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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

“哲学是什么”是自从有哲学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直到今天，人们并没有对哲学的属性有统一的认识。这种情况在有关哲学的各种争论中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有时甚至双方争论了很久各自都不知对方所云。

有些人把具体科学，或者叫做实证科学中的问题，当作哲学问题来争论，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相上下，最后不了了之。比如关于时间，作为计算速度用的分母的时间，只能是物理学的时间，不可能是哲学时间，但人们常常把它当作哲学时间来看待。有人说时间无限性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任何事变都有速度，再慢、再久远（像宇宙创生）也需要有限的时间，如果时间无限，该种事变的速度不就是零吗？当然无法理解。反对者如果也用物理学中的时间来应对，就只好认输，所以他回答说：“你说时间有限，就是有开始和结束。那在时间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对方就说：“唯物主义不是讲实事求是嘛？那时候的事情没人知道，也不必追究。”这样争论下去毫无意义，但很多所谓哲学争论本质上就是如此。

我们在这一章要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具体做法是从哲学观的分歧谈起，再讨论符合当今科学实际的科学观。从这两方面的讨论，得出“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这一定义。还要说说这一定义对于哲学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实际意义。

一、 哲学观的分歧

哲学一词是舶来品，古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但由此断定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则是十分荒谬的。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语“爱智慧”，英语写成“philosophy”，意思有“沉着、冷静、悟道、达观”、“中世纪大学的高等学术”、“形而上学”等等。甚至还包括“物理学”的意思在内。哲学的原始含义，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总科学”。古代人追求认识自己周围的事物，以便取得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首先是为了正确认识世界，诞生了原始科学。当时的科学处于萌芽状态，不可能分门别类地发展。原始社会只要有些人比旁人聪明些，多想一想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农活，什么时候该灌溉土地，什么时候该防治洪涝，就相当不错了。有了这样一些“智者”，大家才不会白忙。人们就把这样一些智者称为“哲人”。古代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根本不分家，甚至和政治、伦理都无法区分，这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哲人”什么都懂，像“天才”。这时的哲学就是“总科学”。

其二是“爱智慧”。李克等人写过一本《使人聪明的学问》，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哲学观。事实上古代有科学知识的人，比平常人要聪明，但一涉及具体问题他们也往往自叹无知。比如有两个小孩儿在争论：到底是早晨太阳近还是中午太阳近？主张早晨近的说，早上看太阳大，同一个东西，近了就看着大。主张中午太阳近的说，太阳像火，近了就热，中午比早上热，所以中午近。他们问孔夫子，孔子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不知道。这里就看出孔夫子的伟大之处——决不肯不懂装懂。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清楚：因为太阳光入射角度不同，早上大气折射形成太阳形象变大，中午则阳光直射，使阳光热量充分加热我们周围的空气。是不是古代人在哲学上的智慧不如今人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哲学水平和科学水平并不是一回事。

这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在古代并没有原则分歧，大家觉得都有道理，甚至同一位哲学家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哲学观。这种情况对后人有很大影响，以至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二者并行不悖。或者在同一本通俗化的哲学小册子里，前后说法不同。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真正的哲学渐渐产生。在西方的古希腊时代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都是科学萌芽、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社会历史大变革的时代，所以思想活跃，学术争鸣激烈，为哲学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哲学产生不久，由于古希腊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哲学家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具体科学的探讨，开始追求抽象思维。中国的哲学家们也一样，老子的“道”就是抽象思维的代表。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公元前624-547）到过很多国家，获得大量知识，能预测日蚀，测量船只之间的距离，他的抽象思维认为万物源于水。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却认为万物源于气。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470）认为万物源于火。水、气、火都是具体的物质形式，所以后人称他们为唯物主义者。这一种抽象思维还不彻底，老子的“道”是真正意义上的抽象思维。如果把高度抽象的思维方式作为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那末中国的老子才真正进行了哲学思考。老子的生卒年代难考，但他当过孔子的老师。孔子叫孔丘（公元前551-479），比老子小很多，由此可见，老子和泰勒斯基本上同时代。

所以哲学家不仅要掌握知识，了解世界，而且要追究世界的本源。这种本源是我们周围世界的高度统一，很难找到具体事物，只能高度抽象，这就使他们追求抽象的思维。

到了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那里，开始有了专指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形而上”语出中国周代的《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人认为，形而上指的是无形或未成形的东西，形而下指的是有形或已成形的东西。如果承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译为《形而上学》是合理的，那末中国至少在易经问世的时代就已经有了萌芽状态的哲学。

关于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说法，至今仍然有效，吴育林《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①[①]一文不仅把哲学说成形而上学，而且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与通常理解的反辩证法意义的“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由此提出第三种哲学观——哲学是形而上学。人们把研究有形之物的科学，即各门具体科学称作“形而下”的科学，把研究高度抽象事物，如宇宙、万物本源之类的问题的学问称为“哲学”。这样理解哲学，哲学事实上还摆脱不了“总科学”的桂冠。而戴上这样一顶桂冠，哲学就难免“脱离群众”，成为少数超凡脱俗的“哲学家”孤芳自赏的宝贝。

哲学观的争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谁也不能说服谁。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内，表现得特别突出，一时还难以统一。例如，有人认为，哲学关注的重点在不断的嬗变，哲学正从拟科学向拟价值转变。但是哲学关注的重点能否代表哲学的本质，能否形成新的哲学观？这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科学当然有价值，而且价值本身就是经济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二者不应该对立。还有的将真理的追求和价值的追求对立起来，认为哲学追求的是未必有实用意义的真理，不是“学以致用”的使用价值。有两种极端的说法，一是说哲学就是人学，因为只有人才有哲学；一是说哲学研究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的宇宙终极存在，哲学关心的只是终极问题，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所谓“应用哲学”的提法和做法。

在哲学观的其他方面的争论更是多不胜数。各类教科书上面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都一致以领袖人物的言论为哲学定义的根据。编著者本人是否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极不统一当中的统一。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学问家没有独立思考，而是自己队伍中的意见本来就不统一，还不如统一于领袖可以减少麻烦。

所谓领袖对哲学的定义，其实并不是定义，而是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论述。就是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的：“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②]领袖没有给哲学下定义，只是指明哲学作为“知识”是怎么来的，（哲学不仅仅是知识，而且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层面）。所以我们的辞典上，一方面以领袖的话为根据，另一方面，也进行自己的概括：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高度抽象的社会意识形态。”^②[③]我们把教科书和辞典里的说法称为哲学观的“总结论”，这是第四种哲学观。如果算上否认哲学是科学的“价值论”——哲学是研究如何才能对人有利，而不是讨论事情本来面目的问题，这里介绍了五种哲学观。还有人认为哲学就应该是玄学，和禅机一样，玄而又玄，一般人不懂，理解不了，这是正常现象。否则人人都是哲学家那还了得！这是第六种。

西方科学哲学家，以波普为代表的一批人，不承认哲学是科学，但他们认为哲学是对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如果为了和科普相区别，必须对“解释和说明”加以限制，即限于从科学整体上进行解释和说明。这样看问题，从哲学观点的来源上说有相当的合理性。这可算哲学观的第七种。

这里提到的，还有没提到的哲学观林林总总难以胜数。各类哲学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都反映了哲学发展的某个时代（如总科学）、某个侧面（如来源——总结论）、某种发展和变化等等。所以不能对这些哲学观简单地进行评价，否定一些或肯定一些，只能说：这就是哲学观的历史。

哲学观的严重分歧，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很难用“好”与“坏”来概括。首先是思想的活跃，往往从哲学开始。古代的学术争鸣、近代的文化复兴和思想革命、现代的科学技术进步，哲学总是带头者。从建国后的中国思想冲突看，杨献珍的“合二而一”、1973年初的全国学哲学、改革开放初期的真理标准讨论、废除阶级斗争为纲、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任何一场思想变革、碰撞，都从哲学开始。但是，对于革新传统观念最主要的障碍也往往来自哲学，由于将辩证法片面地理解为“斗争哲学”，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由于将中国传统文化都看成“封建残余”，我们又损失了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古人曾经叹息韩信的遭遇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不免对于中国当代哲学发出类似的感叹。

现在不少物理工作者惊呼“物理学陷入危机”——97.4%的物质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研究过的“暗物质”，我们还能以自然界的“全知”自居吗？发射出去的航天器，在近地距离短期飞行采用牛顿力学就可以，没有出现航天理论方面的问题。但是长距离长时间在外太空飞行的航天器，需要使用相对论计算的，已经丢失了不少。例如，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在太空中的偏离作用,使“先驱者10号”飞船偏离了预定飞行轨道约40万千米，“先驱者11号”也重蹈了到处流浪的覆辙。它们带着人类的重托在宇宙中流离失所，我们的物理学是怎么了？有人总结出“十大难题”，这不一定确切，但物理学在某种程度上“不行”则是事实^③。[④]这些问题就出在哲学上，我们的时空观、物质观、运动观都值得认真检讨。

大家知道，整个地球的环境已经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国内一点也不比国外好，2005年度排入长江的污水总量是184.2亿吨，全国人均十好几吨！长江沿线的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15%。^④[⑤]环境的破坏对于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提出严重关切，我们的经济行为有没有“缺德”或“高尚”之分？经济哲学基本上是空白。时代呼唤着《道德经济学》。但是，如果按“哲学应是玄学”的观点，这些就与哲学无关！

对于正统的，即辞书上的哲学定义，人们多有批评。比如世界观问题，人们应该把宇宙看成什么样，这本质上已经是现代宇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世界观的世界如果是指地球，则更是具体科学的研究任务。还有总结论，哲学发展的实践证明是不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日新月异，早已今非昔比，哲学的基本模式为什么没有根本性变化？为什么哲学总是落后于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主要就是总结论在作怪，不能超越现实的局限性，不能对科学发展提出前瞻性指导。辞书上提出哲学有高度抽象的特点是对的，但是数学、逻辑学也很抽象，这只是概括了哲学在某方面的特性，不能形成哲学观。

争论的种种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层次：一是哲学是不是科学？对此可能有两种答案。二是：如果不是科学，我们为什么需要它？如果是科学，它研究什么？笔者的观点是鲜明的：哲学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信仰。为了集中介绍条件哲学能成立的理由，本书只阐述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明相反的说法为什么不成立，不对任何人的具体论断进行辩驳。

二、 信仰和实证都是科学的基础

不承认哲学是科学，是因为人们在科学观上存在根本分歧。严格说，科学观的分歧不比哲学观的分歧小。

在我们的辞典上，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哲学和社会科学还不是科学。将哲学和社会科学纳入科学体系，还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任时特别强调的观点。

传统的科学观主要由自然科学家提出，他们对科学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点，可实证性。举例说，物理学有个杠杆原理，是阿基米德发现的，但中国人古老的秤就是对此原理的应用。所谓“四两拨千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秤砣到提秤的绳子钩环处是40厘米，钩环到秤盘悬挂处是2厘米，这两个长度的比例就是1∶20，那末用200克的秤砣就可以称起4000克的重量。写成物理公式是S₁P₁=S₂P₂。这里S表示距离，P表示重量。实验做出来没有例外，这就是科学。马克思预言人类将来要走向共产主义，因为现在不能实证，他们也就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

第二点，可重复性。一次实证不算科学，要经过无数次实证都是这样，这才算科学。一旦发现例外，科学理论就会遭到怀疑。怀疑积累到一定程度，能有理由把科学所依靠的基础理论推翻，该科学就将被宣布作废，成为过时理论。这时只在科学史上才有它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将被清理出去。如燃素说、托勒玫的地心说，都是这样离开科学的。

第三点，可推导性。科学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认识，科学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最好是从一些简单的前提条件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某些可检验的结论。经过实验检验，这些结论得以证实，推出结论的理论才被承认是科学。这是对科学最一般的要求。这种推导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数学，所以有人认为不用数学就不是科学。因为传统生物学使用数学程度很低，也有人认为生物学不够科学。古老地质学使用数学的程度也不高，在找矿中往往经验更重要，所以也有人说地质学是“不科学的科学”。其实，生物学和地质学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因为它们以人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动植物和岩石、地壳为研究对象。相反，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基本粒子、等离子体、夸克等倒是超乎人们的想象，有点儿玄乎。

上述科学的三大基本特征都是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总结出来的。

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以上三大特征都提出了怀疑。由于社会的进步，心理学、伦理学等属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层面的研究日渐深化，形成了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等有世界影响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不是科学？如说不是科学，怎么可以对人类的生活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如果说是科学，那它们和传统的科学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环境科学和传统科学也有很大不同，它至少是不能无限重复的：在环境上犯根本性错误，有一次就够，万劫不复。有些负面结论我们只能相信，不能去“证实”，因为一旦“证实”，就是全人类的灾难。关于人脑的科学，也和传统科学不同，实验、重复都受到极大限制，很多结论没有办法做实验来验证。

传统观念所说的严密推理，指的是形式逻辑，不是辩证法。很多事情用形式逻辑处理不了。这样，科学的可推导性也受到限制。那么我们主张什么样的科学观呢？也提出三点特征，跟同行们商量。

第一，科学是以理论形式表达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所以提出“理论形式”，就是要和技术相区别，技术是“操作规范”形式的精神成果；还要和文学、艺术、戏曲、影视作品相区别，这些精神成果不是以理论形式问世的，所以不是科学。因此，小说不是科学，但讨论创作小说的规律性的理论——文学理论是科学。

第二，科学理论必须有严格的辩证推理和逻辑结构，总的要求是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自圆其说。所谓“自洽”、“言之成理”是当然的要求。如果一个理论自己破绽百出，它肯定不是科学。至于说对辩证法的应用正确与否，这和科学创造者的哲学素养有直接关系。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不是对立的，而是应用的条件在原则上不同，不把条件列入哲学基本概念，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

第三，科学是指导人类未来实践活动的精神武器。不能指导未来的不是科学。指导未来——这才是科学的真正本质。前面提出的原则，如果与“指导未来”的要求相违背，那它就否定了理论的科学性。理论如果不能指导未来，宁可叫“资料堆集”，不能叫科学。

由以上三点得出的另一重要结论是：科学的本质是开放的，是不断进步、发展的理论体系。任何“到顶论”都与科学的基本精神相抵触。

如果承认这里提出来的“科学观”，那哲学自然属于科学之列。哲学是科学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它不是科学之上的主宰，也不是只负责解释说明的科学的附庸。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科学建立在实证和信仰的双重基础之上。

长期以来，人们将信仰与实证对立起来，以为科学是经过严格检验才认定是正确的结论，怎么能容纳看来是体现主观意志的信仰呢？事实恰恰说明，实证和信仰是科学的双重基础，二者缺一，科学就无法立足。

先要讲讲什么是信仰。人类凡是未经证实就信以为真的认识，都带有信仰的精神，但有信仰精神还不完全等同于信仰。信仰是指人们用信仰精神所确定的命题、前景或系统观念。所以信仰是与实证相对立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几何学的第五公设，至今还没有人证明，但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这里包含有证明或证伪的可能性，所以还不能直接说它是信仰，而说它有信仰精神。信仰是指明明知道它无法证实，我们仍然深信不疑。

举例说吧，“真理不能互相矛盾，更不能自相矛盾。”这一命题是全部科学的基础。这一条如果被推翻，一切科学都将毫无意义，不能指导未来。但是这个命题根本无法实证，因为要实证它，就必须穷尽一切真理——这是在任何时期、任何人都不可能办到的。所以它属于信仰。

地质学实行将今比古原则：今天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沉积生成浅海相的砂岩，那在地层中遇到类似砂岩，就说明古代的地理和气候也和今天的这个地方很相似。由此断定白垩纪红色砂砾岩是在炎热干旱气候条件下短距离季节性流水沉积形成的岩石。用这种办法推断古地理、古气候，研究岩石、矿产分布规律，往往很有效，找到了石油、盐等矿产。这又如何实证呢？说我们回到1亿多年前去看看，带温度计去量量，那根本不可能。所以这里有信仰。但是用这种办法找到了盐，这又是对古代气候的实证——不是海水过度蒸发，那来这么多盐？所以说信仰和实证是科学的双重基础，科学离开谁也不行。

我们的一些流行观念，把信仰和宗教划等号，甚至和迷信划等号，这是不对的。人是需要信仰精神的，不可能凡事都追求实证。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信仰则已如上述，不应该再怀疑了。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当人们说这个话的时候，表达的是对阿基米德杠杆原理的充分信任。其实，这也是一种信仰——对科学原理的信仰，因为它无法进行实证，这样的支点并不存在。而且还有一个条件——需要绝对刚性、无论用多大力都不会断的杠杆。这种杠杆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这样以物理学的名义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属于哲学。也可以说，这是条件哲学的第一声宣言。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给我充足的条件，我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哲学作为研究信仰的科学，不仅仅需要信仰，同时也需要实证。没有应用哲学的发展，哲学基本原理是苍白的、贫血的，只能束之高阁。在这本书里，我们既要讨论终极关怀等抽象议题，更要讨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百姓话题。和一切科学一样，哲学不关心大众的痛痒就没有资格出现在人世间。

三、 研究信仰的科学

哲学研究的对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这给哲学观的争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米尼把水、火、气等具体物质当作世界本源——即哲学研究对象。但是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水是由2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均呈离子状态）组成的物质，关于水的物理学、化学、水力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高度发展，水也就从哲学研究对象中退出。火是激烈的氧化反应，气是由二氧化碳、氧、水蒸汽等复杂成分组成的大气，是一切气象活动的舞台。它们也随着科学发展而不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关于研究对象的其他变化大同小异，如反对一般地把世界观说成是哲学研究对象，就是因为现代宇宙学和人类学的发展，社会学的全球化趋势，把原本属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抢夺了过去。

但是，具体科学无论怎样从哲学中抢夺研究对象，属于信仰的这一部分，它们是不抢的。最典型的是宗教学，研究教义、历史，一切具体的东西，但不涉及每个教徒为什么信仰该教的问题。在任何具体科学中，涉及信仰的问题，只引用而不分析，不研究，例如物理学从来不去讨论真理为什么不能自相矛盾。物理学家只是相信宇宙的统一性，并不问这是为什么。这也是一种信仰。1995年，杨振宁在汕头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宇宙自己从来就是不对称的，而我们的理论都是对称的。”我们把“对称”改换成“统一”，一切就清楚了。所以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去过问，只有少数人对真正的信仰感兴趣——而这时，他已经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说话了。

哲学研究对象的诸多变化，遵循的唯一规律是：是实证的东西，从哲学中离开；是信仰的东西，留在哲学中。这个趋势还在发展。正是这样一个一直在发展的趋势告诉我们：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哲学的最大特点是非实证性，攻击哲学论点的非实证性，并以此为理由说哲学不科学，就是不懂哲学的特点。

上海大学教授王天思认为：“和宗教一样，哲学也为人们构筑信仰，只是哲学所构筑的信仰与宗教不同。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而哲学信仰则是理性的。”^①[⑥]这就表明，对于理性的信仰同样是一种信仰，并非实证结论。而科学是理性的代表。

人类有多少信仰呢？虽然花样多多，但总结起来就是四大类。

一类是经验信仰。小孩子让开水壶烫过一次，再也不敢去摸了，这是经验。没有自己的经验，还有别人的经验。人们对经验的信仰是永远存在的，否则，积累经验就没有意义。对经验的信仰可能向科学信仰发展，因为经验是科学的发源地，一切科学都从经验起始。

第二类是科学信仰。将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就会误认为我们的说法是“定义中的矛盾”。我们习惯的说法是“相信”科学，不说信仰科学，其实这里的相信就是信仰。这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一种信仰。所谓提倡，有双重意义：一是希望你相信科学，不要相信反科学的东西，例如相信人有灵魂、死后会下地狱之类；二是不强迫，科学也要真正能说服人才值得信赖。不要以为无论什么理论、说法，只要一贴上“科学”标签，就非得相信它不可。强迫人相信科学的想法和做法本身就违背科学精神。

“相信科学”的简单信念不属于科学信仰，科学信仰是指科学家在创立科学理论时所依赖的、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的可靠性问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讨论过。

例如：对条件的信仰。我们总相信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这是一切科学有必要建立的基础。换言之，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条件，有的只是大体相近的条件，我们也只能看到大体相近的结果。所以这一条是根本无法实证的，它属于信仰，但它统领所有的科学。由此可见，对条件的信仰是科学信仰的基石。

然而，决定事物规律的不是单一条件，而是许多条件的不同组合。它们是如何组合的？单一条件和组合成群的条件对于目标起着怎样的作用？这样一些对科学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东西，科学没有研究，哲学也不研究。我们的科学整体很幼稚，特别是社会科学还很不成熟，这和忽视对于条件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其它还有：对“世界统一性”的信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恩格斯说“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惟创造物和抽象。……因此物质本身和特定的存在着的物质不同，并不是感觉上存在着的东西。”^②[⑦]对“真理统一性”的信仰、对逻辑的信仰、对概率的信仰、对辩证法的信仰尚有待建立等等。这里概括得还不完全，但可以说明，真正的科学信仰和日常理解的“相信科学”有着天壤之别。

本书是专门讨论“条件信仰”的，与此相关的还有“概率信仰”。有人也许会说，概率是科学，怎么成了信仰呢？一枚硬币抛上去落下来，那一面朝上的概率都是0.5。果真如此吗？设我们上抛的次数n，可以达到任意大，这下子概率P=0.5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但是第一，n事实上不可能任意大；第二，无论n有多大，只要n是奇数，结果P就不等于0.5。剩下n是偶数的另一半可能性中，只有n=2时，P=0.5的概率和P≠0.5的概率正好相等；奇偶数加起来，P恰好是0.5的概率只有0.25；而P≠0.5的概率是0.75。当偶数n趋向无穷大时，P=0.5的概率趋向无穷小。总之，P越是接近0.5就越是不等于0.5。所以我们只好承认：相信P=0.5就是一种信仰。

第三类是伦理信仰。这类信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特点，也是有些人不承认古代中国有哲学的原因之一。儒家学说中有大量伦理内容，其中很多道理是非实证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是信不信的问题，而不是真不真的问题，属于哲学研究对象。比如孔子主张敬重先贤、圣人，到现在我们对经典作家、权威科学家的论断仍然有“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敬畏，说明这种伦理哲学观念影响深远。

伦理信仰的特点是：跟人而不跟随事实，只要是权威人士确定的，先贤所认定的，就一定是对的，我就相信。从理论上讲，几乎没有人会说这种信仰正确；但从现实讲，很多人就是这样决定相信或不相信某种理论。人们寻找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想解开李约瑟之谜，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归结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击、压制；归于清朝统治阶级的压迫等等，都缺乏说服力。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近代科技的威力，洋务运动和出国留学潮都是清政府支持的。中国古代技术先进，而科学却不发达，真正的原因是民族信仰。信仰经验的民族很容易发展为信仰科学，信仰宗教的民族容易发现这种信仰的荒谬性，一旦被人们识破，宗教信仰就会变成一种应付，就不那么真诚。或者如自然神论者那样，跟上帝开开玩笑。但是伦理信仰与二者都不同，很难摆脱。这个原因在于，其一，它不像宗教信仰那样明显地违背事实，先贤或权威首先因为他们曾经很正确，才能够成为先贤和权威。这就使我们无法直截了当地对这种信仰说不。人们习惯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你说先贤错了，反过来说就对了？不懂得错误的反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正确（只有站在条件哲学立场上才能准确地说明这一点）。其二，伦理信仰的发展到达不了科学信仰，它和科学的怀疑精神、探索精神格格不入。但权威和先贤所说的往往都是在当时，甚至现在还认为是科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敢贸然摆脱它。

第四类是宗教信仰。世界信教人数约占五分之四，无神论者不足20%；中国这个比例刚好颠倒过来。就世界范围而言，有宗教信仰的人占绝大多数。但是在中国不信教的人，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信仰——对“命运”的信仰。当我对客观规律不认识、不理解的时候，自己解释不了的结果，往往会归结为“命运”的安排。我把这种信仰也归于宗教信仰，因为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可称为“个人宗教”。

传统观念把宗教看成麻醉人民的鸦片、反动统治的工具，这与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太远，可说“有失公允”。从历史说，农民起义军中的黄巾军、太平天国都把宗教作为号召革命的宣传手段，统一群众思想的工具。欧洲科学发展史上，科学家常常打着“上帝是这样说的，而不是那样说的”，来为新生的科学理论辩护。教皇给伽利略平反，是承认只有伽利略才弄清楚了上帝的意图，而教庭犯了错误，误解了上帝。所以信教本身也有两面性。人们敬畏上帝的根源在于对自然的敬畏，这也许对某些人的狂妄自大有一种抑制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环境保护事业。某些宗教教义有止恶劝善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再如道教的健体养生、佛教的静心、与世无争，都有其进步意义，过去我们对这些认识不足。我们既然主张宗教自由，就应当承认宗教还有其合理和进步性的一面，

科学如此发达，社会日益全球化，然而我们人类的信仰绝大多数不科学，这是一个值得忧虑和严重关切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工作者的失职。这是每位哲学工作者，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没有及早明确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确定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其重大的理论意义，恐怕要在今后理论工作的长期发展中才能展现出来。但就目前而论，至少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论。每遇一个基本的、原则的，或者说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是真不真的问题呢还是信不信的问题呢？如果这个前提弄不清楚，争论就没有意义。真不真，是要具体科学解决的问题；信不信，是要哲学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无限性，这个无限性很讨厌哪，弄得大哲学家黑格尔都很头痛。为什么？如果承认宇宙空间有限，那么很自然就会问：在有限宇宙的外面是什么；如果时间有限，在此前和以后又是什么？如果你说不清楚，宇宙有限论又如何让人信服？宇宙有限论者不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能用下面的方式反驳说：“唯物主义主张实事求是，宇宙之外的事物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回答你。”如果说宇宙是无限的，反对者又会说：“请问，你根据什么说宇宙无限？也就是说，你用什么具体方法来证明宇宙无限？既然你证明不了，我又为什么要相信你？”这样即使争论1000年也不会有结果。

无限性的问题本质上是信不信的问题，而不是真不真的问题。我们当然相信宇宙真的无限，但我们同时又认为这是不可能证明的。宇宙的尺度一开始被限制得很小，后来的天文观测不断突破宇宙尺度原先的限制，但这还不是无限性的证明。因为归根到底无限性是不能证明的——证明了无限性，就等于数完了数不完的数。请问：这怎么可能？所以这就是要你相信的问题。站在实证主义立场上，你永远不可能相信宇宙无限。所以，哲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你站在什么立场，就会相信什么理论。

如果从数学角度看无限的真实性，还是很有意思的。数学无限性是真实的，不等于无限性可以证明。因为数学同哲学一样属于抽象科学，它的每个结论和命题成立，都包含特定的假设条件，所以不能简单直接同现实对号。

这是无限大的数学表达式。左边的除式，不能理解为算术除法。如果理解为算术除法，这等式是荒谬的。2个人分一个苹果，每人可以分半个；没有人分1个苹果，问每人可以分几个？无法回答。左边的分母之0应理解为一个无限小数列，一个不断向0运动的数，当运动到达终点的时候，才能与右边的无穷大相等。右边的无穷大符号，也应理解为无限运动的数，理解为一个“过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现状”。例如当数列2，4，8，16，……（形式为2^N）无限运动到终点时，它的值才真是无限大。但无限和终点就是一对矛盾：既然是无限，就不应该有终点；然而没有到达终点，数列的这个项值就不是最大，因为它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数。所以说，就数学无限性而论，仍然包含着尖锐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能实证的东西。那么您信还是不信？这里就包含一个“有矛盾才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哲学信仰在内。说白了就是立场问题。

四、 哲学是立场学

信仰问题，归根到底是立场问题，研究信仰的哲学很自然就成为“立场学”。

我们已经多年不讲立场问题了，以为一讲立场就是指阶级立场，就同“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起来，同“文化大革命”等同起来。这是十分有害、极其错误的认识。

立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阶级立场仅仅是其中之一，而且并不是最主要的。我们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立场不仅有方位概念，更有高度概念。

最高的立场是全宇宙，看什么问题都站在全宇宙的立场上，当然是客观的、科学的。科学，特别是宇宙学、天文学、物理学所站的立场就是全宇宙，由这些科学推导出来的结论，必须在全宇宙的范围有效，才被认为是普遍真理。因为科学信仰立场最高，它超越其他一切立场，把哲学说成对科学的总结，其合理性就在于此。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也不言而喻。

立场的第二高度是全球高度。宇宙的高度虽然高，由于人类的认识和操作能力目前还局限在地球上（包括近太空），所以更切合实际的立场高度是全地球。对于地球命运的关心，人类的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应当是每位自认持正确观点的哲学家不变的立足点。如果在这一点上立场不同，没有共同语言，就不可能分辨是非。把哲学说成世界观，在这里显示其合理性。但是还有很多世界观是非哲学的，例如物理学的、数学的等等，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把世界看成不同的样子，哲学世界观只是世界观的一种。其他如人生观、价值观，凡属于信仰的内容，也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第三高度是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以对国家、民族有利与否作为划分是非的标准。这是目前人们主要采取的立场，或者说是正面提倡的立场。中国是一个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国，离开全球事务，中国能不能搞好？这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应该更多的从国际大局去思考问题。可喜的是，中国正在更多地关注国际事务，勇敢地承担责任。

第四高度是局部性整体的高度，比如阶级、省区、部门、单位、某类人群等等。在这一高度，往往发生公与私的混淆，很多不正当利益的谋取，常常发生在这一高度。因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高度，如果不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问题，强调局部利益，很容易损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这部分利益得不到照顾，即不承认这一立场的合法性，又会给全社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灾难。“吃大锅饭”的历史教训，人们记忆犹新。所以重点研究如何站好这一立场，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一研究构成第九章的主要内容，也是条件哲学方法和原则的具体运用。

第五高度是家庭及个人高度。在此高度内还要划分层次：全家还是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私利。都是私利，为个人、为家庭还有区别。

人们的立场就是站在同一高度，方位不同，对同一件事的认识也不一致。通常所说“见仁见智”的问题，实际是方位问题。第四高度本身已经涉及方位问题，因为一个人既属于某个单位、某个部门，同时也属于某个地区。第三高度也一样，你爱国，我也爱国，我说焰火、鞭炮是传统文化，要保护；你说鞭炮是陋习，不卫生，噪音污染，对国家不利。通常把这叫做“看问题角度不同”，就是方位问题。

方位还应包括所持的学科立场，例如政治立场、哲学立场、史学立场等等。站在不同哲学立场上，对同一命题的看法截然不同。比如宇宙统一性问题，站在实证主义立场上，就会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命题；站在唯条件辩证法的立场上，认为宇宙统一性是不可实证的，因为不具备实证这一命题的条件。但对此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因为辩证法坚持宇宙统一论。

立场问题除了高度、方位，还有深度问题，比如你可以预测10年以后，我就只能看目前，你说这事不对，我就不理解。但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立场问题，而是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关于“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的激烈争论，主要就是看问题的方法不同。方法不同，也会导致同对一事物认识的不同，所以，把哲学说成是方法论、认识论，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归根到底，方法是从属的东西，只有立场才是最根本的。在辨别是非的时候，先要统一立场，方法则不可能更不必要统一，这是二者的原则区别。在很多具体情况下，立场事实上也无法统一，这就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可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真理的相对性。问题是当事人自己头脑必须清醒，时刻提醒自己：我是站在什么立场？如果立场不发生偏移，再找出有利的论据，争辩下去才有意义。否则立场偏了，就要自我检讨了。

立场本身当然有是非。立场的正确与否要站在更高的立场上，从更广大的范围内来查看。所谓“局内者迷，旁观者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将在运用条件哲学原理研究具体问题时举例说明。凡是牵涉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自己要想客观公正地看问题，确实有些难。学好哲学，有利于克服自己在立场上的狭隘性。

立场的是非，更重要的背景是时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对时代特征要有正确判断。时代的变化代表着条件在大范围内的综合性变化，所以“此一时，彼一时也”。比如武松打虎，当时是英雄，在今天就是杀害野生动物，评价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以此时的条件评价彼时的是非，这是条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认识哲学是立场学有什么意义呢？由此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则：先确定立场，后辨别是非。因为当正、辨双方立场根本不统一的时候，是非是无法说清楚的。这个原则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对于一些貌似公允的议论，是一面“照妖镜”。

比如有人主张“行人横过马路压死了不管！”理由是保障交通快捷。那行人为什么横过马路？怎么样横过马路？有没有地下通道、过街天桥之类的便民措施？退一万步说：即使行人负完全责任，我们的教育尽到责任了吗？这些具体问题都不清楚之前，怎么可以规定行人死了白死呢？这里最根本的是立场问题：如果站在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就不会有这种主张；如果仅仅考虑极少数乘车者的利益，才可能有这种见解。我说可能，就是说不一定，因为绝大多数乘车人曾经或还要走路，他们会更全面地看问题。

强调哲学是立场学，对于条件哲学有特殊意义，因为条件分类和评价的唯一根据是条件对于目标所发生的关系。在评价条件之前，必须先确定目标体系，而目标体系的确定，本质上就是确定立场。换言之，立场是确定目标体系的前提。

[①] ① 《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

[②]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繁体字版），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第838页。

[②] ②《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2页。

[③] ③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资料。

[⑤] ④见《瞭望》周刊2007年1月8日王圣志文：“排污量急剧上升长江污染到生死关头”。

[⑥] ①《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南昌，第5页。

[⑦]②《自然辩证法》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北京，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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