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的生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

1老子的生平

关于老子的生平，已很难确考。司马迁著《史记•老子列传》时，已经搞不清楚。他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人。据《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实际上老子与孔子虽为同时代人，但比孔子年长许多。据《史记•陈杞世家》说楚惠王杀陈涓公而灭陈，这一年正好是孔子死之年，即公元前479年。即便是老子长寿，其主要活动也当在此之前。因此，应该说老子是陈国(今河南东部即开封县以东和安徽一部分，即亳县以北一带)人，而不宜说是楚人。陈国始建于周武王时，第一位国君是胡公满。他是虞帝舜的后代，姓妫氏。周武王灭商之后，找到舜之后代妫满，封于陈，以奉舜之祀。这就是胡公满。参见《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

老子生活于春秋后期，他是东周王室的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索隐》认为，即“周藏书室之吏也。”又说《张苍传旷老子为柱下史”，意思是“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又《庄子•天道》说老子是“周之征藏史”。可见“守藏室之史”与“柱下史”、“征藏史”，虽然名称小有不同，但其函义实质是一样的。《礼记正义•曾子问》引《论语》郑玄注，说老子是“周之太史”。大约守藏室之吏与太吏所司的职责是相同的。《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聘于鲁，到太史氏那儿去看书，见到《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太史是管理藏书的，至少保管有《易》和鲁国历史书《鲁春秋》等。据王国维考证，“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又说：“史为掌书之官”。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而太史除了管理藏书外，还管理天文历法。据《周礼注疏》，贾公彦疏以为太史为“日官”，“以其掌历数，故云日官”。总之，作为史官的老子，具有丰富的知识，其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因此，老子当是贵族出身。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任史官时，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后来老子见周王朝衰败，遂弃官而走，“莫知其所终”。

关于老子弃官的原因，可能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东周王朝内乱有关。卫子朝(周王子)在周景王死后，与景王、敬王争夺王位而内战。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晋国的知跞、赵鞅领兵接纳周敬王，于10月16日在滑地起兵，11月11日晋国的军队攻下■。召伯盈(原王子朝之党羽)见势不妙，赶走了王子朝。于是王子朝及"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带着周王室的典册书籍而逃奔楚国。身为吏官的老子是管理这些典册书籍的，既然典册书籍已被带到楚国，他已经无事可作，因此弃官而走，也在情理之中。有人据此而又证之《庄子•天道》子路的话中有老子“免而归居”，可说明老子弃官之后曾回到陈国故乡隐居。此后。才在过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上下篇而西去。此事已很难洋考，存此一说以备查考。《庄子•寓言》记载：“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即阳子居(杨朱)往南游到沛(即彭城，今之徐州)，而老子向西打算到秦国，两人相遇在梁国的郊野。金德建据《庄子•养生主》说，“老聃死，秦失吊之”，以为“失”为“吏”之误，秦失即秦国史官。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见《先秦诸子杂考》一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9页。由此推之，老聃可能死于秦国。但是否确实，也还是难以肯定。

《史记•老子列传》还记载了老莱子。并说“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的周太史儋，有人认为即是老子，又有人说不是，世人都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因此，后来对老子其人多有异说。一般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的老聃，也有人认为老子即是《左传》中所记的老阳子。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也有人认为老子“是杨朱、宋鈃后的人，已到战国的中叶”。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老子之成书年代》，载《史学年报》1卷4期，1932年6月。

2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

老子既是周的史官，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班固的诸子均出于王官说，又当别论。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他列举了《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史官属于格言形式的话，并将16条有关材料与《老子》相对照。比如“《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这些话，显然是《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的语意所本。”……从这些材料的对比中，说明《老子》的语句，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可见，《老子》与史官的知识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老子为陈国人。陈国近楚国，后来被楚国灭亡，成为楚国的一部分。春秋时陈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但陈文化也受楚文化的影响。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把老子看成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史记•楚世家》说，楚国是周成王时“封熊绎楚蛮”，在丹阳(今秭归县东)建立起来的国家。楚起初仅是一个小国，爵位为子，在五等爵中属于很次的地位。它地处江汉流域，当时南方是所谓“蛮夷”之地，受西周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的影响比较小，与邹鲁迥然不同，与三晋和齐也大不一样。楚国后来势力逐渐发展，不断开拓疆土，以江汉流域为中心，北面势力到达黄河，南面到南岭，西面有巴蜀，东面与吴越为邻，以至于可以和周王室对抗。

楚国的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发生巨烈的变化。白公胜曾在楚国进行改革，但遭到失败。后来楚悼王又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改革，打算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但是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时间仅一、二年，因楚悼王死，吴起遭到旧贵族的杀害，变法完全失败。此后贵族势力又占了上风，因此楚国的封建化过程较缓慢，政治上没有多大的起色，最后被秦所灭亡。但是楚国在文化上却很有特色，与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区别。

由于楚国自然环境复杂，有大江大河、云梦大泽，人们容易看出自然界变化多端，又无法解释，从中产生出神秘的思想。因此，楚国的迷信、巫术、神仙、鬼怪之类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很多，极富于浪漫色彩。如《庄子》记载：“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庄子》卷十下《天下》。还有屈原《天问》中提到那么多关于自然界的问题。这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思想，在鲁国是很难产生的。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经过陈、蔡等地遇到一些隐士，如长沮、桀溺、荷■丈人等。《论语》十八《微子》。陈、蔡一带部属于楚文化影响的范围，这些隐者即是道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他们中有的很可能原来是贵族，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仅保有小块土地，类似自耕农的地位，以自食其力。他们对政治上的前途已经失去信心，而把思想的注意力集中到对自然天道方面的追求上去。它与儒家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为主的学说相反，而是以研究自然界为主的学说——道家的学说，其中老子和庄子就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宋人，也属于楚文化影响的地区。老子的学说中还有不少政治方面的内容，即所谓君人南面之术。道家发展到庄子，则几乎完全抛弃了政治的内容，而是要反归于自然界。

老子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陈国受楚文化影响有一定关系，但是不能把这方面的作用说得那么绝对。其实老子的思想渊源，来自史官方面的知识，倒是相当主要的。这些知识是殷周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老子思想的产生是殷周的传统文化与南方陈、楚文化结合的结果。

(二)《老子》的成书

《老子》的成书与老子其人一样，也是学术界争议很大而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过去多认为《老子》非春秋时老子所著，而是成书于战国。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认为，《老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即是“环渊所著的上下篇”。金德建《〈老子〉四论》认为韩非的《解老》、《喻老》是古本《老子》注释。因此，凡是《解老》、《喻老》所征引的，便是战国中期人老聃亲著。把其余的认为是“后增部分”出于战国中期以后，其写作者是道家学派中人在一段较长时期中，逐渐增加而成。载《先秦诸子杂考》，第54—73页，中州书画社会1982年版。

我们认为，既然春秋确有老子其人，而他在退隐之前曾为关令尹喜著有上下篇。他确有著作，因此《老子》当是老聃所著。不必拘泥于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之说。蒋锡昌《老子校诂》书未附《古代引老经最早之人考》，说最早引用《老子》的是春秋末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叔向。其事见于刘向《说苑》卷十《敬慎》记载。叔向引用了老子的话：“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这两句话分别出自《老子》四十三章和七十六章。可见，“老子之书已为孔子同时及其近时人所见”。《老子校诂》，第476—477页，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也认为，《论语》中的“无为而治”、“有若无，实若虚”等语本于《老子》《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其成书与今天不同，它有一个过程。往往是有人草创，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有人补充而逐渐趋于完善。《老子》一书也如此。老聃所作的上下篇，已具有了《老子》一书的基本内容，在流传过程中掺进了一些战国时代的文句。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道篇》“万乘之王”等等。大致可以说，它最后定型于战国中期。

(三)老子的思想

1政治思想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即治理大国就好象烹小鱼一样，放在锅里不要多动它，否则小鱼就烂了。《老子》第五十九章认为统治者“治人事天，莫若啬。”《老子》第五十七章。即治理天下，要爱惜自己的精神，不要使用智慧，而要“无为而治”。《老子》第六十五章认为，“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若把政治搞得混乱不清，人民群众反而变得质朴。如果政治上搞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明，人民群众反而多生诈伪。因此，《老子》第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他反对儒家、墨家的政治思想的结果。他对“周礼”十分熟悉，也深知其虚伪性，正如《老子》第三十八章说：“夫礼者，忠信之簿而乱之首。”加上春秋以来“乐坏乐崩”的趋势已难挽回，所以老子反对儒家用“礼”来进行统治。同时，他对“法治”也是深恶痛绝的。《老子》第五十七章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越明确，盗贼反而越多。(按：帛书《老子》作“法物滋彰”。)对墨家的尚贤，老子也是反对的。《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还反对“尚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无为而治”。老子所谓的“无为”，从反面来说也就是“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

老子这种主张，正是他没落阶级立场的反映。他提出的“无为而治”，毕竟是从剥削阶级立场出发的。因此，它仍然还是一种统治人民的办法。只是要求统治者采取温和的手段，好使人民自觉地老老实实地服从统治。老子的“无为”是建议统治者用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人民群众的手足，要他们无所作为，不能有丝毫反抗。

不仅如此，老子还进一步提出一套愚民政策。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六十五章。即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要使人民聪明，而是要使人民愚昧，成为《老子》第3章所说的“无知无欲”的人。这样就便于统治了。

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方案。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就是要倒退到原始社会去。由此看来，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十分保守的。

但是，老子的政治思想也有积极的一面。他所谓的“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老子》第六十四章说：“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老子认为，要有所为，必须选择容易办到的时机去办。比如对于乱子，在未出乱子以前进行防治，就比较容易；已经出了乱子，再来治理就难办了。因此，他主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六十三章。老子以这种“有为”的思想作为“无为”思想的补充，其思想是深刻的，是符合朴素辩证法的。

老子还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他指出当时的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他同情下层人民，《老子》第七十五章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人民群众的饥饿是由于统治者加重对他们的税收造成的。老子甚至直接攻击当时的统治者是“盗夸”，《老子》第五十三章。即强盗头子。《老子》第五十三章指责他们：“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财货有余。”即朝堂上打扫得十分整洁，而田野里都是一片荒芜，仓库里非常空虚；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饱食精美的饮食，占有多余的财富。老子还警告统治者采用镇压政策，他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

老子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揭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因为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在当时社会中往往处于劳动者的地位，如《论语》中所记的隐者长沮、桀溺等人，因而能够同情劳动人民。同时，他也是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发泄对新的封建制度的不满。

2经济思想

关于老子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对它研究的还不够。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认为，“在中国古代，首先发现商品概念的是老子”。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9页。他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老子的经济思想，是很精辟的。因此，我们采用其说，简要论述如下：

我们在老子政治思想中已经讲到，他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即倒退回原始社会。这种社会是没有商品经济的。老子的经济思想不是要促进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而是使它向后倒退。

老子是如何来认识商品与非商品的差别的呢?《老子》第十一章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是说车轮由三十根辐条插入车轴中而外接轮圈所构成。因为插轴之处(“毂”)有空的地方(“无”)，所以才有车的作用。用泥土做成器皿，因为中间有空的地方，所以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窗户以建成房屋，因为中间有空的地方，所以才有房屋的作用。从以上三个例子归纳起来说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般将这句、活解释为，因为有，所以给人以便利；因为无，所以给人以用处。而侯外庐则将这里的“有之以为利”的“以为利”，释为“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形态，或交换价值”。依此说，则“无之以为用”的“以为用”则是指人类劳动生产品的使用价值。这就是说，“有之”即是指商品，“无之”即是指非商品。这样解释，是将第一章的“有”与“无”的对立，不是理解为“物理的、自然的属性，而是解释为社会的属性”。由于有这样的理解，所以同样一件人类的劳动生产品，就具有了两种价值。当它是按“无之以为用”的方式存在，因为它是非私有生产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即非商品，所以它只有使用价值；而当它是“有之以为利”的方式存在，因为它是私有生产品，即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卖(商品交换)，所以它除了使用价值之外，又具有交换价值。比如说车轮，不仅可以当车轮来使用，有其使用价值，而且在商品交换中，它还具有交换价值，可以与等量社会劳动的商品，比如器皿进行交换。而老子是不主张由“无之以为用”向“有之以为利”转化；而是主张社会倒退为只有“无之以为用”的状态，即“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形态。

在原始社会形态下，其生产方式是怎样的呢?老子说：“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这是说，在老子理想的社会里，管理国家的“圣人”只负责保管与民众签订的一式两份的契约(即合同)的左边一份(本来这种契约是可以向执右边一份契约的民众索取偿还的)，但并不向民众索取偿还。在老子看来，有德的人就是只保管着契约而已，十分宽厚，并不向民众收税，只有无德的人才利用契约向民众索取税款。有德的圣人管理国家，这样的管理者与民众就不会结怨恨。因此，这种契约关系双方是“无对立的合一”，《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85页。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合一，没有对立的关系。因为生产资料公有，人人都劳动，所以不必专以劳动要求于他人。这样是符合于“天道”，即自然规律的。因此，“天道”对于一切人都一样，没有亲疏厚薄，经常与善于人。

由于在无对立的社会里，人人都“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即从事生产劳动而不相争夺。因此，社会的管理很容易，就象《老子》第三章所说，“不尚贤”。

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劳动只是生产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品。这种生产品的量虽然不太多，以至于人们感到缺乏，但是大家使用它时都能爱护，不使其损坏。这就是《老子》第四十五章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该章又说：“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即社会的积蓄虽然不富裕，以至于人们感到不够用，但是人们劳动生产却能努力，而又不随便浪费积蓄，因而使用它还是不致于穷尽。

侯外庐认为，《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这里的“奇物”即是商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83页。商品的出现，必须要在社会上人们具有智巧与欺诈才能有可能。这里实际上是说商品生产的必备条件需要有社会分工，需要一部分人有机诈的谋利心理。他们的生产品不仅具有“自然的价值形态”，即使用价值，而且要它具有“超自然的价值形态”，即交换价值。也就是说，要从前面所说的“无之以为用”的方式，转化成为“有之以为利”的方式。

老子说：“既得其母，以得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第二十五章。这里的“母”当是原始社会，而“子”当是由原始社会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阶级社会。由“母”发展为“子”才是完成这种转变。不过老子是主张“复守其母”，即要恢复到原始社会，也就是“无之以为用”的方式。可见，老子反对这种转变。

因为商品的出现，所以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方面是原来的公有生产资料，转化为私有生产资料；这些私有资料的所有者掌握了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原有的生产者，转化为被人奴役的劳动者。这两方面再也不是“无对立的合一”，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由于生产方式改变了，所以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但是大部分生产者则越来越贫困。社会上出现了“弃人”，即被抛弃的人；也出现了“弃物”，即被弃而不用的物品。《老子》第二十章。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人过分的享乐腐化，即老子所说：“生生之厚。”《老子》第七十九章。同时出现了前面政治思想部分老子揭露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种种现象。因此，老子认为这只能是使社会产生“大怨”。他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老子》第七十九章。认为社会的“大怨”，即使去调和，也必然还会有“余怨”，怎么可以达到完善的地步呢?所以，老子采取了阻止社会向前发展的办法。即《老子》第十九章所说的“绝巧弃利”，要求回到“无之以为用”的方式去，把造成商品生产的那些条件通通消灭。商品不存在了，这就回到他所理想的社会——“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去了。反对商品生产，这就是老子最主要的经济思想。从社会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思想不只是保守，简直是反动了。

3.哲学思想

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建筑在他的天道无为的基础上的。老子的天道观抛开了传统的“天命”、“上帝”，而提出了“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老子》第三十五章认为，道是“视之而不见”，《老子》第四章又认为道是“搏之而不得”，即道看不见摸，不着；又是“寂兮寥兮”《老子》第二十五章。，即没有声音、没有形体；又是“平淡无味”，《老子》第十四章。最终归于静止的东西。《老子》第四章认为，“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即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比上帝出现得更早。正如《老子》第二十章所说“先天地生”，即它在天地之前就有了。老子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世界万物生成的过程是“道”首先生出“一”，“一”再分为“二”，“二”就是阴阳。“负阴而抱阳”，即阴阳结合，以达到“冲气以为和”，即生万物。《老子》第四十章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生于“无”，就是“道”生“一”。“有”就是“一”，“无”就是“道”。“天下万物生于‘有”’，就是“天下万物生于‘一”’。而“一”又是由“道”生出来的。这里，“道”是“无”，并非物质实体，然而它是第一性的，现实世界是第二性的。显然，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

但是，老子的“道”，又不完全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的“道”，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老子认为，“道”是一种混混沌沌的原始的未分化的物质。他说：“有物混成”。《老子》第二十五章。它是恍恍惚惚的，但“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它是窈窈冥冥的，但“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第二十一章。这是一种极微小、极精细、看不真切的东西。它有物、有象、有精，是信实的存在，而决不是无物、无象的虚无。而且它还有运动的属性，即循环往复地运动着。《老子》第二十五章说：“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老子如此解释“道”，显然又具有物质性。因此，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是二元论的、自相矛盾的，但其主要方面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当然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我们知道了老子哲学思想的这种特性，就明白为什么老子思想对战国以后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与唯物主义思想家都有影响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认识论，其基本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即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不望窗外就能认识“天道”，走得越远，知道的越少。所以，“圣人”不用行动就有了知识，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用做就能成功。很显然，老子认为认识是主观上先天就有的，它不依靠。感觉的经验．也不依靠社会实践。因此，《老子》第五十二章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即把认识和实践完全隔绝了。不仅如此，老子连理性思维对认识的作用也完全否认了。他主张通过神秘的直观来获得认识。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四十八章。即排除杂念，使心虚寂，坚守静观，这样就能在万物往复中获得认识。因此，老子反对学习。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学到的知识越多，对道的损害就越大。老子的这种认识论是他政治上的愚民政策的理论根据。

但是，在老子的认识论中，也还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如他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第三十八章。即所谓先知，并不是“道”的本质，而只是“道”的虚华，也是愚昧的开端。这里显然和老子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相矛盾。但是，我们不必回避这一点，这正是老子认识论中的积极的因素。

老子的天道观和认识论，其主要方面都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唯心主义体系中，却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老子从自己亲身经历中看到了社会是变化的，天地万物也是变化的。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正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变化在他头脑中的反映。

老子看到了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比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美丑、前后、刚柔、强弱、荣辱、祸福、大小、生死、智愚、胜败等等。而且对立的双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表明老子看到了矛盾对立面的统一。

同时，老子还看到了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某些现象。《老子》第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指出事物朝相反的方面转化，祸变成福，福也可以变成祸。但是，老子认为这种转化是无条件的，这就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庄子的相对主义就是发展了老子这方面的思想。

老子还看到了事物发展的量变方面。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但是，这种发展观点被他唯心主义的体系窒息了。他的发展观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即《老子》第四十章所说的“反者道之动”。他认为“物极必反”。但是，他并不积极地推动事物的发展，而是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使之适可而止，经常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他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七十六章。保持柔弱的地位，就能避免走向死亡，而且能够战胜刚强。这种回避斗争的思想，反映了老子所代表的没落阶级虚弱无力、害怕斗争的心理。

老子还把“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发展为“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阴谋权术和处世哲学。《老子》第三十六章。法家韩非的“术”，就是接受了它的影响。兵家往往用它来对付敌人，历代的统治者也用它来对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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