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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徘徊于宋、鲁、邹、滕
1.
离齐到宋，过薛归邹
孟子由齐国到宋国。宋国是殷人的后代建立的国家。周武王战胜殷纣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祭祀殷的宗庙，又派管叔、蔡叔监视武庚。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管叔、蔡叔与武庚叛乱，于是周公旦东征，诛戮武庚，杀管叔、蔡叔，而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国，以代替武庚的地位。微子启就是宋国的第一代国君。春秋时期，宋襄公时宋国一度强大，到战国时期，宋仅是一个小国，宋剔成四十一年（相当于齐威王十九年，公元前338年），剔成的弟弟偃打败剔成，夺取了君位。宋君偃十一年（公元前327年）时，自立为王，即宋王偃。这时宋国都城已经由商丘迁到彭城（今徐州市）。宋王偃称王后，东面打败齐国，夺取了五座城；南面打败楚国，得到三百里土地；西面打败魏国，曾一度强大。孟子在齐时听说宋王偃将要推行“王政”（即“仁政”），所以他闻风而至。《孟子·滕文公下》（五章）记载： 万章问：“宋国是个小国，而今将要实行仁政，齐、楚两个大国很厌恶它，因此用武力进行征伐，应该如何办呢？” 孟子回答说：“商汤居住在亳（音泊，今商丘北），和葛国（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县北十五里）接界，国君葛伯非常放肆，不遵守礼制，不祭祀鬼神。商汤派人去问他说：‘为什么不祭祀呢？’回答说：‘没有供祭品的牛羊’。商汤便送牛羊到葛去。葛伯把牛羊宰杀来吃了，仍然不用来祭祀。商汤又派人去问葛伯说：‘为什么还不祭祀呢？’回答说：‘没有供祭品的粮食’。商汤便派亳地的民众去替葛伯耕种，老弱的人为他们送饭。葛伯却率领他的民众，拦劫那些带着酒和菜饭的送饭的人，若不交出饭菜，就当场杀掉。有一个小孩去送饭和肉，竟被杀害，抢走了他的饭和肉。《尚书》记载：‘葛伯仇视送饭的人’。正是说的这件事情。因为葛伯杀了送饭的孩子，所以商汤要讨伐他，天下的人都说：‘商汤讨伐葛，不是为了贪图天下的财产，而是为了替民众报仇’。‘商汤进行征伐，是从葛国开始的’。十一次出征，而没有人能够抵抗。向东面征伐，西面的人埋怨；向南面征伐，北面的人埋怨，说：‘为什么要后打我们这里呢？’民众盼望商汤，好像天大旱时盼望下雨一样。商汤的军队所到之处，进行买卖的人不停止交换活动，在庄稼地里耕种的人，也不躲避。诛杀那残暴的国君，安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这就好像下一场及时雨一样，民众皆大欢喜。《尚书》也说：‘等待我们的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不再受罪了。’又说：‘攸国不愿称臣，周王就进行东征，以便安定那里的人们，人们也就把黑颜色和黄颜色的绸帛綑好，放在筐子里作为见面礼，请求和周王相见，以此为光荣，便当了大周国的臣民。’这就是周朝初年征伐攸国的情形。官员们把黑色和黄色的绸帛綑好，放在筐子里作见面礼以迎接周的官员；小民也用筐子盛上饭，用壶装满酒来迎接士兵；这足以说明周王出兵的目的是为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杀掉那残暴的国君而已。《尚书·泰誓》说：‘发扬我的威武，攻进到邘国的疆域里去，杀死邘国残暴的国君，把那些该死的统统杀光，这功绩比商汤还要辉煌’。宋偃王不实行仁政便罢了，假如实行仁政，天下都会抬头仰望，盼着他，想拥戴他为君王，齐国和楚国虽然强大，但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因此，孟子初到宋国，对宋王偃是很有信心的。以为他能够真正实行仁政。在孟子看来，只要真正能够实行仁政，不必像称霸诸侯，必须要大国；就是小国也可以称王于天下，即统一全中国。《孟子·公孙丑上》记载： 孟子说：“依靠实力又假借仁义的名声以称霸诸侯，这必须要大国才有条件能够办到；以德来实行仁政，从而使人顺从，称霸于天下，这就不必要大国也能办到――商汤仅依靠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敢仅依靠方圆百里的土地，因为实行仁政，深得民心，使天下归顺服从。依靠实力来迫使人家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不过是因为实力比不上罢了，依靠仁德来使人服从，这样人家就真心实意地顺从了，好比是七十多位弟子归顺服从孔子那样。《诗·文王有声》篇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没有不心悦诚服。’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三章：“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但是，宋王偃并不是孟子所想像的那样美好，宋国的大臣们对孟子的“仁政”主张，也并不积极。孟子建议宋大夫戴盈之废除其他杂税，只收十分抽一的税，就遭到戴盈之的抵制。《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戴盈之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废除关卡与商品的赋税，今年还难以办到，希望稍减轻一点，等明年再完全实行，你认为怎样？” 孟子说：“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一天偷邻居一只鸡，有人告诫他说：‘这不是正派人所干的事。’他回答说：‘请求减少一点，一个月偷一只鸡，等明年再不偷了。’——如果知道这样做不符合道义，就应该很快停止，何须等待明年。”（八章：“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孟子从大夫戴盈之的态度，看到了在宋王偃周围缺少贤臣。《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一段孟子和宋国大臣戴不胜的对话：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想要你的君主学好吗？我明白告诉你，有个楚国大臣在这里，希望他的儿子学习齐国话，那么，请齐国人教他？还是请楚国人教他呢？” 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旁边打扰，虽然每天用鞭子抽他，强迫他说齐国话，也不可能做到；你说薛居州是个道德高尚又有学问的人，派他居住在宋王宫廷里。如果在王宫里的人，不论年长年幼，也不论地位尊贵和卑贱，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君王还能和谁去学干坏事呢？要是在王宫里的人，不论年长年幼，也不论地位尊贵和卑贱，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好人，君王又和谁一起去干好事呢？一个薛居州能怎么样呢？”（六章：“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这里感叹宋王偃朝廷中贤臣太少，看来要实行“仁政”并不容易。因此孟子不打算在宋国久留。这时孟子曾和宋勾践谈论过游说诸侯的态度。《孟子·尽心上》记载：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诸侯吗？我给你讲游说的态度。人家知道我，我是自得其乐；人家不知道我，我也自得其乐。” 宋勾践说：“如何才能自得其乐呢？” 孟子说：“尊崇德、爱好义，就可以自得其乐了。所以说有学问的士，在穷困的时候不失掉义，得意的时候不偏离道。穷困的时候不失掉义，所以有学问的士自得其乐；得意的时候不偏离道，所以民众对他就不会失望。古时候的人，如果得意，恩泽能够施于民众；要是不得意，便自己修养品行，以此表现于社会。穷困的时候各人完善自身，得意的时候，便使天下人都得到完善。”（九章：“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来到宋国的时候，滕国的国君是滕定公。后来的滕文公这时还是太子。因为要到楚国去办事，路过宋国，所以在彭城会见了孟子。滕国是西周时一个弱小的诸侯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繍，到战国中期滕定公，滕文公时仍是一个小国。故城在今山东省滕县西南，与宋是邻国，在彭城之北一百九十里处。由滕南下到楚，或由楚北上到滕，宋都彭城是必经之地。因此还是太子的滕文公去楚国，来回都经过彭城并会见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滕文公还是太子的时候，将要到楚国去，经过宋国，会见了孟子。孟子对他讲人性本善，一说话就称赞尧舜。 太子从楚国回来，又来看望孟子。孟子说：“太子难道怀疑我所说的话吗？天下的真理就只有一个。成
間見
对齐景公说：‘人家是男子汉，我也是男子汉，我为什么要害怕人家呢？’孔子的弟子颜渊说：‘舜是什么样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作为的人也应该和他一个样。’曾子的弟子公明仪说：‘周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而今的滕国，其国土截取长的补上短的，已将有方圆五十里，通过治理，还可以成为一个好国家。《尚书》说：‘如果药吃下以后没有头晕脑转的反映，那病是不会好的。’” （一章：“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間見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暝眩，厥疾不瘳。』’”） 孟子的这一番话，对太子有很大的影响，使他更信任孟子了。然而孟子在宋国并没有得到宋王偃的重用，因此便接受了宋王偃一千四百金馈赠，以作为路费，打算“远行”到大梁（今开封）。《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弟子陈殝问孟子为什么在宋国接受一千四百两金的馈赠时，孟子回答说：“当时在宋国，我有远行的打算，对远行的人必定要送些路费，并且说：‘送给你一点路费吧。’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接受呢？”（三章：“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但是，孟子离开宋国后并没有直接去魏国都城大梁，而先是经过薛，回到故乡邹国。后来又经历好些周折才到了大梁的。 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离开宋国，路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时，有人要谋害他，于是接受了一千两金的馈赠。孟子说：“当时在薛，我知道路途上有危险，因此有戒备之心，人家说：‘听说你需要戒备，送一点钱给你买兵器吧。’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接受呢？”（） 薛，已经不是春秋时代的薛国，此时已经被齐所灭亡，成为齐威王的儿子靖郭君田婴的封邑。给孟子一千两金的馈赠，很可能是田婴给的。 孟子离开薛，回到了家乡邹国。这时正碰上邹国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来请教孟子。《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这事： 邹国与鲁国发生了一场战斗，邹穆公问孟子说：“在战斗中我的官吏被杀死的有三十三人，但是民众没一个为官吏们牺牲的。杀了这些人嘛，又不能都杀尽，若是不杀呢，他们恶狠狠地望着自己的官吏被杀而不去营救，实在可恶得很，我应该怎样办才对呢？” 孟子回答说：“在灾荒的年代，你的年老体弱的民众辗转而死在荒野山沟之中，年轻力壮的逃散四方将近千人；而你的谷仓里粮食堆得满满的、库房里金银财宝也装得满满的，但是你的官吏没一个向你报告过这种情况，这就是长官不但不关心民众，反而还残害他们。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你用什么办法对待别人，别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回报你！’这句话真对啊！你的民众今天才得到报复的机会了。因此，你不要责备民众了，你只要实行仁政，你的民众就会亲爱他们的上级，愿意为长官们去牺牲了。”（十二章：“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据说：邹穆公就是听了这番议论，从而实行仁政，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据汉代人贾宜《新书·春秋》记载：“楚王想使邹穆公淫乱，送四个能歌善舞的美女到邹来，邹穆公仅仅看了一个早上，晚上就叫送回楚国。他乘坐的车不用皮与帛装饰，驾车的马不吃地里的庄稼，没有放纵与邪恶的事，也没有骄傲与嬉戏的行为。吃饭时不摆许多种菜，不穿多种颜色的衣服，自己刻苦以招徕民众，尊敬贤才以使国家安定。对待民众好像是自己的儿子。邹国的秩序很好，就是有东西遗失在路上，也没有人要；大臣和民众都服从邹君，那关系就好像是人的心脏与四肢一样协调。因为邹穆公的缘故，鲁国和卫国不敢轻视，就是齐、楚这样的大国，也不敢来胁迫它。” 可见邹穆公行仁政，在当时有积极的影响。贾宜《新序·刺奢》还记载了邹穆公藏富于民的故事： 邹穆公下令，养鸟只能用长得不饱满的粃籽，不能用粟米。而当时官仓内只有粟米，没有粃籽。为了养宫廷里的鸟，就用粟米两石换民众一石的粃籽。主管的官吏认为这样太不合算，请求用粟米喂鸟。邹穆公说：“不，你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啊！农夫喂饱了牛才让它耕地，而自己却顶着烈日锄地，勤劳而不懒惰，难道说仅仅是为了牲口吗？那粟米是人的上等粮食，怎么能够用来养鸟呢？你真是只从小处计算而不从大处计算啊！国君就是民众的父母，把官仓里的粟米转移到民众中去，难道这就不是我的粟米了吗？鸟如果吃邹的粃籽，不浪费邹的粟米，粟米在官仓还是在民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邹国的民众听说这话，都知道私人的与公家的积蓄都是一个整体。这才真正懂得富国的道理。 又据《新书·春秋》记载，后来邹穆公去世了，邹国的民众好像失去了慈父一样，“行哭三月”，四面民众也在路旁为之痛哭，抱着手很忧伤地走着，卖酒的人家也不卖酒了，屠户们也都回到家中，顽童也不在外面唱歌，舂米、板筑的人都不喊号子……琴瑟等乐器也不弹奏了。直到一周年以后才恢复……可见民众对邹穆公是多么怀念。而孟子对邹穆公的转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此，我们把邹穆公行仁政与死后民众对他的怀念的故事也介绍给大家。（） 孟子在邹国期间，任国有人问孟子的弟子屋庐子，有的问题屋庐子不能解答，从任国到邹国来求教于孟子。任国开国之君是太皞的后代，姓风，与邹国是邻国，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市。屋庐子名连。《孟子·告子下》记载： 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节和饮食哪一种更重要？” 回答说：“礼节更重要。” “娶妻和礼节哪一种更重要？” 回答说：“礼节更重要。” 问：“如果按礼节来办得不到吃的，就会饿死；不按礼节来办，能得到吃的，就可以吃饱。那么，一定要执照礼节办事吗？按婚礼办事，新郎亲迎新妇，就不能得到妻子；如果不按婚礼办事，新郎不亲迎新妇，就能得到妻子。那么，一定要按婚礼办事吗？” 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到邹国来告诉孟子，请教如何回答。 孟子说：“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好回答的呢？要是不衡量基地的高矮是否一致，而只看其顶端的高矮，那么只有一寸立方的木块，如果把它放在很高的地方，可以使它比尖角的高楼还要高。人们常说，金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三钱多重的金与一大车羽毛相比较吗？用饮食的重要之处与礼节的次要之处相比较，何止于饮食的重要呢？用娶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次要方面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呢？你去告诉任国那个人，说：‘扭折你哥哥的胳膊，强夺他的饮食，就能够得到吃的；不扭折你哥哥的胳膊，就得不到吃的，那么你扭不扭折你哥哥的胳膊呢？从东边邻居家墙上爬过去搂抱人家的姑娘，就能得到妻子，要不这样搂抱，就得不到妻子，那么你会去搂抱吗？”（一章：“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孟子在邹时，还到任国去见过季任。季任又叫孟季子，是任国君主的弟弟，当时任国君主到邻国朝会去了，由季任代理国君守卫国家。季任担负守国的重任，按礼是不能离开任国的。据《孟子·告子下》记载： 孟子居住在邹国之时，季任代理国君守卫任国，知道孟子在邹，便送礼物与孟子交友，孟子接受了礼物而并没有回报。……过了些时候，孟子便由邹国到任国去拜访季任。（五章：“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闲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孟子在访问季任之时，季任（即孟季子）曾与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发生过一次关于“义”是内在的东西，还是外在东西的讨论。《孟子·告子上》记载： 孟季子（即季任）问公都子说：“为什么说义是内在的东西呢？” 公都子说：“从我内心发出的尊敬，所以说是内在的东西。” “同乡的人比大哥年长一岁，那么该尊敬哪一个呢？” 回答说：“尊敬大哥。” “若是在一块喝酒，该先给哪一个斟酒呢？” 回答说：“先给同乡人斟酒。” “你内心所尊的是大哥，而又给同乡长者先斟酒，以求尊敬，可见义果然是外在东西，而不是从内心出发的。” 于是，公都子不能回答，将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你问他：‘是尊敬叔父呢？还是尊敬弟弟呢？’他将会说：‘尊敬叔父。’你又问：‘如果在祭祀时弟弟作为受祭的代理人，你该尊敬谁？’他将回答说：‘尊敬弟弟。’你问他说：‘你怎么说要尊敬弟弟呢？’他将会回答说：‘因为弟弟处在该受尊敬的地位的缘故。’这样你也可以说：‘同乡的年长者处在应该受尊敬的地位的缘故。经常的尊敬是对大哥，暂时的尊敬则是对同乡年长的人。’” 公都子用孟子的话去反问了孟季子，孟季子听了之后说：“对叔父也是尊敬，对弟弟也是尊敬，可见义还是外在的东西，而并不是从内心出发的。” 公都子说：“冬天天气冷喝热水，夏天天气热喝凉水，难道人的饮食不是人的本性而是内在的吗？”（五章：“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孟子由任回到邹以后，曹交请为弟子而孟子没有接受。曹交是曹国国君之弟。姓曹名交。曹国虽然在春秋时鲁哀公八年被宋所灭，但以后又复国，是宋国的附庸小国。曹交因与邹国国君同姓，关系较为亲密。《孟子·告子下》记载： 曹交问孟子说：“你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这样的话吗？” 孟子曰：“有的。” “曹交听说周文王身高一丈，商汤九尺，今曹交身高九尺四寸，只是吃饭罢了，怎样才能和尧舜一样呢？” 孟子说：“这有什么难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在这里，自己以为一只小鸡也提不起来，就是没有力气的人了；要是有人说，能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就是有力气的人了。那么，能举起古代大力士乌获所能举起的重量，这就可以成为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了。难道人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不过不去做罢了。慢慢地走，跟在年纪大的人的后面，叫做悌。走慢点儿，难道是人所不能办到的吗？是因为不那样干罢了。尧舜之道，只是孝悌而已，你要是穿尧的衣服，说尧所说的话，办尧所办的事，这样就是尧了。你要是穿夏桀的衣服，说夏桀的话，办夏桀所办的事，那就是夏桀了。” 曹交说：“我打算去见邹国国君，请他安排一个住所，我愿意留下来做你的学生。” 孟子曰：“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了解吗？就怕人不去追寻啊！你回去追寻它，到处都有老师啊！”（二章：“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孟子没有接收曹交为他的学生，很可能与他以贵族身份相要挟有关系，而孟子对他讲的人人都可以为尧舜的道理，则是至理名言。 孟子在邹时，滕定公死了。太子即位，即是滕文公。孟子在宋国时与滕文公见过两次面，因为他对孟子十分佩服，所以滕定公死后，孟子虽然已经过薛归邹了，滕文公还派特地派他的师傅然友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葬礼该如何进行。因为邹离滕只有四十多里，往返也不过大半日，所以可以先去问了孟子然后再进行葬礼。《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滕定公死了，太子对他的师傅说：“过去孟子在宋国时曾和我讲过许多话，使我终生不能忘记。而今非常不幸，遇到父亲亡故，我想派你去邹国请问孟子该如何办之后，再办理丧事。” 然友到了邹国，请教孟子。 孟子说：“这不是很好吗！父母的丧葬之礼，本来就该主动尽心尽力地办理。曾子说：‘父母在世时，以礼相待；死了，埋葬要照礼的规定进行，祭祀也要按照礼的规定来做，这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诸侯的礼，我虽然没有学过，但是，我也曾经听说过。实行三年的丧礼，穿着粗布制做的不缝边的孝服，喝着稀饭，从天子到民众，夏、商、周的丧礼都是如此。” 然友回去以后向滕文公报告了孟子所说的话，滕文公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但是，滕文公的亲属与朝廷的官员都不愿意这样干，说：“我们姬姓的宗主国鲁国过去的国君就没有实行过，滕国过去的国君也没有实行过。到你这儿却改变了祖宗的办法，这不行。而且《志》书上说：‘丧葬之礼、祭祀之礼，必须遵从祖先的制度。’又说：‘我这是有所继承的。’” 滕文公对然友说：“我过去没有好好做过学问，喜欢跑马舞剑，而今操办丧事，亲属和官员们却不满意，恐怕不能尽心尽力地办好丧事，你替我再去问一下孟子。” 于是然友又到邹国来请教孟子。 孟子说：“是啊！这事是不能求于别人的。孔子说：‘国君死了，太子将所有的政务都交给首相办理；自己喝着稀饭，脸上深黑色，站在孝子的位置上痛哭，官员们没有敢于不悲哀的，就是因为太子亲自带头这样做。’上级有什么爱好，下级必然比上级更加爱好。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风；小人的德行，好比草。风往哪一边吹，草就跟随着往哪边倒。办理丧葬的事情，完全取决于太子抱什么态度。” 然友再次向太子汇报了孟子的话。 滕文公说：“是啊！这事确实在于我要怎样办。” 于是滕文公居住在用土砖砌成的草棚，即丧庐之中五个月，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和禁令。这样一来，官员们，亲族们都表示赞成，说滕文公很懂得丧礼。到了举行葬礼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滕文公面容很凄惨，哭泣得很悲痛，使得来吊丧的人都表示满意。（二章：“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干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 以上在邹国发生的几件事，均约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
2.
由邹至鲁，不遇鲁平公而归邹
孟子大约在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由邹国到了鲁国。据《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平公是鲁景公的儿子，名叔。鲁平公十二年相当于秦惠王死的那年，即周赧王四年（公元前
311年），因此，鲁平公元年是由此年往上推十二年，即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按此推算，与《孟子》文义相较合。孟子到鲁，正是鲁平公初即位之时。 孟子听说鲁平公即位后，任用他的得意门徒乐正子即乐正克，来治理国政。孟子听说之后，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孟子·告子下》记载了这事。当时弟子公孙丑与孟子还有一段对话： 公孙丑说：“乐正子坚强吗？” 回答说：“不是。” “有很聪明的计谋吗？” 回答说：“不是。” “见闻多知识面广吗？” 回答说：“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听说鲁君用他治理国政，就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回答说：“他的为人很喜欢采纳好的意见。” “喜欢采纳好的意见，就足以治理国政吗？” 回答说：“喜欢采纳好的意见，用它来治理天下都足足有余，何况是仅仅治理鲁国呢？假若是喜欢采纳好的意见，那么四面八方的人都会不顾千里遥远的路程，来将好的意见来告诉他；假若不喜欢好的意见，人家就会学着他说话的样说：‘啊啊！我早就知道了！’这种声音和模样，早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有知识的人被拒绝于千里之外，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就来了。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居住在一起，国家要想治理好，哪能办到呢？”（十三章：“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孟子以为在鲁平公身旁有乐政子为内应，会见鲁平公，在鲁推行他的“仁政”主张，一定不成问题。但是，事实与孟子的想像正相反。他到鲁国的都城曲阜之后，连见鲁平公一面都没有办到。《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鲁平公将要出门，身边所宠幸的小臣臧仓请示说：“平时国君出门，都必定告诉管事的人去什么地方，而今车马都准备好了，管事的人却不知道上哪儿去，因此特来请示。” 鲁平公说：“我将要去会见孟子。” 臧仓说：“为什么呢？国君怎么能够有失身份去拜访一般人呢？你认为孟子贤德吗？贤德的人办事应该符合礼仪，而孟子办他母亲的丧事比从前办他父亲的丧事过于隆重。这样的人未必贤德吧。因此你不要去会见他了。” 鲁平公说：“好吧。” 乐正子去见鲁平公，说：“国君为什么不去会见孟子呢？” 鲁平公说：“有人告诉我说：‘孟子办他母亲丧事比从前办他父亲的丧事过于隆重。’因此我不去拜访他了。” 乐正子说：“为什么呢？国君所说的过于隆重是指什么呢？是指的从前以士的身份，办父亲的丧事，而后以大夫的身份，办母亲丧事吗？从前办父亲的丧事摆设供品用三个鼎，然而后办母亲的丧事摆设供品用五个鼎吗？” 鲁平公说：“不，我指的是棺椁和衣衾的好坏。” 乐正子说：“这就不是所说的过于隆重了，而是前后家境贫富不同罢了。” 乐正子去见孟子，说：“我本来已经和国君说好了要来见你的。但是，一个国君宠幸的小臣臧仓阻止了他，因此他就没有来。” 孟子说：“一个人办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力量在支使他；能办成功，是这样。不能办成功，也是这样。能不能办成功，还是只凭人力所能办到的。我不能和鲁平公相见，这是由于天命啊！臧仓这小子怎么能使我和鲁平公不相见呢？”（十六章：“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在鲁停留期间，鲁国打算任用慎滑釐为将攻伐齐国。慎滑釐是个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孟子曾和慎滑釐辩论，反对这场战争。《孟子·告子下》记载： 鲁国打算任用慎滑釐为将军。孟子说：“不教育民众就用他们去作战，这就叫做坑害民众。坑害民众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能相容的。就算你能一打仗就战胜齐国，占领南阳，即便如此，也是不行的。” 慎滑釐突然不高兴地说：“这就是我所不明了的了。” 孟子说：“我明白告诉你。天子的土地有方圆一千里；若是不足方圆一千里，就不够接待诸侯。诸侯的土地有方圆一百里；若是不足方圆一百里，就不够用来奉守宗庙里的重要文献书籍。周公被封在鲁国，其土地该是方圆一百里；土地并不是不够，但实际上要少于一百里。姜太公被封在齐国，也是该方圆一百里也；土地并不是不够，但实际上要少于一百里。而今鲁国有方圆一百里的五倍，你以为有圣王兴起，鲁国的土地该在减少之列，还是在增加之列呢？不用武力、白白地拿那国的土地给予这国，有仁德的人尚且不干，何况使用武力杀人的办法来求得呢？君子侍奉国君，只须要引导国君走正大光明的路，并且有志于仁罢了。”（八章：“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从孟子的语气看来，对鲁平公印象并不好。鲁平公又不愿见他，再呆在鲁国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孟子便回到了邹国。 《孟子·告子下》记载一段孟子关于反对战争的议论，很可能就是从鲁国打算用慎滑釐为将要夺取齐国的南阳，为触发点而发出的感慨： 孟子说：“而今侍奉国君的人都说：‘我能够为国君开拓疆土，充实粮仓钱库。’这在而今可以称得上好的臣下，但在古代，这就叫做贼害民众的人。国君不趋向于道德，其志向也不在于仁义。在此情况下，设法使他富裕，这是富裕了夏桀那样的暴君。有人说：‘我能够为国君邀约同盟的国家，每次打仗都能取得胜利。’这在而今可以称得上好的臣下，但在古代，这就叫做贼害民众的人。国君不趋向于道德，其志向也不在于仁义。在此情况下，为他去勉强作战，这是帮助夏桀那样的暴君。顺着如今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现在的风俗习气，即使把天下都交给他去治理，他也是一天也坐不稳的。”(九章：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
3.
由邹至滕，打算在滕推行“仁政”
孟子由鲁归邹后，考虑到滕文公在宋时两次来拜见他。滕定公死后，滕文公两次派人来问丧礼，并且都按照孟子的话认真地实行了。因此孟子认为滕文公很贤德，虽然滕只是个小国，但是只要真正实行“仁政”，再推而广之，也是能够达到他的目的的。于是他在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
322年）的十月之前到了滕国。 据《竹书纪年》记载：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在魏惠王改元后十三年（周显王四十七年，即公元前
322年，《资治通鉴》列于周显王四十八年，即公元前321年）四月，“齐城薛”，即在薛筑城，在同年十月。关于封田婴于薛与将在薛筑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哩！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载： 齐威王封田婴于薛（今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楚怀王听说后大怒，准备派兵讨伐齐国。齐威王知道后有点害怕，就想停止此事。谋士公孙闬对田婴说：“封于薛的事能不能成功，关键看来不在齐威王，而在楚怀王。我能说服楚怀王，使他比齐威王更加希望你封于薛。”田婴说：“那就拜托你去一趟楚国吧。”于是公孙闬去对楚怀王说：“鲁国、宋国服从于楚国，而齐国并不服从，是因为齐国大，而鲁国、宋国小。为什么只得利于鲁、宋这样的小国，而不讨厌齐这样的大国呢？齐国分出薛这块土地来封给田婴，就可以使齐国削弱啊！希望大王不要阻止这件事。”楚怀王听了觉得有道理，说：“好。”于是才不阻止封田婴于薛。齐威王这才把田婴封于薛。田婴死后谥号为靖郭君，因此文献记载又称田婴为靖郭君。当时田婴是齐相。《战国策》又记载：田婴将要在薛筑城，门客好多人都来劝阻。田婴下令凡是来谏阻的都不要放他进门。有个齐国人请求见田婴，说：“我只说三个字就行了。如果多说一个字，就请把我扔进开水锅里煮了。”这样田婴才答应见他。那人进去后，只说了“海大鱼”三个字，转身就走。田婴说：“先生不必这样嘛！”那人说：“我不敢用死来开玩笑。”田婴说：“过去你说的多说一个字就扔进开水锅里煮了的话，算你没有说。现在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那人说：“你没听说过大鱼吗？鱼网不能网住它，钩子也不能钩它上来，可是，一旦失去了水，则蝼蛄蚂蚁都能去欺侮它，把肚子吃得饱饱的。而今齐国就好比是你的水，你若是长久地有齐国作依靠，哪里还用得着薛呢？你要是失去了齐国，虽然把薛城筑得像天一样高，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田婴说：“好。”于是没有筑城。《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滕文公问孟子“齐人将在薛筑城”，应该怎么对付？正是指田婴将要在薛筑城的事。由此可见，孟子在齐国打算在薛筑城之前，已经到了滕国了。孟子回答滕文公说：“过去周太王（古公亶父）居住在邠（即豳，音
bīn，在今陕西枸邑县西），少数民族狄（獯鬻）人来侵略，他就离开那儿搬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的箭括山）居住。这不是太王主动选择的地方，实在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假若努力实行仁政，则后世子孙必定可以称王于天下。有德行的君子创立功业，是可以一代一代继承下去的。至于能否成功，还得依靠天命。你如何对付齐国人呢？只有努力实行仁政罢了。”（十四章：“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孟子由邹带着他的弟子们来到滕国时，住在一家上等旅馆里。在旅馆的窗台上有一只还没编成的草鞋，旅馆里的人寻觅时找不着了。有人问孟子说：“是不是跟随你的人把它藏起来了呢？” 孟子回答说：“你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偷草鞋来的吗？” 那人说：“大概不是吧。” 孟子说：“我分设科目进行教授，对学生采取去的不追问，来的不拒绝的态度。假如他是诚心诚意来求学的，我就接受他罢了。”（三十章：“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曰：‘殆非也。’‘夫予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以上这个故事记载于《孟子·尽心上》。 孟子在滕国与滕文公有许多对话，讨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问题。上面已经说过的孟子与滕文公论齐国将要在薛筑城，该如何对付，就是其中之一。孟子这种思想是一贯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滕文公问道：“滕是个小国，处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该服事齐国呢？还是该服事楚国？” 孟子回答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能力所能办到的。你非要我讲不行，那么，我可以讲一种办法：把护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墙筑得很牢固，和民众一起坚守它，民众宁愿牺牲自己也不会离开，那就可以有所作为了。”（十三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又有一次，滕文公问：“滕是个小国，尽力服事大国，但是，仍然难免于被侵犯或遭到灾祸。该怎么办才对呢？”孟子回答说：“过去周太王居住在邠，北方的少数民族狄人侵犯他，太王送皮袍子和丝织品去侍奉他们，还是不能免除祸害；太王又把狗、马送给他们，也未能免除祸害；太王再送去珍珠宝玉，仍然不能免除祸害。于是太王集合当地的年长的人，告诉说：‘狄人所希望的是要我们邠这里的土地。我听说：君子是不会因为养人的土地而反被人祸害的。大家何必害怕没有君主呢？我将要离开这里。’于是太王离开邠，越过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在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的箭括山）之下定居。邠地的人说：‘太王是仁德的人啊！不能抛弃他。’于是大家像赶集一样纷纷跟随他来到了岐山。” 孟子认为太王迁居是一种办法，有人还提出另一种办法：“这块土地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应该世世代代保守着它，我不能随便就抛弃它，应该用生命来保卫它决不离开。” 孟子要滕文公在以上这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十五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孟子关于“仁政”主张的具体内容，在《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一章讲得最为详细（三章）： 孟子对滕文公谈如何治理国家，主要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孟子提出了“恒产”论，即使民众有固定的产业。孟子说：“关心民众”是最迫切的事。《诗·七月篇》说：“白天割来茅草，夜里搓成绳索，赶快修缮房屋，来春好播百谷。”民众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有固定产业的人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假如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会违法乱纪，无恶不作，等他犯了罪，然后又施加刑罚，这是陷害民众。哪里有仁德的人在君位上而做出陷害民众的事呢？因此贤德的国君必然是谦恭、节俭、礼貌待人，而且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阳虎说：“要致富就不能仁爱，要仁爱就不能致富。” 第二、孟子谈古代的赋税制度，以提供滕文公参考，而孟子是主张实行“助”法的。他说：“夏代实行每家种田五十亩，以五亩的收入上贡国家的‘贡’法，商代实行每家种七十亩，以七亩的收入上交国家的‘助’法，周代实行每家种一百亩，以十亩的收入上交国家的‘彻’法，三种赋税制度，形式虽然不同，其实都是十分抽一的税制。‘彻’就是‘通’的意思，即在不同情况下进行计算，但仍然是贯彻十分抽一的税率；‘助’是借助的意思，是借助民众的劳动力以耕种公田。古代的贤人龙子（有人认为即是《列子·仲尼篇》上所说的龙叔）说：‘赋税制度中最好的是助法，最不好的是贡法。贡法是按照若干年收入的总和除以若干年而得出一个常数，来收取赋税，因此，丰收之年粮食收获多，谷物到处都是，就是多收一点税，也不算多，但是并不多取；灾荒之年粮食收获还不够明年的播种和施肥的费用，但是仍然必须收足那个常数的税。’一国之君等于是民众的父母，却使民众终年辛勤劳动还不能够养活爹娘，还逼着民众去借贷来交纳够一年的赋税，迫使一家老小抛尸露骨于荒郊野谷之中，这怎么还说得上是民众的父母呢？至于世袭的贵族官员，都有一定的田租收入，这种制度，在滕国早已实行了。而民众为什么就没有一定的田地收入呢？周代的《诗·大田篇》说：‘老天爷下雨啊，先下在公田里，然后再落在我的田中。’从这首诗看来，就是周代也是实行助法的。”（） 第三、孟子认为，使民众生活有了保障之后，要提倡教育，他介绍了古代学校教育的情况，并指出教育的目的。他说：“应该开办‘庠’、‘序’、‘学’、‘校’这样的机构来对民众进行教育。‘庠’就是教养，‘校’就是用礼乐来教导，‘序’就是陈列实物以进行教育。各地办的学校，夏代称为‘校’，商代称为‘序’，周代称为‘庠’，至于大学，三代都称为‘学’。教育的目的都是要使民众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种行为规范。在朝廷中当官的人都明了了，民众就自然会亲密团结在一起。就是有圣王兴起，也会来学习和仿效的，这样就可以成为圣王的老师了。” 孟子还引用《诗·文王篇》歌颂周文王的诗句：“周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而国运却充满了新的气象！”来鼓励滕文公，希望他努力实行仁政，使国家万象更新！ 滕文公听了孟子论述了“仁政”的三方面主要内容之后决定在滕国推行。但是对实行“仁政”的最基本的井田制度还搞不清楚，于是又特地派大臣毕战向孟子请问井田制的详细情况。 孟子回答说：“你的国君将要实行仁政，特地选派你来问这个重要问题，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干啊！实行仁政，必须从划分井田的边界开始。井田的边界要是划分不准确，井田的大小不平均，按井田来征收赋税以作为俸禄的多少，就会不合理，所以暴虐的国君和贪官污吏必然破坏井田的边界。井田的边界既然划分准确了，分给每户人家田地和官吏从井田的赋税中该得多少俸禄，要制定出一套办法来就十分容易了。 滕国土地狭小，虽然如此，但既有官吏，又有民众，是具有实行“仁政”条件的。要是没有官吏，就不能管理民众，要是没有民众，就没有人供养官吏。我希望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城内实行十分抽一的赋税。卿大夫以下到士都有供祭祀的圭田，每家五十亩。除每户有一个劳动力分给田百亩之外，如果还有剩余劳动力，就再分给田五十亩。不管死后埋葬，还是因休耕而迁居，都不出乡界。同在一乡共一井田的各家，早出晚归，相互友爱，维持治安，彼此帮助，若有疾病，互相照顾，这样民众之间就亲爱和睦了。 井田制的具体办法是：方圆一里，九百亩田地，为一井，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其中二十亩为住宅园圃，每家两亩半，公田实为八十亩），其余八家每家一百亩作为私田，八家共同耕种公田，先把公田耕种好之后再去干私田的活，这就是劳动者与官吏的区别。 以上就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至于如何去修改完善它，这就有待于国君和你了。”（） 孟子比较集中地讲了仁政的具体内容，特别是井田制，就是以上回答滕文公问如何治理国家与毕战问井田制这两段话。这是我们研究孟子政治思想的主要材料。 战国中期，土地兼并激烈，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很普遍。孟子认为这样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必须“为民制产”，使农民有固定的产业。其办法就是实行井田制。看来孟子认为井田制仅能施行于滕这样的小国。对齐、魏等大国，他并未提到“井田”。他只说给农民“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与《汉书·食货志》上李悝所说的“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是一个意思，与《荀子·大略》记载：荀子主张一户农民“五亩宅，百亩田”是完全一样的。这在当时是社会的一般情况，不是孟子所独创。 孟子在滕所主张的井田制中，农民的私田百亩是“恒产”，这种固定的产业，即土地是不买卖的。他和唐代的“均田制”性质类似，是一种国有土地。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男性主要劳动力在十八岁以上的，每人一顷，即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作为口分田，十二亩作为永业田。”其中口分田是主要的，它是唐王朝“租庸调”的依据。为了保证“租庸调”的收入，所以禁止买卖口分田。《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条明文规定：“那些出卖口分田的人，卖十亩地处以笞刑，即用杖打十下，卖二十亩加倍处罚，处罚最多的用杖打一百下，对买方将土地归还原主，还要将卖方所得的钱财没收，便不再追究了。”除了卖口分田之外，土地买卖是受法律保护的。孟子主张的“井田”，其中农民“私田百亩”的土地与唐代“均田制”的口分田相类似；其中的两亩半的房宅园圃、或“五亩之宅”，就相当于“均田制”的永业田。不过孟子认为，这种土地也是不能买卖的。孟子的“井田”与唐代“均田制”虽然不同，目的都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
4.
对许行、杨朱、墨翟的抨击与离开滕国
孟子在滕国时，正好农家许行从楚国到滕国。许行大约生活在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
390年）之前，与孟子是同时代人。他的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他的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他是楚国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说的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就是许行，但是证据不足。《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是农家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农家的材料还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同书《爱类》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也有部分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农家和许行的参考。孟子与许行的弟子陈相有过一场辩论。孟子用社会分工的理论，反对许行的“君民共耕”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五章）： 有位主张神农氏学说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求见滕文公说：“我是个来自远方的人，听说国君实行仁政，愿意得到一处住房，成为你的一个老百姓。”滕文公给了他一所房屋。他的弟子有几十人，都穿粗麻织的衣服，以打草鞋和编席子的收入维持生活。 儒者陈良的弟子陈相与他的弟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国君实行圣人的仁政，这就称得上圣人了，我愿意成为归顺于圣人的老百姓。”陈相在滕，见到了许行，非常高兴，对他所主张的农家的学说很佩服，于是完全抛弃了儒家学说而成为许行的弟子。 陈相见到孟子，告诉孟子他从许行那儿听到的话：“滕的国君诚然是贤德的君主，但是，还没有听说过真正的道理。贤德的君主应该与民众一块儿耕种，然后吃饭，自己做饭吃而且治理国家。而今滕国有不少粮食仓库和装钱财的府库，这就是损害民众而奉养自己，哪儿还说得上贤德呢？” 孟子说：“许行必定亲自种植粟子然后才吃饭吗？” 回答说：“是的。” “许行必定亲自织布然后才穿衣服吗？” 回答说：“许行穿粗麻织的衣服。” “许行戴帽子吗？” 回答说：“戴帽子的。” 孟子说：“戴什么帽子？” 回答说：“白颜色的帽子。” 孟子说：“是自己织的吗？” 回答说：“不是，用粟交换的。” 孟子说：“许行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回答说：“因为自己织就妨碍耕种庄稼。” 孟子说：“许行用锅和甑做饭，用铁农具耕种庄稼吗？” 回答说：“是的。” “这些东西是自己制造的吗？” 回答说：“不是，用粟米交换的。” 孟子说：“用粟米来交换锅甑和农具的人，并不损害制造陶器和铁器的人；制造陶器和铁器的人，也用锅甑、农具来交换粟米，难道这样交换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行怎么不自己制造陶器铁器，而什么东西都储备在家中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这些东西都用粟米与工匠交换呢？许行为什么这么不怕麻烦？” 回答说：“各种工匠所做这么多的事，当然不可能同时又去耕种庄稼。” 孟子说：“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就可以同时又耕种庄稼吗？有‘大人之事’即负责治理天下，进行教化的；有‘小人之事’即从事于农、工、商的。而且一个人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的。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自己亲自制造，这样干就是率领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如国君，治理民众，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被国君所治理。被治理的民众养活别人。治理民众的人被民众所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原则。 当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平定，洪水泛滥成灾，野草树木生长旺盛，粮食作物却没有收成，飞禽走兽危害民众，它们的足迹遍于中国。尧独自为此忧虑，推举舜来进行治理。舜任用益为火正之官，掌管火，将山野沼泽用火焚烧，禽兽纷纷逃跑躲藏。禹又疏通九河，使济水、漯水流入大海，挖掘汝水和汉水，治理淮水和泗水，引导它们流入长江，这样中国才能够有条件进行耕种，于是才有吃的。那个时候，禹在外治水八年，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也没有进去，他这样忙碌，虽然想去耕种田地，难道可能办到吗？ 后稷教民众种庄稼，栽种稻、黍、稷、麦、菽等五谷杂粮，成熟后，民众就能得到养育了。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有做人的道德。吃饱饭，穿上暖和的衣服，成天呆着没事干，又不进行教育，就与禽兽差不多了，圣人又对此很忧虑，于是任用契为司徒之官，教育民众，使其懂得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父子之间有骨肉般的亲密，君臣之间有礼义作为标准，夫妻之间互相恩爱而又有男女的差别，兄弟之间有尊卑次序，朋友之间有相互信任。尧说：‘督促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又提醒他们警觉，并加以教育。’圣人为民众考虑如此周到，哪里还有进行耕种的时间呢？ 尧以不能得到舜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不能得到禹、皋陶作为自己的忧虑。而以耕种一百亩田地并不容易为自己忧虑的是农民。分给别人钱财叫做恩惠，教别人做好事叫做忠，使天下得到出色的人才的叫做仁。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是容易的，而使天下得到出色的人才却很困难。孔子说：‘尧作为天子，很伟大啊，只有天最为伟大，也只有尧才能取法于天，尧的圣德广大得无边无际，使民众不知用什么言辞来称赞它才好！舜也是伟大的天子啊！他得到了天子的地位，却并不享受它。’尧、舜这样治理天下，难道不用心思吗？只不过没有用于耕种庄稼罢了。 我听说只有用华夏的礼仪教化来改变边远的少数民族，没听说过用边远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来改变华夏的。陈良原是楚国人。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从南往北来到中国进行学习，北方的学者，没有能超过他的，他可以称得上是豪杰之士了。你们兄弟作他的弟子已经几十年了，老师死了，你们竟然背叛他！。过去孔子死了，弟子们都守丧三年，三年以后各自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向子贡告别，相对而哭，大家都痛哭失声然后才回去。而子贡却回来，在墓旁重新修了一间小屋，一个人在那里又居住了三年，然后回家。过了一些时间，子夏、子张、子游，以为有若面貌与孔子相像，想用尊敬孔子的礼节来尊敬他。而且还勉强曾参也这样做。曾参说：‘不行。孔子的志向犹如用江、汉之水洗濯过，在夏天的太阳下曝晒过，没有比他再洁白的了。’而今许行这南方的蛮夷之人，说话怪腔怪调，却来反对先王之道。你背叛你的老师而向他学习，与曾子相比差别太大了。我听说，那鸟只有飞出深暗的山谷而迁往高大的乔木，没听说过离开高大的乔木，迁往深暗的山谷去的。《诗·鲁颂·閟宫篇》说：‘戎狄是该攻击，荆、舒是该惩罚。’像楚国这样的国家，周公都要攻击它，你却向许行学习，这真是越学越变坏啊！” 陈相说：“按照许行的学说办事，则集市上同一种货物没有两种价钱，国内没有虚假，即使让小孩到集上买东西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匹、丝织品长短相同价钱就一样；麻绵、丝绵轻重相同，值钱就一样；粮食的多少相同，价钱就一样；鞋的大小相同，价钱就一样。” 孟子说：“世上各种东西的质量不相同，这是万物的本性。或者相差一倍五倍，或者相差十倍百倍，或者相差千万倍。你却把它们同等看待，这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质量差的与质量好的鞋同一样价钱，做质量好的鞋的人，难道愿意干吗？按照许行的学说办事，是率领大家去干弄虚作假的勾当，哪里能治理好国家呢？” 孟子与陈相的辩论，反映了孟子对农家的批评态度。许行主张的“君民并耕”说，包含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正确思想，但是他把社会分工也反掉了。孟子正是抓住这个弱点来驳斥许行的弟子陈相的。许行的价格学说只注意到货物的数量，如长短、多少、大小等，而忽视了货物的质量。孟子则强调了同种货物的质量相差悬殊很大，在生产它们时所付出劳动的多少相差也很悬殊。他认为许行把不同质量的货物规定相同的价格，就会造成混乱，使质量高的产品没有人生产，而且会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 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问题，孟子的弟子也不很明白。《孟子·尽心上》就记载了公孙丑请教孟子这样的问题： 公孙丑说：“《诗·伐檀》说：‘不白吃饭啊！’，但是有学问的‘君子’不耕种庄稼，仍然吃饭，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有学问的‘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里，他的国君用他，就能国家平安、富裕、尊贵而且荣誉；青少年跟随他学习，就懂得孝敬父母、敬兄爱弟、忠于国家、对朋友守信用。‘不白吃饭啊！’，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事更重大吗？”（三十二章：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公孙丑与孟子的这一问一答，与孟子批评许行的“君民并耕”说，内容是一致的。师生之间的问答也发生在滕国孟子与陈相辨论的前后。 孟子与弟子公都子论反对杨朱、墨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好辩。此事也在与陈相辩论的前后。 在战国初、中期，杨朱、墨翟及他们的学派，势力相当大，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墨子大约生于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
480年），死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先是学儒，后来背叛了儒家，创立了墨家学派。墨翟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曾作过宋大夫，但是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他作过工匠，被人称为“贱人”。墨子也自称是“北方之鄙人”。可见他社会地位低下。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也是一个科学家的集团。他们在数学、物理、医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 墨翟提出了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杨朱大约生于周安王七年（公元前395年），死于周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
335年），与商鞅同时而略早。刘向《说苑》说他有“三亩之园”。杨朱善于辩论，他主张“为我”，但是又反对“侵物”，即主张不损害别人。孟子说杨朱的“为我”是拔身上的一根汗毛就对天下有利，他都不会干。杨朱认为人人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了。他还主张首先把个人的事办好之后，有余力才来办国家的事。按照杨朱的思想，必然会导致“无君”论。在春秋战国之交，以鲁国为中心，出现了儒、墨显学之争，两家的势力大体上看还能平分秋色，不相上下，到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了儒、墨显学的对峙局面，而成为鼎脚三分之势，而杨墨两家的矛头都指向儒家。儒家的势力露出了衰颓之势，因此孟子大为叹息。他大声疾呼，要人们起来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公都子问孟子说：“人家都说先生爱好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爱好辩论吗？我是不能不辩论啊。人类社会的产生已经很久了，总是一个时期太平，一个时期混乱，当尧的时代大水横流，在中国到处泛滥，蛇龙出入于这块土地上，而民众没有安身之处，原来在低下地方的人，在树上筑巢居住，在高原上的人便挖洞穴居住。《尚书》说：‘洚水警戒我们。’这里说的洚水，就是洪水。尧派大禹治水，大禹挖地为渠，使洪水流往大海，驱赶蛇龙到有水草的大泽之中；水从河床中流走，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危险阻隔既然没有了，害人的鸟兽也消失了，然后人们才能够在平原上居住。 尧、舜死后，圣人之道衰落了，残暴的君主一代一代出现，破坏房屋来作为深池，使民众没有安身之地；破坏农田来作为园林，使民众吃不饱穿不暖；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又逐渐兴起，园林深池、草泽多了，飞禽走兽也就来了。到商纣的时候，天下又大乱。周公帮助周武王诛杀了商纣并征伐奄国，三年后又杀了奄国的国君，把商纣的大臣飞廉驱赶到海边，并将他杀戮，共灭了五十个国家，把虎、豹、犀牛、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天下民众都很高兴。《尚书》说：‘周文王行王道大显光明，周武王继承王道启发后人功烈伟大，使大家都行正道而没有缺点。’ 后来，太平之世衰落，王道微弱，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又起来了，有臣下杀死国君的，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孔子为此恐惧，于是写作史书《春秋》，写历史著作，对人有表扬、有贬谪，本是天子的职责，所以孔子说：‘知道我的是因为我著了《春秋》，指责我的也是因为我著了《春秋》。’ 春秋战国时期明君圣主不出现，各诸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在朝的士人随意评议朝政，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甚至形成这样的局面，在各种主张中要不是杨朱学派的，就是墨翟学派的。杨氏的主要学说是‘为我’，只重视自我，这种学说是无君论，目无君主。墨家的主要学说是‘兼爱’，爱天下一切人，而没有亲疏厚薄之分，这种学说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如果心中既无君主，又无父母，那就和禽兽一样了。鲁国贤人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美的肉，牲口棚里有强壮的马，而民众面有饥饿的颜色，荒沟野岭有饿死者的尸体，这是率领野兽而吃人。’杨朱、墨翟的学说要是不停息，孔子的学说就不会发扬光大，这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心，而使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了，这是导致率领野兽来吃人和人吃人的严重后果。所以我感到恐惧，要出来捍卫圣人的学说，尽力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驳斥那些荒谬的议论，使主张这种学说的人站不住脚。那些荒谬的学说，从心里产生出来，就会危害于事业；危害于事业，就会危害于政治。如果圣人再出来，也会赞同我这番话的。 过去大禹治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等少数民族地区，驱赶猛兽入森林，而使民众得到安宁；孔子著成《春秋》而叛乱的臣下和不孝的儿子就有所畏惧。《诗·鲁颂·閟宫篇》说：‘戎狄是该攻击，荆、舒是该惩罚。这样就没有人敢来抗拒我了。’像杨朱、墨翟这样目无父母、目无君主的人，是周公所要惩罚的。我也要端正人心，消灭荒谬的学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以继承大禹、周公和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难道是爱好辩论吗？我是不能不进行辩论啊！能够以言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人，也可以说是圣人的门徒了。”（第九章：“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在滕国回答了弟子公都子上述的问题，而对弟子滕更所提出的问题却不予回答，因此使公都子产生了疑问。原来因为滕更是滕文公的弟弟，当时也投在孟子门下求学，因为他是滕贵族，所以没有恭敬地执弟子之礼。孟子便不回答他的提问。《孟子·尽心上》记载： 公都子说：“滕更在你门下，向你提出问题，按礼是应该回答的。而你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倚仗自己的贵族的身份来提问，倚仗自己有贤才来提问，倚仗自己年纪大来提问，倚仗自己曾经有过功劳来提问，倚仗自己与老师有交情来提问，这五种情况都不该回答。滕更占了这五种中的第一第二两种，所以我不回答他。”（四十三章：“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在滕国住了三年。滕文公对他很尊敬，他也试图在滕国推行其“仁政”主张。但是，滕毕竟还是一个小国，在战国七雄中没有地位，其影响很小。他的“仁政”主张还是难以实现。这时，魏惠王因被齐国打败，很想重振旗鼓，恢复过去的霸主地位，因此谦恭礼贤，并以优厚的待遇招徕人才。于是孟子在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
320年）离开了滕国，来到梁国的都城大梁（今开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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