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原理（第三卷）相对论、量子力学、数理逻辑》

1.1.1 人类认识物理世界的历史过程

人类认识外部世界在英文中是从六个与w有关英文词开始的，这就是when，where，who，what，how和why。在我看来这六个词就包含了人类思维原初理念的主要内容。前面两个就是时间和空间；中间两个是自然和人，最后两个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不同阶段，“什么样”和“为什么”。

人文科学主要是研究中间的两个词，一有人的介入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因而要寻找人文科学的严格自洽的思维逻辑规律是很难的。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总是希望把这中间两个词看成一个词，那就是物质世界。这样自然科学中所研究等问题就归结为，三个词：时间、空间和物质，而我们要研究的就是物质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规律，而这种物质运动规律的研究实际上永远离不开两个基本的层次：什么样？和为什么？

但是在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时候最终又离不开“who(人)”。我们说离不开人，只是说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可能没有人的参与，本来科学就是人类的活动，就是为了人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把两个词看成一个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是认识世界的主题，而物质世界是人类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仅仅是指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尽量把这两个词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其它问题分离出来；而不要把人的主观世界(精神)和外部的大自然(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人类认识自然界过程的问题完全地纠缠在一起。当然完全把人文因素与自然科学分离出来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如果在研究自然科学中，我们能够把任何个体的人和任何特殊的物，都只是看作人类认识自然界过程中的原始的材料，这些原始材料都仅仅只是一种能够提供感性材料的客观对象，从哪里都不可能得到普遍的理论规律或永恒的真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尽量地减少在我们追求普遍的自然规律的过程中，人文因素的纠缠和干扰。因为，每一个特殊的物体，从认识论上来说，都是要被否定的，当然这种否定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因为如果人的思维中的“概念”僵化地与某一个特殊的物体联系在一起，这个“概念”就不可能用来准确地描述普遍的自然规律。要建立一种有用的概念，必须是很多很多特殊物体性质的综合和归纳，这就是“抽象”的过程。把一类物体抽象成一个“概念”，就“否定”其中了个体的概念。当然这种否定不是人文意义上的否定，因为每一个人仍可以保留对于特殊物体的那种特殊的感受，但是这不是人类研究普遍自然规律中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同样对于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在他的头脑中所产生的概念也同样只是一个暂时的“理念”。当然那种“理念”一般说来可能要比普通人对于特殊物体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中一个“个体”实际上并不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群体的思维的总结和体现，所以这样的“理念”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但是这依然只是一个暂时的“理念”，而不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公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以一个人的名字为代表的那个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多么的短暂，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仅仅只是一瞬间。同样，所谓的那个时代的“科学共同体”，就像我们看到的某些现代权威所表达的“科学共同体(或主流派)”的观念一样，实际上也只是部分人所自封的。越是到了人类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公理的时候，那些不懂得人类实践发展所带来的那些感性材料与已存在的旧的“公理”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多么强烈的时候，那些“象牙之塔”上的“精英共同体”们的思想就会越僵化，他们的那些行为也为越来越不近情理。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现在世界上和我国所出现的所谓的“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主流派”竭力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实际上只是科学的基础理论确实到了必须变革的一种征象。在没有出现那种变革条件的时候，实际上也不会有科学主流派的名称。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科学本来就是一个神圣的名字，在牛顿理论、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处于发展的时期，人们总是向往去懂得这些理论，用那些理论来解释世界，发展技术。而没有听说过要用“科学主流派”和“科学共同体”的牌子去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况。他们最欢迎的就是在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辩，现在我国“科学共同体”“科学主流派”成了遏制不同观点论文的发表和书籍出版的一顶帽子，可见这种“共同体或主流派”已经不能真正代表科学发展的方向了，能够维持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但是这类问题一般说来已经超越出自然科学的范围，而是属于人文或社会哲学的范围。

在社会哲学中常常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像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人类认识自然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类的理念如何与人对于自然观察中所获得的感性材料建立合理关系的问题。当人们没有任何“理念”存在的时候，人是无法说出任何观察和实践中的感受的，就像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不管说“象”是墙、扇子、绳子还是柱子，那也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关于墙和柱子等那样一些理念。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亮眼的人和知识丰富的人，他同样都只能用已有的理念去描述它所观察到的新感受。唯物主义者通常说的人类的知识仅仅只是“客观存在”的映像，所以强调存在的第一性，这也没有错。但是，如果再问一句，人类的知识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映像？如果仅仅是在个人脑子中的映像，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不可能获得人类共有的知识和文明。因为不同的脑子存在于不同人的头颅中，为什么能够获得完全一样的映像呢？当然如果仅仅从脑子的物质结构中去解释，就只能获得具体物体的形象，而无法获得对于物体的抽象的普遍的概念。只有有了人类的能够交流和传承的“原初理念”，人类才能够从观察和实践中得到共同的概念。虽然有时候这些感受对于不同的人并不是相同的，但是对于人类的大量感受的交流、比较、分析、推理的过程中能够把人群的感受转换成人群整体的“概念”，那就是“原初理念”的作用，所以人类的知识是外部世界在人类已有的“理念”上的映像。没有“理念”也就不会有被称作知识的“映像”。这样，在有些人看来，“原初理念”的存在才是“第一性”的，没有原初理念的存在，物质世界能够在人类的头脑中产生合理的“映像”吗？如果这样的争论对于人类的认识有用，我们可以一直这样的争论下去。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实际上这样争论的结果，并没有使人类获得对于认识物质世界的正确的认识能力。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致力于用上帝的“理念”，作为人类一切“理念”的来源，最简单而方便的方法就是把“物质”的概念从人类思维中消灭掉，人不必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实践中去获得“知识”，一切“知识”已经在“上帝”的理念中存在了。这当然也很好，但是人怎样去认识上帝的理念呢？看来还是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了，“在那里才能够获得上帝的理念”这样一个新问题上去了。这样就出来了宗教裁判所，他们是上帝理念的代表。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权力可以一时地遏制思维，但是最终是人类的思维战胜了权力，引起的时一场宗教革命。无神论者认为革掉的是宗教，于是就出现了“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一切都是物质的，思维本身也只是了大脑的产物。但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大脑，有几十亿存在着的“大脑”，更有说不清楚的更多的存在过的大脑，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呢？看来问题照样还是没有解决。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一样，还是需要以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头脑作为产生真理的“源”。所谓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最后都是通向对个人或某些人的集团的偶像崇拜，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经历，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当人们把一个人或一些人头脑中所产生的“理念”，超越特定的时间和条件，当作真理来崇拜的时候，当人们用那些被崇拜的偶像的观念来代替所有个人思维，遏制不同思维方式的时候，就是逻辑越来越混乱，思维僵化，社会停滞不能前进的时候。

社会哲学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只能从现象上理解那些问题，而不可能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在那里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利益所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层次的人群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所在，即使同一个层次的人还有不同利益的“共同体”，一个共同体内的个人还有不同利益之间的争端。所以人文科学的问题最终的统一，总是要比自然科学困难些。一个好的社会体制应该是从尊重自然科学做起，把自然科学的规律放在人文科学之上，这就是我国古文明中“效法天道”的内涵。当然我们提倡的社会体制总是要维护多数人利益的。这就是我国推翻了封建的满清帝国以来，一个多世纪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的根本含义。多少人为此洒出了热血，今天还是需要继续为此而奋斗。当然在为科学和民主而奋斗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个人利益之间的彼此协调和尊重，要尊重历史。所以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首先就是对于人类思维的尊重。而人类思维来自哪里？这一点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的反面，那就是任何个人或一些人的集团的思维是产生不了永恒的真理的，这就是要尊重个人的思维(当然不是行为)，尊重个人对于大自然和社会的思维，首先是对大自然的思维，因为思维和行为的区别主要就在于是否涉及个人或人群的利益，而一般说来对于大自然的思维是并不直接涉及个人的利益的。或者说，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要尽可能减弱“思维”与物质利益的过分强烈的联系。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的垄断和提出所谓的“科学共同体”的观念是一种愚蠢的事，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和信念。人类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只有一个，是从整个人类的思维和实践中来的，尊重真理就是尊重个人的思维和信仰，把爱、宽容、自谦和诚信作为所有人类的共同信仰的基矗

这一节是要讨论牛顿以前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看法，似乎又讲了一堆无关的空洞的谈论。但是我总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下，一离开对于人类认知的正确观念，一切都很难讲清楚。人类认知过程中一直反复地从认识自然界是“什么样”的感性认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得把那些感性认识变成说明“为什么”的、理性的、普遍的理论；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人们的“旧理念”就不可能使人们在新的观察和实践中获得正确的“映像”。这时候，打破旧的普遍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就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不可缺少的一步。在逻辑混乱中也可以通过实验，获得一定的感性材料，但是这些感性材料就不可能变成新的普遍理论。或者会得到各种错误的、误导人们的普遍理论。再在那样的错误理论的引导下，就连合理的有用的实验结果也做不出来了。这样就又到了不能不变革整个理论体系的时候了。

现在物理学的理论科学，就是处于这样的时候，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引导下已经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感性认识了，它只能使人们的思维越来越混乱和僵化。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仅要努力去打破那个统治着当时自然科学的旧框架，还要更好地去认识人类更早以前的那些理论框架和理念，直到我们能够追溯到的最早的那些“理念”。人类的原初理念，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它的来源，都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它总是有其合理性的内核，不会遭到完全的否定。从神本主义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神所向人们阐述的东西，当然是不会错的，只是“神”也是按照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来说话的，所说的内容要使当时的人能够理解和接受，所以它的话总是看起来是简单的，但是又带有模糊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带有隐喻性。随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人们总是可以从神的语言中获得合理的启示。具有人本主义信仰的人，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人类认知过程的继承性的原因，因为大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带有稳定性，所以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得的知识一定有继承性。大自然存在的稳定性就是人类认识可积累性的基础，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能够被人人所感受到的公理中，没有合理的内容；或者说那个历史时期的理念中没有合理的内核，它所获的对于大自然的映像中没有值得继承的东西，人类的理念就不可能持续的获得发展。就会像现在某些理论物理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没有大小的点在瞬间就能够爆炸出一个宇宙，世间万物的运动规律是按照几率分布的，人类那里还能够有任何稳定的不断发展的知识呢？

所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寻找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公理中的合理成分，去掉它的由人为假设所带来的虚假成分，旧的公理就可以和新的公理很好的衔接起来。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了少数现代派和超现代派的科学家、哲学家、文艺家)，都还是以上面所说的六个英文字母中六个与w有关的词作为思维的基础，也就是说时间、空间、物质对象、人、什么样和为什么，这样的思维基础总是有其稳定性和继承性的，人类的知识是有源可循的。当我们要改变旧的曾经被人人所感受过的公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说明是什么样的新感受使我们去对旧公理作出一些新的解释，而且还会说明新旧公理之间的联系和继承性。我们所改变的仅仅只是旧公理那些不合理的人为假定的东西，而没有抛弃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所有的一直连接到原初理念的合理的理念。

这就是说真正合理的人类的“理念”，确实有一种特殊性：它既是人人可以感受到的，又是任何个人所不能够完全地说得清楚的。我们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看起来是把它说得比以前的理念，更加适合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大自然的规律了，但是我们依然是在某些新假定的条件下来说清楚的。我们所说的一定条件下说清楚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在那些新的理论的引导下，得到了人人能够感受到的工程和技术成果了。但是这种理论的引导常常是不完全的，它还要依赖一些并不实在的“假设”的支撑。也就是说那些人人感受到的工程和技术成果也只是在那个条件下人们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比以前好得多的结果。而不是好的不能再好了的人人都满意的最终的结果。我们依然只是生活在人间，而没有到达“天堂”。也许有些人某一天会感受到自己即将升入天堂，但是他还是知道他还有许多牵挂着的、深爱着的人依然生活在人间。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一生为人类而奋斗的“彻底的唯物论者”，在他即将离开人间的时候，看到的仍是一个并不满意的世界，是怎样的感受的。我想在这些问题上，任何人都是不能完全说清楚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自己尽所有的能力为信仰，为人间有更多的、更加合理的“公理”努力了，就是最好的了。这就是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信仰自由就是宽容地对待不同的信仰，但是要努力为公理而奋斗，信仰一般是指对于“极终公理”的认同，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并不是不好的事。但是这种对于“极终公理”的信仰如果不能联系到现实的公理(或相对的、我们时代的公理)，那就是毫无意义的。而相对的公理，我们时代的公理，是会随着时代而发展的，一个时代应该存在一个适合于那个时代的公理，所以为现实的公理而奋斗是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共同努力与和谐相处的基矗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追求现实的“公理”的努力。一个没有对于公理的信仰的人是永远不能够获得对于大自然的合理的认识的。

牛顿在他的理论完成以后，在他的拥护和追随者们把他的理论看作整个宇宙的规律，希望他肯定他的理论对于光、对于宇宙的一切都是适用的。牛顿说，他的理论的基础是上帝的“第一推动”，没有合理的初始条件就根本无法求出太阳系的运动。在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假定中，力在形式上是以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规律，这种假定的依据是什么呢？“设想一个物体可以不经任何介质，即超越虚空把相互作用和力作用于另一个物体，对我而言是极大的荒唐，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合理逻辑的哲学思想的人不可能接受这种思想。”^[4]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们“总口一词”地告诉我们：牛顿在建立三大定律的时候，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他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晚年，他又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去考虑第一推动，不但再也没有取得科学成就，反而对科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可以不必认同牛顿对于上帝的信仰，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牛顿在认识论上的态度是一种真正的虔诚的科学态度。

当以后的人们还在对牛顿的理论进行各种各样讨论的时候，实际上牛顿在他创立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指出了他的理论的局限性。牛顿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他对于万有引力的假设，而万有引力的假设中的更大的问题就是必须把所有的物质假设成一个“质点”，因为如果不是一个点，而是任意形状分布的物体的话，人们仍然不知道怎样来计算力万有引力。也许有人会说，可以用质心的位置来表示一个点，把任意形状的物体看成所有质量都集中于质心一个点上的“质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牛顿和他的继承者确实是这样做的，也解决了很多物体运动中的实际问题。但是并不是说，“质点”就可以成为一个普遍的理论。很显然一个任意形状的物体的质点，只有在对于一个严格球形的均匀物体之间求引力时，才可以求出那个物体的质心，而对于两个都是任意形状的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实际上就无法用质心和平方反比定律来求得。因为那时候每个物体的质心就不再是固定的，而与两物体间的相对位置的有关。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无法得到确定的力，也就的不到运动方程。所以实际上牛顿运动定律一到地球上就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有的经典力学实际上都只是近似的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牛顿理论实际上不是一个用在实际存在的物体上的运动理论，而是用在一种假设的没有结构的被称为“质点”的理想化物体上的运动学。

所以我们总是不愿意给物理学一个人为的起点和终点。不论是像文献[1]中所说的， 19和20世纪物理学明显地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时期，宏观物理学时代已经胜利结束，还是像更早一些人所说的牛顿开始了物理学的新时代。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前面那些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寻找不同的物理学时代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比区分物理学的不同时代更加重要。旧的物理学的时代实际上永远没有结束，只有当一个新的物理学的时代和旧的物理学时代真正在逻辑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科学的发展真正有了扩大的有限论域中的普遍理论体系的时候。现代物理学是那样，牛顿物理学也是那样。我们可以说现代物理学的普遍理论至今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无法把现代物理学与牛顿物理学建立起真正的逻辑的联系；现代物理学家都在说，量子物理学是普遍的理论，经典物理学只是它的一种近似形式，但是没有一篇现代物理学的论文或一本现代物理学的书能够说明牛顿物理学到底怎样是现代物理学的一种“近似”。爱因斯坦是一直在这样做的，但是到晚年他明白了，相对论不是一条能够真正把电动力学和牛顿力学连接起来的路，所以，他把相对论称为暂时的理论，需要寻找新的理论。而量子物理学能够与牛顿物理学逻辑地连接起来吗？更不可能了，因为一些量子物理学家已经走上了哲学和逻辑理念上的错误道路。他们把一些天才人物的“直觉”和“顿悟”作为人类思维从特殊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的必然的道路。他们认为逻辑的演绎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把普遍的理论通向特殊的道路，而从特殊到普遍的道路则必须依靠天才人物的“直觉”和“顿悟”。他们认为是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假设才使得人们的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在哲学上又一次回到了康德和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家所批判过的机械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道路。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物理学家，包括现代物理学家并不相信霍金等人所宣扬的极端主义的观念，只是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物理与技术物理的分离、数学与物理学和逻辑学的分离，使他们找不到逻辑自洽的道路。

实际上现代物理学发展的道路不仅要把现代物理学与牛顿力学连接起来，还要把牛顿力学与牛顿以前的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历史道路连接起来。一直连接到人类认知的原初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直连接到的“原初理念”，实际上只是指关于“数字的理念”，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原始理念，因为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去了解人类是怎样获得关于数字的理念的。这些就是我们第一、二卷中所讨论的内容：数字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原初理念。我们的祖先曾告诉我们“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西方的创世纪中，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关于数字的理念，第一天他创造了什么，第二天创造了什么，一直到第七天才休息了一天。没有数字人类就不可能有对于万物的“映像”。唯物主义认为“知识”只是外部世界在人类思维中的“映像”，我认为也没有错，但事这个映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也是通过数字来建立的。人类原初理念是很模糊的，但又是最坚实的。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大概就很容易认为自己能够产生真理，或者相信那位天才的人物会产生“真理”。数字对于什么知识还没有的婴儿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断丰富着对于数字的理念。人类也是一样，关于数字的第一个理念就是它的均匀性。我们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人类是从哪一天和怎样产生或获得关于数字理念的，也不知道人类是怎样产生或获得使数字的理念越来越丰富起来的能力。但是我们似乎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人类理念发展的进程：那就是数字理念的发展，首先就是数字的均匀性理念的产生。据库珀的书^[5]中所说，在没有太久以前，人们了解到还有非洲原始部落的人，有了关于数字的概念，但是只有极少几个数字的概念，认为三或以上的数字就太多了，没有什么用处。人类关于数字的均匀性的理念是无限扩展数字的基础，也是对数字进行比较和运算的基矗看起来人类确实首先是通过时间来认识数字的均匀性和无限扩展性的，而且首先是通过“一天”的概念来理解数字和数字的均匀性的。据说是人类最早的创世纪的文字记载中，首先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给了人们关于一天的概念。在中华文明中，首先测量了相当精确的一天的时间，但是光有一天的时间还不足以产生时间的无限均匀的扩展和分割，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太阳回归周期的测量，也就是一年时间的准确测量。有了一年和一天的时间，就有了一天天地一直连续不断的历史的记载，人们把这一天，称为人类信使时代的开始。时间的分割也是以“天”为基础来分隔的，直道现在所有时间的标定还是以一天作为基准，有了一天的时间，才有小时、分、秒，现在的科学家在一些科学研究中需要极高的时间精度，在他所研究的科学问题的范围内，可以用毫秒、微秒、皮秒、飞秒，作为时间分割的基准，但是作为人人能够感受到的“公理”依然是用“一天”为基准。现在天文学家们所组成的学会，每隔一定时间开会讨论以后，会发布把时钟拨快或拨慢一秒。这其实与中国近三千多年前所首先应用的闰年一样，只是现在太阳回归年的时间的精度已经从那时候的一天为单位，逐步精确到“一秒”了。但是我们那些不属于天文学家范围的人，还是不清楚，到底现在的太阳回归年的周期按秒精度的计算，是由于地球自旋运动的周期的改变还是由于绕太阳公转的时间的改变，还是计时器的误差。现在对于“秒”的修正，还是需要不定期的发布，而不能建立一个一种以天文学家的概念为基础的永远不用修正的绝对时间。我不相信人类能够得到绝对时间的概念，所以要对时间的理念不断的精确化，但是那种不断精确化的时间永远联系着原初的时间理念。因为那个原初的时间理念不是由哪个天才人物的头脑里通过直觉而产生的，而是来自“神”，或者说来自自然界。

人类的原初理念是坚实的，从人类信使时代以来，人们关于时间的“理念”并没有发生过改变。但是时间的精度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人类随着观察能力和逻辑推理与表达能力的不断发展，对于原初理念的内涵和明确性是不断发展的，而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内涵和精度中，总是有一个没有改变的内核维持着时间理念的继承性(或连续性)。就像照相机一样，它的映像与人类直接观察所保持的“那种关系”应该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然精度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原来看不清楚的看清楚了，“看”不到的“看”到了。甚至这个“看”的内涵也会扩展，但是一定有一种不会改变的“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就称为“逻辑”。“逻辑”实在是一种很难简单地说清楚其含义的一个词，它的古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现在所有各种文字中所用的都只是它的音译。但是，人们并不是不能理解它的内涵。逻辑就是人们所观察的外部世界与他们所描述的结果之间的“合理关系”，由于那种描述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之间横亘着一个“理论”，所以我们必须用那个“合理关系”来检验“理论”。什么是合理关系呢？合理关系就是人人、处处、时时可以感受到的“公理”。有时候某些观察与描述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让人人都能够感受到的，我们也不应该不允许人们去进行那样的观察和描述，其实我们并不一概反对没有逻辑自洽性的科学研究，但是应该说清楚那只是一种探讨，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们总要在混沌中进行探索，在探索中前进。但是应该说清楚，这些不是“公理”，如果硬把那些没有合理关系的“理论”作为“公理”推销给公众就是一种欺骗，那种科学就是虚假的科学。

这就是我对于杨本洛所提出的必须用“理性和逻辑”对现代物理学进行审查和仲裁的理解。现代物理学中可以说到处都是那种“虚假的映像”，因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理论，已经再也无法适应现代信息社会所作的观察和实验了，用那些理论它所得到的结果，已经不能再产生任何有用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