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强：承认失败，才有未来--直面基础教育的原始思考（快讯268）

天地生人学术讲座 快讯第268期（共5页）（2007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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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

主题：承认失败，才有未来---直面基础教育的原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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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失败，才有未来

——直面基础教育的原始思考

张晓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非事事如意。2005年，卫生部长坦承我们的医疗改革失败了，此乃50多年来中国高官首次在公众面前承认失败，这种实事求是的勇气使我们看到了医疗改革事业的曙光。早在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就说，我们“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主要是针对“六四事件”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说的。实际上就整体而言，直到今天，在所有的领域中，最落后的仍然莫过于教育。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是因为教育评估是软性的，教育失败不像医疗改革那样人命关天，也不像房改那样关系到百姓的安居，总是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二是因为教育乃是百年树人的马拉松事业，其效果至少要等到二、三十年以后，而教育决策者当政年限最长不过十年左右，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为了局部和个人短期的政绩，他们最易掩盖矛盾，把问题推托给继任者，特别容易忽视为中华民族整体和长远利益思考的正直知识分子的意见，从而做出不恰当的决策。比如盲目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大面积下滑，甚至名牌大学也被裹挟着质量下降了，即属此类。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在当时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砸碎了“血统论”的精神枷锁，“有教无类”，而且那时民风淳朴，腐败少见，高考题目也不偏不难，由此改变了出身“不好”、没有后门可走的、被压抑的无数热血青年的命运。但其后的发展却越来越背离了它的初衷，扩招之后城镇学生只要有钱就总能上大学，而有些农民子弟考得上大学却上不起。而更为可悲的是，高考已经逐步异化为套在初等教育头上的一道无形的精神紧箍咒。“语文教育，误尽苍生”，实际上误尽苍生的何止语文教育!英语教育、数学教育、政治教育何尝不是如此？残酷的竞技选拔性应试教育造就了无数学业失败、缺乏自信、厌恶读书、只会考试的孩子，他们极易成为网络游戏和色情的俘获对象，成为网瘾症的巨大后备军。人说美国是少年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而中国不仅是中年人的战场，更是少年儿童的战场！中国学校为什么流行军训?道理就在这里。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力”（威力、权力、财力、武力），士兵的天职是服从，不许问为什么；教室中决定学生是否接受教育的关键应该在于理，学生学习科学决不单单为了实用，而是为了满足天生的求知欲，追求真理、启迪智慧，因此必须多问为什么。为了提高分数，让学生接受自己的管制，采用压服或骗服的方法，乃教育之大忌，我们的许多学校和家长却乐此不疲，以听话和接受所谓标准答案为好学生。我们在“为了一切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幌子下，在有意无意之间，把所有教育部门的社会矛盾都推到了无力又无助的孩子们身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这么干的，实在是残忍之至!每一对父母、每一个家庭，都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愁又着急，甚至造成家庭不和谐，和谐社会又从哪里来？中国大陆中小学生负担之重，可称世界之最；初等教育效益之差，也堪称世界之最！

就在全国各界有识之士深刻反思中国的教育问题时，我们却听到了一个“权威”的声音：在2006年“两会”之前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却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理由是“判定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是不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中国教育2005年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覆盖率和毛入学率达到95％，高中入学率达到了50％，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了21％，……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教育事业是成功的。”一时舆论哗然。此乃典型的短期政绩思维，属于官出数字，是以起点而不是终点论成败。

但是不承认中国教育的失败，是通不过去的!我们不妨认为上述数字是精确的，那么进一步要问：那些入学的中小学生是否都毕业了呢？那些毕业的中小学生是否都合格了呢？大学生毕业之后是否都找到工作了呢？找到工作是否都学以致用了呢?我相信，没有哪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给出肯定的答案。一次调查显示，51.5%毕业生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34.7%的受访者对上大学感到后悔（《南风窗》2007.2.下P.41杨军《谁来叫停高校大跃进》）。更进一步，有那么多的用人单位是否都招到了合用的人才了呢？一位跨国公司老板说，没有想到在中国找到合用的人才有那么难。我国的几百所院校有国际贸易专业，但贸易公司却很难找到既熟悉对方国法律和市场规则，又熟悉WTO规则，并能用流利的外语进行谈判的贸易人才。找到工作，挣碗饭吃尚且很难，更不用说搞原始发明创新了。我们20多年发了30多个“减负”文件，中小学生的负担减下来了吗?不但没有，反而越减越重，并且转嫁到了家长身上！我们推行素质教育十多年，学生的素质提高了吗？不但没有，语文素质、数学素质、科学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反而大面积持续下滑，心理问题不断增多，厌学之风日益蔓延（陆俭明《语文教学之症结与出路》，载《课程·教材·教法》2006.3;《中国改革》2006.7.《病入高校》专辑P.37，《人民教育》2007、5《到了必须关注学生体质的时候了》）。我国第一个电子女博士、前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教授在一次假期中小学发明创造成果展览活动中慨叹，参加创造发明的孩子太少了，他们成了应试教育的漏网之鱼！我们可怜的孩子大都忙着参加父母和学校强迫他们进入形形色色、眼花缭乱的各种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被无以计数的教辅类垃圾读物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对大量的课外优秀文化食粮，世界科学、科普和文史哲等方面的名著、原著，只能置之不理，望洋兴叹！中国教育不知浪费了多少红颜少年的大好年华，消耗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宝贵青春，磨损了他们多少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其巨大损失远不是每年百分之八、九的GDP增长率所能弥补的。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国有资产”，其损失之重，绝非有形资产之流失可以比拟！中国教育之失败，每一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用人单位，都有切身体会，决不是几个简单数字就能说明问题的！（适逢2007年高考结束，重庆市作文题目是《酸甜苦辣话高考》，可以想见，作为基础教育接受者的考生，尤其是那些历尽苦难痴心不改的高四、高五、高六学生，对于高三教育、中学教育乃至整个应试教育，该有着怎样的血泪控诉！他们还能有求知读书的兴趣吗？）

不愿意承认失败，乃是当政者的通玻承认失败，在面子文化发达、官官相护的中国更是极难的。因为承认失败，就要承担责任，不但丢面，甚至丢官！领导就不能得过且过，需要革故鼎新，冒险闯关，得罪许多既得利益者，自己和后面的官员就越发不好当了。谁又愿意给自己加压呢？

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的，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幼稚认识。1979年6月，中美互派初等教育考察团。中方报告认为，美国学生重音、体、美，轻数、理、化，趾高气扬，课堂纪律差，预言美国教育已病入膏肓，再过20年中国科技和文化必将超过美国。美方报告认为，中国学生上课纪律好，起得最早睡得最迟，其成绩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中国科技文化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如今28年已过，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在1979—1999年间共培育出43位诺贝尔奖得主，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而中国还没有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科技文萃》2004.5.P.160;《人民教育》2006.10. P.11)

虽然不能把美国领先的科技水平都归结为其初等教育的直接结果，但是对于中国教育的致命缺陷，中外有识之士早有察觉。1987年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采访十三大代表特级教师魏书生，提到美国曾有一名教育家，带着几所名牌学校选出的10名学生来到中国，要求中方也选出10名学生，双方坐在一起，彼此交谈。教育家坐在一旁观察两国学生的思辨能力、反应能力、谈吐能力，……最后他自豪地说，21世纪将属于美国青年。这一次样本太少，而且只是一人、一面之辞。1989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详细报道，美国北依阿华大学教育考察团与广西教育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广西6所典型中学（普高、职高、重点、一般、农村、城市）进行了11个方面141个问题的综合调查，中美双方都承认，中国教育千校一面，千人一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这是极有说服力的，可惜无甚影响。1994年孙云晓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科技文萃》1994.6.P.18)，一时舆论大哗，但是大哗之后，一切照旧。2006年2月，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高中生现场参与。美方12名学生都是美国总统奖获得者，中方学生也是将被北大、清华、香港大学等录取的优秀生。在价值取向考察中，5个选项中，美方学生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中方学生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只有一人选择了美。假如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陶行知先生地下有知，真不知该作何感想！在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更显示了中国学生的差距（《科技日报》2006.8.27.）。这一次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在如此强烈的现场对比中，确实给人以无比的震撼！我们再也不能震撼之后归于沉寂了，再也不能跟着感觉走，尽做缺乏远见的小打小闹和局部改进的表面文章，尽会发减负文件，不干实事儿了。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教育观念和思想、体制的改革！在这之前，必须进行全民大讨论，全国大调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知彼知己；中国睡狮才有可能觉醒，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复兴！

2006年5月香港凤凰台《鲁豫有约》主持人采访撒切尔夫人，夫人最后用一句话概括访谈，“我认为中国只能成为大国不能成为强国，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有文化，但是目前中国人民没有文化力量，缺乏软实力”（引自李国杰《官本位行政化影响我国科研走上高层次》，《北京青年报》2007.5.9.）。我认为这正是由于几十年来教育的失误造成的！1949年以来，我们在教育事业上做了多少傻事和蠢事，从未有人系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过。直到今天，你只要看看当今中国的小学生们成天都在忙些什么；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们又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你就知道夫人决非信口雌黄，睁眼说瞎话，故意长英人志气，灭中华威风。作为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知道，近30年来我们虽然越来越富裕了，但是我们的教育距离诺贝尔奖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却越来越远了（时钟《Home is where work——写在诺贝尔逝世110周年纪念日》，《世界科学》2006.12.P.42）。我们再也出不了华罗庚、束星北、朱洗、黄万里、梁思成、冯康、陈景润、陆家羲、杨小凯、张颖清那样的科学家，也不太可能出现袁隆平、王癣张跃、包起帆、张永江、李官奇那样的发明家，也培养不出梁启超、陈寅恽王国维、赵元任、马一涪潘光旦、鲁迅、巴金、马寅初、梁漱溟、季羡林那样的社会人文学者、思想家和作家了。我不知道当今社会还有多少个像何博传、何新、何清涟、郑也夫、李醒民、胡鞍钢、贺卫方、陈丹青、郎咸平、张五常诸位先生那样，不为权势和金钱所驱使，不昧着良心说话，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敢于向权贵，向习惯思维、传统糟粕和习俗挑战,自由选题、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严复说，国贵自主，人贵自由。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无穷无尽的愚蠢作业和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掠夺了自由玩耍和想象的空间，剥夺了说真话和提问为什么的权力，扼杀了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创造力。真不知道离开了这些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还拿什么去发展知识经济，构建创新型社会？我们连中小学都办不好，培养不出一流的中学生，还侈谈什么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已经把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的想象力摧残殆尽，却幻想着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再培养出来，这怎么可能？2000年上海科技论坛指出，代表知识创新能力的科研成果中国只占世界的1.6%，代表技术创新能力的专利申请仅为全世界的0.2%，研发支出不到全球的4.9%；美国在2000年颁发了14万件专利，其中日本3.1万件，美国8.5万件，中国仅119件。从现时的生产率看，日本是我们的40倍，美国是50倍，中等发达国家则是我们的10倍左右；从科技投入总量看，日本是我们的25倍，美国则是50倍，按人均科技投入讲，日本更是高达我们的250倍，美国则是我们的300倍。这些或许正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我国缺乏软实力的原因。

从1992年中日小学、初中生夏令营中的较量，到2006年中美高中生直播现场的对决，我们全都败在了外国人手下！2006年暑期，丘成桐兴冲冲赶到杭州，和一批高考数学尖子会面，结果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近两年能够进哈佛数学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书摘》2006.9.）。再说我们的大学生，从台湾来到清华大学教物理的程曜先生撰文《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７（《书摘》2006.4.P.47）认为，中国大陆最显著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混乱，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清华的学生们居然不敢提问，不喜欢动手做实验，不认真读书，只重结果不重视推导思路，只关心分数，不给及格还敢恐吓老师；宁可出资购买手机、电脑，也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董迎春先生在《防止出现“有知识没文化”现象》（《科技文萃》2001.12.）中提到，上海交大一位教授在一所名牌大学做有关武王伐纣的讲座，当场有一个女生站起来问他研究这个有什么用；还有一次谈到大学生要学点儿人文知识，学生反问他，“我要考GRE,要考托福，要打工，要做课题，要谈女朋友，哪里有时间搞什么文理兼通啊？”重点名牌大学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大学就更不用提了，考试作弊，论文造假已是司空见惯。张五常先生说，“我看现在的教育是一塌糊涂，不是花钱就可以的。中国的教育是无趣、无味，弊端丛生。中国人智慧天下一等，但半个世纪以来大陆没有出现多少学术大师，是何等怪事？”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家琪先生说，“我现在给学生上课，发现他们对我们这代人和上代人经历过、思考过的事情基本不知道，也没兴趣，更不要说理论问题了，只知道围着考试和就业转，我觉得挺悲哀。……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和爱好，是非常可怕的”。中国要靠科教兴国，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李开复先生看到有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大学生，在最宝贵的青春时光虚度光阴，真是痛心不已，更有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他给当时主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写信，希望关注此事；他本人甚至想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他们（《新华文摘》2005年第22期P.104《李开复：教育之路上的虔行者》）。再看日本，早在1982年,时任首相福田赳夫亲自主持会议并做出决议,确认创造力开发是日本通向21世纪的保证（唐殿强主编《创新能力教程》P.305,2005年）；日本人甚至声称，一定要保持日本的技术与中国至少有20年的差距。作为时代宠儿的中国大学生却把计算机、外语、财会、驾照等一些工具性的东西当作进入21世纪的钥匙。如此讲求实用，缺乏榜样和远大理想的一代，怎么能担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重任？如今的大学生，都以能出国留学获得绿卡为荣，我们的北大、清华仍在重复百年前留美预备学校的耻辱，甚至弄到连中小学生为了逃避应试教育之害，也要留学的地步！我们忘了90多年前胡适先生在他的宏文《非留学篇》中发出的振聋发聩之语：“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是故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１[转自刘琅、桂苓主编《大学的精神》（2004），P.13]值得庆幸的是，北大、清华的学子们已经开始觉醒。1997年北大一位毕业生（当年唐山高考状元），写了《我是北大培养的废物》，引起广泛关注。还差一年就毕业的清华计算机博士生王垠退了学，还写了万言书，说中国教育一再扼杀学生创造力，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他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曲兰《和教育部长谈心》，《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10.）杨振宁先生对物理学和开放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毫无疑问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但是千万不要再相信他老人家的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好，甚至中国名牌大学本科也不次于美国的言论，因为他年龄太大，与今日广大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代沟实在是太深了。科技大家年老之后阻碍科技发展司空见惯，从牛顿到爱迪生都是这样。接触过很多中国大、中学生的李开复和丘成桐先生，与杨振宁的观点完全相反；作为基层的中学教师，我完全同意二位年轻先生的意见。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的面皮，被敢讲真话的海外华人和自己培养的反叛者一点点撕破，大学生早已不是天之骄子，大学也不再是神圣的学术殿堂了（《走下神坛的大学》，2007.6.1.《南方人物周刊》高考三十年专辑P.33 ）。北京及各地的重点中小学，长期以来名不副实，名义上搞素质教育，实质上还是应试教育，甚至变本加厉，仍在欺骗着众多家长和孩子们。

我国光纤通信领域老一代科学家叶培大先生说，忽视基础，将永远落后！他虽然指的是自己的专业，但隔行不隔理。对于语言文化教育，母语乃是基础；当今中国教育太重英语，忘了自己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以至于弄到中学生语文素质连年下滑。对于整个教育而言，中小学是基础；中小学都办不好，培养不出一流中学生，就是把全世界的大师都请到中国所谓的一流大学，他们又去教谁？又哪里会有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君不见，我们把一流应用数学家林家翘请回国内，老先生很着急又奇怪，在清华居然找不到孺子可教者！对于民族复兴来说，自信心是基础；如今的教育使学生日益丧失了个人和民族的自信心，他们又怎么会为民族复兴而努力？他们的选择也许只有逃避！

面对教育界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的决策者们总是很忙。对于中小学，教育部忙着发减负文件，教育局1980至1990年代忙着建职高和职教中心，后来又逐渐取消；有一段时间忙着建校办厂，现在又忙着盖豪华中学，把普通中学改成重点中学分校，以便糊弄家长和孩子。大学里1980年代忙着把系改成学院，以便分出去成立新大学；1990年代又忙着并校， 盖大楼、盖大学城、改校名、开设热门专业；进入21世纪，全国大部分中专渐渐没有了，大专院校都争着升本了，普通本科都忙着并给老牌的名校了，名牌大学都在向北大、清华看齐了，并且一水的理、工、农、医、文、管、经，样样俱全。有的地方因为取消了中师，幼儿园竟然招不到老师。我们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庙（学校），里面除了赵公元帅不要说没有一个像样的神仙，甚至于连个潜心修行的和尚都没有，又有何用？终于有明白人提起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不是大楼而是大师，于是乎又忙着重金聘请海归、博士、博导、院士甚至国际大师，至于他们来了之后能否发挥作用，他们的话又有几个人能够完全听明白，从来无人过问。校长们还忙着争办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搞评估，争取进入“211工程”，争办世界一流大学(心冰《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耻大辱》，《文化博览》2006.8.P.6)，谁要是不造假，说了真话，影响了评估，谁就是学校的罪人；许多高校每五年就要经历这样一次浩劫，却没有一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站出来说出真相，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良心似乎已经人间蒸发了（中小学评估也有此现象）。现在我们发现大学生语文水平太差，就提出要在大学开设语文，把应在中小学解决的问题推给大学。我们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质量太差，找不到工作了，才想起要提高质量，抓中职教育。如果我们总是以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跟着感觉走的急功近利模式办教育，忽视根本，缺乏远见和战略眼光，中国必将永远是跟在别人后面爬的二流国家！我们在最应该讲计划性和预见性的百年树人的教育部门，却搞起了短期见效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总是金字塔形或菱形，我们的教育体制却搞成了倒金字塔形，试问有哪个国家是这么搞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又怎么能找得到工作？我们的教育行政领导，去外国考察教育不知有多少人次，除了公费旅游一趟，到底又取来多少真经？写过多少振聋发聩的调查报告？

非常奇怪，我们虽然认为美国教育是成功的，但往往仅限于承认其高等教育优于中国，美国官方却总是认为自己的初等教育不成功，从1983年里根总统时期的教育白皮书《国家处在危机之中》，到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美国教育改革委员会文告《国家仍然处在危机之中》，再到小布什上台提交国会的第一个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原北京五中校长、特级教师、政协委员吴昌顺《教育的贫困是最大的贫困》，载《科技文萃》2002.9.P.14)，作为世界头号科技教育强国的美国一直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认为自己的基础教育问题多多，因此总是想尽办法，走出困境。2006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的美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为（美国）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中保持繁荣发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超越风暴》，更是充满了深谋远虑的真知灼见，把中小学科技教育放在了第一条，因为他们深知中小学科技教育抓不好，就没有未来；而反观我们所有科技教育的重要文件，没有把中小学科技教育放在第一条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研究员《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中小学科技教育》，《世界科学》2007.3.P.5专稿）。中国官方和媒体认为，中国的初等教育是成功的，优于美国，从来不肯承认我们的失败，总是得过且过，不能直面失败，只是承认到了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才落后的，最终却一直落在美国之后。实际上，我们的国家真真正正是输在了基础教育的起跑线上！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还没有上跑道，在教练员的指导思想上，也就是在教育思想和体制上就已经输掉了。中国教育从小学生开始为了获得高分和好名次，就被逼无奈不得不编瞎话、考试作弊，而对于如何满足孩子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从来少有人关注，从小就把孩子培养成为善于说假大空话、认鹿为马的“政治人”，总是缺少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敢于直言的“科学人”。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诚实守信、不说假话，这是作为学术人的起码条件。如今社会，不说假话简直寸步难行。中国人爱说假大空话，已经世界闻名。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2000年8月5日，孙云晓先生应邀去日本参加了中日两国青少年的一次登山探险活动，又写出了《夏令营中的较量》续篇《千年警世钟》（《科技文萃》2001.6.P.46），时隔8年中国学生总体上仍然不敌日本学生，我们“错误的教育正加紧制造着21世纪中国的灾难”。国外经验表明，培养人才与发展建设必须保持同步。1960年代一位日本首相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大家说日本出现经济奇迹，我认为算不了什么。我有一句话奉告各位，我们日本拥有世界最好的教育”。你只要看看日本的发明创造教育，看看近两年《科学世界》杂志上翻译的日本科普文章，看看日本人在我国办的“索尼探梦”科学博物馆，就知道此话决非虚言。中国人连这些初级科普的好东西都搞不出来，又怎么能奢望有大批的原始发明创新出现？又拿什么去建设创新型国家？试问有哪一位中国领导人敢于在世人面前声言，我们中国有世界最好的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2007.5.14.同济大学演讲时引用一句格言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世界科学》2007.7.P.2《“仰望天空”给我们的启示》专稿）。我们只想着建几所一流大学，却不知道中国需要几百所一流中小学；我们只注重发展可以计划和规划的短期实用技术，跟踪人人看得见的所谓科学前沿、热门课题，却不注重建设发展科学和教育的宽容和宽松的人文社会环境和制度，要有自己的原始科技创新，并且长久保持今日GDP的强劲发展势头，恐怕是不太可能的。诚如旅居美国的哈佛文学博士、耶鲁法学博士冯象先生所说：“钱学森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走了歪道。中国人办教育，20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统统丢掉了，一律奉行长官意志，‘数目字’管理。将来如何推倒重来，扫除垃圾，我们这一代怕是不行了，既得利益者太多。看下一两代人吧，也许他们受够了损害，能抓住机会，拿出勇气和政治智慧，迫使‘肉食者’及其共谋者让步”（2007.4.21.《南方人物周刊》P.67 ）。学术腐败的根治，恐怕还得从中小学做起。李开复说，“真正需要彻底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中国若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外国。而要想有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梁启超说，中国之未来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中国要拥有未来，实现和平崛起、民族复兴，必须直面基础教育，承认失败，锐意改革，这是整个中国教育和学术研究走出困境的首要前提!

2006.10.-2007.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