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淼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长吴水清给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在那份邮件中说：“张志杰女士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唯一的女会员。她一直支持丈夫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赢得雷铭奇、罗正大、张英平、曹盛林、白景芝、刘成业、胡昌伟等一大批朋友的尊敬。现在她在医院积极化疗，艰难痛苦地和病魔做顽强不屈的斗争，获得医务人员和原单位同事的钦佩”，并同时寄来了张志杰女士本人的所写的“梦想与世界的链接——义工一生的回忆”。她在那份电子邮件上还说：“我希望您能够写出有分量的评论张志杰文章，《格物》准备出一期专号”。我和吴水清是通过杨本洛介绍在网上认识的，在去年回国时，通过他的介绍加入了北京相对论联谊会，又通过他认识了山风工作站的陈一文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个人网页。以后联系越来越多了，对于我一个很多时间在美国生活的，年入古稀的退休老人，山风网站和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成了和祖国联系的一个桥梁。很遗憾我和那些朋友一直只是在网上相识、相知，连一次面也没有见过。回国其间虽然同在北京，但是除了一些体检和准备尽可能多的常用药等老年人所特有的事以外，就忙着完成两本书稿、印刷成草稿、分寄给一些老朋友和准备出版，连老家也没有回，老同学和老朋友也没有见面，更顾不上那些新朋友了。后来书没有出版，是他们帮我把两本新书上了个人网页，这样交流更方便了。每星期总会收到一些热心自然科学基础的网友的邮件，给我在异国的寂寞生活增添了活力。吴老师要我写一篇要“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一个退休的老人，还能有什么分量呢？但是心还是热的，我要尽量用我的余热来写一篇文章，也是对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我的人的答谢。

看了张志杰的文章，让我非常地感动。我们的一生大致有相同的经历，我比她大了十岁，一生在国家的科学战线上做着平凡的工作。我比她幸运些， 2003年退休以后，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女儿的家中，我的老伴帮助美国的两个女儿照顾她们的孩子，我们的第三代。看着张志杰的文章，想着我的老伴和整个那一代的女科学工作者，再看看电视上国家和世界的现状，心里不能不产生很多感慨。

我的老伴与张志杰一样，年轻时候的生活，比张志杰经受过更多的艰难和困苦。她的老家在安徽偏僻的农村，祖祖辈辈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侍弄着几亩地田。她的成分还不好，土改前，那些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总想把家搞得体面些，她的爷爷把三个儿子都合成一个大家庭，就有了一头耕牛和十来亩田。那地方的人又都很穷，要评出几个地主和富农很不容易了，剩下来的也都是很苦的。他们家就评上了“富裕中农”。在不断革命和不断的“一分为二”的阶级斗争路线下，斗完了地主和富农以后，富裕中农虽然还没有成为阶级敌人，但是这后来也成了她的一个“出身包袱”；从初中到中专，她一直努力争取入团，不断的批判家庭影响，又不知怎样来批判，直到 6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才终于实现了自小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团。

她从心里始终感谢共产党和新中国，要不然，像她那样的农村女孩是不可能有上学的机会的，她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上过学的女人。但是她的学生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以经准备走上了国家精英层的那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是难以想象的。不说缺吃少穿的小学生活，再冷的天也没有一双雨鞋。整个冬天，一下雨总是踩着冰碴去上学，其实这也只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的少年时代共同经历。她很珍惜上学的机会，不管什么样的恶劣天气和身体状况，只要没有大病，只要能够站得起来，撑着也是要去上学的。所以少年时代身体就不大好，直到 70年代中期有了两个女儿以后，才查出了有较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其实那只是艰苦的少年时代所留给她的生活的印记。

她的最艰苦的时期，在是她的初中生活。一个还不到 14岁的小女孩，独自一人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安徽汤沟中学上学。为了每个月 6元钱的伙食费和学习费用，家里卖掉了一切可以卖的东西。她家有一张竹席，这张竹席是用家里的自留地上小竹园里的竹子，请人打成的。用了几十年了，一家人几十年汗水的浸泡和身体的磨擦，已经使它的暗红的表面，光洁明亮得像玉一样。这张竹席卖了十几元钱，交了上初中第一次的费用。每年只在寒暑假时才回一次家，回家要走一百多里的山路，中间有一段几十里长的山间小岭，两边几乎没有人家，也极少行人；还要渡过一个湖，真是跋山涉水。每次回家都是天不亮出发，到天黑才赶到家。特别是冬天，知道她要回家，她妈妈总是要迎出五六里地去接她。那地方是一个乱坟岗，每年冬天回家，走到那里天就黑了，心里说不出有多么害怕；她妈妈总是站在那里，在黑暗的风雨中看到了远方模糊的小孩的身影就叫着她的名字；一听到妈妈的叫声，她就会忘掉所有的恐惧和疲惫，跑上去与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个人的眼泪长流在一起。

路途的恐惧、劳累，见到妈妈的欢乐，都是短暂的。她上初中正是 58年到60 年，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困难，安徽，他们的家乡，又是重灾区。吃饭成了那时人们最大的问题，一些家庭情况和她类似的同学，在学校吃饭时，每天总是尽可能要省下一口，把它晒干了，存起来，放假时带回家。但最困难的还是要筹集她的下一学期的费用，她妈妈每天不到四点钟就起来织布，用我们现在只有在博物馆里或旅游地才能够看到的那种木头造的纺纱和织布机来纺纱、织布，除了织布和家务还要参加一些集体劳动。一年到头，从早到晚，从没有休息的时候。她织布的做功和信誉都好，四周十多里的乡邻都把自留地里的棉花送到她家，请她妈妈纺成纱、织成布。提取小量的棉花作为工钱。用这些棉花再织成布，到集市上去卖，为她积起上学用的钱。她爸爸在能够起得来的时候，总是也在四点多钟起床到自留地里去收拾地瓜和杂粮。七点以后，生产队的哨子响了，一直到晚上九点，就在公社的地里干社会主义。每天开会讨论分配干活和评工分都要花去很长的时间，人们也实在没有多少精神来干活了。就在那时的一个假间，她爸爸生了很重的病，全身发黄，骨瘦如柴，看来已没有希望了。看到她回家来，就对她说，下一次大概看不到她了，要她一定要她好好读书。他爸爸命大，也没有看医生，她妈妈通过各种关系搞来了一点黄豆，病居然好起来了。

初中毕业的时候，先是分配到农校去当老师，后来农校没有办起来，转到了师范学校，这个师范学校以后也没有办下去，分配回农村当民办教师。她也是“命”好，在进入师范后没几天，安徽新办的电校招生，把她招去了，以后安徽电校也停办了，她们的同学都转入芜湖电校，芜湖电校是属于一机部的全国重点中等技术专业学校。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说起这一段生活经历，她常爱说，自己命好。当然我们更知道是国家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她更爱说，是新中国改变了她的命运，否则像她那样的农村女孩是不可能上学和到中国科学院这样国家的最高的科学殿堂来工作的。当然，这一切也是她努力奋斗的结果，从初中到中专校，她没有打过扑克牌。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在学校里等待派遣的时候，才“学会”了打扑克。除了读书，完全没有现在的中学生的那些“文化和精神生活”。对于像她那样的女孩来说，能够不必为吃饱、穿暖而发愁，能够安安心心地读书，就是有了一个最美好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她能够一路遇到好运，当然也是她刻苦努力的结果，从初中到中专，尽管她成分不好，也没有能够入团，但一直是全班、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那样一个寡言少语、从不惹是生非、聪明勤快的女孩子，虽然因为家庭出身，一直没有能够争取到入团，也得到一些老师的特别的偏爱。她更知道，她的“好运”也是那些老师们的一颗颗关爱的心所编织而成的。她无法去回报那些老师，她总用回报那些关爱过她的人那颗心，去回报社会和回报那些周围需要关怀的人。

在研究所里，她是搞电气设备的结构设计和控制保护的，现在安放在实验室里一排排庞然大物的测试设备中，有不少结构和控制保护系统都是她设计和安装的。她搞的设备所有的零部件的安装、电线的走向都整齐、可靠，电线颜色的搭配也都合理、清楚，在科研测试应用中，很少出问题。上个世纪末，正是这些中专生“提职称”的高潮，一提上高级职称，就可以延长五年的退休时间，这五年间工资的增长是极快的。那时候她的心脏病已经比较严重了，到了考虑是否需要手续治疗的时候，当然按照她的工作能力和成绩是应该能够提职的，身体的状况实际上并不是影响提职的因素。那时大部分中专生的工资收入都很低，被称为 38军，十多年来一直是每月 38元，比学徒转正后的二级工还要低 4元。这对于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男性的中技生，就更成为关系到今后一家人生活的一件大事。在电子所，以前曾经有两个大学生为了提职而自杀，有一个还是我的最好的围棋棋友之一，我们每年一起组织所里的围棋比赛、参加科学院的围棋比赛。在她提职的时候，中专生的提职自然地成为全所最关心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那时我的大女儿已经得到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本科的全额奖学金，本科毕业后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小女儿也完成了北京医科大学的七年制的本科、硕士连读的试验班，两年后又取得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考虑到家庭状况、她的身体和提职过程中可能受到的精神压力和刺激，我们全家都动员她主动放弃提职的机会，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我所唯一的一例。以后看到她在科学院的大部分同学都提上了高级工程师，收入比她高出了一倍多，有时候心里也会有不平衡，我也总会对她产生一种负疚感。人总是难免会受周围的影响，“名和利”总是很难看破的一件事。但是再想一想，一个高工的职称，多那么一些钱，对一些人真的重要吗？现在也有一些被大家议论着的“高官”和“名人”，他们的那些曾经有过的官位和名望，真的就会给他们带来内心的安宁和幸福吗？

我想写这些东西来表达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男性的科学工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像张志杰那样的整个一代女科技工作者的理解、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她们不仅在国家的“两弹一星”的高科技发展过程中起着半边天的作用，还在国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承担着养儿育女的家庭生活的主要责任，是她们的肩膀承担起了我们民族的所有的苦难和重负。在 1993年银婚的时候，我书写了一个条幅：

甜酸苦辣两人尝，二十五年老鸳鸯。几多风雪共携扶，数度远别千回肠。

清清苦苦育子女，平平和和度生涯。世事万端身外事，真情原在百姓家。

这个条幅挂在我家的客厅里，一些老朋友来我家，常要伫立前面，吟读良久，特别是女性的朋友。有一个老朋友读完了，竟然对我说，你也算“数度远别千回肠吗”？确实，她的遭遇比我们更要令人心酸。以后这个条幅被一个老朋友拿走了。现在很快到了金婚了，生活的变化，心里的那种情意好像反而淡薄了。一直想着再把它写出来，也写过，总觉得没有原来那个书写得好，到现在也没有重新表装起来。看了张志杰的文章，重新激起了我的记忆。我们是应该常常想想我们过去的那些珍贵经历。今天把它写在文章中，送给张志杰和她丈夫以及有共同感受的新老朋友。我也愿意把这篇文章送给所有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那种感受的一代又一代的年青朋友。国家和世界的未来总是要靠他们。

我的女儿和女婿都信仰基督，所以我也有很多的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当他们有教会中的兄弟姐妹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他祈祷，祈祷神能够给他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但是也祈祷他能够借助神的力量，平静安宁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这是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的一段必经之路。一个人能够没有任何愧疚地、无怨无悔地、平静安宁地走完这最后一段路，才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像张志杰女士那样的侍奉社会、侍奉人民的义工的一生。

张志杰的一生不仅是一个持奉社会和人民的义工，还是持奉科学和公理的义工。我们的家人、亲朋都需要我们的关爱和帮助，还要把关爱自己亲朋的心，扩展到社会上所有需要关爱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还要关爱社会；一个社会好起来了，所有社会上需要关爱的人才可能真正得到关爱和帮助。而关爱社会必需关爱科学和公理，只有科学和公理的发扬，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好起来。科学是人们对于自然界正确认识和描述，它是通过人类的实践和思维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追求科学的过程也就是发扬公理的过程。科学和公理是需要无数的热爱它的义工的持奉，虽然通过对科学的奉献，有一些人也会得到名和利；但是名和利，最终都会成为使人远离公理而沦落的陷阱。只有公理才是“梦想与世界连接”的道路，我愿意像张志杰一样把梦想与世界连接在一起，做一生持奉科学和公理的义工。也愿北京相对论研究会和山风工作站以及所有热爱科学的朋友都来做持奉科学和公理的义工。

宋文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