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超：大道理——同异机发论（快讯273）
天地生人学术讲座 快讯第273期（共5页）（2007年12月30日）
[载www.tdsrjz.org和www.tdsr.cn]
本期责编：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
主题：大道理——同异机发论
*******************************************************************
大道理——同异机发论
李志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合肥·230026）
20世纪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老祖宗骂掉了，向西方学习却又陷入困惑。要学人家的先进文化，无非科技。但别人的科技文化用什么思想指导？那思想却不一定都先进，要超越还得自找出路。
中国古典哲学虽曾被贬，其中精华必当如火中凤凰而得新生。
一，宇宙自然——同异交得
同异是哲学第一范畴，哲学的物质是表现同异变化的宇宙本体。要区分物质与上帝，不能仅从意识的主客观性为说。整体宇宙没有两个时刻完全相同，宇宙的局部时空互相间必有所同。全无所同则无任何秩序、信息和事业，与绝对的无等效。自然存在的总体有大道理无大君父，局部存在既遵从大道理又有自由性。这都是中国思想。
元气是中国古典哲学也是一切哲学最抽象的范畴性概念，它只有两个属性——阴阳和聚散。阴阳是质项分析，聚散是结构分析。“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是生命的也是非生命物体系的元气运化史。聚而有象，于是产生对立的两面。“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是说每个依层次分立的局域体系都自立阴阳而为互相依存的“两仪”。两者以互相作用为其存在的方式。“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指阴阳的对立作用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合作用才是正常的存在方式。
元气说作为物理理论似已陈旧，先被原子说后被量子物理学取代，但其阴阳聚散之义未废。近代物理学家拘泥于原子说思路者，盲目追随粒子无限可分观念，忽视物质波——场的基本性。波粒二象性是微观物质结构聚散的复杂性表现。物理学追求对物质的终极分析的知识，但终极分析的物质存在形态也仍然是综合的——自身以二象共存，并与全宇宙混一而不可分割。全同性原理更把全宇宙的同类基本粒子统一为一个不可分辨的整体，这是从微观反归宏观。没有绝对分析化的实际存在，离与合相反相成。若以《易·系辞》“原始反终”（古以事先为终，后为始）为公式评论物理学史，则波粒二象性知识的得出就是这个公式的最好体现，从宏观分到微观又不能分，回到起点了。
宇宙总体自身实现为差异就是时间，而实际是历史的存在。宇宙结构的局域彼此以差异展列而为空间。尚未产生的未来是无，所以没有“时间隧道”；过去并非绝对的消失，否则就没有任何存在了。历史以信息的记录保存，信息首先是一种微弱的物理作用，越是久远的过去，这作用就越模糊微弱。信息传递需要有限的速度，故宇宙空间统摄于时间而转换为历史性的存在。
牛顿倡为脱离物质的时空，实质是没有任何差异的时空。若不见任何变化，就可以说“时间停顿了”，也可以说没有时间延续。若像大爆炸宇宙说那样，以爆炸发生之前是没有时间，则宇宙的创生是从绝对的无异之同化生出差异来，这是反因果律。然而，既有之异自为因果，宇宙的时间久暂以其差异变化自行决定。不可能向前追溯到无因之境，也就是不能追溯时间到起点。大爆炸派好像不知道极远的过去计时标准可与现在不同——日取其半之不竭，是因为每个“半”都应该转换为当时的“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侈谈宇宙演化过程的久暂，而以自我为标准，是不是唯我主义？
时间是无限的宇宙的属性，故不为任何有限局域体系操持，是自然本体的存在方式。岁月无情，但有限的主体可以有限地操控未来，有创造新历史的有限自由。宇宙的无转化为有就是历史的演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是历史的异化。创造立足于有限，这有限就是切近当前的历史实际，它以质能守恒保持因果性。无限不能创造，但因有元气式存在的混一性，有限的创新以由近及远先强后弱的模式作用于无限的未来。“立足”“作用”都是在历史信息的意义上说的。分析历史而知其因果，异化创新的后果以前史为因。
时间隧道和时间起点都违反因果律。广义相对论把时间空间有限无限用数学式混为一谈，抹煞其本质区别，遂有反因果律的谬误
有限作用的自由在空间，首先是自由选择空间处所和行止，这是运动，它造成历史变异。差异是绝对的，则时钟和尺是相对的，运动相对性只是观测的相对性。有限物体系运动的自由和绝对性在于，参考坐标系的权威看系统大小，无限宇宙是绝对坐标系。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伽利略论证地球非静止，正是靠船外系统海阔天空比船内大很多来说服人。侈谈宇宙大小也是主观判断。
宇宙任何两个时刻皆有所异，故时间是微分连续的，乃有无限小时段，空间运动差异变化也就都有无限小，而有限之“限”是模糊的。有限之外的无限大和有限之内的无限小都是有限存在的自由和绝对性的根据。时空有无限小不等于粒子无限可分。角动量是最基本的守恒矢量，有阴阳之分和空间对称性，其变化方式是整数h的转移。基本粒子都有角动量和空间对称性，对称性不是微分量，是分立可数的同。
从时间以绝对变化统摄空间的原则，可知宇宙有限之说的逻辑缺欠。如果一条光线在宇宙内“绕圈”跑，绕过一周重游故地，哪有故地？历经几百亿年膨胀（？！）天地不能以一瞬守常！故所谓“绕圈”实非重复，其限何在？在宇宙尺度（假定有之）上“绕圈”，不同于在有限距离上往返，这有限是指变化小到可以记认结构的未变之同。大而又大以致无结构之同可认，何以言返？一去无返，何谓有限？
差异与相同相辅相成，无同则无所谓异，无异也无所谓同。大道大理是宇宙之同。道是实际因果性，而实际是无穷多因的，故“道无常操”（韩非），包容偶然性。没有两件事完全相同，但却仍然遵守因果律。把实际分析开来，抓住少数一两个因项，特别是主要因项，得出道的分析成分，这就是理，理就是必然性。理是相对守常的，天地之大理管的很宽，是哲学家、科学家追求的目标。但宇宙无穷，认识有限，迄今已知的大道大理管到多宽多久，那要后人来者去判定。掌握守常必然的理，运用包容偶然的道，这是创新之自由所赖的依据。
有人说量子物理否定因果律。薛定谔方程以时间为自变量就是因果律。波粒二象性是最简化的复杂性，既不是单一粒性，也非单一波性。两性合成导致测不准，不过是“道无常操”的微观表现而已。
康有为误解大同，要取消一切差异。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消灭不了，总有尊卑长幼、善恶贤愚、孤独鳏寡、老弱病残。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是消灭差异，而是控制差异的恶性扩张，使之不害共同利益。
在异同关系之下，有矛盾关系。矛盾是阴阳关系的一种，只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或质项的成分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是实际中的差异。特别是有对抗性的矛盾，常常以一方被消灭而结束。战争和杀人是人类的低水平行为。按物理的守恒律，所谓消灭不是质量或能量的消灭，只是存在形式的转化。若按“仇必和而解”说，转化只是矛盾的消解，不是一方存在的消灭。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把差异控制在不向恶性对抗转化的程度。人类社会的大道理就是这社会发生发展历史的因果性。人类之所以特出于禽兽之上，是以“群而有义”（荀子）为因，继续发展则须发扬孔子的“仁”和“教”两项基本原则。这是道德教育的本质。而教育则是信息传承。
信息的功能首先是记录历史。自然信息保存自然史——宇宙和生命演化的历程。人能辨认当下事物与此前历史之异同，进而施行控制，以微制巨，立异创新。有关控制功能详见下文第三段。主体的自由受质量和能量守恒等物理定律的限制，一切神话幻想无非是把信息的自由夸大而突破物理定律制约而已，所以那都是虚幻不实的。自然科学界的伪科学者则是自己明知不符合物理定律还为幻想的谎言作欺骗宣传。乱打“伪科学”的人夸大物理定律的有限性，所打击的却多是创新者。他们犯错误源于对历史的进化性认识不足，把未突破的规矩僵硬化扩大化。把时间看作与空间等同，夸大有限的定律制约，忽视无穷宇宙的历史差异，那当然就是压制创新的自由，反拖进化的后腿了。
后文对信息有细致分析，此处只说信息的客观和主观之别。
客观信息又分非生命的和生命的两类，能自我复制才有生命。非生命的信息首先是纯物理的光子、电子、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关系。必须承认这是一切信息的基本元素，否则信息即无物理根源。纯物理结构之所以成其为信息，在于多元的基本粒子群类各自的特性，主要是对称性，对称是内在结构部分之间的同。有对称性才可以发生自组织行为和秩序化结构，再由此形成复杂系统的演化和进步。仅当物体系的总角动量比普朗克常数h大得多，物理的作用和结构相对稳定，宏观测量够精，才能构造、传递和承载信息。
结构发展到能自我复制和更新所承载信息的物理内容，才会有生命。生命信息及其运作达到很复杂的程度，如生物的遗传和本能，野生动物的智力表现，以至不受观察主体操控的人类群体和个体意识。
主观信息分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类。外在的主观信息是主体自己制造或操控的（如计算机和自动化生产线、将帅所统军队等）自动化系统中的信息。内在的主观信息是人类自我的思维，是最高级的信息。
二，知识文化——分合相成
认识是辨异同、知道理。认识以记忆认同为前提。再现其同的环境条件必然有异，则形成新的记忆。较稳定持续的同使人误以为有不变的实在。多次再现的同异比较综合而得其道，从多异的道中简拔出少数屡次共出的同项，于是得出道中常理。常理之常是相对的，有的一直保持未见悖反则为定理定律。最为守常的理是最一般的同，是最简单质项间的关系，那只能是物理学的理。
辨同异是分析的，目耳手各司视听搏之职。“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因为纯分析的质项不是全面的实际，实际是综合的。主动的认识从采集信息入手，信息有表里深浅详略精粗之别，故在所得信息够多够深时即当作综合处理，经过合理综合的是回归实际的认识。这是“理论结合实际”或“天人合一”式思维的真义。
实际是综合的，但综合与分析相辅相成，互为条件。认识之分析性源于实际本身有分析性。无论属性质项和结构部分都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分析的信息也有综合性。但认识过程总是从部分入手，以分析为主，不能脱离认识空谈“天人合一”。而信息的综合总是不会达到绝对全面。认识的分析性是绝对的，综合性是相对的。评价综合水平的标准是看它预测未来的准确度。
胡适宣传实用主义，以实行为检验认识正误的唯一标准。那“实行”既要检验认识，那认识当然要给出理论预期。至于“唯一”，须是预期所定条件完备实现。因为实际有极多质项和关联而生偶然性，不符合预期不见得是认识有误，可能只是条件的预设或实现不完备。有限的认识得不到绝对真理，何以要求它符合实际必是“唯一”？
认识是信息的获得和处理的结果。生物的本能以生理感官直接获取信息，其深度和精度都是低水平的。虽然低，经过记忆和综合处理，即可用于应对外界变化，低等的是条件反射，高级的是有较复杂推理的智慧。由于信息是历史的记录，故不必都来自自身感官所得，可以经由遗传和教育传递。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用语言作信息载体，收发信息和逻辑处理的能力和深度都大大超越本能的遗传。人类思维的本质是多质项记忆的联想和综合，因而会理解并创造抽象新概念，作深邃判断，远非表面观象和机械程序处理所能及。近年计算技术发达，有人以为宇宙不过是个大计算机。这与拉梅特立的“人是机器”说一样。他们不知道计算机不会作质项综合。
个体间思想交流形成群体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信息体系，引导和规范人的生活行为。文化内容主要是知识。人类以文化区别于其它动物。个人的文化修养绝大部分来自教育，远远超过自己一生实践所得，所以说，是“教育造人”。
科技和生产是文化的基础部分。历史上所有生产革命无非控制技术的革命，控制以信息运作为前提。高级的控制需要高级的信息运作，所以晚近的生产革命以工程信息的技术改进为主，被称作“信息革命”。最高级的信息运作是人的求知以及把既有知识作裁缝式的思维加工。
科学是人类寻求知识的过程及其成果体系；技术是为达到物质性目的使用的知识。知识是经综合化处理的信息，但仍是存贮于人的记忆中的信息，或以物质载体寄存而备人查询的信息，故仍以分析性为主。此所以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的集合，技术知识形成体系则为技术科学。
科学的基本方法是分析比较。物理学是以对物质作终极分析为中心的学科。物理学的思维特征是简单化，但却是强度很大的“重脑力劳动”。其它学科各有自己的分析领域和深度，但都需要物理学的终极分析知识。所以物理学是最根本的基础学科，永远不会改变。
科学把自然的感官分析延伸扩展，精细化，深刻化。研究对象的质项越分越多越细，例如视觉，形有大小方圆，色分黑白七彩。仪器再把光分为光谱。触觉则分为温度、硬度……。物理学的分析是简单化，不管山水花鸟美丑之异，那可能是考古学的兴趣所在。
不同的物体上的一样的质项可以互相比较，于是有测量。测量是以某一取定条件的物体系的某一质项为标准，与待测的物体系的同一质项比较，取同得“一”，除去已得，再取为“二”，……如此程序继续操作，各命之以名，所得为数。故，量是某个单一质项的比较结果，数是测量中取同的次序之名。数名多了不便记忆，乃有进位法之发明。纯数字不是客观事物，是人造概念。只当数与比测实物的质项结合成为量，才具有实在意义。数学中有无理数，例如圆周率和2的开平方数，实际的物理量没有无限多位数，没有完全符合数学定义的圆和方。
数学是把人造概念按逻辑推演的理论。人造概念的原料主要来自物理学的简单化分析，所以以数、形、对称性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个质项对应它自己的特有的量，一种量只为对应的质项所有。《墨经》说“异类不比”，“智与粟孰多？木与夜孰长？”所谓“量变引起质变”不是这个量改变其所附的这个质，只是改变了同一系统内的另外质项的量。“质变”是指系统整体的性状改变。好像投票选举，一票之差决定总统，其政见立场可以大相迳庭。实际事物既为多质项的综合体系，则不能以其某一单一质项表征全体，对实际整体不言“量”。人们谈论事物的量时，是以所关心的质项说话。例如买肉时关心斤两和价钱，对应为量，而肉本身的其它性状虽可粗分不能全举，更无人说肉就是斤两。仅以量考察事物，不足以决定实际的全体动变，只有物理学的简化思维以少数的量构成数学公式，命为定理。
夸大量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是把物理学当成求知的圭臬了。物理学带动数学进步，运用数学工具，自牛顿以降3个世纪大获全胜，使哲学家特别佩服物理学，出现这样的过份倾向可以理解。
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所用语言是分析的，中国古称语词为“名”，把名的概念内涵及其关系之理叫“名理”，今译西名为“逻辑”。必须区分自然逻辑与逻辑学两个概念，逻辑学是以自然逻辑为对象的理论。不学逻辑学也能作科学创新大发现，因为人从学说话就同时在学自然逻辑，而逻辑学反映自然逻辑却未必全面深刻。西方逻辑学重在求同，疏于存异，中国名理学恰正补足西学的一半缺失。荀子从一切事物恒变而相异出发，论证“约定俗成”原理，即名的共识内涵只能是简约的而非严密的。个人以其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解名，既囿于所受教育又超越共识，故其思维既能创新又有局限。墨家则论述判断必须存异，不可独断武断，这是判断的“存异律”。淮南子、葛洪等反复说：任何推理皆无充足理由而为绝对必然者。这是推理的“容欠理由律”。
科学的假说和结论容许证伪改造，这才是辩证的逻辑学。
遵从自然逻辑的思想被称为理性主义。没有任何理由，或仅凭个人好恶与幻想，所提论断不是理性推理。非理性与理性之间没有明晰界限，由此发生意见纷争。非理性思想与信仰也要区别，信仰是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信念，多涉终极性命题。如果信仰指导下的行为不妨害公众利益，应有个人取舍的自由。很多非理性思想属于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把不可证实的虚构因素用作当下事物的基本的直接的动因。信仰与此不同，所论不是当下事物的直接原因，只是远不可及的想象的终极性存在。牛顿信仰上帝，但他对运动现象的直接解释不用上帝，上帝只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所以牛顿在其物理学中是理性主义的，至于他在别的领域是否有神秘主义，那是另一回事。
科学的进步以逻辑理性和实验为两翼。近四百年西方的实验文化在工技和学理两翼突飞猛进，成为先进文化，而我们还没有重视学习。当前中国实验文化落后已成科技发展的瓶颈。
实验者根据某一思维命题，人为地创造某些物质性条件，以之相对地掌控一项自然变化过程，从观察记录来分析其因果，再由此求得某些规律知识。其程式是：理论—实验—理论。实验的效果视其可控程度而定，越是简单的对象可控性越大，所以物理实验最有效。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实验所要求的“创造条件”需要宽面的工艺和技术；事前的思维命题和事后的因果分析是理论创新。实验家必需兼备相当高的理论修养和技艺本领，这就是“学者—工匠—实验”三结合。
研究对象距离遥远而难以施加作用则无法实验，规模很大且结构和质项很复杂的体系因其控制之难几乎不能作实验。大国社会庞大复杂，但也非绝对不可控，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分析多次危机，提出的控制方案常有实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有控制地发动的，但进行中失控了，所以那不是完整的实验。那么大的社会实验与庞大人群命运生死攸关，率尔发动，祸福动天，可不慎哉！
三，事业生活——机缘并用
我们再从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事业角度讨论信息，特别是其控制意义。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有限，要对付解决困难问题，或要完成大事业，只能是运用信息和控制手段。实际是复杂综合，总体的演变如果只有质量和能量的守恒，就不会有发展和进化。百年前哲学颂扬这些守恒律的发现，正如颂扬进化论，是反神学的需要。中国古无神学。
晚近哲学以“机械性”指称简单的“无机”运动。但是“机械”不是纯自然的山谷木石、海滨沙水。“有机”之语则与生命现象关联。这种语词制定的矛盾抵牾显示其理论不自洽。考训古典发现：汉字“机”表示重大范畴概念，内涵是信息和控制。早在先秦，持人本主义的中国贤哲从弩机领悟了控制之理，从而建立概念“机”，更进一步看出人的思想意识是最有活力的机。信息不只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还是历史的精神、生命-思维-文化的本质，更是运化的枢机。庄子说：“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易·系辞》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 中国古典哲学机发论指导了两千多年无数精英建功立业。
西方古典哲学不讨论信息和控制，那属于上帝。上帝全知全能，主宰一切，祂的信息和控制是绝对的，不需要研究。而人间的信息和控制只是从上帝那里分派下来的一点点，微不足道。基督教忌讳研究上帝本身，严重影响了西方文化传统，文艺复兴也未能开发出机发论。因此尽管实际中处处有信息和控制现象，前此半世纪的哲学却都没有讨论。例如恩格斯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而早于他两千年的司马迁则说：“神者生之本”。这句话里的“神”是与形相对的神，不是鬼神，其含义是主动活发的信息。司马迁的意思是：“活发的信息是生命的本质”。虽然恩格斯拥有近代科学较精细的分析知识作根据，但无疑司马迁的话倒更深刻。当然要历史地理解恩格斯，发现DNA在他身后58年。但现在我们也不能说“生命的本质是DNA”，那太简单化了，只管结构的遗传而未及精神思维。司马迁的话主要针对人。
把“神”定位于人，这使中国文化活跃兴发，千年万代永不萎谢。
中国古人自觉地运用机发论，天机事理与人机心神合发并作，遍及医学、兵法、政治、商务。《阴符经》曰：“天人合发，万变定基。”针灸学是用机标本。徒手技击讲究“四两拨千斤”。兵书强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是中国兵法传统的杰出继承人，远胜德国学院派。帝王处理国事叫作“日理万机”，道士修炼长生讲究“盗取天机”。这些都是含对抗性的事物，充满尖锐矛盾，但仅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做出完满的分析，还必需运用机发论。
机发论最重要的应用是对“心”与“神”的理解。从低等级生命的单细胞应变表现，到高等动物的心智，从人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到杰出的推理思维，中国古人皆归之于心。而神则更扩展心的涵义，“阴阳不测”“知几”皆为神，遗传之秘也是神。没有“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朱熹发挥王充）“是物物神神之深几（机）”（方以智）。故司马迁曰“神者生之本”。从一般生命的形神关系进到人的精神世界，这是西方哲学的老难题，而在中国古人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再向前一步考虑如何提高精神文明，没有高尚的精神文明就没有社会的正常发展，也没有个人的正常生活和大业鸿图。这当然是教育学命题。教育的两大任务是智育和德育。
智育要教人掌握机发论方法。机智地避御大凶大险作成大事大功，是为“神机妙算”。然而，任何神机妙算也要遵守大道大理，亦即客观规律。此所以教育首先是继承已有的文化知识，学各门科学。培根有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原文中的power或译为“权力”，这样更能体现此语的机发论意义。但若只拥有规律的知识，不会灵活运用，那是书呆子，既无力也无权。用机是理论结合实际，要掌握“无常操”的道。实际之因素复杂多端，足够全面地把握实际，特别是能抓住机要关键，牵一髪而引千钧，成就盛德大业，此之谓“得道”。
从佛经里翻出一个“缘”字，人们常把不明原因叫“缘”，有神秘主义之嫌。有“机缘巧合”的成语，意指偶然性。说有“前世因缘”更是迷信。但缘的本义毕竟是指因果性，排除非理性用意后再与“机”结合，就是合理的积极的方法论概念。机缘的神妙运用意味着对知识的掌握达到博厚高明广大精微的中庸境界，以致能成为得道的圣贤。
德育的任务涉及个人行为准则，道德是伦理学命题，超出机发论研讨范围。宋明理学的教条主义保守派只会讲人伦规矩，如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自命为“天理”，以此约束个人自由和人权。他不提倡实验，曲解格物，成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思想羁绊，受戴震等真儒抨击以至晚近的革命批判，罪有应得。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任何社会都有群体与个人间的两大矛盾，必须妥善处理。那就是：公益与私利、领导与群众。这两大矛盾的处理水平是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尺。这两项安排好，不愁科技、生产和福利不高。
道德教育则是造人的头条要求，是做人的大道理。道德要点在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个人在群众中可以是个“螺丝钉”“草民”“芸芸众生”之一员，也可以是国家领导人、渊博的大学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不管是哪一种人，都要对群众讲仁义守诚信，不做害群之马，必要时牺牲自己。政治制度和法律是必要的形式，精神文明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友爱互助，是为仁。能“杀身成仁”（论语）是最好的人。个人必须对社会群体负责，要履行社会的责任义务，是为义。高尚的人能作到“舍生取义”（孟子）。仁义是除强盗、黑帮、法西斯匪徒之流以外谁都不敢反对的伦理规范。只可能对仁义做出各有特色的解释，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它的本义。
可以从人类进化史的大道理推出伦理道德要求的必然性。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历史的产儿。而人类社会之所以发展成如今的高级形态，是群体内长期持续互助合作交流教育的成果。损人利己的行为破坏这个进程，比禽兽都不如。历史上发生过的反人类暴行，如日寇搞的南京大屠杀，纳粹消灭犹太人，都被人类永久唾弃。个人顺应社会生我养我的自然程序而悉心尽力作出回报，为群体贡献一生，儒家谓之“天理”，佛家叫“结善缘”。这是历代先哲反复阐发了的德育原理，不因任何恶性批判而沦丧，除非人类中的多数犯浑找死，自劝世界末日”。
倒过来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人。首先，社会要为其成员谋福利，这是社会的存在理由。人毕竟还是动物，有求生的本能，“食色性也”。人都要吃饱吃好，要过男女两性生活使种族延续。于是人都有私欲私利，难免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冲突。国家社会必须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孔子希望民众富庶，有美衣甘食。荀子讲“礼别异，乐和同”，要求用健康高雅的文艺娱乐活动促进社会和谐。墨子和宋明腐儒要单方面限制个人利欲以保护国家利益，有所偏颇。要平民服从君王利益，就更错了。孔子提倡公天下，以尧舜为理想。秦以后两千年是皇权家天下，秦儒抗争不成，后儒退而力争仁政，维持家国主义社会体制。到头来只有打倒皇权，民主共和才可能使天下为公。
然而，社会的构成必须有组织，有秩序，有分工合作，首先是群众要有领导。荀子讲“礼别异”首先是要尊重领导。阶级社会的领导者总是属于上层统治阶级，与剥削分不开。没有阶级也不能没有领导。领导与群众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时领导的意图虽然正确，却不被群众理解；有时领导自私腐败假公济私，受到群众厌弃。如果领导无良是体制造成，那就要改革体制，严重的要革命。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地存在官员腐败，解决这个大问题是摆在一切人面前的历史任务。
社会要发挥其成员的主动积极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曾是个难题，从机发论观点看则无需争论。荀子说：“義以分則和”分而和才多力而強。因为群体毕竟是由个体组成的，文化的进步、科技的创新皆发轫于个人头脑。先儒主张“选贤举（与）能”。明道握机之士执时局之辔繮，他本身就是历史的枢机。社会要给智能之士创造条件，使之发挥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至于科学事业，要允许反对意见自由发表，充分争鸣。创新的科学发现不可用投票表决而置其可否，科学发展要的是自由而不是民主。问题在于被选出来的少数干部、院士是否真有实才和公心。院士虽只是科学家，没有高尚品德也不行。更何况还有弄虚作假的骗子削尖脑袋向上爬，不能不严加考察开除驱逐。如果现行选举制度不能保证这一点，就要及时改进，不要迁延不决酿成大患，使社会矛盾转化到对抗状态，那就坏大事了。
[李志超 2007-12-22冬至日 初稿成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