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商鞅变法与秦法家的思想以及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一)秦孝公礼贤与商鞅变法

1秦孝公礼贤的历史背景

秦国的祖先本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后代，舜赐其姓嬴氏。周孝王时非子因养马有功，“‘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史记》卷五《秦本纪》。到秦襄公时，因用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史记》卷五《秦本纪》。这是说，到秦襄公时秦开始建国，为诸侯。到秦穆公时，任用贤人百里■、蹇叔为大夫，又用由余征伐戎王，“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卷五《秦本纪》。但是到秦惠公之子出生时，国力衰弱，三晋势力强大，“夺秦西河地”。《史记》卷五《秦本纪》。到秦孝公时，在秦国的东面有六大强国，他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立。在淮水、泗水之间有十余个小国，而秦与楚、魏接界。当时周室衰弱，诸侯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兼并战争，而秦国处于偏僻的西方，不参与中原诸侯的盟会，因此都把秦国作为夷狄看待。秦孝公对秦国的现状十分不满，他要变法图强，要继承秦穆公的优良传统，恢复那时的疆域，因此下令招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卷五《秦本纪》。即凡是能出主意使秦国强大起来的人都将授予高官，并封赏给土地。秦孝公在国内广施恩惠，振恤孤寡，招收战士，奖赏功臣。对外“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源(音桓)王。”《史记》卷五《秦本纪》。

商鞅听说秦孝公招贤，于是从魏国带着李悝的法经西行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在秦国推行变动改革。

2商鞅在秦的变法与法治思想

商鞅(?—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少好刑名之学。”他曾在魏相公叔座手下任职，公叔座知其有奇才，在他死前建议魏惠王重用商鞅，否则就杀掉他。但魏惠王没有听公叔座的话，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进行变法。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大，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与山东诸侯国相比，显得十分落后。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先后两次进行变法。其内容主要是：废除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实行编户和“连坐法”；奖励耕织，鼓励个体小农经济；推行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统一度、量、衡；制定秦律；烧诗书、禁游学等等。商鞅变法前后经历了19年，而且比较彻底。虽然在秦孝公死后，旧贵族杀害了商鞅，但是由于商鞅变法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新法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封建制在秦国得到发展和巩固，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为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贵法”，主张国君以法为标准。他认为，一个国家只要用法来治理，就一定能治好。法令必须“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锥指》卷五《定分》。主张立法要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否则老百姓就不能遵守。他认为法令不统一，社会就会乱。法令统一就可以“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商君书锥指》卷二《说民》。即官吏依法办事，不必听命于君主，老百姓遵法办事，不必听从长官意志。商鞅主张把法令藏于禁室，置法官专门管理。老百姓通过问法官就可以知道法律。国君可以用法来集中权力；旧贵族则不能任意胡作非为。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镇压劳动人民的，使他们不敢侵犯新兴地主阶级的权力和财产。

前期法家积极推行变法，其理论根据是他们进化的历史观。商鞅认为：“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行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锥指》卷四《画策》。昊英之世、神农之世大致相当于原始社会阶段，那时已有男性女性的劳动分工，但没有国家，因此没有军队和刑罚。到了黄帝之时，开始有国家，才有君臣、父子、夫妇的礼节，因而“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锥指》卷四《画策》。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战争。这种看法虽然不很正确，但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用这种历史观，有力地驳斥了旧贵族“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的谬论。因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礼”、“法”也不能一成不变，所以他主张“不法其故”，“不循其礼”。《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这正是法家“变法”的理论基础。

商鞅“贵法”的思想在法家中有特殊的贡献，后来韩非总结法家的“法”、“术”、“势”三方面的理论时，其中“法”的方面，则是以商鞅为主。

秦国由于位居偏僻的西方。与戎狄杂处，因此受周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影响很少，既与秉受周礼的鲁不同，与三晋和齐也不一样，其地位与楚接近。这就使得秦国的法家较之三晋，特别是齐要单纯，变法改革易于彻底。在变法改革上，楚远不如秦，楚在吴起变法失败后就一蹶不振．而秦国在商鞅死后变法继续推行。这一特点与秦国强盛关系重大。

3商鞅的经济思想

在先秦的经济思想中，比较突出，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法家。法家的经济思想是以耕战为中心。早在春秋时期的管子主张寓兵于农。已有耕战思想的萌芽。到战国初期的李悝用“尽地力之教”以奖励“耕”，用射箭中的与否来判定民事案件的是非，以奖励射，即奖励“战”。吴起在楚国变法时继承了李悝这种思想，把奖励“耕战”两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耕战”政策。

战国中期的商鞅及其后期的法家，对“耕战”思想有较大的发展，商鞅认为实行耕战政策，使民心向农，老百姓就会质朴“易使”，“可以守战”。他说：“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又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锥指》卷一《农战》。把“农战”看成国家兴亡的根本。从“耕战”出发，他提出“重农抑商”和“奖励军功”的政策。他确认农民的小块土地私有权，让他们安心于农战。同时规定除农战以外，别无获得官爵的途径。他又对非农业活动抽重税以限制其活动，从而保证耕战政策的施行。

(二)秦王政礼贤与韩非入秦

1秦王政礼贤的历史背景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确实强盛了起来，在秦孝公死后，其子惠文君八年(公元前330年)“魏纳河西地”。《史记》卷五《秦本纪》。又《孟子》记载：“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孟子》卷一《梁惠王上》。即在马陵之战以后，因秦国多次打败魏，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之地。惠文君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卷五《秦本纪》。从此，魏国日益削弱，而秦国的疆域在不断扩展。

到秦始皇时，秦国已经南并巴、蜀、汉中，越过宛而占有郢，设置了南郡。北面有上郡以东，河东、太原、上党郡。秦国实力雄厚，秦王政雄心勃勃，要统一六国。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才，山东六国的人才纷纷流向秦国。后来他一度要驱逐外地来的游士，但是李斯上谏逐客书，秦王政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停止逐客。大量人才聚集秦国，这对秦能统一六国是个重要的因素。

2韩非的生平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生活在战国晚期，出身于韩国宗室，“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他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而李斯自知不如韩非。

韩国与西方的秦国邻近。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强盛，时时盘算着消灭山东六国，而韩国首当其冲。韩国在申不害为相期间，实行过改革，曾一度国治兵强。但申不害强调用术，而法治混乱。他一死，韩国数世无起色。韩非见韩之削弱曾多次上书韩王，希望变法图强，但他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于是他只好发愤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篇十余万言。后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十分赞赏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秦始皇便加紧攻韩，韩不得已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很推崇韩非的法家思想，他以此为秦统一六国的主导思想。但是韩非被留在秦，并未受重用。当年即被李斯勾结姚贾所陷害，最后被逼迫而自杀于云阳狱中。《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又见《战国策》卷七《秦策五》。

(三)后期法家韩非的思想

1“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韩非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很大作为，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却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其中包括田齐法家的“法”、“术”、“权”、“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他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参见胡家聪：《“法、术、权、势”结合的说法不是韩非首创》，载《学术月刊》1985年第11期。

《韩非子•定法篇》认为“法”与“术”两者缺一不可，都是国君进行统治的手段。他认为商鞅注重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但是不懂得国君使用“术”的重要，没有“术”来察知臣下的不轨行为，因此国家虽然富强，只是增加了大臣的财富和势力。韩非认为，申不害注重“术”，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即是说他不长于法，不注意统一法令，因而引起了社会混乱。所以，韩非批评商鞅、申不害说：“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韩非子》卷十七《定法》。韩非认为“法”、“术”必须结合。他不仅批判继承了商鞅和申不害的思想，而且还受了田齐法家的影响。《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里所说的“商、管之法”，即《商君书》和刘歆《七略》所说的“《管子》十八篇”的流传于战国后期的《管子》原本。可见，韩非是读过这两部书的。在他的思想中，也深深受了《管子》这部齐国稷下先生的论文集的影响。其中《任法》就有“法、术、权、势”相结合的思想，《韩非子•定法篇》显然是接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一种表现。韩非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又以“法治”为中心。

韩非把“法”比做“隐括”，即使弯曲木料变直的工具，也就是要求以“法令”作为统一全国思想的标准。他说：“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卷十七《问辩》。因为法令是要求人人遵守的，所以《韩非子•难三》主张把法“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使国家的各个角落，无论男女老少，尊卑上下都知道。《韩非子•说疑》认为“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即法是官吏所师法的。而对人民群众必须“以法为教”，要学法律又必须“以吏为师”。《韩非子》卷十九《五蠹》。韩非的“法治”思想，继承了《管子》、李悝、商鞅的法治思想而更加系统化。

关于“术”，韩非认为，国君要靠“术”来察知臣下的作奸舞弊。《韩非子•难三》说：“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众臣者也。”就是说，“术”是国君用来驾御群臣的阴谋权术。它应深藏不露，绝对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国君所用的“术”，也叫“刑名之术”。《韩非子•二柄》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名”就是“言”，“刑”(即形)就是“事”。所谓“审合刑名”，就是国君根据臣下所说的话，叫他去办事，然后检查其所办的事功效如何。办得成功，和他所说的话相符合就“赏”，否则就“罚”。这就是《韩非子•杨权》所说的“君操其名，臣效其形”，也就是“循名责实”。《韩非子》卷十七《定法》。

韩非所说的“赏”、“罚”，就是“德”、“刑”。这两者是国君掌握的两种大权。《韩非子•二柄》叫做“二柄”，《韩非子•定法》又叫“杀生之柄”。国君能使用“刑名之术”，“操杀生之柄”，则群臣“惧乎下”，“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韩非子》卷四《和氏》。这样，“法令”就能执行了。

韩非关于“术”的思想，主要是批判继承了申不害的思想，而又有很大发展。其中“循名责实”的部分，有其积极意义。而他的阴谋权术部分，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这种思想对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有影响，往往成为帝王大杀功臣和统治集团尔虞我诈、玩弄阴谋权术的理论依据。

韩非对“势”也很重视。他认为“法”和“术”之所以能实现，还要靠“势”。换句话说，“势”是执“法”用“术”的先决条件。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慎到关于“势”的学说。慎到是稷下先生，由此可以看出韩非的思想也受稷下之学的影响。慎到认为，“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卷十七《难势》。韩非对慎到的势论是有批判的继承，他认为“势”就是国君的高位和“威势”。《韩非子•八经》说：“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人主》又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可见，“势”是能够统治群臣和人民以及征伐别国的凭借，也就是权力。但是，韩非认为慎到过分强调“势治”是不行的。他说：“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众，而以威势济乱世之不肖人，则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韩非子》卷十七《难势》。因此，他主张“势”必须与“法治”相结合，并以“法治”为主。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卷十七《难势》。

总之，韩非的政治思想是“法”、“术”、“势”三者相结合，而以“法治”为主的。

2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卷十二《颜渊》。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卷五《滕文公上》。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在这里，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战国时代，封建诸侯已经建立了政权，并进行了改革。处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虽有“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但那时诸侯割据，战争频繁，旗鼓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还没有具备统一的条件。因此不能提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来。只有到战国晚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统一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客观上有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迫切需要，因此，才有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产生。

韩非所说的君臣关系与孔、孟所讲的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卷三《八佾》。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卷八《离娄下》。孟子还认为，国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还认为杀昏暴之君不叫杀君，而叫“诛一夫”。《孟子》卷二《梁惠王下》。这里，不存在臣对君绝对服从的问题。《韩非子•备内》认为，君臣之间，国君与其家庭成员和左右亲近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他说，群臣服从国君，并不是有骨肉之亲，而是受到国君权威的束缚，不得不如此。事实上，朝廷里如《韩非子•杨权》所说：是“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一旦臣下羽毛丰满，条件成熟，就可能对国君取而代之。因此，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韩非•杨权》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韩非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是站在维护国君的绝对统治权的立场上说话的，它直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还提出，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卷十九《显学》。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甚至他反对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韩非子•喻老》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种实行思想统治的愚民政策，直接影响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采用了韩非的思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可以说是韩非思想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主张严刑峻罚、横征暴敛毕竟太残酷，秦王朝只传了二世就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推翻了，也就宣告了韩非思想的破产。

虽然如此，我们对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也不能一概否定。他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卷二《有度》。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否定，打击了旧贵族的特权。这种主张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同时，韩非的思想在战国的末期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也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权术思想，却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袭，影响极为深远。韩非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思想，也为封建统治者沿用。明清两代更盛，康、雍、乾时期达到极点，大兴文字狱，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因此，批判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仍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3经济思想

韩非的经济思想主要是耕战思想。他总结了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的耕战思想，比商鞅更为彻底。他不仅把不事耕战的其他职业都视为社会的害虫，而且要取消不事耕战而取得爵位的旧贵族的特权。韩非提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韩非子》卷十九《五蠹》。认为只要坚持耕战政策，就可以国富兵强，具有“王资”，即具备统一六国的条件。他强调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农是“本”业，而把商视为“末”业，提出了农本工商末的思想。《韩非子•亡征》把“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的现象，看成国家灭亡的重要征象。在这以后，以工商为“末”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中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奖励农民积极耕种，韩非反对“重赋敛”、“徭役多”，而主张“论其税赋以均贫富”，《韩非子》卷十八《六反》。即通过国家赋税来缩小贫富差距。但《韩非子•显学》反对“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这说明他始终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的耕战思想，对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政权以及促进全国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4进化的历史观

韩非的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动的历史观，以此作为他政治思想的历史依据。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今天几个阶段。每一阶段各有其不同的内容。上古之世禽兽虫蛇众多，为了避其伤害，于是出现了有巢氏“构木为巢”。又因为人们生吃腥臊而多生疾病，于是燧人氏发明“钻燧取火”，开始熟食，解决了当时的主要问题。到中古之世，洪水为患，于是出现了鲧和禹治水。到近古之世，有夏桀、商纣残暴乱政，因而有商汤、周武的征伐战争。《韩非子》卷十九《五蠹》。时代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相应的有所不同。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政治制度也随着发生变化。这就是韩非所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卷十九《五蠹》。所以，他反对儒家“法先王”，反对复古。他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又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象“守株待兔”一样可笑。《韩非子》卷十九《五蠹》。

韩非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科学，但是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而且他企图探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他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国家容易治理。但是人口增长很快。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韩非子》卷十九《五蠹》。这样就使人口众多而财物不足，因而造成了相互争夺，国家就难于治理了。他说：“上古竟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卷十九《五蠹》。又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韩非子》卷十九《显学》。因此，他主张法治以达到富国强兵。这种企图从物质方面来说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但是，由于韩非的阶级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他丝毫看不见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他认为为政不必得民心，人民的智慧不可用，就像婴儿之心那样。他把人民群众看成无足轻重的废物，认为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所创造的。

5性恶论

韩非虽然没有专门讲人性论，但他实际上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作为他的社会观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引田鲔教他的儿子田章的话：“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臣尽力卖命，国君用封爵俸禄来作为交换条件。他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卷十八《六反》。这就是说，君对于民是一种使用关系。国君在战争当头的时候把老百姓推到前线，在和平环境则用他们尽力生产。韩非认为，国君的家庭成员后妃、兄弟、子女及亲近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所以国君一定要用“术”防止他们弑君和篡位。就是一般人与人之间也都是利害关系。他说：做车子的工匠希望人们富贵，做棺材的工匠则希望人们早死。这不是说做车子的工匠心地仁慈，做棺材的工匠心地很坏。而是人们不富贵，车子就卖不出去。人要是不死，则棺材就没有人买。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韩非子》卷五《备内》。韩非把这种人性论广泛地用到政治上，诸如法治、严刑峻罚、“刑名之术”等等、就是从这种人性论出发的。这种人性论暴露了地主阶级的本性，但它也揭露了奴隶社会的宗教思想和宗法外衣的虚伪性，公开承认统治者对人民是赤裸裸的压迫和剥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面对现实的精神。他的这些观点都是为建立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服务的，因此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只能是短暂的、片面的。

6天道观和认识论

韩非的哲学思想是他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其中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和认识论是先秦哲学中比较进步的思想。这些思想受荀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还批判吸收了道家、墨家和稷下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韩非的思想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他是杂家的先驱人物。这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从荀子就开始对诸子百家进行总结。韩非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其批判性不如荀子，有走向杂家的趋势。当然，韩非的主要方面还是法家。

《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反映了韩非的天道观。荀子是稷下先生，探受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韩非师事荀子，因此也受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和荀子一样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并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认为“聪明睿知，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于天智以思虑。”《韩非子》卷六《解老》。韩非否认天主宰世界万物，而认为天地都是由“道”产生的。他说：“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韩非子》卷六《解老》。这是说，天地从“剖判”开始，到“消散”告终，但产生天地的“道”，仍然存在着。可见“道”是一种可以分割的物质微粒，也就是稷下黄老之学所说的“精气”。韩非对“道”作了新的解释，他说：“道者万物之所成也。”即“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韩非子》卷六《解老》。即“道”是万物的总规律。这样就把老子唯心主义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构成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天道观。

韩非还说：“理者，成物之文也。”《韩非子》卷六《解老》。这里的“理”大致相当于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他又说：“万物莫不规矩。”《韩非子》卷六《解老》。“理”又大致相当于万物的规矩。掌握事物的规矩、规律，事物就容易理解了。他认为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韩非用“理”这个哲学范畴来表示事物有总规律，而且具体事物有特殊规律，这在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韩非说：“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韩非子》卷六《解老》。是说“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永远变化的。把这种“定理无常”的思想应用于政治上，必然认为政治制度总是变化的。这就为他改制变法提供了哲学依据。

基于这种天道观，韩非反对天命鬼神。他比较正确地解释了鬼神观念的来源，认为它是人处于疾病或困境而产生的。如果人没有疾病、祸害的威胁，对鬼神的观念也就会淡漠了。他还针对战国末年的迷信之风而作了《饰邪篇》，宣传无神论，反对迷信。他认为：“用时日、事鬼信、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卷五《亡征》。把迷信天命鬼神看成是国家要灭亡的一种征兆。这种无神论思想正是新兴地主阶级相信自己的力量的表现。

韩非提出了“参验”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人所说的话是否可信，要多方面进行比较(“参”)，还要用其行动来查验(“验”)，看其是否言行一致，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就是他说的“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卷四《奸劫弑臣》。这种参验的认识论，已初步接触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韩非认为，人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因此《韩非子•解老》反对“前识”，反对先验的知识，认为那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想。韩非用了好些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认识是否正确，必须通过事实才能证明的道理。一把剑是否锋利，只看金属的颜色，就是专门铸剑的工匠也很难作出判断．而用它来宰杀牲畜，则一般人都极易得出正确的结论。《韩非子》卷十九《显学》。

韩非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判断言行的是非要经过“参验”，而“参验”的标准是“法、令”。符合“法、令”的就对，否则就不对。这样，韩非就把认识论庸俗化了，成为推行“法令”的根据。韩非是主张国君用法令来统一思想的，因此他的认识论实际上成了君主统一思想的工具。这就使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被打上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烙印。

7朴素辩证法思想

韩非的思想中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是丰富的。关于矛盾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韩非比老子更为深刻，他已经认识到这种转化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并注意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避免了相对主义。韩非还强调了矛盾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现在所说的“矛盾”一词就出自《韩非子•难势》《韩非子》卷十五《难一》。所讲的一个故事中。有一个人卖矛又卖盾，夸耀他的盾坚实得什么东西也不能刺进去；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之锋利，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进去。”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能否刺进去呢?”他无言答对。因为不可刺进去的盾和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进的矛，这两者是不能同时并存的。这个故事是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论证了政治上的“智术能法之士”与“贵重之臣”，是“不可两存”的。《韩非子》卷四《孤愤》。总之，通过韩非的改造，老子消极无为的辩证法变成积极有为的辩证法了，使之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改革服务。

(四)尉缭入秦与秦王政对军事思想的重视

秦始皇统一六国，其主导思想是用的商鞅、韩非的法家思想，这就是我们说的秦法家的思想。而在军事上则主要是用的尉缭的军事思想。

尉缭，战国中晚期魏国人，生卒年不可确考。青年时代尉缭曾学商君的学说，在魏惠王晚年招贤之时，曾在大梁(今开封)与魏惠王论政。《尉缭子》卷一《制谈》；《尉缭子》竹简残卷释文。尉缭得知秦王政打算统一六国，对军事思想十分重视，因此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建议秦始皇用重金“赂其豪臣，以乱其谋”，阻止山东各诸侯合纵，从而统一六国。秦始皇接受尉缭的建议，给以优厚的待遇，以至秦始皇“衣服食饮与缭同”。但是，后来尉缭发现秦始皇“不可与久游”，想逃走，被秦始皇发觉，留他任最高军事长官“国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尉缭及其弟子作《尉缭子》。《汉书•艺文志》杂家类有《尉缭(子)》29篇。班固注：“六国时”。兵形势类有《尉缭》31篇。班固常有将一人著作分入两类的，而杂家类也有，班固自注：“入兵法”。可见，杂家类与兵家类有相通之处，既可入杂家，也可入兵家。这两部《尉缭子》其实是同一部书，只是版本不同，分篇方法不一而已。汉以后《尉缭子》历代都有著录，到北宋元丰年间，又被删节为24篇，编入《武经七书》，成为军事教科书。但是到南宋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首先怀疑其是伪书，此说影响颇大，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把《尉缭子》视为伪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尉缭子》6篇残简，与今本《尉缭子》基本相同，说明《尉缭子》并非伪书。它在西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其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时期，重新研究并给以应有的评价是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五)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尉缭子》反映了尉缭的军事思想。在战争观上，他提出通过战争“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尉缭子》卷五《兵教下》。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主张用战争来完成统一六国的任务。

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他认为，阴阳五行的方术是不可相信的。他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宫，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尉缭子》卷一《天官》。即刑是讲讨伐敌人的，德是讲治理国家的，并非指用天文星象、占卜时日、阴阳向背来预测凶吉那些迷信的东西。黄帝所说的不过是人的作用而已。他还举了好些例子来说明天文星象、占卜时日，这些迷信的东西，不如人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尉缭抛弃了军事学中的五行说的形式，并批判了阴阳五行说，这种思想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

尉缭还对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有相当的认识，可以说比吴起和孙膑还要透彻。他认为战争可以直接影响政治。他说：“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卷二《武议》。即战争是用来镇压暴乱、禁止不正义行为的政治目的的。政治的清明与否，又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这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尉缭子•兵令上》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理。”即战争是以武力为骨干，以文德为根基，武力是表面现象，文德才是实质。他还认为这两者就好比声响相互呼应，影子跟随人体移动一样，彼此是相辅相成的。

总之，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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