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齐宣王时第二次到齐国

1. 由大梁到临淄

孟子离开魏国都城大梁，是梁襄王初即位之后（公元前319年）。前面已经说过，齐威王元年为公元前 356年。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齐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儿子辟疆继位，即齐宣王。可以知道齐威王去世之年为公元前 321年，齐宣王元年为公元前320年，齐宣王二年即是公元前 319年，孟子第二次到齐国当是在此年。齐威王后期稷下学宫一度衰落，稷下先生如淳于髡、孟子等人纷纷到了魏国，齐宣王初立，又广招贤才，复兴稷下学宫。据《盐铁论·论儒》记载：“齐宣王褒奖儒者尊敬学士，孟轲、淳于髡等人，授予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具体职位而议论国家大事。大约稷下先生有一千多人。”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在齐宣王复兴稷下学时再度到齐国是十分明显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将齐宣王使“稷下学士复盛”之事列在齐宣王十八年，显然是不合适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指出：“《世家》将此事列于宣王十八年，以下宣王十九年而卒，而此事无确切时间，故列于宣王卒年。狄子奇《孟子编年》因此说‘宣王十八年兴稷下’，大误。周季《编略》误也同。”这里，钱穆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其实，齐宣王使稷下之学“复盛”，就在他初立之时，与孟子第二次到齐国的稷下学宫的时间是一致的。这与《孟子》一书的记载也是相符合的。

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是由大梁而来。他先到范邑（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范邑是大梁到齐的要道，当时属齐国，是齐威王庶出儿子的封邑。《孟子·尽心上》记载：

孟子从范邑到齐国，从远处看见齐王子的仪表，其神态与人不同，很有感慨地说：“居处环境改变人的气度，奉养改变人的体质，对于居处环境应当很慎重啊！难道他不也是人的儿子吗？”

孟子又说：“王子的住所、车马、衣服，多半和别人相同，而王子为什么能像那样呢？就是因为居处尊贵的地位使他那样的。何况以仁义为居所的人呢？过去鲁君到宋国去，在宋国垤泽城门（东城南门）外呼喊开城门。守城门的人说：‘这位不是我们的国君，怎么他的声音和我们国君那样相像呢？’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居处的地位相似罢了。”（三十六章：“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孟子由范邑往东，来到平陆。平陆也是大梁到临淄的必经之地。据阎若据《释地续》说：“平陆为今汶山县，去齐都临淄凡六百里。”是齐国的城邑。孟子在平陆曾作短暂停留。《孟子·告子下》记载：

孟子住在平陆的时候，储子任齐相，派人送礼物来和孟子交朋友。孟子接受了，但是并不回报。（五章：“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

孟子在平陆还会见了平陆的地方长官大夫孔距心，并对他有所批评。《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孟子来到平陆，对平陆大夫孔距心说：“你的战士，要是在一天之内有三次失职，你是不是就开除他呢？”

孔距心说：“不必等他有三次失职，我早就开除他了。”

孟子说：“那么，你失职的地方很多啊，灾荒之年饥饿的岁月，你的民众，年老体弱的抛尸于山沟野谷，强壮的逃散于四方，差不多有一千人了。”

孔距心说：“这不是我孔距心能力能办到的。”

孟子说：“而今有接受主人的牛羊而替他放牧的人，就必然要替牛羊找寻牧场和草料，假如牧场和草料都找不着，那么是将牛羊送还主人呢？还是看着牛羊活活饿死呢？”

孔距心说：“这就是我孔距心的罪过了。”

后来，孟子到了齐国都城临淄，见到齐宣王时说：“君王的地方长官，我知道有五个人，他们中知道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一个。”于是把在平陆与孔距心的对话叙述了一遍。

齐宣王听后说：“这就是我的罪过了！”（四章：“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由平陆到达临淄以后，虽然齐相储子曾派人在平陆给孟子送过礼物，但是孟子并不主动去见储子。因此引起了弟子屋庐子的疑问。屋庐子把过去孟子在邹时季任代理国君，派人到邹送礼物给孟子，孟子接受了，没有回报，后来亲自到任国去见季任。而对储子却不这样，两相对比，发现了矛盾。于是他高兴地说：“我找到老师的岔子了。”便问孟子说：“老师到任国去求见季任；到齐国却不去见储子，难道因为他是齐相的缘故吗？”

孟子说：“不是的。《尚书》说：‘享献的礼最可贵的是仪节，要是仪节不够，礼物虽然多，也只能是没有享献，因为享献的人没有用心在这上面。’这是因为没有完成那享献的缘故。”

屋庐子很高兴。有人问他，他说：“季任因为有守国的责任不能离开任国到邹国，而储子是齐相，是可以到齐的城邑平陆来的。（所以孟子到临淄不去求见储子。）”

以上这段对话，记载于《孟子·告子下》。（五章：“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闲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孟子到了临淄，因为名声很大，齐宣王对孟子产生了好奇之心，偷偷派人去看孟子是不是长得和一般人不一样。《孟子·离娄下》记载：

储子来见孟子说：“齐王派人偷偷看你，你是不是果真与一般人不同呢？”

孟子说：“我有什么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呢？尧舜也与一般人相同啊！”（三十二章：“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孟子来到临淄后，弟子们估计到这次齐宣王会重用孟子，特别是出生于齐国，并且有政治才华的公孙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因此他问孟子，若是在齐国当权，施政方针是什么？是不是要像春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与春秋晚期的政治家晏婴辅佐齐景公那样。孟子对管仲、晏婴进行了批评，提出了要在齐国推行仁政，从而达到统一六国，称王于天下的目的。《孟子·公孙丑上》记载：

公孙丑问孟子说：“先生假如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婴的功绩会再度复兴吗？”

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啊！只知道有管仲、晏婴罢了。有人曾经问曾参的儿子曾西说：‘你与子路比较，谁更贤德？’曾西不安地说：‘子路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人，我怎么敢与他比呢？’那人说：‘那么，你与管仲比较，谁更贤德？’曾西生气地说：‘你怎么把我和管仲相比呢？管仲得到国君的信任是那么专一；执掌国家大权，时间那么久；而功绩却是那样卑微。你怎么把我和管仲相比呢？’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和他相比的人，你难道以为我愿意和他相比吗？”

公孙丑说：“管仲使他的国君齐桓公称霸诸侯，晏婴使他的国君齐景公显名诸侯。管仲、晏婴难道不算有所作为吗？”

孟子说：“用齐国来实行仁政，以统一六国，称王于天下，好像是翻一下手掌那么容易。”

公孙丑说：“要是这样，弟子的疑问就更大了。而且以周文王的德行，活了将近一百年才去世，他的德政还没有遍于天下，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遍于天下。而今你说以齐称王于天下这么容易，难道周文王就不足以效法了吗？”

孟子说：“周文王怎么可以比得上呢？由商汤到武丁，经历了六七代贤德的君王，天下的民众归顺商朝已经很久了，时间已久就难以改变了。武丁使诸侯来朝贡，享有天下，就好像在手掌中转动东西那么容易。商纣离武丁的年代并不很久。那时的勋旧世家，遗留的风俗，流传的风气和好的政教，仍然还保存着。又有微子启及其弟微仲，还有王子比干、箕子、胶鬲，这些都是贤德的人。在他们的辅佐之下，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才亡国。当时没一寸土地不属于商纣，没有一个老百姓不是商纣的臣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文王还能以方圆一百里的小国发展起来，建立了周朝，所以是很困难的。齐国有句谚语说：‘虽然有智慧，不如乘其势，虽然有农具，还得等农时。’而今正是实行仁政的好时候啊！夏、商、周三代的最兴隆的时候，土地没有超过方圆一千里的，而齐国却有这么广阔的土地。而齐国人口众多，鸡鸣狗叫的声音，从国都直到四面边境，到处都能听到。国土不必再去开辟，民众不必再去招徕，以这些条件来实行仁政，达到统一从而称王于天下，是没人能够抵挡得住的。而且统一天下的贤德君王不出现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民众受残暴的统治，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挑剔饮料。孔子说：‘贤德政教的流行，要比设驿站传达命令更快。’现在这时候，以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民众的高兴，就好像有人把他从倒挂在梁上解放下来一样，所以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现在才是如此。”

（一章：“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孟子到临淄以后，重新回到稷下学宫，这里他在学宫中要算长者了，齐宣王对他很尊敬，使他“在齐为卿”。清人崔述《孟子实事录》说：“孟子在齐为卿，是客卿，与当官任职的不同。”看来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当时．齐宣王正雄心勃勃，想继齐威王为诸侯霸主。因此对春秋时期先后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晋文公很感兴趣，特别为此来请教孟子。齐桓公名小白，晋文公名重耳。孟子却反对霸道，提倡王道。《孟子·公孙丑上》曾对霸道与王道有过论述：孟子认为，用力来使人服从，同时假借仁作为号召，这就是霸，因此称霸诸侯的必定是大国才行。用德来使人服从，并且实行仁政，这就是王道，因此统一天下称王的不一定是大国。用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是真心服从，只不过是力量不足罢了；而用德使人服从，才使人心悦诚服。（三章：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这里，孟子借此机会，向齐宣王宣传王道，劝他实行仁政，孟子在与齐宣王的这次谈话中，从各个方面驳斥了齐宣王实行仁政的借口，同时也很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仁政主张的具体措施。《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七章）

齐宣王问孟子说：“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迹，先生可以讲给我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讲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所以没有传到后世来。我也未曾听说过。如果一定要讲，我就讲王道吧！”

齐宣王说：“要有什么样的德行才能够统一天下而称王呢？”

孟子说：“保护民众，使其安定，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而称王，没有谁能够阻止。”

齐宣王说：“像我这样，可以保护民众，使其安定吗？”

孟子说：“可以。”

齐宣王说：“从什么地方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说：“我听君王左右的近臣胡龁（音核 hé）说：‘君王坐在大殿之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君王看见了，说：牛牵到什么地方去呢？回答说：“将要杀了它，用牛血来祭钟。君王说：不要宰它吧！我不忍心看见它死到临头恐惧哆嗦的样子，就好像没有犯罪而被处死。回答说：那么祭钟的仪式不进行了吗？君王说：怎么可以不进行呢？用羊来换它吧。’不知是否有这事？”

齐宣王说：“有这事。”

孟子说：“有这样的同情心，就足以统一天下而称王了。老百姓都以为君王吝啬，而我早就知道君王有同情之心。”

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老百姓如此说的，齐国虽然小，我为什么吝啬一条牛呢？就是不忍看见它恐惧哆嗦，好像是没有犯罪而被处死。所以才用羊来换它。”

孟子说：“君王不要怪老百姓以为君王吝啬。用小的（羊）去换大的（牛），老百姓怎么能够知道君王的深意呢？君王如果可怜它没有犯罪而被处死，那么，羊与牛同样无罪，为什么放了牛而用羊呢？”

齐宣王笑着说：“这真是什么心理，我也不懂！我并非吝啬钱财。而用羊去换牛，老百姓该认为我吝啬啊！”

孟子说：“这没关系，君王的这样同情心就是实行仁的方法啊！因为你只看见牛恐惧哆嗦的样子，而没有看见羊。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听到它们的声音，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使厨房远离自己。”

齐宣王很高兴，说：“《诗·巧言篇》说：‘别人存什么心，我都能揣摩到。’先生就是这样啊！我只是做了，再反问自己，却讲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来；先生的话，使我的心豁然开朗了。然而我这种同情心之所以和王道相符合，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如果有人这样对君王说：‘我的力气足够举起三千斤，而不能够举起一根羽毛；眼力足够观察到秋天鸟儿的细毛，而看不见一车柴草。’那么，君王相信这样的话吗？”

齐宣王说：“不相信。”

孟子说：“而今恩德足以施于飞禽走兽，却不能使老百姓得到好处，又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一根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用力举；一车柴草都看不见，是根本不用眼睛去看；老百姓得不到保障，是因为不愿施恩于他们。君王之所以不以仁德来统一天下，是不愿意做，而不是没能力做。”

齐宣王说：“不愿意做，与没能力做这两者的情形，又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把泰山挟在腋下跳过北海，对人说：‘我做不到。’是真正做不到。替老年人按摩按摩，对人说：‘我做不到。’是不愿意做，不是没能力做。所以君王之所以不以仁德来统一天下，不属于把泰山挟在腋下跳过北海这一类的，君王之所以不以仁德来统一天下，而是属于给老年人按摩按摩这一类啊。

尊敬我家的老人，推而广之，到尊敬别人家的老年人；爱护我家的小孩子，推而广之，到爱护别人家的小孩子；以此为原则，那么治理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中运转东西那么容易了。《诗·思齐篇》说：‘先给妻子做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到达封地和国家。’这意思是说把好心好意，推广到其他方面罢了。所以说由近及远把恩德推而广之，就能够安定天下，不把恩德推而广之，就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古代的圣人贤人，之所以大大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而今恩德足以施给飞禽走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用秤称一称，就知道轻重；用尺量一量，就知道长短。万物才是如此，心更需要这样，君王请考虑考虑吧！

难道说君王一定要动员军队，使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别国诸侯结下怨恨，然后才能使心里痛快吗？”

齐宣王说：“不！我为什么要这样才痛快呢？不过是要实现我的最大欲望啊！”

孟子说：“君王的最大欲望，可以告诉我吗？”

齐宣王笑了，但是没说话。

孟子说：“是因为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是因为轻盈暖和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认为美丽的色彩不够看吗？美妙的声音不够听吗？或者是因为在身边的奴仆不够使唤吗？君王的大臣们，都可以把这些供给你，而君王难道是为了这些吗？”

齐宣王说：“不是。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君王最大的欲望我已经知道了。你是想扩张疆土，使秦国楚国也来向你朝贡，你来作天下的盟主，而且安抚四周的少数民族。但是，用你这样的作法，要满足你的欲望，那就好像爬上树去抓鱼一样。”

齐宣王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也不会有什么灾祸。但是用你的作法去满足你的欲望，要是尽心尽力去做，结果必然会带来灾祸。”

齐宣王说：“为什么会这样？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邹国人与楚国人进行战争，那么，君王以为谁能打胜呢？”

齐宣王说：“楚国人能打胜。”

孟子说：“这样看来，小国固然不能与大国为敌，人口少的国家固然不能与人口众多的国家为敌，弱国固然不能与强国为敌。而今中国的土地，有方圆九千里，而齐国只有方圆一千里，要用九分之一的力量去与九分之八的力量为敌，这和邹国与楚国为敌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知道这样做不行，那么，就该从实行仁政这个根本办法着手。

而今君王实行仁政，使天下要求作官的人都想到君王的朝廷里来，农夫都想到君王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商人都想到君王的集市作买卖，过往的旅客都想取道于齐国，天下痛恨自己国君的人，都想向君王提出控诉，要是能这样，还有谁能抵挡得住呢？”

齐宣王说：“我脑子昏乱，对你所讲的仁政不能进一步地体会，请先生帮助我达到目的，明白地告诉我该怎么办，我虽然不很聪明，但是很愿意试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只有士人才能办到。要是民众，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假如没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触犯了法律，然后施以刑罚，这是祸害民众啊！哪有仁德的人在君位上还可以干祸害民众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民众的产业，必定要使上足够供养父母，下足够抚养妻子儿女，丰收之年，丰衣足食，灾荒之年，也不会饿死，这样去诱导民众走上正确的道路，民众也就很容易听从了。

而今规定民众的产业，上不足以供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丰收之年，也艰难困苦，灾荒之年，难免于死亡，这样，就是使自己不至于饿死，还很难办到，哪里有空闲的时间来学习礼义呢？

君王要是打算实行仁政，那么，就要从根本上着手。给农夫五亩住户、园圃的地，其中栽种桑树，可以使五十岁的人穿上丝绸的衣服。再喂养鸡、猪、狗等家禽与牲畜，饲料和管理都很恰当和及时，可以使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吃到肉。给农夫一百亩田地，不要耽误了耕种、收获的季节，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受饥饿了。在此基础上，办好学校，进行教育，使民众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这样就会使头发花白的老人受到尊敬，不至于让他们肩挑重担，奔走于道路之上。老年人能穿丝织的衣服，而且有肉吃，民众不受饥饿和寒冷的威胁，这样还不能称王于天下，是从来没有的。”

孟子与齐宣王这次会见之后，多次论政，从各方面论述他的“仁政”主张。首先他认为实行仁政，要与民众同欢乐。这是齐宣王在临淄东北六里，景色秀丽的离宫雪宫会见孟子，离宫中楼台亭阁，雕梁画栋，园林池沼、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在雪宫会见孟子。齐宣王说：“贤德的人也有这样的乐趣吗？”

孟子回答说：“有人不能得到这样的快乐，就埋怨国君；不能得到就埋怨国君的人，是不对的。而作为民众之主的国君，有这样的快乐，而不和民众共同享受，也是不对的。以民众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人，民众也把他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以民众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的人，民众也把他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愁，这样的人还不能统一天下，是不会有的。

过去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之罘）、朝亻舞（成山）两山，再沿着海边向南到齐东南的琅邪。我应该怎么办才能和圣贤的国君出外巡游相比呢？’晏婴回答说：‘这问题问得好啊！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做巡狩，巡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巡视各诸侯国所守的疆土。诸侯来朝见天子叫做述职，述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各诸侯向天子报告职责之内的工作。没有不和工作相结合的。春天里去就视察耕种的情况，秋天里去就视察收获的情况，而且补取粮食欠收不够养活父母妻子的人家。夏代的谚语说：我的君王不来巡游，我哪儿去找休息的时候，我的君王不来走走，我哪儿去求得补助啊！我的君王游游走走，可以作为诸侯的制度。而今却不是这样，国君巡游，兴师动众，辗转运粮食，使饥饿的人得不到吃的，操劳出力的人得不到休息，地方官还对他们侧目而视，恶言相骂，因此民众也就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了。放弃过去圣贤之君的教命而为虐民之政，吃喝浪费，好像流水，流连忘返，荒亡无行，使列国诸侯十分忧虑。顺流而下游玩，快乐得忘了回来，这叫做流；逆水而上游玩，快乐得忘了回来，这叫做连。喜欢打猎，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叫做荒；以饮酒为乐，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叫做亡；过去的圣贤之君没有流连的快乐和荒亡的行为。以上两种巡游的方式，任君选择一种吧。’

齐景公听了晏婴的话很高兴，在国内做好准备，然后扎营于郊外，打开粮食钱库，拿出粮食钱财来救济贫困的民众。他又命令乐师说：‘替我作一支君臣同乐的歌曲！’《徵（音止，zhǐ）招》、《角招》就是当时所作的歌曲。那歌词说：‘畜君有什么不对呢？’畜君，就是‘喜爱国君’的意思。”（四章：“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亻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又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论园林，批评齐宣王不与民众同乐而是坑害民众。《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问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是这样吗？”

孟子回答说：“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说：“确实有这样大吗？”

孟子说：“民众还以为太小哩！”

齐宣王说：“我的园林方圆才四十里，民众还以为太大，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去，打猎的人也可以去，与民众共享，民众以为小，不也是应该的吗？我刚进入齐国边界的时候，问明国家有什么禁令，然后才敢入境。我听说四周边界所设郊关以内，有方圆四十里的园林，杀死园林中的麋鹿，要按杀人的罪过处治。这样做是在国中挖下一个方圆四十里的陷阱，民众以为很大，不也是应该的吗？”（梁惠王下·第二章：“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孟子与齐臣庄暴论齐宣王好乐，也阐发了他“与民同乐”的主张。《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臣庄暴来拜望孟子，说：“我被君王召见，君王对我说，他爱好音乐，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庄暴接着说：“爱好音乐怎么样呢？”

孟子说：“君王如果很爱好音乐，齐国就能够治理得相当好了。”

后来有一天，孟子被齐宣王召见，说：“君王曾经和庄暴谈论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宣王因不满庄暴将这话告诉孟子，而变了脸色。说：“我并非爱好古代的音乐，不过是爱好当今通俗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君王很爱好音乐，齐国就能够治理得相当好了！当今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都是音乐，没有根本的不同。”

齐宣王说：“这道理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一个人独自享受音乐的快乐，与别人共同享受音乐的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与别人共同享受更快乐。”

孟子说：“与少数人应受音乐的快乐，和与多数人共同享受音乐的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与多数人共同享受更快乐。”

孟子说：“请允许我给君王讲一讲享受音乐快乐的道理吧。而今假如君王在这里演奏音乐，民众听到敲钟击鼓、吹奏箫笙的声音，都感到头痛，互相愁容满面地说：‘我们的君王这样爱好音乐，为什么使我们苦痛到如此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室儿女不能团聚。’而今假如君王在这里打猎，民众听到君王的车马声音，看见仪仗的美丽，都感到头痛，互相愁容满面地说：‘我们的君王这样爱好打猎，为什么使我们苦痛到如此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室儿女不能团聚。’这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不与民众共同享受快乐的缘故。

而今假如君王在这里演奏音乐，民众听到敲钟击鼓、吹奏箫笙的声音，都十分高兴，互相面带笑容地说：‘我们的君王大概身体健康，要不然怎么能演奏音乐呢？’而今假如君王在这里打猎，民众听到君王的车马声音，看见仪仗的美丽，都十分高兴，互相面带笑容地说：‘我们的君王大概身体健康，要不然怎么能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与民众共同享受快乐的缘故。而今君王与民众共同享受快乐，就一定能称王于天下。”

（梁惠王下·第一章：“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弱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还批评齐宣王不实行仁政，以致使民众受苦难。孟子论辩时言辞锋利，弄得齐宣王无言对答，十分尴尬。《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孟子对齐宣王说：“君王的大臣有把妻子儿女都托付给他的朋友而到楚国去旅游的，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妻子儿女又挨冻又饥饿，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该和他断绝交往。”

孟子说：“主管监狱的官吏不能治理好监狱，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该撤他的职。”

孟子说：“国家治理不好，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惭愧地左顾右盼，而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梁惠王下·第六章：“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很善于寻找机会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从齐威王打败魏惠王取得中原霸主地位之后，就准备要统一六国，成为天子，他不仅大造舆论，而且还在齐国修建了天子发布四时政令的明堂。在齐宣王时，不少人议论齐是诸侯国不该建有“明堂”，应该把它毁掉。因此齐宣王请教孟子该不该毁掉明堂。孟子便借此机会向他大讲只要实行仁政，就可以不毁明堂。并对他不能实行仁政的各种借口一一进行驳斥。《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问孟子说：“好些人都劝我毁掉明堂；是毁掉呢？还是不毁呢？”

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有道德而能统一天下的王者发布四时政令的殿堂。君王要是实行仁政，就不要毁掉它。”

齐宣王说：“仁政如何实行，你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过去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农夫实行九分抽一税率的‘助’法，做官的给予世袭的俸禄，关口只盘查坏人而不征税，沼泽深池民众都可以捕鱼而不加禁止，犯罪的只处罚本人而不连累妻子儿女。失去妻室的老人叫做鳏夫，失去丈夫的老女人叫做寡妇，没有儿女的老年人叫做孤独者，死去父母亲的儿童叫做孤儿，这四种是社会上的无依无靠的人。周文王施行仁政，必定先从他们开始。《诗·小雅·正月篇》说：‘那些富有的人，日子可以过去啊，可怜这些孤苦伶仃、没有依靠的人吧！’”

齐宣王说：“这话说得很好啊！”

孟子说：“君王如果认为这样很好，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齐宣王说：“我有个毛病，就是喜欢钱财。恐怕实行不了。”

孟子回答说：“过去周的始祖公刘喜欢钱财，《诗·大雅·公刘篇》说：‘粮食堆满仓，橐橐盛乾粮；民众相处和睦，国威得到发扬；张弓搭箭，戈矛斧钺齐上场：浩浩荡荡，宣扬武备于四方。’所以居住的地方有囤积粮食的仓库，在路上的行人有包裹着的乾粮装在袋子里，这样就可以率领队伍前进了。君王如果与民众一起，即使喜欢钱财，那么，要实行仁政以统一天下，又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喜爱美女，这恐怕难以实行仁政吧。”

孟子回答说：“过去周太王（古公亶父）喜爱美女，很爱他的妃子，《诗·大雅·緜篇》说：‘古公亶父早晨就骑着马，沿着西面的漆水的岸边，来到岐山脚下，还带着姜氏，都到这儿视察民众居住的地方。’当时人们家里没有嫁不出去的老处女，也没有娶不上妻子的单身汉。君王要是和民众在一起，即使喜爱美女，那么，要实行仁政以便统一天下，又有什么困难呢？”（梁惠王下·第五章：“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其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食，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食，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这时可以看出，孟子认为，齐宣王行“仁政”，就可以取周天子之位而代之。在这一点上，孟子与孔子是有区别的。孔子对“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是尊崇的，而孟子确实可以劝说诸侯为天子了。这是孟子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孔子学说进行了改造的结果。

孟子还与齐宣王就君臣关系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的，不存在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孟子·离娄下》记载：

孟子对齐宣王说：“国君把臣下看成是自己的手足，臣下就把国君看成自己的心腹；国君把臣下看成狗马，臣下就把国君看成一般人；国君把臣下看成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国君看成仇敌。”

齐宣王说：“按丧礼的规定，离职的臣下要为过去的国君穿三个月的孝服，要怎样对待臣下，臣下才会为国君穿孝服呢？”

孟子说：“臣下有谏，国君就照办；有建议，就采纳。恩惠能使在下的民众得到。臣下如果有事必须离开，国君就派人引导他出国境，并且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作必要的准备；去后三年还不返回，然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这就叫做三有礼。如果能够这样，臣下就应该为过去的国君服孝。而今臣下劝谏，国君不照办，建议也不采纳。恩惠不能使在下的民众得到。臣下有事必须离开，国君就把他捆绑着抓起来，如果他去到一个地方，就设法使他处于困境；当他一离开，就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这就叫做仇敌。仇敌的国君，臣下怎么还能为他服孝呢？”（离娄下·第三章：“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孟子认为，国君若不尽国君之职，就与臣下不尽职同罪，国君若是不贤，不实行“仁政”，可以流放，而对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还可以诛杀。《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确实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说：“臣下杀死他的国君，这样干可以吗？”

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这类人叫做‘独夫’。我听说诛杀了‘独夫’商纣，而没有听说过臣下杀死了国君。”（梁惠王下·第八章：“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由此可见，孟子对待君臣关系的态度，与孔子是有区别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孔子企图维护旧的统治秩序，在君臣关系上，他认为：“国君对待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就侍奉国君以忠诚。”其实是臣下对国君无条件的忠。甚至主张明知君主有错还想方法为其掩盖。为了“正名”，对臣下杀死暴君仍贬斥为“弑君”，以表示以下犯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孟子对君臣关系提出了新的学说，以适应战国时期社会的需要。

孟子还把公卿分为与王室或公室同宗族即同姓的公卿和与王室或公族不同宗族，即不同姓的公卿两类。这两类公卿，孟子认为，其职责不同。《孟子·万章下》记载：

齐宣王问孟子关于公卿的职责。孟子说：“君王问哪一类的公卿呢？”

齐宣王说：“公卿有不同种类吗？”

孟子说：“有啊；有与王室同宗族的即贵族的公卿，有与王室不同宗族的异姓的公卿。”

“请问贵族公卿的职责？”

孟子说：“国君有大的过错就劝谏，若是反覆劝谏都不接受就废掉他，另立新的国君。”

齐宣王听了突然变了脸色。

孟子说：“君王不要奇怪，君王问臣下，臣下不敢不用符合正义的话来回答。”

齐宣王这才平静下来，然后请问异姓公卿的职责。

孟子说：“国君有过错就劝谏，若是反覆劝谏都不接受，就离开这个国家。”（万章下·第九章：“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孟子还与齐宣王论国君应当“尚贤”。孟子认为一个旧的国家，应该有世代德高望重的老臣经常辅佐国君以行正道。对于人才的作用首先要慎重考察其是否真属贤德与有才能，要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义，然后再作决定。《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孟子求见齐宣王，说：“我们常说的‘故国’即旧的国家，不是说它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有世代德高望重的老臣。但是，君王没有亲信的大臣，过去提拔的人，未经详细审查，而今他们作恶多端，而逃亡了，你还不知道哩！”

齐宣王说：“我怎么才能识别那些不是贤德而有才能的人，而抛弃他们呢？”

孟子说：“国君想要提拔贤德而有才能的人，如果迫不得已要用新选拔者，就要使卑贱者超越尊贵者、疏远者超越亲近者，这难道能不慎重其事吗？国君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贤德，不能轻信；诸位大臣都说某人贤德，还不能轻信；民众都说某人贤德，然后再考察他，经过考察，证明他确实贤德，然后才任用他。国君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贤德，不可轻信；诸位大臣都说某人不贤德，还不能轻信；民众都说某人不贤德，然后再考察他，经过考察，证明他确实不贤德，然后才撤换他。国君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可以诛杀，不能轻信；诸位大臣都说某人可以诛杀，还不能轻信；民众都说某人可以诛杀，然后再考察他，经过考察，证明确实可以诛杀，然后才诛杀他。所以说是民众诛杀他。像这样做，然后才可以成为民众的父母。”（梁惠王下·第七章：“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认为对于真正贤德而有才能的专门人才，国君必须充分依赖，发挥其特长，以便治理好国家。《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孟子对齐宣王说：“修建大房子，就必须派建筑师去寻找大木材，建筑师得到大木材之后，君王很喜欢，以为他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木匠将大木材砍小了，君王就会发怒，以为他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有专长的人，从幼年就开始学习那门专业，到壮年之时想运用他所学的专业技能，君王却对他说：‘姑且抛弃你所学的那套，而按我的话办事。’这样做行吗？而今若是有一块没有雕琢过的玉石，虽然价值昂贵，能值二十万两金，也还是必须请琢玉的工匠进行雕琢。但是要说治理国家，就说：‘姑且抛弃你所学的那套，而按我的话办事。’这样与你要琢玉的工匠按照你的办法去雕琢玉石，有什么区别呢？”（梁惠王下·第九章：“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

孟子在齐国，与弟子广泛讨论各种问题，其中讨论修养和丧礼的比较多。在《孟子》一书中可考的如下：

首先是与公孙丑论养“浩然之气”。这段对话是孟子刚到临淄后不久进行的。《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记载：

公孙丑问孟子说：“先生假如任齐国卿相之职，能够辅佐齐王实行你的主张，就与古代的霸业和王业没有什么不同了。这样你会不会畏难而动心呢？”

孟子说：“不会的。我四十岁以后就不会因为疑惑恐惧而动心了。”

公孙丑说：“如果这样，先生就超过古代的大勇士孟贲很多了。”

孟子说：“做到我这样并不困难，告子还没有到四十岁就做到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做到不动心有什么办法呢？”

孟子说：“有的。北宫黝培养勇气是这样：有人刺他的肌肤，他一下也不动，刺他的眼睛，他连眼也不眨，如果有人拔了他一根汗毛，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人鞭打了一样；他不受一般人的侮辱，也不受有万辆兵车的君王的侮辱；他把刺杀有万辆兵车的君王，看成刺杀一般人一样：对各国诸侯丝毫也不惧怕；如果有人骂他，他必然也骂那人。孟施舍培养勇气是这样：他说：‘对不能战胜的对手，也看成是可以战胜的；如果事先估量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前进，事先考虑是不是能够战胜敌人，然后再交锋，这就不会害怕众多的军队。我难道会必然取得胜利吗？只不过是毫不畏惧罢了。’孟施舍培养勇气好像曾子，北宫黝培养勇气好像子夏，这两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强，然而孟施舍的办法比较简单易行。过去曾子对他的弟子子襄说：‘你爱好勇气吗？我曾经从孔子那儿听说过有关大勇的道理：有人对我无理，我自问有不义不直之心，对方虽然是一般人，我不去惊吓他。自问正义在我，虽然敌人有千军万马，我仍勇往直前。’孟施舍培养勇气只重视无所畏惧的气势，又不如曾子以是不是符合正义为标准更为简单易行。”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说：‘有人对我说难听的话，我就不管他的用心如何，而以怒相对；有人用心险恶，虽然说话和气，我还是以怒相对。’有人用心险恶，虽然说话和气，还是以怒相对，这样做是可以的。有人对我说难听的话，就不管他的用心如何，而以怒相对，这样做就不可以。因为人心的意志是意气情感的统帅。意气情感充满于形体，心志是最根本的，意气情感是次要的。所以说：‘应该端正自己的心志，不要随便意气用事。’”

公孙丑说：“既然说心的意志是最根本，意气情感是次要的；又说应该端正自己心的意志，不要随便意气用事。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心的意志闭塞，就容易意气用事；意气情感闭塞，也会影响心的意志错乱，从而产生内心恐惧。而今摔了跤或是快跑的人，也是意气情感闭塞，而不能保持常态，以至产生畏惧而动心。”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有什么特长呢？”

孟子说：“我长于分析别人的言论，我更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孟子说：“很难说明白啊！这种气最大而且刚强正直。用正义去培养而又不伤害它，就能够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是从内心正义中不断积累而自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偷偷地突然从正义中取得的。如果做了一件愧心事，这种气就衰微了。我所以说告子不懂得什么是义，因为义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而他却认为是从心外产生的。人人都需要培养这种气，而且不间断，心里总是不忘记它，但是也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去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国有个人那样：宋国有个人忧虑禾苗不长而去将它拔高了一些，他非常疲倦地回去，对家里的人说：‘今天太疲倦了，我去帮助禾苗生长了！’。他的儿子跑去一看，地里的禾苗都枯萎了。其实世上不这样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很少。认为培养这种气没有好处而不去培养的，是那不耕耘苗地的农夫，而帮助禾苗生长的，就是那拔苗的人。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对它有害。”（第二章： 公孙丑问曰： “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 ‘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 ’，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 ‘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

孟子由大梁刚到临淄，就与弟子公孙丑论养“浩然之气”，郭沫若早在《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就指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篇》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孟子受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显然是孟子第一次在齐威王时游齐，在稷下学宫之中，假如说孟子仅在齐宣王时才游齐，那么他刚到临淄，还没有到稷下学宫，如何就已受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因此，它可以作为孟子在齐威王之时早已游齐的一个旁证。

孟子论“存夜气”之说，大约也在此前后。他用临淄南郊牛山上曾经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后来遭到砍伐破坏，作为比喻，可以想见，这是孟子在临淄触景生情，从而以此论证他关于自我修养的学说。《孟子·告子上》记载：

孟子说：“牛山上的树木曾经长得很茂盛，看上去格外美丽。因为它生长在大国都城的郊外，若是不断用刀斧去砍伐它，还能够这样茂盛吗？这树木白天黑夜总在生长，有雨水露珠的滋润，不是没有新的嫩芽和树枝长出来，但是在山上放牧牛羊，又会使草木受到伤害，使山上光秃秃的。人们看见山上光秃秃的，以为过去从来没有树木，难道是牛山的本来面目吗？对一些人来说，难道没有仁义的本心吗？他之所以丧失了善良的本心，就好像刀斧砍伐了树木一样，天天都遭到砍伐，还能够茂盛吗？他经过日夜的思虑，使仁义的本心有所发现，在清晨具有清明之气，爱好与憎恶与贤德的人是相差不多的。但是，白天他的所作所为，又使它消灭了。这样反复地消灭，就使得‘夜气’——人在安静的夜晚，心平气和，没有被物欲所影响的善良之心，——不能保存了。‘夜气’不能保存，他就和禽兽没有多少区别了。人们看到他就像禽兽，而认为他从来就没有善良的资质，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所以如果得到滋养，没有什么东西不生长，如果得不到滋养，没有什么东西不消亡。孔子说：‘操持它就存在，放纵它就失去，出与进没有固定的时候，也不知道它住在哪里。’这是指人的心而说的吧！”（告子上·八章：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与弟子公都子论为什么有“大人”（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大约也在此前后。《孟子·告子上》记载：

公都子问孟子说：“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是君子，而有的人是小人呢？”

孟子说：“有的人满足于心这个重要器官的要求，就成为君子；有的人却满足于耳朵、眼睛这样次要器官声色的欲望，就成为小人。”

公都子说：“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满足于心这个重要器官的要求，有的人却满足于耳朵、眼睛这样次要器官声色的欲望呢？”

孟子说：“耳朵、眼睛这样的器官不能思考，容易被外界的事物所蒙蔽。它一与外物接触，就被引入迷途了。心这个器官，是能够思考的，思考就有收获，不思考就没有收获。这个器官是天给予人类的。要先树立起心这个器官来，那么耳朵、眼睛，这样的器官就不能干扰心的作用了。因此就成为君子了。”（《告子上·十五章》：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在齐还与齐王子垫论“尚志”，即使其志行高尚。孟子认为，只有实行仁义才能使士的志行高尚。《孟子·尽心上》记载：

齐王子垫问孟子说：“有知识的士，从事于什么事情呢？”

孟子说：“使自己的志行高尚。”

王子垫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志行高尚呢？”

孟子说：“实行仁义罢了。杀一个没有罪的人，不是仁。取得了还是自己应取得的东西，不是义。居住该在哪里呢？仁就是。路在哪里呢？义就是。居住在仁那里，走义的路，大人所从事的工作就完备了。”（《尽心上·三十三章》：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在齐还与齐臣匡章谈论陈仲子的为人。匡章在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时曾和他交过朋友，齐威王任用他为将军，战胜过秦国，后来齐宣王又任用他为将军攻打燕国。孟子第二次到齐国，与他是旧友重逢。他们在一起议论是很自然的事。陈仲子即田仲，又称为于陵仲子。年龄当比孟子、匡章要小，他活到齐王建之时，《战国策·齐策四》记载了赵惠文王的妻子赵威后对齐国使者说：“于陵仲子还活着吗？他的为人是对上不向君王称臣，对下不治理家务，中不与诸侯交往，像这样的带领民众成为毫无用处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杀了他呢？”《孟子·尽心上》记载了一段孟子论陈仲子的话，大约也在孟子与匡章谈论陈仲子的前后。孟子说：“陈仲子，如果不符合道义，就是把齐国送给他，他也不会接受。大家都很相信他，其实这只不过是不要一筐饭，一碗汤这样的义罢了。人最大的罪过是不要父母兄弟亲戚和君臣上下，而陈仲子正是这样。我们若是因为他有小的节操从而就认为他也是有大的节操，这怎么行呢？”（三十四章：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对于陈仲子的为人的批评与揭露，孟子在与匡章的谈话中最为详细而且生动。《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真是廉洁的人吗？他居住在于陵（今山东省长清县西），三天没有吃饭，使他耳朵听不到声音，眼睛看不见东西。井台上有一个李子，已经被虫子吃了一半，他爬过去，拿来吃，吞咽了三口，然后耳朵才能听见声音，眼睛才能看见东西。”

孟子说：“对于齐国的士，我一定认为陈仲子手指是的大拇指，然而，他怎么说得上廉洁呢？如果把他的行为推广开来，就只有蚯蚓才可能做到。蚯蚓在地上仅吃土壤，在地下仅饮泉水。可以说是高洁了。但是陈仲子怎么能与蚯蚓比呢？陈仲子所居住的房子，是廉洁的伯夷建筑的呢？还是做强盗的跖建筑的呢？他吃的粮食，是廉洁的伯夷种植的呢？还是做强盗的跖种植的呢？这是难以搞清楚的。”

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编草鞋，他的妻子绩麻、练麻，去交换粮食就行了。”

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世代卿大夫之家，他的哥哥陈戴，有盖邑万种的俸禄，他以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因而不吃它；以为哥哥的住房是不义的，因而不在那儿居住。于是避开哥哥，离开母亲，独自住在于陵。有一天，他回去看望母亲，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着眉头说：‘要这种呃呃叫的东西做什么呢？’一天，他母亲把这只鹅杀了给他吃。正好碰到他哥哥从外面回来看见做好的鹅肉，说：‘这不是那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吗？’他走出了门把已经吃到肚子里的鹅肉呕了出来。以为是母亲做的食物不吃，是妻子做的食物就吃；以为是哥哥的住房就不居住，而在于陵的住房就居住。这样才算是廉洁到顶点了吗？如果像陈仲子那样的行为，要是推广开来，就只有蚯蚓才可能做到。”（《滕文公下·第十章》：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载，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鶃鶃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孟子在齐与弟子论修养时，对他最得意的弟子乐正子有所批评。乐正子在鲁国从政，他听说老师孟子在齐国得了客卿位，因此从鲁国到齐国来看望老师。齐国贵族右师王驩，字子敖，任过盖邑大夫，此人善于阿谀逢迎，得到齐宣王的宠信。王驩出访鲁国，认识了乐正子，并从他那里知道孟子的情况，因此王驩回齐国时，乐正子便与王驩一道来齐国看望孟子。但是，孟子对王驩很蔑视，对乐正子与王驩一道来齐，非常不满。按礼，乐正子到齐该马上去拜见孟子，但是他去晚了。乐正子“好善”，为孟子所称道，但对他要求更为严格，有了缺点，就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孟子·离娄上》记载：

乐正子随同王驩一起到齐国，然后乐正子去拜见孟子。

孟子说：“你也来看望我吗？”

乐正子说：“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

孟子说：“你来这儿已经几天了？”

乐正子说：“有几天了吧。”

孟子说：“有几天了，我说这样的话，不也是应该的吗？”

乐正子说：“因为居住的旅馆还没有定下来。”

孟子说：“你听说过要居住的旅馆定下来之后才来见长辈吗？”

乐正子说：“我知道错了。”（《离娄上·第二十四章》：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

随后孟子又批评乐正子不该随同王驩一起来，孟子说：“你随同王驩一起来，只不过是为着饮食罢了。我没有想到你学习古代圣贤之道，却是为了饮食。”（《离娄上·第二十五章》：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对王驩很瞧不起，有两次孟子与他共事，不同他商量公事，或者根本不和他说话。《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孟子任齐国之卿，到滕国去吊丧，齐宣王派盖邑大夫王驩为使，一同前往。王驩早晚都和孟子在一起，但是，由齐到滕，之后又由滕回齐，一路之上，没有商量过公事。

公孙丑说：“齐国之卿，官不算小了，齐国到滕国的路程，不算近了。往返都没有和王驩商量公事，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王驩既然都一手操办了，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公孙丑下·第六章》：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从这段记载可见，孟子在齐宣王时曾到滕国吊丧。这是滕文公去世了。因为孟子敬重滕文公贤德，所以孟子特意亲自去滕国吊丧。滕文公约死于齐宣王四年（公元前 317年）。去滕吊丧，当在此年，而且吊丧毕就返回了齐国。孟子在往返齐滕的路上不与王驩商量公事，是因为王驩自恃有宠于齐宣王，虽然仅是副使，但却各行其事。因此，孟子只好不和他商量。这样既不失孟子的身份，又表现了不愿与王驩相比的高姿态。

又有一次，齐国大夫公行子的长子死了，这里王驩已经由盖大夫升为右师。王驩到公行子家去吊丧，因为王驩是齐宣王的宠臣，所以大家都争着与他说话，只有孟子不和王驩说话。因此王驩不高兴地对孟子说：“在这里诸位都和我说话，只有你不和我说话，这是对我怠慢。”

孟子听了之后说，“按礼的规定：在朝廷上不超过座次进行交谈，也不跨过石阶作揖。我想按照礼节办事，你认为我怠慢了你，不也太奇怪了吗？” 以上这段话，记载于《孟子·离娄下》。（第二十七章：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踰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孟子在齐还与弟子公孙丑论丧礼。当时齐宣王打算改变丧礼，将父母死后的“三年之丧”改为一年之丧。于是公孙丑去问孟子，孟子针对这个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孟子·尽心上》记载：

齐宣王想要减少为父母守孝的时间。公孙丑说：“实行为父母死后守孝一年，总比完全不守孝要好吧？”

孟子说：“这样做好比是有人把兄长的胳膊反绑起来，你却告诉他，慢慢绑吧。如果你觉得这样做不对，那么教育他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也就可以了。”

王子的庶母死了，王子的师傅请求国君为她守孝几个月。公孙丑问孟子说：“这样的事该如何办呢？”

孟子说：“（按礼为庶母守孝三月，）王子想为庶母守孝三年是不可能的，这样，虽然多守孝一天，也比不增加要好些，这话是对那些没有人禁止他守孝，却不守孝的人而说的。”（《尽心上·三十九章》：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乎？”孟子曰：“是犹或紾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在齐宣王时发生了齐伐燕之战，对于这场战争孟子与齐宣王多次议论，终因政见不同，孟子只好辞官离开齐国。

周慎靓王五年（齐宣王五年、燕王哙五年、公元前316年），燕国的国君燕王哙要仿效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让位给相国子之。子之成了燕国国君，而燕王哙不听政，反而为臣，国家大事都由子之决定。因此引起了国人不服，将军市被、太子平进攻子之，子之反攻，燕国大乱。

这时，孟子与齐大臣沈同有关于齐国可不可以讨伐燕国的问答。孟子认为可以伐燕。接着，齐宣王便派匡章伐燕，孟子又反对齐伐燕。反映了孟子对燕国内乱及齐伐燕的立场和态度。《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齐大臣沈同私下问孟子说：“燕国可以讨伐吗？”

孟子说：“可以。燕王哙不能未得天子的允许就把燕国给予别人，子之也不能在燕王哙手中接受燕国。比如说：有一个士身份的人在这里，你很喜欢他，便不报告君王而私自将你的爵位和俸禄都给了他。那个士身份的人，也不征得君王的同意而私自接受了你的爵位和俸禄。这样做可以吗？燕王哙和子之与这个例子有什么不同呢？”

齐国人果真讨伐了燕国。

有人问孟子说：“你劝齐人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没有；大臣沈同问我‘燕国可以讨伐吗？’我答复他说：‘可以。’他们就这样去讨伐燕国了。他如果说：‘谁可以去讨伐燕国？’我就将答复他说：‘只有天吏才可以去讨伐燕国。’譬如有一个杀人犯在这里，有人问道：‘这个杀人犯可以杀吗？’我将回答他说：‘可以。’他如果说：‘谁可以去杀呢？’我将答应说：‘只有治狱的官吏才可以。’而今用和燕国一样残暴的齐国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劝他呢？”（《公孙丑下·第八章》：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其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周慎靓王六年（齐宣王六年、燕王哙六年、公元前315年）齐宣王派匡章伐燕，取得了胜利，齐宣王征求孟子的意见，可不可以趁机夺取燕国。孟子讲了他的主张。《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人讨伐燕国，大获全胜。齐宣王问孟子说：“有人劝我不要夺取燕国，有人又劝我夺取。用万辆兵车的大国讨伐同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用五十天就攻打下来了，仅靠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如果不夺取燕国，必然会遭到天降下来的灾祸。夺取燕国，你认为怎么样呢？”

孟子回答说：“夺取它而燕国民众高兴，就夺取它。古代人有这样做的，周武王即是。如果夺取它而燕国民众不高兴，就不要夺取。古代的人有这样做的，周文王即是。用万辆兵车的大国讨伐万辆兵车的大国，燕国的民众用竹筐盛着饭，壶里装着酒来迎接你的军队，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不过是为了躲避那水深火热的日子。要是水更深，火更热，日子更难过，那只是统治者由燕转为齐罢了。”（《梁惠王下·第十章》：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周赧王元年（齐宣王七年、燕王哙七年、公元前314年）燕国内战，子之杀市被、太子平。齐将匡章杀燕王哙和子之，夺取燕国。齐宣王问孟子，诸侯要来干涉该如何办？孟子又阐明他的主张，劝齐宣王另立一个燕国国君，然后退兵。这样就可以防止诸侯的干涉。《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人讨伐燕国，并且夺取了它。各诸侯计划着援救燕国。齐宣王问孟子说：“诸侯们多数在谋划讨伐我，该怎么对待呢？”

孟子回答说：“我听说以方圆七十里来统一天下的人是商汤。还没有听说以方圆千里而畏惧别人的。《尚书》说：‘商汤的征伐，是从葛国开始的。’天下的人都相信他，向东面征伐，西面的少数民族不高兴；向南面征伐，北面的少数民族不高兴，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民众盼望他，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和虹霓那样。商汤的军队不侵扰民众，经商的照样做买卖，农夫仍然耕种庄稼，诛杀残暴的国君而安抚民众，就像及时雨的降临。民众皆大欢喜。《尚书》说：‘等待我们的王，他来了以后，我们就有了生的希望。’如今燕王暴虐他的民众，君王去征伐他，民众以为将要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因此用竹筐盛着饭，壶里装着酒，来迎接你的军队。假如你的军队杀害他们的父老兄弟，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国家的宝贵器物，这怎么可以呢？天下的人都畏惧齐国的强大，如今加倍增加了土地而又不实行仁政，这就自然会招致各国诸侯兴兵来讨伐了。君王应该赶快发出命令，将老老小小的俘虏遣返燕国，停止运送燕国的宝贵器物，并和燕国民众协商，选择并拥立一位合适的燕王，然后从燕国撤退军队。这样就可以使各诸侯国不来干涉齐国了。”（《梁惠王下·第十一章》：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然而齐宣王并没有采纳孟子的意见。因此，君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矛盾越来越大。有一次齐宣王召见孟子，他称病不朝，却去吊东郭氏之丧，弟子孟仲子派人到半路上阻拦孟子，劝他去朝齐宣王，他却在景丑氏家里住宿了。孟子与景丑氏谈话透露了他和宣王之间的矛盾。《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第二章）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宣王，正好齐宣王派人来，说：“我应该来看你，但是感冒了，不可以吹风。要是你肯来朝，我将在朝廷上办理公事，不知能不能使我见到你？”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廷上去。”

第二天，孟子要去为大夫东郭氏吊丧。弟子公孙丑说：“昨天以病为托辞拒绝齐王的召见，而今天却去吊东郭氏之丧，这样做大概不可以吧？”

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已经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呢？”

齐宣王派人来问孟子的病，并请了医生来。

弟子孟仲子应付说：“昨天君王命令召见他，因为有病，不能到朝廷上去。今天病刚好一点，他已经上朝廷去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

孟仲子又派了几个人在归家的路上去拦阻孟子，说：“请一定不要回家，而到朝廷上去。”

孟子没有办法，只好到景丑氏家住宿。

景丑氏说：“在家里有父子，在家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父子之前以慈爱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看到了君王尊敬你，而没有看见你如何恭敬君王。”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人同君主用仁义来谈论的。难道以为仁义不美好吗？他们心里说：‘这位君王哪里够得上和他谈论仁义呢？’他们对君王就是如此。这才是最大的不恭敬呢。而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拿来向君王进献，所以齐国人都不如我尊敬君王。”

景丑氏说：“不！我说的不是这方面。《礼》经说：‘父亲召唤，只说唯就起身，而不说诺；国君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先走。’你本来要去朝见君王，而听说君王要召见你，反而不去了。这与《礼》经上所说不相符合吧！”

孟子说：“原来是说的这一方面呀！曾子说：‘晋、楚两国的财富，是别人比不上的。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觉得比他少呢？’这样要是没有道理，曾子肯说吗？大概是有道理的。天下公认的尊贵有三种，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德行。在朝廷里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而辅佐君王统治民众，最尊贵的是德行。怎么可以有其中的一种（爵位），而怠慢其余的两种（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将大有作为的君王，必然有不受召见的臣子，想要谋划大事就亲自去见他。君王尊敬贤才而乐于有道德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有作为。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所以能够不费多大力气而称王于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所以能够不费多大力气而称霸于诸侯。如今各诸侯国，土地都差不多大小，行为作风都不相上下，互相间谁也不能凌驾于谁之上，这没有别的原因，正是他们喜欢以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见。对于管仲这样的人尚且不可召见，何况是连管仲都不愿做的人呢？”

在这里孟子虽然表面上是说的齐宣王不够尊贤，而背景则是因为孟子在对待齐伐燕的问题上，与齐宣王意见不合。君臣之间矛盾已经产生，而且越来越不可收拾。

周赧王三年（齐宣王九年、公元前312年）在齐军夺取燕，杀死燕王哙与子之之后，赵国便从韩国召回燕公子职，并派乐池护送公子职入燕，立为燕王，即燕昭王。于是燕国民众反抗齐国。齐宣王知道燕人反叛齐国之后，感叹他没有采纳孟子的意见，觉得对于孟子很惭愧。然而齐臣陈贾却在孟子面前为齐王辩护，因此受到孟子的指责。《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第九章)

燕国民众反抗齐国。齐宣王说：“我对于孟子深感惭愧。”

齐臣陈贾说：“君王不用难过。君王以为你与周公相比谁更仁德而且智慧呢？”

齐宣王说：“哎！这是什么话！我哪里比得上周公啊！”

陈贾说：“周公用管叔监督殷商，而管叔却率领殷商遗民反叛周朝。如果周公知道管叔要反叛而还用他，是不仁德的；如果没有预见到他要反叛，就是不智慧。仁德与智慧，周公都没能完全做到，何况你呢？我愿意去见孟子，替你解释解释。”

陈贾来见孟子，问道：“周公是什么样人？”

孟子说：“古代的圣人。”

陈贾说：“使管叔监督殷人，而管叔却以殷遗民反叛周朝。有这事吗？”

孟子说：“是的。”

陈贾说：“是周公知道管叔将要反叛而用他吗？”

孟子说：“不知道啊！”

陈贾说：“这就是说圣人也有过错吗？”

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兄长。周公有这样的过错，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而且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如今的君子，有了过错还将错就错。古代的君子的过错像日月食那样，民众都看见了；等他改正过错，民众也像盼望日月复明一样。如今的君子，岂只是将错就错，而且还要用言辞为他辩护。”

从此以后，孟子决心辞去卿位，要离开齐国。虽然齐宣王表示挽留，打算给孟子一幢房屋和“万钟”的奉禄，但是孟子仍然没有接受。《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孟子辞去齐国的卿位，要回故乡邹国。齐宣王到孟子的住所与他相见，说：“过去我愿意见你而没有办到，后来能够同在朝廷里共事，我很喜欢；如今要抛弃我而回邹国，不知道今后可以相见吗？”

孟子回答说：“这本是我所希望的，只是不敢请求罢了。”

过了几天，齐宣王对齐臣时子说：“我打算在都城临淄给孟子一幢房屋，每年以万钟（六万四千石，约为现在的一万三千石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好使诸位大夫与国人有效法的榜样。请你替我转告孟子。”

时子又托孟子的弟子陈臻转告孟子。陈臻便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嗯。时子怎么知道这事不可以呢？假如我要贪图财富，辞去十万钟俸禄而接受万钟俸禄，难道这是贪图财富吗？季孙说：‘奇怪啊子叔疑！要使自己做官，而别人不用，就该算了。却又使他的儿子、兄弟做卿大夫。人谁不想当官发财呢？而他却单独要在当官发财之中有垄断的行为。’什么是垄断呢？古代做买卖，用自己所有的交换所没有的，只需要有人管理就行了。然而有个卑鄙的男子，必定要找一个独立而高的地方攀登上去，左右张望，企图把所有买卖的好处都归于他。人们都认为他很卑鄙，所以要向他征税。征商业税就是从这个卑鄙的男子开始的。”（《公孙丑下·第十章》：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仍然坚持要离开齐国，此时，稷下先生淳于髡讽刺孟子，说他虽职位在“三卿之中”，而名誉和功业都没有建立，怎么就要离开齐国呢？孟子便讲了他为什么要离开齐国的道理。《孟子·告子下》记载：

淳于髡说：“看重名誉的功业的人，是为了济世救民；不看重名誉的功业的人，是为了独善其身。你职位居于三卿之一，然而上未匡正其君，下未济于民众，名誉和功业都没有建立，就要离开齐国，难道仁德的人原来就是这样的吗？”

孟子说：“处在卑下的地位，而不用自己贤德的身份去侍奉不肖的人，这是伯夷；五次投靠商汤，五次投靠夏桀的人，这是伊尹；不厌恶污浊的国君，不推辞小的官职，这是柳下惠。这三位的行为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一致的是指的什么呢？那就是仁。君子只要有仁德就行了，为什么行为一定要相同呢？”

淳于髡说：“鲁穆公的时候，公仪休为执政，子柳和子思为大臣，然而鲁国的削弱却很厉害。这样看来，贤德的人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啊！”

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亡国，秦穆公用他就称霸诸侯。如果不用贤才，国家就要灭亡，岂只是削弱而已？”

淳于髡说：“过去王豹住在淇水旁边，河西的人都会唱歌；緜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都会唱歌；华周、杞梁之妻善于哭他们的丈夫，因而改变了国家的风俗。里面有什么，就必然在外而表现出来，从事于某方面工作，却不见做出成绩，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说，今天是没有贤人，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的。”

孟子说：“孔子任鲁国的司寇，不被国君信任，跟着去祭祀，之后祭肉又不分给他，所以他匆匆忙忙离开鲁国，连祭祀时的帽子也没有解下来。不知道实情的人，以为是为了祭肉，知道实情的人晓得是因为国君失礼才走的。这是孔子要想走时背上微小的罪名，不想随便离开。君子的所作所为，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告子下·第六章》：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緜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此后，孟子曾与陈子论君子怎样才出来做官，以此申诉他离开齐国的原因。《孟子·告子下》记载：

陈子说：“古代的君子，怎样才出来做官呢？”

孟子说：“出来做官有三种情况，辞职而去也有三种情况。迎接很恭敬而且有礼貌，答应将来按照所说的话办事，这就可以出来做官；礼貌虽然没有衰落，但是，所说的话已经不照办了，就辞职而去。其次，虽然没有按照所说的话办事，迎接却很恭敬而且有礼貌，就可以出来做官。等到礼貌衰落了就辞职而去。最下的是早晨没有吃的，晚上也没有吃的，肚子饿得不能走出住房。国君听说之后，说：‘我从大的方面不能实行他的学说，又不能听从他的言论，使他在我的国土上受到饥饿，我觉得羞耻。’于是周济他粮食钱财，这样也可以接受，为的是免于死亡。”（《告子下·第十四章》：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看来孟子自视甚高，他的辞职而去属于第一种情况。

孟子在辞去齐客卿之后，齐国发生饥荒，弟子陈臻问孟子，是不是要建议打开棠邑的粮仓来救济饥民？孟子认为他已经不在其位，所以就不考虑这事了。《孟子·尽心下》记载：

齐国发生饥荒。陈臻说：“国内的人都以为你还要劝齐宣王打开棠邑（今即墨县南的甘棠社）的粮仓来救济民众，大概你不会再这样做了吧？”

孟子说：“如果这样做，就成冯妇了。过去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善于和老虎搏斗，后来不打老虎了，成为善人。有一天他到野外去，碰见许多人在追逐老虎。老虎背靠着山角，没有人敢靠近触犯它，众人看见冯妇，赶忙上前迎接。冯妇也就挽起袖子，伸出胳膊，从车上走下来。众人都很高兴，但是却受到士人的讥笑。”（《尽心下·二十三章》：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孟子在归邹途中，在齐的西南边邑昼住宿，有人想为齐宣王挽留孟子，他却卧而不听，最后还是对这人讲了辞职的原因。《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住宿。有个想为齐宣王挽留孟子的人，恭敬地坐着与孟子谈话，孟子却不理睬，伏在靠几上睡了。

那人不高兴了，说：“我提前一天斋戒淋浴，然后才来和你相见说话，你却睡了，不听我的，那末以后我再不敢来见你了。”

孟子说：“请坐下。我明白告诉你。过去，鲁穆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就不能使子思安心；泄柳、申详如果没有人在鲁穆公身边，自己就不能安心。你为我这个老头子考虑考虑，就连鲁穆公对待子思那样的态度都想不到，（你不劝说齐宣王改变态度，却来为他挽留我。）这是你拒绝我呢？还是我拒绝你呢？”（《公孙丑下·第十一章》：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虽然如此，孟子还是在昼邑一连住了三个晚上，希望齐宣王亲自来挽留他，然而齐宣王并没有这样做，他才下决心要回故乡邹国。《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孟子离开齐国，齐人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明君，就是不明智。知道他不能成为明君，还是来了，这就是贪图富贵。千里迢迢来见齐王，双方不相投合，所以离去，却在昼邑住了三个晚上才离开，为什么这样慢腾腾的呢？我对这样做很不高兴。”

弟子高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尹士哪里知道我呢？千里迢迢来见齐王，是我的愿望。双方不相投合所以离去，难道是我的愿望吗？我不得已罢了。我在昼邑住了三个晚上才离开，这对于我来说还认为太快了，君王或许还会改变态度！若是改变态度，就必然会来挽留我。离开昼邑，君王没有来追回我，我这才毅然下决心要回故乡。我虽然如此，难道肯抛弃齐王吗？齐王还是足以干一番事业的。齐王如果用我，哪里仅仅是齐国民众得到安定，天下的民众都会得到太平。齐王或许改变态度！我日夜盼望着！我哪能像小丈夫那样，劝谏于国君，不被接受，就愤怒了，大发脾气，满脸的不高兴，一旦离开就要尽最大力气走一天然后才住宿。”

尹士听了这话后说：“我真是小人啊！”（《公孙丑下·第十二章》：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由昼邑出发，离开了齐国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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