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钦琦：东方文化与德日进的《人的现象》（快讯283）

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第08-9期（总283期）（2008年1月24日）[载www.tdsrjz.org和www.tdsr.cn]

本期责编：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

主题：东方文化与德日进的《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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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与德日进的《人的现象》

徐钦琦

德日进（1881－1955）是一位法国耶稣会的神父；又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具体地讲，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1950年德日进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因为德日进是科学家，信仰进化论，所以罗马教会对他很不满意。1923年，德日进遭到罗马当局的排挤，被派往当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然而正是中国这块奇妙的大地成就了德日进的科学事业。德日进在中国的周口店，泥河湾，萨拉乌苏，榆社等等地方都做出了极其出色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科学成果使德日进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德日进在中国最主要的职务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它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的顾问，所以他与我们研究所的元老：杨锺健院士，裴文中院士和贾兰坡院士曾长期共事达十余年之久。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杨先生，裴先生和贾先生都尊德日进为师，他们都从德日进那里学到了许许多多科学知识。德日进先后在中国工作了23年。中国这块土地上神秘的东方文化对德日进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感悟后的德日进深信，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融合是或早或晚一定要到来的。实际上，德日进本人的思想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也许杨先生，裴先生和贾先生乃是德日进吸取东方文化的源泉之一。

英国优秀的生物学家，T.H. 赫胥黎的孙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总干事，J.赫胥黎（1887-1975）称德日进的《人的现象》是“杰出人物的杰出的书”，说这部书“实现了三重的综合――物质，物理的世界与心智，精神的世界的综合；过去和未来的综合；以及复杂众多的和统一单独的综合。”在我看来，还可以再增加一条：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综合。例如，西方思维长于分析；而东方思维则强于综合。在《人的现象》这部书中，分析与综合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又如西方文化注重物质；而东方文化注重精神。在《人的现象》中，德日进既注重物质；但更注重精神。德日进的这一思想贯穿在整本《人的现象》的始终。再如西方思维习惯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在《人的现象》的第149页，德日进对此作了精彩的评述：“很明显地，人根本无法看清在他身边继续发生的进化（evolution），除非他自己感到自己也多多少少参与在那里面。这一点达尔文已说过了。但是，我们如果回顾这一百年来变形论（即进化论）的发展，那么我们一定会被这些自然学者或物理学家所惊，他们在当初那阶段里，刚刚发现宇宙之流，却又自以为可以站在那流的外边。在他们思想的过程里，主体和客体几乎不例外地被分割着。他们（我们也一样）老是把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分割开来，就好像他们是从外边观看，从实验室的保护罩观察，他们是旁观者，而不参与在变化大流之中。”针对这一缺憾，德日进指出，“在这个阶段里，他们只达到他们所发现的真理的一半。”然后德日进把笔锋一转，提出“从本书的第一页起我便竭力主张：为了和谐和统一这两个不可反驳的理由，宇宙发生的纤维势必也要延伸到我们人类上来，且比血肉较深一层。我们不只依循生存的物质面在生活之流中飘荡寻游；实际上我们的躯体更浸润在时空的涓滴细流中，且渗透及于灵魂；时空之流润湿了灵魂，孕育了灵魂：它深深地和灵魂的潜能交往混融，使灵魂终而无由分辨思潮和时空之流的区别。这是每一个明眼人所看得到的，他不用站到生命的尖峰，便可以看出没有人能逃离这个潮流的，理智的增加使这事趋于明显。”德日进的这一番话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简简单单的4个字：“天人合一”。正如德日进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所阐明的，中国古人创造出来的，代表东方智慧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决不是“封建糟粕”；恰恰相反，它是当代最先进的“主客相融”的科学哲学观。总之，德日进的《人的现象》乃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互相融合的一个范例。

《人的现象》是德日进在北京城内撰写的，时间是1938年6月－1940年6月。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1937-1945）的前期，遍地的战火使德日进失去了自由的野外考察的机会。战争的严酷形势迫使德日进闭门在家著书立说。而此时的德日进恰好也怀有满腹之言，渴望一吐为快，于是《人的现象》这部伟大的著作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便完成了。令人遗憾的是《人的现象》这本书迟迟得不到罗马当局的批准，直到1955年4月德日进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后，《人的现象》才得以在巴黎问世。1959年《人的现象》的英文版在英国伦敦出版，J.赫胥黎特地为它写了序，说“《人的现象》无疑的是德日进已出版书中最重要的一部。”1983年《人的现象》的中文版在台湾出版。译者是李弘祺先生，现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教授、系主任、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员兼主任。校对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陆达诚先生。台湾的许多虔诚的，年青的教徒都亲切地爱称他为“陆爸爸”。陆先生精通多门外语，尤其是法语。陆先生的中文底子也很厚实，所以译文甚显工力。我有幸与陆先生有一面之交，承蒙他的美意，送了我一本他在1996年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似曾相识的面容》。陆达诚先生和李弘祺先生虽然都不是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但是他们都非常推崇德日进的《人的现象》。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看到这本好书，他们才克服重重困难，不辞辛劳地把它译成中文。2006年李陆两位先生的译本在北京再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在最近的数年内，我向很多朋友推荐这一本书，因为它值得一读。这是一本介绍“进化（evolution）”的书，但是德日进不同于达尔文。德日进把进化的应用范围扩展到整个宇宙的历史中去了。换言之，在天，地，生，人各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进化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请看，德日进是这样讲的：“目前还有许多人以为进化（evolution）只是变形论，是限于生物的。其实变形论只是达尔文的假设，其古老与简陋与拉布拉斯对太阳系的观念或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相等。这一次的大变动（指进化观念之形成），其横扫之范围已大大地超越了自然科学，并且相继地侵凌征服了邻近的领域――包括化学、物理学、社会学，甚至数学及宗教史。不能看出这回事的人简直是瞎了眼了。一科一科地相继被粉碎，被一种‘发展’的研究的暗潮所冲垮。进化到底是一种理论、一种系统或一种假设吗？不止如此！它是一切理论、假设和系统所必须俯首敬崇的基本状态，不然这一切都要变成虚伪不实、无可理喻。进化的观念如光普照，是众线汇集之唬”（第148-149）德日进的这一观念与《周易》中以“龙”为代表的“人的现象”应当“与时偕行”，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的思想如出一辙。最近，我国领导人提倡“与时俱进”，这一行动与德日进倡导的进化观念可谓不谋而合。

对于生物之进化，达尔文毕生都强调“渐变”，否定“突变”，否定“间断”。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反复重申“自然界没有飞跃”的观点。德日进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突变”，强调“间断”，颂扬“飞跃”。因为德日进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在地质历史上，在生物史上，在德日进日常工作中，他所看到的“突变”，“间断”和“飞跃”的事例是太多太多了。在地质历史上的两个“代”之间，两个“纪”之间，两个“世”之间，两个“期”之间，甚至在两个“化石带”之间，全都存在着“突变”，“间断”和“飞跃”的现象。自然历史上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于是德日进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系列的“突变”，“间断”和“飞跃”现象的存在。在《人的现象》一书中德日进提出，在地质历史上的这一系列“突变”，“间断”和“飞跃”现象中，最有意义的是两件大事：其一是生命的来临（the advent of life itself）；其二则是思想的诞生（the birth of thought）（第120页），它反映了从猿到人的“飞跃”。德日进把思想的诞生比喻成“生命越过反省的门槛”（第197页）。德日进说道：“今天要想用任何科学的讨论，来了解地上第一次出现的反省事实已不可能；因为，此地，而特别在此地，我们所面对的（新）‘开始’之‘标本’（进化上的极小量）已不可避免地被一层浓厚漆黑的过去遮掩住了。”德日进接着用形象化比喻的方法说：“因此我们不企图描述不可想象之物，而只好牢记一个观念――进入思想的门槛必须用单一的大步跨过去；这阶段是超越实验的，是科学解释不了的。一旦跨了过去，我们便进入一个全新的生物面。”（第112页）这是德日进对生物进化史上屡见不鲜的“飞跃”现象的绝妙新解。

曾记得在达尔文的时代，因为达尔文否定“突变”，否定“间断”， 强调“渐变”，所以达尔文的许多追随者对“间断”和“飞跃”现象采劝不承认”的态度。在他们的心目中，在“飞跃”的过程中一定会留下许许多多“中间环节”或“过渡类型”。因此在19世纪后半叶，甚至20世纪，他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所谓的“中间环节”或“过渡类型”。实践证明，这一类的寻找没有获得他们想像中的结果。对于地球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两次事件，德日进是这样讲的：“地球在它存在于宇宙的历史过程中只会有一次将它自己和生命包容在一起。同样地，生命越过反省的门槛也只有一次。思想和生命的出现都各对应于一个季节（Once and once only in the course of its planetary existence has the earth been able to envelop itself with life. Similarly once and once only has life succeeded in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reflection. For thought as for life there has been just one season.）（第197页）。”德日进的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值得我们细细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在《人的现象》出版时，德日进已经逝世了。所以当读者遇到问题时，已不可能再去向德日进请教了。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谓的“季节（season）”并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指的回归年的“季节”，而是T.H.赫胥黎（1825-1895）在《进化与伦理》一书中所倡导的“大年（the great year）”的“季节”（请参看本系列讲座的第35讲）。由于此书是在德日进逝世后出版的，所以在德日进的有生之年，他本人没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他自己的新思想。根据“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德日进在这里所讲的“季节”应当指的是“代年”或“纪年”的“春季”。因为在每个代年，纪年，世年，期年，事件年的春季，生物界都发生了相应层次的“突变”现象，反映了相应层次的生物史上的“飞跃”现象。具体地讲，生命的来临应当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代年”的春季，距今约38亿年；而思想的诞生则出现在“第四纪年”的春季，距今约260万年。地质历史上的“突变”现象，“间断”现象和“飞跃”现象的出现时间应该是可以确定的，是地质学家可以测得的，因为它们遵循着严格的科学规律。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就是阐明这个科学规律的。我们曾经介绍过，在20世纪末，德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Walliser（1996）认为，一次完整的“间断”或“突变”现象应该包括三幕：第一幕是绝灭事件，它表现为一批旧的种类的突然绝灭。它发生在前一个大年的冬末。而第三幕则是辐射或爆发事件，它表现为一批新的种类的突然降临。它发生在新的大年的春季。介于两者之间的乃是第二幕，它介于前后两个大年之间，它表现为短暂的间隔或间断。据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研究，两个“代年”，两个“纪年”，两个“世年”，两个“期年”或两个“事件年”之间的界线恰好都位于这个极其重要的第二幕之中。Walliser把上述三幕的全过程称之为“绝灭－辐射序列（the Extinction-Radiation Sequence，简称E-R Sequence）”。事实表明，生物进化史上的绝灭事件总是有规律地发生在“大年”的冬末，而辐射或爆发事件总是有规律地出现在“大年”的春季。恰如Walliser 所言，绝灭－辐射序列构成了地质历史上的一次完整的“突变”现象，反映了生物进化史上的“飞跃”现象。这是当前世界各国古生物学家对德日进新思想的又一次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