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大自然”这一本书

最近陆续收到一些电子邮件：有陈一文转来的和曾明生本人寄给我的关于“论光子和电子的传播模式”的文章，希望我推荐出版，有吴清水寄来沈惠川的文章“我的世界线：相对论”，希望一起参加那方面的讨论。还有一个网名光源的发给我一封短信:“ 我是一个青年，一个学生。读您的文章让我开了眼界 长了知识，敬佩的话不多说。青年人需要方向，我只想请您推荐给我几本青年人应该看的好书 渴求.....”。还有我的老朋友杨本洛给我发来了他就要出版的新书“哲学的科学反思”的稿子。除了杨本洛，其他都是还没有谋过面的网上的朋友，都是在对于现代物理学上有兴趣的，探讨的都是关于现代物理学、主要是关于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问题。这实在是信息时代所带给我的好处，要不像我那样一个年过古稀，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国外的一个退休老人，只能寂寞渡过余生，哪里还能和那么多的朋友一起来投入那样热火朝天的讨论。

对于光源信中的话，这使我想起鲁迅的一篇文章，谈“青年导师”们给当时的青年开列“必读书籍”的事；当然鲁迅是对那些“导师”们和开列的“必读书籍”，所有的只是辛辣的讽刺。我不是名人，自己的书和文章也一样因“主流派科学家”的反对而无法出版，所以，要我推荐，不论推荐出版还是推荐必读书籍都是不够格的。但是我还是想与青年朋友一起来探讨如何读书，来谈谈自己的读书心得。

对于一个人读什么书，其实没有怎样读书更重要。沈惠川在他的文章中首先谈的也是读书：

我与相对论的不解之缘从我念初中时就已开始。当时听弄堂里的小伙伴说些新名词“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Einstein相对论”，觉得好奇。读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附近的肇嘉浜路（岳阳路口）一个小书亭里买到了一本由Einstein和Infeld所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中译本）。这是我首次接触Einstein和相对论。但坦白说，当时对相对论的认识是稀里糊涂的，与现在一些中学生或社会自学成才者差不多。后来，上大学（清华大学当时也没教过张量和相对论），毕业，下乡劳动，就有许多年没碰相对论。有一年，我为联系调动工作事，到安徽马鞍山市去找大学同学陈利颐。在一次闲谈中，陈利颐说：“《物理学的进化》中有许多话说得很深刻。”（陈利颐同学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他这句话我留心了。回上海后，我从书橱中从新找回了那本《物理学的进化》，并开始从新阅读。

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后，由于教学需要，我自学了张量；当时的主要参考书是N.Y.Coqin的《向量计算及张量计算初步》（商务印书馆，1954）[自学时是借图书馆里的，后来我弟弟沈惠申在上海南京路旧书店为我“淘”来一本]，P.G.Bergmann的《相对论引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当时能买到]，V.A.Fock的《空间，时间和引力的理论》（科学出版社，1965）[自学时也是借图书馆里的，后来也由我弟弟在上海南京路旧书店为我“淘”来一本]以及其它几本书。Bergmann的书前有Einstein写的序，更添权威性。Fock的书中有当时苏联书所具有的通病，那就是自以为是；但张量部分写得不错。我为了自学张量，笔记和计算就搞了两厚本。只有学通了张量，才能体会广义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在学习的过程中，终于有一天，顿悟，明白了Einstein想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从此以后，Einstein和相对论成了我的信仰，并成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在物理学中，能够“永远站得住脚”的，除了分析力学（包括Lagrange力学，Hamilton力学和Birkhoff系统动力学），热力学外，就是相对论（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或称为特殊相对论和一般相对论）。这三门学问可说是物理学中的“铁三角”，是其它物理学科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是物理中的物理，是物理中的哲学。其余的学问，包括量子力学在内，都是在变化的，不一定全对。

后来又买了不少有关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我买书有两大原则，即名家或名著，否则家里书橱放不下。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符合我的原则，因而有关Einstein和相对论的书几乎买全了；有些书的不同版本我都有（如Pais的书我就有陈崇光的译本，方在庆的两种译本）；有些书的不同版本甚至买两册（如Einstein的《相对论的意义》），因为这些书很薄，不贵，值得。Einstein和相对论方面的名书，大部分极具收藏价值。

我也爱读书，但是没有像沈老师那样的专注，有点“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大概这可能和我们的一些不同经历有关。在我的青年时代，在小地方，能读的书不多。到了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遇到了大鸣大放和整风反右，班上有个同学昨天还是同学，今天就成了阶级敌人，至今也一直没有他的音信。只为写了一张匿名小字报，现在能记得的只有一句话：“二十世纪的跳蚤，再勤奋也不能进化成人”，就这样一辈子音信两绝了。我们也搞不懂那句话到底有什么深奥的内容或可怕的魔力。但是总感到那是他读乱七八糟的书太多了的缘故。所以以后除了读过一点苏联文学以外，也就只读学校的书，那时候清华大学的基础教育还是很不错的，全套的苏联教材：一套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和记不起作者的普通物理就够读的了。那几位老教授教得也实在好，特别是教物理的刘绍棠教授，听他们的课，我总是早早的去坐在前面，边听、边跟着他的黑板书记笔记。那时一般学生哪有书，到图书馆借，也不能超过一个月。但是我不但不觉得不方便，还养成了一个记笔记的习惯。几年下来，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的笔记，装订成两册，每册都有近二十公分厚，像是两本浓缩的精装书。一直到读研究生的时候，仍是我的主要参考书。在研究生期间还是一样的记笔记，又记了更厚的两大册：一册是“微波电子学”，一册是“电子光学”。每册也分成章节。先是从几本主要参考书上摘录下来的基本理论，接着每章就是几十篇有关论文的主要内容，接着是更多的论文摘要。看到现在的学生又是羡慕他们的好条件，但也深感由此而带来的浮躁。

我的研究生的专业是电子器件的理论、设计和研制，从学科内容来说，就是研究电磁波与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研究生期间，除了专业，还学习了哲学，听了冯定、于光远、艾思奇等国内的最著名哲学家们专门给我们讲的哲学课。做完了研究生的论文。就文化大革命了，那时革命热忱很高，读的就是毛主席的书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以后“反革命”、“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革命委员会副主任”、“516审查对象”。短短的几年，走马灯似的变换着身份，但是对我来说不变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读书。期间两次被停职审查，读了大量可以读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选读本都读了几遍，还读了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恩格斯的专著和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贝克莱、黑格尔、康德和罗素的书还是退休以后才读的，以前对他们的名字听得磨破了耳朵，但都是批判的反面教材，圣经和论语更是没有读过。

我的研究生论文是行波管的大信号理论的计算机设计，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国第一代的电子管计算机上、在计算所同志的帮助下，用原始的编码语言完成了我国第一个电子器件的计算机模拟工作。74年后，又开始了科研工作，在当时的四机部主持下，开始微波管的设计手册的编写，我负责行波管的计辅设计，有了Algol的计算机语言，尽管程序要人手工穿出一盘纸带，不管多长的一卷纸带都要一个孔、一个孔地校对，但是比原始的编码实在方便的太多了，可以在没有计算所专家的情况下，独立的进行计算机编程和上机计算和设计了。计算机在工程和物理科学上的应用，使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要凭着“信仰”的那些假设、约定和理论，现在可以计算出结果来了。但是计算机的结果又反过来取决于理论的模型和数学方法。因此又开始学习新的理论和数学，主要是现代分析、算子理论和广义函数和广义富里叶变换等；也学了一些相对论，是从电磁场理论的角度上学习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本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就是从电磁场理论的问题中所引申出来的。就是电子与电磁波相互作用中所出现的问题，在20世纪初人们的电磁场理论知识不够，数学知识更不够，更不用说计算，所以不得不用一些人为的“假设”，像福尔摩斯探案那样的进行推理。现在的情况应该说是完全不同了。

沈惠川所提到的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的《物理学的进化》那本书我是在最近才读的，不仅读了，还要在我正在写的《物理学原理》第三卷中仔细的进行讨论。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他把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和福尔摩斯探案相比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促进人们思维的好想法。但是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总是搞不清楚人在作案时的那些“黑盒子”与大自然之间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差别：人所做的事，最终都是会搞清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事后一到，统统要报”，而大自然这个黑盒子是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启开的。人处于无穷无尽的大自然之中的极小一部分空间中和极短的一个瞬间内，是不可能把大自然那个“黑盒子”外面和里面、从前和将来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启开的。很幸运的只是，人类有一种思维的能力，或者说人类有了一些“理念”，虽然我们也搞不清那些原初的理念和思维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但是用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理念或思维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去读那本大自然的书。而且人类可以一代接着一代的去读大自然的书。虽然我们认为读懂了的，实际上也只是我们能够对观察到的大自然的那极小部分东西所作出的描述，但是，那样合理的描述能够被那个时代的人所感受，成为亚里斯多德所指的“人人”都能感受的公理；爱因斯坦把它说成是建立“理论结果与感性材料的合理关系”。我对爱因斯坦最敬佩的就是这句话，“合理关系”实在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说明我们的知识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合适的一个词。这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对于自然科学或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也只是在人类知识的历史积累的长链中，在取得当时的理性和物理实在的合理关系中，做出了一点贡献而已。这种合理关系只是那个历史时刻的合理关系，而且那个合理关系也不是某个人能够得到的，而是整个时代的人类思维发展的积累，是人人感受到的结果。

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合理关系”呢？这是我们要读好大自然这本书中关键的问题。首先，这个合理关系总是在前人已有的理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的，没有前人理念的基础是什么新理念也得不到的。为什么动物也生活着、感受着，但是它们只能通过遗传基因进行本能的遗传，而没有产生它们的自己的思维和文明呢？柏拉图说得好，如果观察能够获得知识，让我们都来做小鸟吧，他们观察的比我们更多些(当然这也是指他的那个时代)。没有原初的并能够一步一步积累的理念，人类思维也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人类理念的发展，就是像福尔摩斯探案那样一步一步地排除不真实的假定，最后就会使真相水落石出。但是大自然是人类探索不完的黑盒子，对于人类来说永远没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在对大自然的探案中我们只能探索其中的一个极小的范围，我们只能把那个极小范围内的问题基本上搞个水落石出。这就是杨本洛所强调的人类的知识体系永远只能是有限论域内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必须在两个方面要有明确性：一个是理论体系的演绎过程和结果的明确性，一个是论域的明确性。但是任何理论要达到这两方面的明确性也是极不容易做到的，或者可以说是做不到的。这是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中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要获得真知，必须是逻辑自洽的，逻辑不自洽就是意味着没有明确性，而没有明确性的知识是无法合理地积累在一起的，人类的思维一旦走上逻辑混乱的没有明确性的道路，就永远不可能依靠思维自身的发展纠正过来的。那么靠什么呢？就要靠人类的实践，但是实践发展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从技术和工程科学中可以得到的只是大量的感性材料。这些感性材料是对基础理论的最好的检验。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是西方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实践对于纯粹理性的“否定”，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总是在否定和再否定的辩证过程中得到发展。

现代的理论物理是否到了需要“否定”的时候了，否定什么和怎样来否定，这些应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沈惠川的文章中下面有一段：

我也曾想在相对论方面做些工作。刚到科大时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结合方面的，投《天体物理学报》。（在这之前，还写过一篇“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的短文，在《天文爱好者》1980年第7期上发表；并由于这篇文章，李中元教授介绍我参加“中国天文学学会”。）文章寄出后发现不妥。果然不出所料，审稿人觉得狭义相对论是广义相对论的特殊情况，将两者相结合很不妥。我同意审稿人的判断。又看到，所谓“搞广义相对论”的人一再将广义相对论搞得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物理美（我自己那篇也不美），因而发誓再不撰写破坏广义相对论物理美的文章。当时，汪克林教授对我说，相对论已经定型，没什么课题可搞的了（除非解Einstein场方程，但很难）；还不如搞量子力学。于是，我后来的文章，除了两篇外，基本上不涉及相对论；但，相对论要求一直是我审视其它文章（包括自己文章）的基本标准。

根据这一段，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为了保持广义相对论中的物理美，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原有的想法，决心以崇拜和捍卫相对论的“物理美”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发誓自己不再写破坏相对论物理美的文章也不再容忍别人写批评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因为广义相对论已经定型，没有什么课题可搞了（除非解爱因斯坦场方程，但很难）。有了这样几句话，后面的一些话，我只摘出其中的一句，就是他对批评广义相对论的人所说的那句较为客气的话：“你反对广义相对论必须拿出实验证据来”。再下面的骂人话不敢再引下去了。对于一个以崇拜和捍卫广义相对论的物理美为终生奋斗目标的人，崇拜就是唯一的证据，除了这一点那里还能有什么证据可言呢？其实许少知有一句话“20世纪的所有工程技术成就都是在三维欧式空间中取得的”。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对我的影响很大。从我一生的科学技术研究经历中，我相信这句话基本上是对的。

还是回到“光源”信中关于读书的问题，我想说，读书最重要的是读好“大自然”这一本书。读大自然的书就是要追求公理，反对对于任何个人或人间团体的崇拜。因为公理是人人可以感受到的，它一定来自大自然，“时间”的概念是一个公理，人人可以感受到，它来自我们的祖先对于“光阴”的测量，这个光的“阴”是来自大自然的，从那里准确地确定了“一天”和“一年”的时间，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到现在还在用着。欧氏几何是人类对于空间的公理，是古希腊科学家们从对于大自然观察中得到的。由于空间比时间的理念比较容易理解一些，所以古希腊科学家关于空间的理念要比我们中华古文明的时间理念丰富得多，从空间理念中发展了“逻辑”这个人类思维发展上最重要的理念。从此，时间和空间就成为人类描述大自然的“共同的舞台”。牛顿理论的基础就是太阳系星体的运动规律，这是几千年人类观察天文的总结，有人力图把牛顿理论说成是整个宇宙的规律，特别是关于光的规律。牛顿本人虽然也研究了光的规律，但是坚决地反对把“光”纳入他的理论体系的范围。从太阳系星体的运动规律中，得到了人们描述大自然的又一个基本理念——质量。人类就是那样从大自然所展示的图景中获得一个又一个描述大自然的基本理念，物理学家把那些称作“基本量纲”，所有的其它物理量都要用那三个基本量纲来表达。从逻辑上说，就是逻辑前提的核心——“逻辑基元”。当然在所有这一切之前，人们还要先有关于数字和运算的理念。这些都不是哪一个“天才人物”所创立的，只是他们在对于大自然所赐于人类的理念的讨论过程中发表了较好的意见(同样也有错的意见)，而获得了大家的赞誉而已。

其实，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是来自于大自然，主要来自对大自然的“光”的规律的研究。“光”这个《创世纪》中第一天的创造物，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当人们试图去描述它的时候，总是非常粗浅的、原始的。这种最粗浅最原始的理念中既包含着最基本的内核：如它是我们的一切知识和能量的源泉，我们一刻也离不开它等，但那些是极其含糊的；为了说清楚它和大自然中观察到的其它事物的联系，科学家们不得不做出种种的猜想、假设、和推理：牛顿就曾把光看成一个、一个极小的“弹性球”，像他所假设的“质点”的粒子那样，但是他只把它当作一种假设，而不同意放入太阳系星体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中。直到19世纪的某一天，麦克斯韦才把光和电、磁以及电磁波联系在一起，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刻，但是麦克斯韦对于光或电磁波的描述其实也是非常模糊的。到爱因斯坦的时代，人们对于电磁现象的理解实际上仍是那样的幼稚，与他同时间的被称为人类上个千年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甚至还一直反对交流电的使用，与爱迪生相比，爱因斯坦对于光的研究和理解要深刻得多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的一个假设就作为“一直是我审视其它文章（包括自己文章）的基本标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同样来自大自然，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大自然的某个特殊事物的一种理解方式，它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自然”的一面。那些不自然的一面就是以后一定会被否定的东西。只有大自然才是我们审视一切理论的基本标准。人类随着观察能力的扩大，读到了大自然中能够反映更深刻内涵的章节，就要否定前人的不符合那些新内涵内容的假设。所以人类否定旧理论的依据总是来自大自然展现出来的新篇章。但是光有那些大自然所展示的新篇章还是无法把旧理论的框架打破的，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没有新的理念、没有新的数学方法，光凭观察和实践是产生不了新的普遍理论的意思。所以每一个科学家在否定前人的假设的时候，同样也要作自己的新假设。但是这个新假设与要否定的假设一定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假设，而是以大自然展示的新篇章的合理理解为基础上的新假设。

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假设，在20世纪初期打破牛顿理论框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那些假设本身并不是科学理论的一个合理的部分，就像爱因斯坦和英费尔特所作的那本《物理学进化》中所说的，要破案就要作假设，根据假设去推理，用推理的结果去解释那些已经掌握的现象，再去寻找新的线索，根据新的线索还要做假设。在柯南道尔的书中，在大部分情况下，福尔摩斯总是通过那样的方法把案件搞个水落石出了，但是也有不少，是福尔摩斯的假设和推理错了，但是沿着那个错误的假设和推理，也推进了破案的进展，而当事者自己打开了黑盒子的盖子，把情况说清楚了。在面对大自然的黑盒子时人们也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聪明人能够做出一个假设把问题搞个说水落石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只要依赖那个聪明人，听他的话，跟着他走，哪有多么好呀！但是这只是愿望，在大自然面前，没有一个能够做出那样假设的人。他的假设能够带你走一段探索的路，那他就是像牛顿、爱因斯坦、波尔那样的杰出科学家了。最后，我们还得靠自己去读大自然的那本书，自己去作新的假设，才能前进。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去读好大自然那本书。我认定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现在已经是障碍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时候了，是需要对那些理论进行理性和逻辑的审查的时候了，但是为什么这样说，就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够说得清楚了。急于用几句话以为自己已经把道理说清楚了，就会无法理解和客观对待不同的意见，更不可能从不同意见中吸取合理的内容，就为使自己走向另一个偏激的方向。我不同意沈惠川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不同意他反对“批评相对论”所持的依据，用崇拜和信仰是得不到真理的；也不支持他文章中所用的语言。但是这决不是说我就支持他所反对的所有人和所有的观点。我们现在要用理性和逻辑来审查和仲裁现代物理中的基本理念，是要用前进了的人类实践和人类的思维能力来审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假设”。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假设本身也是来自大自然，它们曾经确确实实地引导20世纪的工程和技术科学走过了一段最艰辛的探索的道路，那就是摆脱牛顿理论框架中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而成为僵化的那部分“假设”所造成的障碍所走过的路。所以对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审查和仲裁，决不会回到那个已经僵化的框架中去，那些没有认真地读好大自然的新篇章，就想以自己的假设来代替爱因斯坦和波尔等人的假设，或者想从比牛顿理论更加古老的国粹文化中找到现代物理方向的观点，在我看来都是不会有意义的。其实我也能够理解沈惠川文章中的不少想法，特别是他早期对于相对论的学习的热忱，我看了也是很感动的。80年代我也曾经热忱地读过霍金为首的一批现代物理学家所写的“第一推动丛书”，从那里得到过精神启发。但是到了新世纪，接触了一批对相对论持批判态度的人，其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沈惠川所严厉批判的“反相对论小集团”中的人，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黄志洵，还有就是杨本洛和许少知，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从他们的观点中我进入了对于现代物理学基础理论的思考，开始读更多的书。但是为什么我和沈惠川会走上不同的方向呢？我看这与我们所学、所研究的学科不同有很大关系。一般说来学习工程和技术物理的人大都能够理解我的观点，而没有工程和技术科学背景，一直搞理论物理而又没有真正深入其中的人，很容易成为某些观点的盲目的崇拜者。

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突破牛顿理论体系对于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的发展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一进步的代价就是逻辑的混乱。自然哲学的逻辑体系应该是工程技术科学、理论物理和数学，在一定的人类认识范围内的和谐的体系，或者说是在一个有限论域下的自洽的数理逻辑体系。在逻辑体系的前提必须扩大而不得不打破原有的自洽的逻辑体系的时候，工程技术科学、理论物理和数学不再有和谐的关系了，而是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下。“纯数学”与“物理数学”相分离、理论物理与工程技术相分离是现在自然科学界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来克服这个问题。怎样来克服这个问题呢？我以为大家一起来读好“大自然”这一本书，应该成为我们的方向。沈惠川的文章中有一段值得深思的话，那就是即使是理论物理工作者，一研究广义相对论，就会把广义相对论搞得支离破碎。我也是同样的感觉，现在不只是广义相对论会搞得支离破碎，而是整个人类的思维正在破碎。看一看每天的电视节目，就可看到这一无处不在的触目惊心的现象，信息社会的信息获取和信息演绎的能力越发展，这个能力与公理的距离就越远。保持广义相对论的物理美，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

爱因斯坦说过中国的古贤没有走上实验和逻辑推理的道路，撒切尔夫人也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伟大的国家，因为他没有产生过能够感染人的思想。什么是能够感染人的思想呢？牛顿死于1772年，人们为他举行了国葬。安装之后，伏尔泰写道：“不久前在一次名人集会中，讨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谁是最伟大的人——恺撤，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或者克伦威尔？有人说，毫无疑问这个人应当是依萨克·牛顿。他说对了，因为他不是用暴力，而是靠真理的威力征服了我们的智慧。为此我们因党感谢牛顿”。只有用真理的威力才能够征服人们的智慧，真理的威力来自哪里？来自大自然。牛顿就是那个时代读大自然这本书，并且理解得最好的人，他征服了人们的智慧。爱因斯坦和撒切尔夫人说的无非也就是中国人不会读大自然这本书。不要因为听起来刺耳而愤怒，在自然科学的历史著作中能够找到中国人的名字吗？但是我们更不要为此而自卑，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人类历史上最早读大自然的书，并且理解得最好的人们，那就是我们所测量的光阴，建立的农历，和发展起来的最先进的农耕文明。但是这些已经是很早很早的事了，早得连那些人是谁的名字都没有了。从那以后，我们确实只读那些怎样治理万民、怎样当官齐家的书，不读大自然的书了，国学再好，没有大自然的书。所以我们要学西方，读大自然的书。但是我们更应该懂得，读好大自然的书实际上是人类整体的事。一个名族或国家，一段时间读好了，就会把它们那个时代读懂的东西当作万世的真理而僵化。我们曾经这样过，现在的人类难道不是同样面临着这种状况吗？

要永远把读大自然的书放在我们人类教育的根基上，这才是我们时代的全人类的最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为此而做出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