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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3000.net/sunkaitai ¶ 孙开泰历史与文化研究网站
阅读提示：中医有着久远的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被视为我国的国粹。但是，当中医和现代科技相遇之后，却受到多方质疑和批评，包括鲁迅在内的名流也对中医有过“非议”，那么中医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学问”？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有着什么样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本文从多方面论及了时下人们对中医的“疑惑”和“关切”。需要提醒诸位的是，据统计，目前国际中医市场百分之九十的份额是由日本和韩国把持的，甚至有媒体指出：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向日本和韩国“学习”中医…… 孙开泰 1940年5月生，四川纳溪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先秦思想史，现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研究。1963年8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1963年10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春秋战国思想史》（专著）、《吴起传》（专著）、《中国哲学史》（专著）、《齐文化概论》（第九章）、《孟子事迹考辨》（论文）等。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今天我跟大家共同探讨传统文化与中医，感到非常荣幸。 在当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中，传统文化与中医的关系为人们所关注。在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同志们。 我大体上从七个方面来讲。先讲一下这七个方面的标题：第一，中医与传统文化相浮沉；第二，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第三，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怎样形成发展的？第四，为什么要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中医的“医道”；第六是讲，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根基-----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的来源是阴阳家邹衍的天人合一思想；第七个问题，讲中医在反思中力求发展-----关于中西医结合-----是西化还是东归。西化就是全盘西化，东归就是回归到中医的基础方面来。——不是西化，而是东归。 第一，中医与传统文化相浮沉。 中医由《内经》开始，它大体上是战国后期或者汉初形成的。由此而到明清时期的温病学说，其发展两千多年，可谓历史悠久。但中医的发展是缓慢的。现代医学界多认为中医不科学，而西医才科学。其实这种说法是否认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的论调。这在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1]表现最为突出。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2]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封建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以与时代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社会精英们好多都留学西方，深受甚至文化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和中医，没能分清优秀、与糟粕，未冷静思考，采取全盘否定 “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这就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误解，而且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传统文化被简单的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其精华被人遗忘，糟粕却被无限夸大。 请看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就曾把中医的辨症论治当作“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 [3]认为中医治病是凭空想象，任意捏造。鲁迅也对中医用药进行辛辣讽刺，他举出：“经霜三年的甘蔗，” “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等等；还说：“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4]鲁迅这些讲法比较偏激，他东赴日本学西医，其初衷，与他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是有直接关系的。 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确是难以招架，因盲目自大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加之在国难当头之际，使中医的发展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中医的发展虽然缓慢，但在这个反思的大潮中，中医与传统文化却是相浮沉的。这是由两者是互为表里的亲密关系所决定的。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理论体系不同的生命科学，学术形成的区别在于中医学是经验的归纳而西医学是实验的演绎。从理论构建来看，中医学采用宏观形象而西医学采用微观观察；从思维方法来看，中医学应用辩证思维而西医学应用逻辑思维；在认识方法上，中医学是取类比象而西医学是实体解剖；在知识应用上，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核心而西医学以辨病论治为基础。中医是治疗病的人，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西医是治疗人的病，病是各种各样的病，它不是一个整体，是分割开来的。 中医理论是从宏观的、哲学的角度去认识事物，诊断结果是透过现象推导本质，而治疗是针对推导出的本质而改变现象，所以，两者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决定了两者的基础的差异。西医学以数学、物理、化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其对感性知识的获取能力；中医学以文学、历史、哲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思辨思维能力，培养其对理性知识的认知能力。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清华大学讲康德的《论崇高感和优美感》辅导课时，他说：
林语堂说过“西方人的脑子生下来就是有一把手术刀的。”即他们是搞解剖的。“西方人总喜欢把问题肢解成破碎的片断，然后用逻辑推理和演绎。可惜的是，问题总是有机的，当把它分割之后，就往往破坏了它天然的结构与联系。”
这是西方思路的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或许，西方人反过来倒应该责怪亚理士多德给他们圈定了这许多的科学门类和条条框框，限制了他们思维的灵活。这些条条框框太多了，他们的思维就不灵活了。中国凭借自己自然而有机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应有的辉煌，在轴心时代就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与整个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能力。譬如中医，那是激发人本身的免疫能力来达到治病健体的目的。这有什么不好？现当代涌现的基因理论、基因疗法，不也是通过改变人体自身的自然结构进行治疗吗？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就靠感觉和对有机大局的把握，有着这样伟大的思路，不该令人骄傲吗？
说到天人合一，他认为，“古今中外一切哲学讲到最后，每一家每一派没有不是指向天人合一的，就是要人生宇宙最后打成一片。天道人道终究不可能不是一以贯之。也可以说，凡不如此，就不是哲学。如果说，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那么，我想，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骄傲。”
我们要弄懂中医，就要明白中医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那么，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呢？这里要介绍一下我的一篇文章，《论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17]。
第二，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即主要是阴阳、道、法、名、墨、农、兵等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精华于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广而言之还包括中医以及书法、艺术等各个方面。它是一个整体，如果只强调某一个方面，那就有问题。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以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为指导来进行研究，这比只进行局部研究要好得多，深刻得多。只作局部研究容易导致彼此之间争论不休，从而把我们的智慧引向兄弟之间的相互攻击，造成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中所说的“窝里斗”的内耗。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怎样形成发展的？
传说时代的历史，这里不多说。夏商周以后，到了东周，即春秋战国，这是比较重要的时期，在思想与社会领域里都有重大变革，春秋中后期出现了孔子。由孔子整理传统文化的典籍，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史称为“六经”。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其依据主要的文献典籍，就是孔子整理的六经。
为什么传统文化由孔子来整理呢？请看当时的历史背景。西周初年，由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一整套礼乐制度。我们所说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就是由此而来的。后来周天子地位衰落，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弄到不可收拾，只好迁都洛阳。在此过程中，周王室史官纷纷逃散，大量文献典籍流失，“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原来属于王官的学者流落到民间，从而形成诸子百家。孔子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最为突出的人物，他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功绩主要是整理传统文献典籍“六经”。他继往开来，不仅继承传统文化，而且对开创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起了促进作用。
另一个至今我们都受益的是孔子开创“私学”，即否定“学在官府”的民办的学校。它在当时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大改革。孔子“有教无类”，大量招收不同阶层的学生。他的弟子又发展成其它的学派，从而促进诸子百家的争鸣。
百家争鸣的开端，不是孔子和老子之争，而是孔、墨之争。老子年长，孔子很虚心地到老子那里拜访求教。老子非常和蔼地接待孔子，他不是好斗的人。这一点郭店竹简《老子》残卷反映得很清楚。老子的学说，因为没有广泛传授学生，没有像孔子那样大的影响。他最终归隐于西方，只在出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的要求才留下了《老子》五千言(《道德经》)。
关于孔、墨之争。墨子的老师叫史角，也是儒者，学习儒家之业，但是他后来认为儒家烦琐礼节很难施行，特别是“厚葬”、“久丧”浪费财物，使民众贫困，办丧事还要花许多时间，既损伤人的身体，又妨害从事生产。所以，他背弃周代烦琐礼节和“厚葬、“久丧”的习俗，而用夏代的“节财”、“薄葬”、“简服”(三月之丧)的简朴精神。儒、墨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对立，例如：1、爱有差等与“兼爱”。2、“罕言利”与“交相利”。3、“天命”论与“非命”。4、不重鬼神与“明鬼”。5、“厚葬”与“节葬”。6、重乐与“非乐”，等等。
百家争鸣，争鸣的是什么？根据是什么？其实都是对孔子整理出来的《诗》《书》《礼》《乐》《春秋》六经的不同理解。墨家主要在科学上如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和逻辑学方面有着重的研究。法家主要在对法律、耕战问题很偏重。名家主要在名实问题上、逻辑学上有独到的见解。阴阳家主要在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哲学，对天、地、人，其实都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兵家主要是对兵法、战略、战术等有专门研究。而儒家则比较全面。
正因为如此，百家中有很多家是由儒家派生出来的。大致可以这样说，儒家首先分化出墨家。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在魏国的西河讲学，产生了法家的领袖李悝，他作《法经》，形成法家。到战国中后期，由思孟学派的后学弟子邹衍，在思孟学派五行说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阴阳家。后来阴阳家影响到燕齐方士，到汉代而创立道教。
儒家作用和影响，在诸子百家争鸣中地位已经十分明显。
这样诸子百家总的来源都是六经，即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整体，不管是哪一家，虽然在政治方案上有不同的区别，但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往、或者叫斗争、争论，最后导致的是各家的融合。
这个融合大致上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战国的西河之学，西河之学主要是法家，也是融合其它家。然后是战国中期的稷下之学，它以黄老之学为主体，然后把其他之学兼容并包，《管子》则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最后是秦国的咸阳之学，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是咸阳之学的结晶。它是典型的杂家，把诸子百家都容纳了进去。这样，百家争鸣结束了，大一统产生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百家争鸣的结果是百家思想的融合，是各家都认识到大一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秦国的咸阳之学，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趋于融合的反映。《吕氏春秋》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有初步的规模。但秦始皇并不采纳吕不韦的建议，而是用法家思想与军事力量强制性地完成了统一六国。因为他只重耕战，不要文化，用法家的残暴统治，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从而在短短的15年里就暴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很快就葬送了秦帝国。
在总结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后，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使在长期战乱中被破坏的生产得以恢复，一旦这一目的达到后，黄老的“无为而治”也就结束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综合创新，它所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道、法、墨、名、兵、农、阴阳各家的精华，再加上后来历史的发展，吸收了佛教思想，还有道教，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当然广义的说，还包括中医、书法、艺术以及有地方色彩的文化。
这里特别要指出，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以后，传统文化对佛教不是采取排外的办法，而是用儒学的思想去改造佛教，创建了禅宗。禅宗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佛教的一大流派，原来印度的佛教倒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流派。这就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
第四、为什么要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即辩证思维方式。它把人与宇宙视为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是《易》的反映。也可以说，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易》。《易传》的乾、坤两卦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顺应自然的发展，自我强盛。“厚德载物”就是包容的精神。即使西方的文化进来了，我也能容纳，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例如我们把外来的佛教改造成中国的佛教——禅宗。
文化与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文化即是民族的灵魂，要是民族文化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有很高的文化，有自己的历史，文字等等，其强盛时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是这个党项族早已消失了。原因是蒙古人打败了西夏，虽然没杀掉所有的党项族人，但是却消灭了西夏族的所有文化，包括文字、典籍、语言、音乐，服饰、民俗，宗教，就连寺庙都捣毁，甚至连瓦片也敲碎……。党项族因为没了文化载体，失去了民族的凝聚力，被其它民族同化，这个民族就消失了。文化没有了，民族也就没有了。如果主张全盘西化，那么中华民族也就会消亡。因此，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中医的“医道”。
《易传·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而“器”是具体的东西。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道”重视的是运动过程和状态变化，对“道”的认识，必须理性与直觉，要用系统的方法，若以语言来描述，则多用类比概念，描述事物本质“象”是什么。“器”是装东西的器具。重视的是物质结构的性用和功能。而对“器”的认识，必须借助物理、化学等手段，要用还原的方法，若以语言来描述，则多用具体概念，明确说明事物的本质“是”什么。
中医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因为中医的根基是中华传统文化。否则中医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出现危机。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上面已经讲过，即求“道”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西方人认为，人是机器，可以把它拆来折去、任意分割。中医则显然不同，据《易传·系辞》说，“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按照性、味、声音、方位等进行比较，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比较，在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建立了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第六，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根基。
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来源是什么呢？是阴阳家邹衍的天人合一思想。因此我们要先讲阴阳五行是怎么来的。阴阳家的创始人邹衍，师从孟子的再传弟子。可见阴阳五行学说来自于儒家。这在学术上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可以参见我最近出版的《邹衍与阴阳五行》[5]。
思孟学派的哲学思想是五行说。它是从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演变过来的。即有从天上的五星到地下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么一个变化过程。原始的五行就是指天上的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镇星）等五星，与金木水火土，毫无关系。《尚书·甘誓》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重大臣，是足以引起‘天怒人怨’大罪的，所以‘奉天命’讨伐他。后来人们觉得用两个字来命名天上的五星，麻烦和不方便，才把常用来称呼五材的水、金、火、木、土，来代替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五星的称呼。这样才有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之称。后来地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也借用天上的五行来称呼。这才固定下来，把金、木、水、火、土，称为五行。[6]
战国中后期齐国人邹衍在稷下学宫创建阴阳五行学派，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阴阳家。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邹衍的师承关系，以及相关的问题。
一、邹衍师从孟子的再传弟子----五行学说的发展
约在公元前３２４年 （ 周显王４５年）邹衍出生于齐国的一个中小贵族家庭。虽然他的父母亲都难以考证了，但是根据笔者最近的读书心得，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邹衍与孔子同姓子，孔子为孔氏的后代，邹衍是邹氏的后代。 据唐林寳撰《元和姓纂》卷五：“邹，子姓，宋愍公之后，正考父食邑于邹，生叔良纥，遂为邹氏。齐有邹衍、邹忌。”又据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卷六十二：“邹范阳商音，子姓，宋闵公之后，正考父食邑于邹，生叔梁纥，以邑为氏。”将上两文大意译为现代汉语：邹为子姓，是宋闵公的后代。因为正考父食采邑在邹，生了儿子叔良纥，从此时起就改为邹氏。齐之邹衍正是其后代。由此看来，邹衍与孔子同姓子，孔子是孔氏（从孔父嘉开始），邹衍是邹氏（从正考父生叔良纥开始）。因而可以说邹衍的祖辈是从邹迁移到齐来的。也正因如此，邹衍最初研习的是儒家学说，就更在情理之中了。邹衍出生时正好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３３年左右，此时的 说到这里，还有必要把齐威王前后的齐国形势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姜齐桓公时，从陈国逃到齐国并当了管理手工业官吏“工正”的贵族公子完，把自己的陈姓改为田氏，随后在齐国的势力一天天发展起来，逐渐控制齐国的政权。最后在公元前３８６年（周安王十六年）齐国发生了“田氏代齐”，即姜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田和被周天子封为诸侯，改称齐太公和元年。到周安王二十三年、齐侯剡五年（前３７９年），齐康公死去，姜氏从此也就灭亡了。
公元前３５６年齐威王继位。此时齐国国力远不如三晋强大，常常受到魏、赵、韩等诸侯国的攻伐，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说明齐国政治经济经状况很不景气。齐威王刚刚即位时喜好声色，常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改变。在邹忌、淳于髡劝说下，齐威王开始变法改革，立志使齐国富强起来，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 邹忌辅佐齐威王进行的改革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实行法治，严明政纪。先从整肃吏治，考核官吏，明赏罚，树清廉之风入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广开言路，揭露弊政。第三、以人才为宝，选贤任能。从而使其他诸侯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不敢对齐国用兵。
齐威王为了大量招来各诸侯国的人才还创建了稷下学宫，并在此广招各诸侯国的学者，又采用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因此使战国的“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阶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更为兴盛。大儒孟子因为与齐宣王对讨伐燕国的战争有严重的分歧，而使矛盾越发激化，终于在公元前３１２年（齐宣王九年）燕国人反叛齐国以后，离开齐国回到邹国。此时邹衍约１２岁，在齐。如此说来，邹衍不大可能直接成为孟子的学生。
《盐铁论·论儒》引御史的话说： “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 即邹衍用儒家的思想学说来求得诸侯录用，但不能成功，他就改变办法，用五德终始的学说，说服诸侯终于达到目的而扬名天下。可见邹衍最初学习儒家的学说，深深地为其学说所折服。思孟学派对邹衍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的思想归结为“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
即用儒家仁义节俭，处理好君臣上下六亲各方面的关系。这些很符合儒家的宗旨。由此可见，邹衍在稷下学宫上学 在稷下学宫，邹衍形成了他的“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包括天地人的阴阳学说，反映了阴阳家试图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做出解释。“天人合一”即是阴阳家沟通人类与自然界而虚构出来的一座桥梁。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思孟学派也是一致的。而他的五德终始之说，与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也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知道，孟子两次来稷下学宫，带来了思孟学派的五行说。
关于子思、孟子的五行说，过去学术界搞不清楚，对荀子《非十二子》批评思孟五行说不可理解，自从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简称《马王堆帛书》，庞朴给它名之曰《五行篇》），据庞朴研究，帛书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而《孟子·尽心下》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 魏启鹏撰《马王堆汉墓帛书<德行>校释》[9]，该书以德行释五行，把庞朴称为《五行》的叫做《德行》。认为它“属于子思学派的作品，而成书年代早于孟轲。”
李学勤说：“简中《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 [10]。“《缁衣》等六篇”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即《五行》是《子思子》的一篇。他又明确说：“《五行》应为子思自作。”[11]
我赞同《五行》为子思的著作，是《子思子》的一篇。这里的五行说，即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是指：“仁”、“义”、“礼”、“智”、“圣”。据《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就是“德之行五”。“仁”体现於内心道德的是“德之形”，不体现於内心道德的是“行为”。即一是内在的，一是外在的。除“仁”以外的“义”、“礼”、“智”、“圣”也都是如此。五行相“和”称为“德”。五行中缺少“圣”之行，叫“四行”, 这“四行”相和，称为善。善，是属于人道的范畴。即仁义礼智四行为人道。五行和之德，属于天道。五行怎么缺少一行呢？是因为君子心中要是无忧，由此而使之心中无“智”。因为心中无“智”，所以心中也就无娱悦，心中无娱悦，则就会表现出不安的神情，有不安的神情，则心中就不快乐，不快乐就会导致无德。因为“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只有五行和才能称为德。也就是说五行少了一行会造成无德的后果。在这里作者显然认为天道高于人道，德要高于善。
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有区别。它是五行说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道德领域里的五行。这对邹衍将五行说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发展领域的五德终始的历史观，无疑起了颇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看到邹衍受思孟学派思想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齐鲁文化的交融。
[if !supportLists]>二、 邹衍的“天人合一”思想
――对天、地、人“三才说”的运用与发展
邹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从他对时间与空间来推衍而形成的：从他顺推的五行相生说，主要讲天（大自然）；逆推的五行相胜说，主要讲人（人类社会历史）；从他由小推到大，由近推及远的“大九洲”说，主要讲地（地理）；可见其包罗万象，十分丰富。这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天、地、人“三才说”的运用与发展。
关于天地人“三才说”，是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经常讨论的问题。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有一焉。”（《老子》第25章）在老子看来，道、天、地、人为四大，其顺序人排在最后一位，可见人的地位在老子看来，在道、天、地、人四者之中极为次要。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从人、地、天、道、自然的顺序来看，人是最低层次的。
其次论及天地人“三才说”思想的是春秋后期的范蠡。他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国语·越语》）即要保持满盈的就赞成天，要使自已稳定而不被颠覆的就赞成人，要省事而不想招惹麻烦的赞成地。又说：“圣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谓天平地平，以此为天图。”（《越绝书·外传·枕中》）即有圣德的人上能知道天，下能知道地，中能知道人，这就是能禀赋天地平和，用这个来图谋天。在这之后，《黄老帛书·经法·六分》说：“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同之，而有天下。”即取得统治天下的道理，不仅要懂得天，而且要懂得人，还要懂得地。要懂得天地人三者参同在一起，这样才能取得天下的统治大权。《鹖冠子·度万》认为，天文、地理与人相同，所以说：“知无道，上乱天文，下灭地理，中绝人和，治渐终始。”即知其无道，上则乱了天文，下则灭了地理，中则断绝人和，这样他的治理国家就只见头与尾，而缺乏中道。看来道家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不如儒家讲得明确。《孟子·公孙丑》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已经透露出人在天地人三者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思想。而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参。”（《荀子·天论》）而且在天地人三者中，他明确地说：“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可见儒家比道家更注意人在天地人“三才说”中的地位。韩非受荀子的影响，他也有“人为贵”的思想。他说：“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
（《韩非子·解老》）即聪明智慧与先天的素质有关，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则靠人后天发奋，凭借着眼睛来观察，以耳朵来倾听，依托着天生的智慧来思考。这里韩非也很强调人后天的努力。
《易传·说卦》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即使天能成立的基本道理（法则）是阴与阳；使地能成立的基本道理（法则）是柔与刚；使人能成立的立道理（法则）是仁与义。”《易传·系辞下》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集解》本作三才，《说卦》也作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三才之道也。”即将“天道”，“人道”，“地道”，这“三材”以两相乘，所以得“六”。认为“六”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三才”的思想。因为它是从三材演变出来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认为，这话是说：“《易》卦六爻乃象天地人三才，上五两爻象天，四三两爻象人，二初两爻象地。” [12]由此可见《易传》关于天地人的论述比以上诸家的说法更为具体。
邹衍的哲学思想也包括了天地人的广博内容，这可说是受老子等道家，以及儒家孟子思想的影响。在老子那里，天地人是比较抽象的。到《易传》较为具体，而在邹衍那里要比老子更充实得多。甚至比《易传》更具体得多。其天地人的学说，已经具体化为五行相生说，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的地理说。这是邹衍对天地人“三才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邹衍“天人合一”思想对屈原的影响
邹衍的思想影响了同时代的屈原的思想。屈原（约公元前３４０－前２７８年）战国中后期楚国贵族、诗人，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天问》是反映他哲学思想的代表著，载于《楚辞》。它总结了上古至战国初中期，特别是邹衍关于天的认识，并对荀子的《天论》有直接的影响。而对东汉王充的《谈天》、《说日》，唐代柳宗元的《天对》、《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等都有相当的影响。这就奠定了屈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13]这里我们要作简单述叙：
屈原的《天问》反映的思想，是继往开来的，他大约相当于邹衍与荀子之间。也可以说是屈原继承了邹衍以前的关于天论的思想，而开启荀子的《天论》之说。
《史记·屈原列传》、《楚世家》明确记载，楚怀王十八年，屈原出使齐国。当时邹衍是有名的稷下先生，正在稷下学宫。屈原当然要到稷下学宫会见邹衍等有名的学者，与他们探讨当时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邹衍的天、地、人学说就是在这时为屈原所接受。而在他的《天问》中明显反映了出来。
关于天地是怎样形成的？即宇宙的发生论问题：《天问》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关于上古的开端如何形成？这是谁传说下来的？“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地还未形成，依据又是什么？“冥昭瞢暗，谁能极之？”黑夜与白天未能分辨，一团混沌状态，谁又搞得清楚？“冯翼为像，何以识之？”在天地未生成之前，只有大气充满，这种无形的样子谁又能认识呢？“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关于天地生成的种种传说，他都明确不信。他认为：关于天地未形成以前的恍惚状态，是荒诞的人传说下来的。“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所谓开天辟地的巨神鸿灵，那是混乱不堪的传说，并不值一谈。屈原对于创世说也持否定态度，他问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创造人类的女娲的奇形怪状的身子又是谁造出来的？屈原明确提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地人三者的结合，本源是什么？又怎样变化？
这些正是讨论的宇宙发生论的问题，也是邹衍所研究的专长。王逸释“三合”为天地人三者的结合，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春秋战国思想家们经常讨论天地人的问题。当然，进一步说，“阴阳三合”当指气与阴阳的结合。《谷梁传·庄公三年》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即单独有“阴”是不会产生什么，单独有“阳”不会产生什么，单独有“天”也不会产生什么，只有阴、阳与天三者结合以后才能产生新的东西。这是说天与阴阳三者汇合而后产生万物。这与《湘夫人》记载：“乘清气兮御阴阳”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里所说的“清气”实是指天。《国语·周语》说：“气无滞阴，亦无散阳。”也是讲气与阴阳的关系，只是从另一角度来说明罢了。总之都是说明“三合”是气与阴阳三者的统一。这也正是屈原所说的气与阴阳为“阴阳三合”。我认为这样屈原就把稷下先生邹衍等的思想从总体上给予发挥，以提问的方式表达出来。这里要说一下《内经》有 “三阴三阳”之说， “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三阴三阳划分的依据是阴阳之气的多少盛衰。《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阴阳之三者，何谓?曰：气有多少，异用也。”气的多少盛衰的不同，对生命的作用也不同，所以就用三阴三阳来表示。这与屈原的阴阳三合当也有密切的关系。
邹衍是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深观阴阳消息”，即专门研究阴阳消长的道理。而《天问》说：“天式从（纵）横，阳离爰死。” “天式”即天的法式，“天式从横”即讲阴阳消长之道。具体说是“阳离爰死”，即阳气离开人的躯体，人就会死亡。这种思想明显来至邹衍。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易传·说卦》）这反映了邹衍的学说的核心。就是说，阴阳是天道的根本。也可以说邹衍天论的核心是阴与阳。这是解开邹衍是阴阳家代表人物核心秘密的一把钥匙。这与屈原的“阴阳三合”之说不正好相符吗？
屈原从地理上讲“九州”，《天问》问道：“九州安错，以谷为（wu 乌，深也）。”即九州的地势错综复杂，禹又如何划定？而川谷为什么那么深？又《离骚》也讲到：“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有其女？”这与邹衍的“大九州”地理说当然不会没有关系。
四、邹衍“天人合一”说的评价与对否认中华传统文化没有科学的批判。
过去的《古史辩》派，主要是 同时我们通过一段传统文化的研究，说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没有科学，而是很有科学。不过这是与西方人所说的科学不相同的一种科学。是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科学。邹衍与阴阳家的思想里，自然科学很丰富。对宇宙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邹衍的自然哲学模式，与《周易》和老子的哲学思想，都充满了自然哲学的精彩内容。那种说中国没有哲学的说法只是无稽之谈。何祚庥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全然无知。因为他不知道《墨经》里记载着高深的光学，物理学。他也不知道我院历史所已故的研究员 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成都的都江堰，是李冰按照传统文化的办法来建造起来的，到现在，几千年了还在发挥它的作用。你说那个水利系统不科学？没有道理，世界上哪一个灌溉系统有那么长的历史？都没有。这是按照中国人的思想建造的，那是科学的。这实际上是和西方的科学不一样的科学。
那种说中华传统文化里归纳法没有，演绎法也没有，两个方法辩证的综合方法也没有。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从上面我们已经讲过的邹衍对天地人三者的认识，他的天论与历史观的形成，大九州说的推测，其思想方法是什么？这种把天地人相通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辩证的综合方法，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思想方法。 杨振宁曾经批判说《周易》没有科学，实际上，阴阳五行就是科学。它是怎么来的呢？阴阳，它是根据太阳照射地球而产生的，是以月亮绕地球的时间等来说的。你说这科学不科学？你说我们的历法科学不科学？历法就是产生《周易》的一个前提。四象就是四季， 如果这不是科学，那么世界上就没有科学。为什么说西医是科学？只有西方的那套是科学？这是把科学的定义弄太狭隘了。杨振宁这个人我知道一点，它对传统文化没有好好研究过，因为他出生的环境不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他在外国，没有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你要说传统文化里没科学，这就不对了。“中国没有科学”这种讲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综合创新”，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人任重而道远！
五、中医理论忠实地发展了阴阳五行的学说
我小孩时读《医学三字经》：“医之初，本岐黄，论大略，分阴阳”。“分阴阳”是放在最前边的。中医的阴阳失调致病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阴阳的平衡是相对的、只存在动态平衡，却没有绝对、永久的平衡。人体生理过程体现出阴阳的不断此消彼长，也就是有盛有衰，当然这是在一定限度内实现的。在中医看来，人要在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才能保持正常生理活动，若是遇到外界致病因素影响，造成人体阴盛于阳，或者阳盛于阴，就可能生病。这便是中医说的“阴阳失调”。《内经》记载：“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善于诊断的医生要观察人的气色，通过把脉，首先要区别是阴症还是阳症。《内经》治病的原则是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平”就是使人体阴阳保持相对和谐与平衡。
中医抓住了阴阳，再把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五脏与金木水火土五行配合。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史上，《易传》解决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将天地人三才以两相乘得“六爻”，上五两爻象天，四三两爻象人，二初两爻象地。在原始五行说基础上，思孟学派把五行发展为仁义礼智圣，应用于伦理学领域。邹衍把思孟学派伦理学的五行发展为人类社会历史领域里五德终始的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五行的要害是阴阳，从而掌握了开启五行之门的钥匙。而《内经》把阴阳五行与人体心肝脾肺肾五脏相结合，发展为中医学领域里的阴阳五行，成为治病的医学理论-----生命科学。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所以中医是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离开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医；中医是和传统文化相浮沉的。传统文化地位高，中医的地位就高；传统文化地位低，中医就受到贬斥。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根基就在这里。
第七，中医在反思中力求发展——关于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是西化还是东归？ 如何让中医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中医研究院的院长 人们把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否定以及后者的自卫往往称之为“科玄之战”。这个“玄”不是玄学，其实中华文化的精髓是“道”而不是“学”，更不是什么“玄学”。“道”和“学”是包含的关系。并非谁要挑起论战，而是科学主义已经占领了与之不相容的各个领域，中华文化、中华医道。这是说中医被科学主义弄得非常狼狈。
20世纪中医曾经三次对科学主义进行挑战：二三十年代官方要废止中医，广大中医界人士奋起论争，在理论上发扬中医传统，并主动地吸收西方科学知识，从而实现“中体西用”的理想。50年代，在中医改造的路线下面，中医界又一次进行抗争，老中医纷纷撰文阐述中医理论，特别是论证阴阳五行、经络的正确性。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以西医解释中医的倾向。80年代，中医挑战科学主义的春天，中医的理论还有蓬勃发展的趋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振兴中医的观点，说中医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体系的改革，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再一次出现与文艺复兴一样的改革。不过时间也不是很长，中医现代化的浪潮仍然是很大的。中医的发展不是用简单的现代化可以解决的，现代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仅仅是吸收西方科学一些可吸收的优秀的东西，不是用西方的东西来取代中医，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保持中医的基础理论，在此前提下，吸收西方科学来发展中医是对的，但是如果片面的强调科学化而否定中医的基础理论，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现代化把中医吃掉了。
总之，中医的发展缓慢的问题还有不少。我这里说一点，就是说中医的发展缓慢和传统文化是没有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中医发展的起点和根据。中医和传统文化是相浮沉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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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在北大听讲座》第16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 月第1版第89—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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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开泰 （sunkt95@126.com） 上传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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