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自行车登月的蒋春暄

叶志江

四十年后我再次“见”到蒋春暄是十分偶然的。

二００八年一月底，我应友人的要求，写了篇关于祖辈故事的文章。我在文中写道：“当我回忆我的前辈和我经历过的那些往事时，常常会感受到一种神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这些凡人的前世今生。当然，我并不信神。我也知道，不管是东方的神还是西方的神，在霍金的无边界宇宙模型中已无容身之地。那就在我们前世今生的故事中为哀哀诸神留下一席之地吧。”

或许是诸神对我这段文字的回应，当我因这篇文章而在网上搜索时，我骇然见到了蒋春暄的名字，并且得知他成了网上“三大伪科学冤案”之一的热门人物。

所谓“蒋春暄现象”的争议在网上已持续多年，可我居然第一次得知其事，足见我的孤陋寡闻。这也难怪，在开始写那些陈年旧事前，我几乎不上网浏覽。对于早已离开学术圈子的我，真有点“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感慨了。

时光倒逝，四十年前的北京正处于文革的喧闹之中。冬日的某一天，我在平安里三十二路公共汽车站等车回清华园。因为无聊，应了广告奇才江南春“等电梯比看广告更无聊”那句名言，车站旁电线杆上蒋春暄贴的一张纸条像今天电梯旁的电视屏幕一样吸引了我的眼球。

蒋春暄比江南春早了三十年利用人的“无聊”时间做他的“广告”。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也几乎没有广告的年代，蒋春暄凭这张贴在电线杆子上的纸条首次向世界宣称他建立了一门新数学，并开始了他的骑自行车登月之旅。

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位自称“五百年来数学界第一人”的“诞生”。

二００七年七月，蒋春暄在他的一篇文章《“蒋春暄空时图”是划时代的》中提到了这件往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有正必有负，反之也行。我写一文《用毛泽东思想创立一门新型数学》，到处张贴，结识一些数学爱好者，他们对我帮助很大。这就是我后来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基矗此文1968年发表在清华大学井岗山小报上。

天才的记忆有时也会有小小的疵漏。

他“到处张贴”的并非他提到的《用毛泽东思想创立一门新型数学》一文，这篇文章是我后来根据他混乱的口述再塞进毛泽东语录编写成的。文章也并未发表在清华大学井冈山报上，而是刊登在我“主编”的一份油印刊物《理论批判》上。

这份短命的油印刊物只“发行”了五、六期，在我进科学馆“救美”后便夭折了。我用这份刊物介绍各种新奇的观点和史料，虽然是油印的，但在大打派仗的清华园里倒也吸引了一部分有闲的读者。四十年后，唐少杰在撰写他的大作《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时居然还将《理论批判》列为“（井冈山）兵团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出版发行的刊物”之一。

在我向蒋春暄发出邀请见面的信后不到一周的某天中午，我正在小憩，忽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就像是公安人员临检时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响。

我开门迎客。当蒋春暄自报姓名时，我不禁大失所望。站在我面前的完全不是我期待中的一位学者或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他裹着一件多年未洗的旧棉袄，显得很臃肿。肩上那个文革时期流行的草绿色书包，是他身上唯一可以和知识相联系的标志。他“强头倔脑”，黝黑的脸，分明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我后来得知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他初中没毕业就当了工人，后来靠自学考取北京航空学院。

蒋春喧

二００六年十二月，蒋春喧作为嘉宾被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请到了节目录制现场，就“伪科学”话题进行学术辩论。当我在网上观看这一节目的视频时，我发现“成名”后的蒋春暄依旧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而且除了无法抗拒的苍老 外，依旧是那张我记忆犹新的脸。

在他向我介绍他的“新数学”时，那混战的表述更使我惊愕。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陈述是冲锋式的，在前面一句话尚未结束时，后面一句话已经冲上来了。

但他对“新数学”炽烈的激情和执着感动了我，我也终于明白了他的“天才”般的思想。我同意将他的“新数学”整理成文，在我办的刊物上做点宣传。

我在文革期间写的很多文章和大字报均已流失，但为蒋春暄写的这篇文章却意外地保存了下来。当我重读这篇文章时，引起我深思的并非是当今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的“蒋春暄现象”，而是当年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的时代特征。

为了“理解”我是怎样帮助蒋春暄用毛泽东思想创立他的“新数学”，需要解释一下他的“新数”是一个什么东西。当然，我假定读者已具备初等数学的知识。

负数的平方根在数学里被视为一种“虚数”，我们用符号i代表负1的平方根：i=√-1。一个重要的数学分支便是建立在“虚数”的概念上。本来，数字1的平方根仍然是1。蒋春暄“天才”地设想有一个新数“j”存在，它是1的另一个平方根，即j=√+1。

蒋春暄的新数学便是建立在这个“新数”的概念上。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当年我为这篇文章写的引言部分，它具有非常典型的“时代特征”。

数学理论的研究在资产阶级学者的手里已经陷入泥坑。近几十年来，数学理论的研究远远脱离科学生产实践且没有任何重大的进展，被资产阶级学者誉为数学“皇后”的数论研究成了少数人的游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资产阶级学者追求数学理论的完美、抽象而严重脱离实际，另一方面也由于反动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深深束缚着近代数学理论的研究。

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学者已不可能给予数学理论任何一种形式的革命！只有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给数学以真正的革命！

数学是关于数量和空间的科学。但是几千年来，对于数学中最基本的东西——“数”，却一直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解释，例如，将数区分为自然数、无理数、有理数、实数、虚数……，再如，将复数看作是最后、最复杂的一个数等等。前一种观点抹杀了数的矛盾性质，而后一种观点则完全违反了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复数决不是最后一个数，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最后一个数。当然，近几年来也有人进行过探索新的数的尝试，但大多由于抹杀或忽视了数的矛盾性质而流产了。

什么是数的矛盾性质呢？

毛主席说：“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如果不研究这些特殊矛盾，“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

列宁在说明矛盾的普遍性时指出：“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构成矛盾。”

恩格斯也指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四则（一切数学的要素）的差别具有更牢固的基矗然而乘法首先是一定数目的相同数值的缩简的加法，而除法则为其缩简的减法。”

这就是说：在数学中最基本的矛盾是正数（+）和负数（-）的矛盾。在实数域中是这样，在“复杂“的数域中也应该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考究一下我们现在所”具有“的数，就不难发现，由于形而上学的束缚，人们曾经是怎样的迟钝！

根据数的基本矛盾，我们现有的数可分为：正数和负数，以及虚数（复数）。很清楚，由于数的矛盾性质，虚数（复数）和正负数一样也应该有它对应的某个数，并和它构成一对基本矛盾（注意：虚数i的矛盾对立面不是-1）。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至今是一个谜。解开这个谜，将帮助我们建立一门完全崭新的数学理论，并在科学生产实践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就像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企图用几条马列语录来证明林彪的“天才论”符合马列主义一样，我在文中引用了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试图证明蒋春暄在数学中的“天才发现”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可悲的是这种同马列主义所谓的“符合”无法代替严肃的科学研究。蒋春暄的“新数学”也从未得到国际和中国学术界主流的认可。

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曾试图劝说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不料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信中，自称决不反对共产党政权，而且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陈寅恪却“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他提出他出任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这样的答复在一九五三年无异是骇人听闻的，然而今天来看却不乏真知灼见。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牵强附会”地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曾使前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长期否定遗传学中的基因理论和天体物理学中的“大爆炸”学说。在文革期间甚至闹出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笑话。今天，当“蒋春暄现象”成为媒体和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毛泽东思想创立一门新型数学》这篇文章恐怕也会成为用马列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一个反例。

但在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文革年代，这篇文章倒是吸引了“一些数学爱好者”对蒋春暄的新数学产生兴趣。

郭本瑜，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系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教师，给我寄来了一篇短文。他用蒋春暄的新数学理论提出了一个迭代算法。但他可能很快便认识到蒋春暄的路走不通，因此虽然后来和蒋春暄有过一些来往，但他和蒋的新数学理论不再有任何瓜葛。

我从蒋春暄那里听说了郭本瑜后来的一些经历。

郭本瑜

七十年代初，中国政府曾选拔了为数很少的一批青年学者和学生出国留学，郭本瑜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参加了半年英语集训。出国前夕，他去北京友谊商店置办出国服装时，在店里遇见两个外国人。他心血来潮，想试一试他的英语水平，便上前和他们交谈了几句。不料，郭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在暗中监视的便衣的注意。外国人离开后，他受到盘问。本来便对郭本瑜不满的领导借机取消 了他的出国资格。

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去了出国深造机会而留在北京的郭本瑜见到了计算数学权威冯康教授。他的两篇论文受到冯的赏识，并被推荐在学报上发表。从此，郭本瑜在计算数学领域里硕果累累。他在微分方程数值方法方面做出系统性和创造性的贡献，在中、外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二百多篇论文。一九九五年，郭本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七十年代末，郭本瑜被再次选派去法国法兰西学院进修，回国后历任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

因为“见识”过郭本瑜早年那篇幼稚的论文和听说了他出国留学夭折的故事，他在我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和他无缘相见，倒是他的弟弟郭本琦和我

同在美国留学，曾经有过很多交往。

我不知道蒋春暄提到的“一些数学爱好者”中其他人的命运，但我猜想，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早已和郭本瑜一样，将那段经历视作一种“青春期的骚动”或时代造成的思维扭曲。

一九八二年我去美国后便同蒋春暄失去了联系，我现在已无法理解他后来所做的“研究工作”了。据媒体介绍，他用他创造的新数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还否定了黎曼假设。凡是数学史上最困难的问题都被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的数百页的英文数学专著在美国出版，虽然价格不菲，却据说“卖得不错”。因此，他自称是“五百年来数学界第一人”。近几年中，上海《新闻晨报》、《科技日报》和《南方周末》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报刊纷纷报道他的“杰出贡献”。他在网上不仅有博客，而且还拥有不少“挺蒋人士”。

在毛泽东思想不再那么时兴的今天，蒋春暄适应时代潮流，不仅借助于媒体和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而且抬出了一个“外国权威”来支持他的理论和贡献。这个叫桑蒂利（Santilli）的美籍意大利人对蒋春暄倒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给蒋的信中说：“新的数学工具若没有新形式的数就实际上不可能。”“我愿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我对您的工作的极度赞扬和感谢，我认为您的工作具有潜在的历史重要性。数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而新的数每五百年才发展一次。这足够用于描述您的工作的重要性。”

当然，嘲笑和掌声一样热烈。

国际和中国学术界主流拒绝承认蒋春暄的“成果”。

中国的主流数学家们引用了华罗庚在评论一些青年数学爱好者试图用初等方法证明世界性数学难题时说过的一句话：

人上月球是可能的，但是骑着自行车上月球就不可能了。

他们对蒋春暄证明费马大定理等数学难题的论文不屑一顾。

在网上，反对蒋春暄的人更是将他称为江湖骗子、偏执狂和患有妄想症。那个意大利人也一起陪绑，被考证为学术不正的国际狂人。

当我在网上阅读这些火药味甚浓的批蒋檄文，回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时，颇出了一点冷汗，感觉自己成了“天方夜谭”中打开魔瓶的渔夫，放出了已被关押五百年的巨魔。

蒋春暄和桑蒂利多次提到“五百年”这一时间跨度，看来确有他们天方夜谭式的依据。

平心而论，这场颇有文革遗风的争论并无太大意义。

四十多年中，蒋春暄如同一个狂热的宗教徒痴迷于他的新数学，从未享受过任何人生乐趣。为此，他不仅受尽奚落，而且遭受离异之苦。如今，他已届古稀之年，却依旧孑然一身。或许他的人生经历很值得同情，但无论他的研究是否有价值，他都无需或不应当通过媒体或其他什么手段去争取学术界承认他的工作。在科学史上，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成果都不可能被埋没，尽管许多人无法在生前获得应有的荣誉，然而他们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同样彪炳史册。

怀尔斯

谷山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怀尔斯（Wiles）被世界公认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他的证明建立在两个日本青年数学家志村和谷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提出的一个猜想上。在志村和

谷山提出这一 谷山怀尔斯猜想三年后，谷山和未婚妻谜一般地自杀身亡。虽然他的思想包含着深邃的洞察力，但因为它太超前于他的时代而未能活着看到它对数论的巨大影响。四十年后，怀尔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两个日本数学家。

佩雷尔曼

令人讽刺的是，当几个中国人在争夺荣誉时，佩雷尔曼

却视荣誉为粪土。他拒绝领取国际数学会颁发的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说“这与我完全无关”。他躲避媒体，拒绝采访,甚至不屑于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论文，而仅仅是将他的论文公布在网上，然后一走了之，“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对荣誉截然相反的态度引起《美丽心灵》一书著名作者娜萨（Nasar）的兴趣，她在美国新闻杂志《纽约客》上发表了长篇采访报道：《流形的命运—一个传奇的问题和谁解决它之争》，让中国人读后感到很不是滋味。

尽管蒋春暄无需或不应当通过媒体来炒作他的研究工作，但连那些颇有名望的中国主流数学家都在试图通过媒体争夺荣誉，我想也就不必太苛求于蒋春暄这样的小人物兼“民间数学家”了。

至于在网上扮演警察角色，万箭齐发，难兔伤及无辜的做法恐怕也是不可取的。打假、反伪固然无可非议，然而万箭齐发，也就令人可疑，甚至令人生厌了。文革中，江青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被毛泽东斥之为“三箭齐发”，“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三箭尚且太多，何况万箭。

淡泊名利，或许应当成为网上“伪科学”争论双方共同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