”的主张，认为：“子为政，焉用杀。”历来史家也多以为孔子杀少正卯实无其事，在此特备一说，不作过细考证。

孔子为政以后，在外交、内政、治安各方面都有成就，于是孔子面有喜色。他的门人便问道：“听说有涵养的人碰到祸事不愁眉苦脸，遇见喜事也不洋洋得意吗？”孔子回答说：“有这样的说法。但不是也有这样一句话，说人有了地位，能干事业，还依然平易近人，也是让人快乐的。”孔子的政绩使东邻齐国感到忧虑，他削私家强公室的施政方针也被三家贵族逐步认清，这就构成了他与三桓，特别是季氏的矛盾，使得他不得不离开鲁国。

4、弃官离鲁

孔子治理鲁国的政绩，维护了鲁君的利益，他强公室、削私家的政策越来越为三桓所不容。季桓子任用孔子是为了让他收拾阳虎叛乱后的政局。孔子既然已经调整了外交，改善了内政，赶走了公山不狃，也就完成了使命。而孔子加强鲁君力量的主张则是季桓子以及其它两家世卿所不能接受的。季氏对孔子已不再感兴趣，而且，流露出对子路的不信任。子路是孔子最得力的弟子，被孔子派往季氏那里做家臣，直接指挥了堕三都的行动。他是孔子主张的忠实执行者。公伯寮曾是孔子的学生，他背叛了孔子，在季氏面前大讲子路的坏话。季氏相信了他。因而，子路在桓子家里处境变得很尴尬。大夫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并且说：“季氏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可是我的力量还能拿他的头颅在大街上示众。”孔子劝阻他说：“我的主张将实现嘛，听之于命运；我的主张将永不实现嘛，也听之于命运。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样呢？”（ 14.36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话虽如此说，但毕竟回避不了有人反对他的事实，孔子已经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孔子三十岁时曾到过齐国，齐国大臣对他的才能很了解，从孔子步入鲁国政坛起，他们就认为孔子参政，对齐国不利。此时，齐国执政者认为：孔子如果长期在鲁国当政，一定会称霸诸侯，齐国将受其害，夹谷之会时建议劫持鲁君的齐大夫黎弥，设下一计，“先离间鲁国君臣的关系，如果不成功，再归还些土地给鲁国。”于是齐国对鲁国贵族统治者实行怀柔政策，挑选了八十名容貌皎好的美女，她们打扮得十分妖艳，穿着华丽的服装，会唱靡靡之音，跳《康乐》之舞。还带了一百二十匹骏马，马身上饰以明亮鲜艳的锦绣，送给鲁国国君。目的在于使他们迷恋声色，荒疏政事。而恪守周礼，反对骄奢淫逸的孔子必然会不赞成，这样便可引起孔子和鲁定公、季桓子间的不和。

齐国使者带着美女和骏马来到曲阜南门外，暂时安顿在那里，没敢直接进城，怕孔子反对。立时全城轰动，许多人跑去围观。季桓子怕别人认出来报告孔子，换上便衣，乔装改扮，偷偷去看了三次，觉得十分满意，打算接受。鲁定公碍于孔子不便前往，季桓子让他装作各处巡视前往观看女乐，定公以此为借口，到了那里，便整日不归。他们对于政事也不大过问了。当然，孔子也就无从过问政事。他看到鲁君如此贪图享乐，季氏又竭力怂恿他收下了女乐文马，知道定公不是一个有重掌实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的明君。因此，对他失去了信心。子路见他们如此荒唐，认为这是对孔子的污辱。他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走了吧？”孔子同意了子路的意见，但还有些于心不忍，对子路说：“还是等一等吧。鲁国就要举行郊祭天的大典了。如果他们照往常一样，郊祭完毕之后，分给我应得的一份祭肉，就说明他们眼里还有我，我还是可以留下来的。”

但是，鲁君和季桓子自从收下齐国女乐，一连三日不理政事，祭天仪式举行后，孔子明明参加了祭祀仪式，季氏却不按常规分送祭肉给孔子。这就暗示了他们不再需要孔子，而认为孔子有碍他们享乐。外有齐国的离间，内有因“堕三都”招来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与执政者季桓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孔子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当即决定离开鲁国。（ 18.4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他弃官出走，十分匆忙，事先毫无准备。而季桓子对孔子出走却无意挽留。鲁国是孔子的家乡，父母之邦。几年来孔子为治理国家忍辱负重，费尽心血，而他所从事的事业不得不半途而废。政令会改变的，国家强盛的希望已经渺茫，混乱的状况还会出现，孔子离开鲁国时心情沉重，百感交集。他带着弟子们缓缓地来到鲁国南境一个叫屯的村庄，住了最后一个晚上。季桓子手下一个名叫师己的乐师，赶上他们，前来送行。师己说道：“老师，你老人家并没有过错。”孔子无限感慨地说：“我还是唱支歌吧，你看好吗？”于是他唱道：

那些妇人的靡靡之音啊，可以使我这个贤者出走，那些妖艳的妇人来朝见啊，可使国家政事无法挽救。出仕不遇呀，便优哉游哉，勉强度过这不幸的年头。

师己返回鲁都后，季桓子问他孔子说了些什么话，师己据实以告。季桓子故作惋惜地叹道：“孔子是因为我收留了这些女乐怪罪我啊！”

孔子就这样离开了鲁国，开始了他漫长的旅行，周游列国以便实行他的政治主张。这时为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年）春天，孔子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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