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淼 （wenmiaosong@gmail.com）　2007.10

《物理学原理（第一卷）时间、空间、质量》

第一章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物理学

§ 1.4 关于中华古文明的思考

有时候我们把中国的测量太阳影子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能力称为物理学的源头，因为现代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在这些观察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绝不是人类思维的真正的源头，因为要进行太阳影子的测量，先要有关于水平面和铅垂线的概念，而那些概念就比太阳光影子的测量更早。在我看来，人类思维能力的源头是我们人类所无法真正获取的。从古老传说中，比时间测量早得多的人类的最重要的自然科学直接经验的获得就是关于火 (也就是光) 的知识和应用。但是这种利用光与热的能力又是怎样获得的呢？人与动物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人有思维的能力，这种思维能力使得人类能够获得生物本能以外的积累知识的能力。这才是人类一切智慧的源头。但是人类是无法自己确实地搞清楚这样的问题的，就像一个人自己无法获得自己在被孕育、出生以及婴儿时期获得最初的那些知识过程中的任何情况的，这些只能从妈妈和其他亲人口中得到，也无法证实是否确实如此，一般每一个人总是相信自己的母亲。基督教认为人的思维能力，是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而获得的，对于这一点，人们只能信仰它或不信它，而不能证明它对或错。人文主义者不大相信这种看起来总不是那么实在的信仰，要寻找一个更加实在的答案：他们认为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自己产生了这种能力，这也不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想法，但是实际上人类也不可能证明它，或者说不可能把这样的过程讲清楚。一旦某个人认为自己把那些人类原初的理念都搞清楚了，而要求其它人来相信他，在我看来，那个人就是一个邪教的教主。邪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敌人。 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所以它对于人类意识形态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一种直接违背自然规律的意识形态是无法在人类生活中长期存在下去的，所以对于人类知识的来源和归宿的探讨，就成了对于人类意识形态形成有最直接关系的问题。 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应该导致具有这两种不同信念的人群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争斗，相反具有这两种不同观念的人群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共同探讨是发展自然科学的必然途径。自然科学越发展，不同信仰人们之间越会有更多的共识和理解。

人类文明是一个整体，它是在各民族间不断地转移和传承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的共同财富。过分强调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对于全人类也对于那个民族本身的发展都不会带来好处。中国以易经为代表的古文明，曾经是人类在农耕时代的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但是它也只是共同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类的文明总是在不断地转移的，这种转移也是相互传承基础上的转移。人类文明的转移是由人类文明的根本特性所决定的：那就是一个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必将引起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并产生一个与此相适应的人文科学观念。而人文科学的理念一旦形成，就会随着时间而僵化，并阻碍自然科学和生产的发展。最后自然要被一些新兴的民族所替代而消失在荒漠和丛林之中。中国的人文科学，主要是孔孟之道，在文献 [1]中还谈到：

从古及今，凡是有据的传承，都认为伏羲始制八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治天下，周文王演六十四卦也是为了治天下。用什么治天下？就是易道。孔子所以特别看重《易》，也是为了以道治天下。正因为是道，它才被历代统治者立为群经之首，万法之原，一直被当成一部不朽的圣典，仰之弥高，传之弥久。

就这样本来是中华劳动人民所积累起来的关于时间和空间并把它用于农耕技术的自然科学知识，变成了帝王们创制的用来治理天下万民的圣典。也就是说把对于用时间和空间来描述宇宙运动的知识，变成了治理天下的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知识。当然，治理天下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治理天下的道理也是好事。但是一旦把自然科学中的某一理论与治理天下的人文理念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圣典，这种自然科学理论就不可能再改变了，成了一种僵化的决不能变化的“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来治理天下万民的“王道”应该效法“天道”，但是“天道”会随着人们的实践和思维能力的发展的改变，而统治者却希望治理天下万民的“王道”永远不变。

所以中国的孔孟之道很快变成了“儒”学，其实孔子本人的言论中是没有谈到“儒”这个词的，儒在当时只是对职业官吏的一种称呼，汉代才强调了儒学，孔孟之道就成了当官之道。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就是治理万民之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当官之道，更普遍的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从小要当一个好孩子、长大要当一个还百姓。在那个时代，这些也是不错的：教皇帝当好皇帝总比教他当坏皇帝好，好孩子总比坏孩子好，好百姓总比当强盗好。这样有一个安定的社会也比一个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好。只是这样一来，就不希望社会再有改变了，所以总是特别地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实际上所谓“天道”，天与道并不是一个东西，“天”是自然界的存在，它虽然也在变，但是对于人类活动的短暂的时间里，他的基本规律的变化确实是极小的；而“道”是人类用来描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的，它是随着人们的实践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所以“天道”总是要不断变化的。为了治理天下万民的方便，自然希望“王道”不要改变，这样也就限制了“天道”的变化，限制了人类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古代中国，在当时条件下出现的盖天说也是一种解释日月运行的说法，它也是可以发展人们思维的一种理论，在人们的观察和思维能力发展以后，又出现了浑天说，浑天说自然应该代替盖天说。但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只准许极少数御用的“知识分子”，在钦天监观察天象时应用这种方法，而不能成为在民间传流的学说。实际上浑天说与希腊的地心说基本相同，我国张衡所制的观察天象的浑天仪所观察的天象的精度，比同时代的西方人观察天象的精度要高得多。但是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角度，盖天说是最合理的学说，它说明了中国居于宇宙的中心，天上地下，尊贵卑贱是永远不变的“天道”。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 仰之弥高，传之弥久的天道 ”，一个在世界上通行时间最长的，最僵化的逻辑体系。所以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中国人没有逻辑，我们有世界上最早的永远不变的逻辑——天道，因为它是不变的，所以当其他民族有了更合理的逻辑体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再也没有逻辑了。逻辑体系的核心是逻辑前提，逻辑前提是在不断的扩展的，对逻辑前提的理解也是在不断深化的。中国是最早产生了“时间”这个逻辑前提，但是对它的认识还是很原始的。在空间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的逻辑形式。盖天说也可以看作一种原始的逻辑，在人们的活动很小的情况下，可以把地球看成平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与观察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当人们的活动范围大了的时候，它就不能建立起与实验结果的正确关系了，所以 中国的自然科学在还没有形成一种确实的逻辑形式的时候，已经被扼杀在帝王将相们所制定的“天道”里了。

一个僵化的逻辑对于一个民族思维的禁锢力是很大很大的，大到一般来说，很难由本民族自己来摆脱它，即使外来的异族的浸入，只要那个外来民族没有比它先进的思维逻辑体系，往往也不能突破这种逻辑禁锢，相反使外来民族被同化，一种僵化的逻辑也会发展，那就是越发展越低下——每况愈下。是西方的枪炮、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与此相关的先进的逻辑体系，才把这个僵化了三千多年的思维逻辑体系打破了。反对“西化”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不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都是西方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中都是没有的。辛亥革命以后，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已经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当然我们说恢复传统文化没有意义，是指恢复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主流的思想体系，即儒家的“官文化”。并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没有合理的、优秀的内容了，需要的是把中华的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融入到发展了的整个人类文明中去。

我们说中华古文明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应该早已被埋葬的僵化的东西。我们不必为此感到自卑或悲观，也不必为此伤心。文明的转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规律，多少比中华更古老的文明都中断在荒漠和莽原之中。实际上在盛唐以后，随着皇族的腐烂和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华文明中所有的健康和活力都已经在异族的铁蹄下死亡了，连“官文化”也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是异族统治下的奴隶文明而已。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文明才得以新生。我们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才能融入先进的人类文明之中。这样的过程今后也还会继续下去，自然科学需要不断的发展和社会哲学总是要保持某些既得利益人群所希望的那种稳定，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总会出现。但是，人类文明正在逐步融合成全球的文明，我们希望人类会有越来越高的智慧去越来越平稳地、合理地处理那些问题，而不像从前那样用残酷斗争的手段。这里，真正用自然科学发展的逻辑来不断匡正人类精神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使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所以，从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中，从对于时间、空间、数字和数字的逻辑关系，这样一些最古老的概念的回顾和深入思考中，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逻辑的梳理，从而解决现代物理学中的逻辑混乱问题，为物理学的发展开辟新路是目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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