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一)齐文化的尚武精神与兵家始祖孙武

前面我们论述了孔子思想产生于鲁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若是把诞生于鲁文化基础上的孔子称为古代“圣人”，是指“文圣”的话，那么诞生于齐文化基础上的孙武，就是古代的“武圣”了。现将兵家始祖孙武产生于齐国的历史根源叙述如下：

1齐文化的尚武精神

齐文化与鲁文化相比，各具特色。鲁文化因为保存着大量的殷周典籍与礼乐文明，所以尚文，而齐文化则具有尚武精神的特点。齐文化与鲁文化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两者并没有形成对立的文化，而是互为补充。

齐国具有尚武的传统，可以说从姜太公开国以来就是如此。《史记》记载，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灭商，“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而且今存《六韬》一书，虽然成书在战国后期，但仍托名姜尚所作。

到齐桓公时，管仲对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进行改革，为齐国在军事上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霸主，使齐国成了当时军事上的头等强国，而且形成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尚武精神，直到战国时代仍然如此。

2兵家始祖孙武

孙武所处的时代在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他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掌握军事文献和有关的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总结春秋时代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写成《孙子兵法》这部伟大著作，成为兵家始祖。

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兵家而言的。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战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斗争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重要的事情是祭祀与带兵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一批军事理论家，这就是兵家。

为什么说兵家始祖是孙武呢?比孙武略早的司马穰苴也曾作兵法，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因为他官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后来在齐威王时，“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现存的《司马法》多讲古代军法制度，其内容与《周礼》所记往往相符合。我们可以看出是由稷下先生依据《司马法》与穰苴所作兵法整理而成书的。由此可见，比孙武的《孙子兵法》早的古《司马法》；主要内容是军礼、军制。上面谈到《六韬》成书较晚，只是托名为姜太公所作。真正讲军事理论，总结战争规律的兵书，应以《孙子兵法》为最早。宋代元丰年间，选定历代七部兵书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的军事教科书，就把《孙子兵法》列在首位，称为“兵经”，可见它在兵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思想史，特别是在战略思想上有突出的贡献，得到美同军事理论家柯林的高度赞誉。他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

(二)孙武的生平

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和《孙膑兵法》竹简之前，因为先秦文献对孙武记载不多，《左传》、《国语》、《战国策》均无直接的记载，所以竟有人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以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才证实了孙武、孙膑分别有兵法传世。《孙子兵法》确为孙武所著。参见兰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辩》，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其实，先秦诸子著作中，比如《尉缭子•制谈》、《荀子•议兵》、《韩非子•守道》、《吕氏春秋•上德》等都有对孙武的记载。秦汉时记载较先秦为多，见于《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及《新序》等书。另外，《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越绝书》也有孙武的记载。虽没有直接提到孙武，但对吴王阖庐伐楚等与孙武有关的战争及其家族，也是有记载的。

孙武(约公元前547—前485年)参见孙开泰：《孙武与齐文化》，载《石油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是齐国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明确记载。他出身贵族，其祖先是陈国公子完，后因陈国内乱，逃奔齐国，改称田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记载，田完的四世孙无字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田常，一个叫田书。田书因为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封采邑在乐安(今山东广饶县境内)。田书是孙武的祖父，孙武的父亲孙冯是齐卿，以田、鲍四族谋乱，“奔吴”。即因为齐国内乱，孙武随同父亲流亡到吴国。他结识了吴王阖庐的谋臣伍子胥，经伍推荐，孙武带着他著的《孙子兵法》13篇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不久，孙武辞去将军之职而隐居乡间。在伍子胥被杀时，他已经去世了。

(三)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兵法》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1朴素唯物主义与阴阳说

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他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要打胜仗就必须先知道敌人的情况。而对于敌人情况的了解，他认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知敌之情也”。《孙子十家注》卷十三《用间篇》。即不能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的方法，不能以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也不可凭主观臆测，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在孙武看来，天不过是自然之天，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他说，春夏秋冬四时没有固定的位置，一日的昼夜变化有长有短，月亮有圆有缺。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人们可以利用它来服务于战争。水、火都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孙子兵法》专门有《火攻》一篇。

《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主义，还表现在有阴阳说的哲学思想。阴阳说和五行说是两种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的哲学学说，是在齐国产生和发育成长起来的哲学流派，是齐文化的特色之一。阴阳观念与观察星象来制定历法有直接的关系，在齐国以阴阳说为基础，而制定了特殊的历法。又用来解释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和节气的更迭，以及日夜的往复。总之，阴阳说在齐国是十分流行的。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子兵法•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阴阳说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孙子兵法》深深的受齐文化的影响。

2朴素辩证法与五行说

《孙子兵法》还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孙武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他在《势篇》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认为将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各种问题。他在《九变篇》说：“■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体现了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的辩证法思想。孙武还认为，将领考虑问题必须全面。不仅要看到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害的一面。他在《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取胜。这也反映了孙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中还有五行说，也表现了孙武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我们知道，五行说是在齐文化摇篮中发育成长起来的，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瑰宝。《史记•历书》说，黄帝时“建立五行”，原始五行说起源相当早。它与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以制定历法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在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在《孙子兵法》中不仅运用了五行说，而且对五行说也有了重大的贡献。《孙子兵法》中以五行中的水来比喻用兵的地方很多。孙武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又说：“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

《孙子兵法》中的五行，已经不是原始的五行说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原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即五种原始的物质，进而发展为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且将五行说运用于军事辩证法。《孙子兵法》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十家注》卷五《势篇》。孙武认为，作战的奇正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就象音乐不过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而五种色素的变化，则看不胜看；滋味不过五样味素，而五样味素的变化，则尝不胜尝。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五行推广到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把它们的变化运用来说明军事上的奇正变化。这种军事辩证法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关于五行相胜的思想萌芽，早在《逸周书•周祝解》中就说，“陈彼五行，必有胜。”《左传•昭召公三十一年》有“火胜金”，《哀公九年》有“水胜火”的记载。孙武对五行说的突出贡献在于发展了五行相胜说。他说：“五行无常胜。”《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他反对把“五行相胜”说绝对化，提出了符合辩证法的观点。

3认识论

《孙子兵法》所反映的认识论，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以及其他战争的重要因素，如军事实力(“形”)、战争中的战斗力量(“势”)等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在此基础上，“较之以计”，进行妙算：比较双方谁的君主政治清明?谁的将帅有才能?谁得天时，地利?谁的法令能贯彻执行?谁的兵卒强壮众多?谁的士卒训练有素?谁的赏罚严明?《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就能知道谁胜谁负了。从以上认识过程，我们清楚看出，孙武的认识论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孙武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从前人的战争经验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规律。比如《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了解敌军又了解我军，就能每战必胜；不了解敌军，只了解我军，只能胜负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军，又不了解我军，这样每次都必然打败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又比如，《孙子兵法•军争篇》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人初来士气旺盛之时，攻击敌人于疲劳怠惰的归途之中。这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以后的军事家所经常运用。孙武认为，在运用战争规律来指导作战时，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使其“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即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之中。这种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在解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为高出一筹。因此，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在思想史上也是有贡献的思想家。

4伦理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齐文化伦理思想的特点。

齐文化的伦理思想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这些，在《管子》一书中体现得很明确。关于前者，是从齐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而言的。鲁文化把“仁”与“礼”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晋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视“仁”与“礼”的。

齐文化上述两个方面，在《孙子兵法》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孙武讲“仁”，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杜牧注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杜牧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孙武生活于有尚武精神传统的齐文化环境中，他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并不是不要“仁”，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孙子兵法•计篇》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即体现了“仁”的思想。孙武的“仁”，还有更高的原则，即要符合战胜敌人、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相宁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两国交兵，以决胜负，应该想方设法，不惜以爵禄和金钱，从敌方搞到情报，以了解敌情。如果不能这样，而爱惜爵位和金钱，就是不仁到极点了。这就给了“仁”以新的解释，更具有齐文化的特色。

我们再来看《孙子兵法》重功利的特点。孙武强调用兵要趋利避害。《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说：“非利不动。”《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计篇》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优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筹划有利的作战方案，使之被采纳，然后造成有利的形势。而在表面上又进行伪装，不让敌人明白。所谓有利的形势，就是根据利害关系进行灵活的处置。《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即有智谋的将军考虑问题，必然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取胜的大事才可能得到进展。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害的因素，才能消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因此，制服敌国要使用计谋使之受到伤害。役使敌国就要以烦劳的事，使之穷于应付。要使敌国疲于奔走，就要用小利来进行引诱。《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即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的方面，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有利的方面。也就是说，对用兵的利与害两方面都要全面了解，才是懂得了用兵之道。《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即要调动敌人前来，就要用利来引诱；能做到使敌人不得前来，就要守其险要的道路。因为对敌不利，所以敌人就不能来了。总之，在军事上孙武对利与害的认识与分析，水平是相当高的。而这方面思想的发展，与齐文化重功利的伦理学说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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