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教民 （sjm618@sohu.com） 2008.03.13 16:45:18
山野狂夫谈建议（4）：给中央领导提建议
电子邮箱：shanyekuangfu@yeah.net
针对在网上闹得纷纷扬扬的蒋春暄现象，为了加快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建议我国中央领导，构建“政府科技部门（官科）”与“民间科技组织（民科）”相结合的科学技术新体制，积极有效地组织官科权威评审民科们的科研成果。该建议的主要理由如下：
政府科技部门（官科）有着强大的优势，它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这些人才知识渊博，学问深奥，基础雄厚，训练系统，技能娴熟，经验丰富，并用自己的知识、学问、基储训练、技能、经验，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人类的长足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但是，由于政府科技部门（官科）长期不变的延续，形成了学院式的定势惯性和园艺式的单一思维，带来近亲繁殖的退化，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弱点，那就是，他们年老体弱，精力衰竭，思想僵化，暮气沉沉；不再具有进取精神，难于接受新鲜事物；喜欢墨守成规，嗜好故步自封；满足于不出差错，陶醉于已有成就。这样，他们就难免在一些个别问题上出现缺点、漏洞与错误，也易对初学者产生居高临下的傲视，对新思维给以不由自主的抵制，从而成为科学发展的阻力。
民间科技组织（民科）有着明显的弱点，他们多是文化不高的年轻人，这些人士知识贫乏，学问肤浅，基础不牢，训练无素，技能拙劣，经验短缺；满足于一知半解，陶醉于一孔之见。但是，由于民间科技组织（民科）长期受到经费困扰、官科蔑视的压力，产生了穷则思变、辱则奋进的决心，出现了不可阻挡的优势，那就是，他们年轻气足，精力旺盛，才思敏捷，朝气蓬勃；目标专一，矢志不移，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喜欢标新立异，嗜好大出风头；特别具有进取精神，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虽然在拼搏进取中可能要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笑话，但是在标新立异中难免会形成新的突破，发现新的真理。
所以，充分发挥政府科技部门（官科）的强大优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系统训练去指导、教育、扶持民科们；充分利用民间科技组织（民科）的显著长处，让他们的野性思维和虎虎生气去挑战、督促、影响官科们。促成官科、民科采长补短、以优弥劣、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多元共生、和谐相处、携手同进、并肩作战的崭新局面，达到少走弯路、减轻负担、节约时间、保存精力、快出成绩、多出成果的良好效果，为科学的发展、祖国的富强、人类的进步贡献各自的智慧和力量。
上述理由的实例可找出千千万，这里仅举10例说明如下：
①以古希腊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为精神领袖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万物皆数（指整数和分数）”的理论体系，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因长期不变的延续而形成的定势惯性和单一思维以及近亲繁殖的退化，使他们无法证明 （根号2）是何数。脱离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束缚而成为民科的希帕斯，终于证明了（根号2）是整数、分数之外的一种新数，取名为无理数。这样，“无理数的客观存在”就成了民科希帕斯业余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了维护自己的“万物皆数（指整数和分数）”的旧观念，为了维护自己的成果、荣誉和面子，便到处追杀希帕斯，传说在地中海的船上捕获他并将其投入大海淹死了。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又变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
②以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精神领袖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创立了亚氏地心说，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因长期不变的延续而形成的定势惯性和单一思维以及近亲繁殖的退化，使他们无法解释金星、火星时明时暗，日食、月食有偏有全等自然现象。为了解决这些实际观察的结果和亚氏地心说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已为民科的萨莫斯岛哲学家阿里斯塔恰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反映事实、贴近真理的阿氏日心说。但是，已经成为官科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千疮万孔、漏洞百出的亚氏地心说，为了维护自己的成果、荣誉和面子，竟然对民科阿里斯塔恰斯怒斥说，“以不虔诚的罪名来惩罚”他是“希腊人的责任”，并通过权力将阿里斯塔恰斯驱逐出雅典。这样，官科亚里士多德学派就又变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并统治科学论坛长约2000年之久。
③绝对民科、仅有初中文化的杂货店学徒华罗庚，发表了1篇《苏家驹之五次方程不能成立的理由》，被绝对官科数学家、清华大学理学院代理院长熊庆来发现，并把他请到清华大学任助理员、助教、讲师，后来又推荐他到英国留学深造，将华罗庚塑造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成为了真正的官科。
这件事情是将官科们的专业知识、系统训练与民科们的野性思维、虎虎生气相结合的典范，是“政府科技部门（官科）”与“民间科技组织（民科）”相结合的科学技术新体制具有优越性的最有力的证据。
④绝对民科、没有深厚数学基储未经系统科学训练的包头9中物理教师、数学业余爱好者陆家羲，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猛攻世界数学大难题寇克曼问题，于1961年26岁时攻克，将论文寄给中国科学院，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10年后，意大利科学家威尔逊和乔德赫里又攻克寇克曼问题，并于1971年发表在世界权威刊物《组合论》杂志上．使得10年前就应戴在中国人头上的桂冠却在10年后落到了外国人手里。从而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无比的遗憾，使陆家羲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然而，陆家羲别无他法，只好再研究另一个世界数学大难题斯坦纳系列，并于1981年46岁时攻克，但是备受非议，发表无门。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位数学专家，这位专家被陆家羲的苦难经历和拼搏精神所感动，于是便帮助他进行了审阅、答辩并替他奔跑，最后发表在《组合论》杂志1983年3月号上，震动了世界。但可惜的是，陆家羲积劳成疾的心脏病发作，7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享年48岁。
在这一事件中，中国科学院像上述①中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上述②中的亚里士多德学派那样，埋没了陆家羲的成果，成为了科学发展的阻力。而那位数学专家则与上述③中的熊庆来先生一样，把官科们的专业知识、系统训练与民科们的野性思维、虎虎生气相结合，把陆家羲的成果推向了世界，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政府科技部门（官科）”与“民间科技组织（民科）”相结合的科学技术新体制具有优越性的最有力的证据。
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傅惠民，在向导师学习疲劳强度概率密度函数时总是提出反面意见，并搞出一套新的理论。他的导师没有压制他的新思想，而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他辩论，越辩论导师越觉得傅惠民有理，最后完全被说服。于是，导师便让傅惠民写成论文投向国家某高级刊物，结果审稿专家因傅惠民是小人物而否决。导师只好带着傅惠民的论文去参加国际会议。会上，导师发现一位英国大专家在报告中提到傅惠民研究的内容，但只是一点初步想法。而傅惠民的研究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远远领先于那位英国权威。为了慎重起见，导师没有宣读傅惠民的论文，回来后进行反复推敲，确认无误后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结果一炮打响，国际学术界承认了傅惠民的新理论，傅惠民也受到许多国家邀请，成为世界著名的专家。
在这一例子中，审稿专家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傅惠民的导师是将“政府科技部门（官科）”与“民间科技组织（民科）”相结合的典范。
⑥中国著名科学家、原清华大学教务长、现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早在1980年就讲过一个“以名取人”的例子，说的是：我国学术权威部门向国际学术会议选送论文时，评审专家将两名学生的论文以“无名小辈著述”的名义一锤定音地淘汰。这两名学生不服，通过学校直接把论文寄给国际学术会议，结果被选中。
这件事说明，作为评审专家的官科权威们，是本身水平低下呢，还是有意压制小人物呢？
⑦挪威流浪青年阿贝尔，22 岁时就写出号称向人类智慧挑战的、解决了300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世界大难题的论文《论一般五次及其以上的代数方程不可能有根式解》，但是，被数学王子、世界四大数学家之一，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高斯，以“太可怕了，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的名义打入冷宫，大大延缓了人们认识数学的进程。
⑧法国神童伽罗华，17岁时就写出了一系列的开创性论文，20岁时又写出了开创群论的著名论文《论方程的根式可解性条件》，但是，被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力学家、物理学家泊松以“简直莫名其妙，真是不可理解”的名义否决，致使人们对群论的认识推迟了约40 年。
⑨奥地利小人物孟德尔，青年时期就写出了奠定遗传学基础的历史性论文《植物杂交试验》，但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青睐，未被任何正规学术刊物发表，并被瑞士著名的植物学家内格里以“豌豆试验难于完成”的名义作废，致使遗传学的建立推迟了约50年。
⑩美国工程师威斯汀豪斯在意大利买下交流电的专利权，想在美国推广。但世界头号大发明家爱迪生坚决反对，并用1 000伏高压电电死猎狗来给人们造成恐怖心理．由于爱迪生的威望很高，所以使交流电的应用推迟了很长时间。然而，交流电不可阻挡的优越性最终战胜了爱迪生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应用。为此，爱迪生被责令退出通用电气公司，落了个悲惨的下常
根据上述10例的历史教训，为了构建“政府科技部门（官科）”与“民间科技组织（民科）”相结合的科学技术新体制，必须做好如下4项具体工作：
①在学术界，应该发扬科学民主、科学批判、科学求实作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哥本哈根精神。中央领导，应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当时代行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同志主持召开对蒋春暄论文的研讨会那样，对民科们申报的重大科研成果，亲自召开并主持评审会，在充分允许答辩的基础上做出评审结论。在评审会召开之前，要通知申报者预先交纳合理的评审费用。如果评审结果证明申报课题毫无价值，则不再退还预先交纳的评审费用。这样，不仅能阻止毫无价值的成果泛滥成灾，白白浪费评审专家们的宝贵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能补贴大会组织者和评审专家的辛勤劳动；如果评审结果证明申报课题意义重大，则应对申报者给以重奖，并退还评审费用，以鼓励人们为科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这1项的理由主要来自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例如，丹麦物理学家、公元第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尔，在青年时期，就在首都哥本哈根联络一批年轻人，整天对当时物理学中出现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怪现象进行争论。他们允许任何人参加，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大家可以吵得面红耳赤，但是不能伤害感情，为了发现新的真理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结果吵出了一批科学家，建立起多套新理论，创造了科学界崇尚的哥本哈根精神。
又如，来中国讲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公元第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在回答“为何新中国建国50年内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提问时说：“中国学术界有些沉闷，非权威不愿批判，权威不愿接受批判。在我看来，没有人向我挑战才是我最大的危险，这就意味着我已死亡！挑战是我人生的真谛１赫克曼先生还认为，人们应该尊重权威，但不能盲从权威。真正的权威应该善于交流，并敢于面对挑战。他说：“我于公元第1973年第1次来到芝加哥大学时，就敢于和著名的经济学家费瑞德曼教授进行广泛的讨论与交流。我发现他很开放，善于交流自己的观点。在芝加哥大学里，每个人都非常具有批判的眼光，敢于发表并交流自己的观点。”赫克曼教授还指出：开放式的讨论、广泛的思考和深入的批判、创新而不一味地遵循权威的观点，才是一个学者进步的阶梯。
还如，法国著名化学家普鲁斯特和贝托莱，为定比定律激烈地争论了9年。最后普鲁斯特胜利了，他发现了定比定律，誉满天下。但他却执意把发现定比定律的一半儿功劳归于贝托莱。他说，“由于贝托莱总是提出反面意见，逼我为驳倒他而去认真思考，因此才激发了我的智慧，从而才深入地研究了它，所以才最后发现了它。”可见，争论对发现新的真理是多么重要。即使是争论中的错误意见，对发现新的真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上述3例中，第1例突出了科学民主精神，第2例强调了科学批判精神，第3例着重了科学求实精神。但是，这3例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讨论、争论、辩论。
②在学术界，对论文专著的审稿、科技成果的评奖、科研基金的评审等，应该变评审专家匿名保密制为实名公开制，变笼统的口号式评价制为对评价结论说明理由制，变评审专家一锤定音制为发还作者答辩制，变评审专家投票表决制为依据价值定案制。
这1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4条：
第1条理由是，如果只由评审专家写出“观点错误，不宜发表或推广”的口号式评审意见，或在评审中通过专家投票表决，那么田地里的农民、厂矿中的工人、小学内的儿童、马路上的乞丐都能胜任，南郭先生们就更加娴熟，因而也就用不着院士、教授、学者、权威等专家了。其实，这种做法也就是权力强奸科学的具体表现。
第2条理由是，便于清除专家队伍中的南郭先生。专家队伍中是否有南郭先生？如果一般人说有，大家也许不信，但是，世界顶尖科学家丘成桐先生说有，就不由大家不信了。我在《山野狂夫谈建议（1）：给官科权威提建议》中，曾经说到过丘成桐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南郭先生及其成因，现摘录如下：
“在中国还有一个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用足够的金钱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1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这一段说明：很多院士是用金钱买来的，故很多院士是假院士）
“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这一段说明：60%的院士是假院士）
“在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了。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担任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权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著名大学引进一个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这种人不止一个，有很多。《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这一段说明：很多或大部分学者是假学者）
“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9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9个月在美国，只有3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要做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就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这一段说明：很多教授、专家是假教授、假专家）
“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何乐而不为？挂个名字，在学校的老师阵容里面又多了几个名教授，挂牌出去，排名也可以得到提升。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记者注)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第3条理由是，可以避免或减少上述丘成桐先生所说的“要想做院士，只要你用足够的金钱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1票”等腐败现象。
第4条理由是，这1项中的审稿内容是我的切身体会和终生经验。我曾经当过学报编辑并给不少学报审过稿件。当时，我每审1篇稿件，都要详细地写出对错的意见，并说明对错的理由。签上实名实姓，发还作者，请其答辩。在答辩中，严格按照科学民主原则和哥本哈根精神办事。经过答辩，若最后证明我的审稿意见错误，我便公开承认，并签字发表；若最后证明作者论文错误，他肯定主动撤稿。这样，不仅能保证稿件质量，也能避免埋没人才和成果，同时还能使作者满意。现在，我把我这一切身体会和终生经验扩大到科技成果的评奖和科研基金的评审等问题上，我想，效果也会像审稿一样好。所以我才提了这项建议。
③在学术界，应该设立伯乐奖，鼓励官科权威们当好伯乐，积极发现千里马。发现的千里马获得什么奖励，发现该千里马的伯乐也应获得同等价值的奖励。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高额的伯乐奖呢？试想一下，如果伯乐发现的千里马是个庸才，其成果错误百出，那么就暴露出该伯乐水平低下，从而损害了该伯乐的声誉，丢却了该伯乐的面子，谁又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呢？如果伯乐发现的千里马是个高才，其成果出类拔萃，那么该千里马就要受到重大奖励，荣誉就要传遍全球。这样，该伯乐就用自己的科研时间和精力替别人做了嫁衣裳，成为费力不讨好的主。这样的事情谁又愿意做呢？
再说，不去当伯乐，不去发现千里马，不去做推荐人才的工作，还能够不费时间，不耗精力，不负责任，不担风险，不树对手，不现尴尬，不露笨拙，不出差错，不丢脸面，不留笑话。尽管不做工作应该是最大的错误，但在当今社会里，谁又把不做推荐人才的工作当作错误去追究呢？
通过上述分析知，当好伯乐，尽管对国家大有好处，但对伯乐个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当伯乐，反而对自己有许多好处。所以，站在欲当伯乐的官科权威们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设立这么高额的伯乐奖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再说，把高额的伯乐奖发给伯乐，可以冲刷某些官科权威由于嫉妒而有意压制人才的心理，督促这些官科权威去磨炼发现真千里马的本领，从而使他们发现更多的千里马。
在高额伯乐奖的鼓励下，伯乐们发现的千里马，就会在我国造成万马奔腾的局面，使我国的科技水平占据世界最高峰，这会比上述丘成桐先生说的、我国引进的、只干1～3个月而拿全年工资的海外专家，与引进者合伙骗取国家、老百姓、研究生的钱要好得多。
④在学术界，应该设立民科科研基金。我知道我国还只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像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那么富有。因此我不为难中央领导，不要求中央领导在正奔小康的中国人民口中夺取经费充实民科。我只建议中央领导能把上述丘成桐先生说的、我国引进的、只干1～3个月而拿全年工资的海外专家，与引进者合伙骗取的国家的钱要回来拨给民科，民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能把成克杰、胡长清、赖昌星们贪污、受贿、挪用、骗娶挥霍的国家的钱截住，拨给民科们作为科研经费那就更好了。是的，让他们把国家的钱折腾了，倒真不如拨给民科们去研究科学。我敢说，民科们能够得到这些钱，哪怕是得到这些钱的一部分，准能谢天谢地，也定能研究出巨大成果。虽然有人说民科们基础知识欠缺，系统训练不够，所以不可能有什么高见。但这不应该成为不设立民科科研基金的理由。因为官科中不也是如丘成桐先生所说，有假院士、假教授、假学者、假专家和南郭先生吗？那些以“假”字为定语的人们不也是拿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吗？再说，据我所知，民科中也有不少高水平的人才和成果。例如，蒋春暄先生的数论，已在世界多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还出版了专著，30年来无人能够指出错误，并得到一些世界级的专家支持，因此就有90%以上的可能性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成果。还有不少人的论文专著，也有80%以上的可能性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些人就是当年的杂货店学徒华罗庚，普通农校教员袁隆平，普通中学教员陆家羲，普通中学教员、普通图书馆管理员陈景润，瑞士专利局低级审查员、26岁的小人物、德籍物理业余爱好者爱因斯坦，未曾受过文化教育的英国订书匠法拉第，只有3个月（一说3年）文化的美国小顽童爱迪生，挪威流浪青年阿贝尔，两次考上大学、但在口试时因主考官听不懂他对数学的展望而被取消录取资格的法国17岁神童伽罗华，与正规大型学术刊物无缘、只配在沾满灰尘的书架上沉睡35年的会刊上、仅勉强发表过1篇论文的奥地利小人物孟德尔。所以，要设立民科科研基金，让他们如鱼得水，好滋润得鳞鼓翅舒，以便在与大风大浪的搏斗中锻炼才干；让他们如牛得草，好养育得膘肥体壮，以便产出营养丰富的鲜奶。总之，中央领导要像世界两大最高学术刊物之一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强调的“科学要向默默无闻的业余爱好者开放”那样，给民科们开辟宽松的环境，创造有利的条件，减少多方的压力，设置认证的机会，让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我再次呼吁中央领导接受上述建议和4项具体措施，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未完待续）
|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