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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是哲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条件作为哲学概念的理由，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本章的重点在于说明，条件怎样成为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在实证科学和工具科学中存在大量的条件问题，这些条件的提出，一般都是科学家事先给定的，只要后来由科学得出的结论得以验证，科学结论就算成立，而不问这些由之导出的条件是真是假。这样就把条件推进了信仰领域。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必然要把条件抓过来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同时，对于使得科学结论能够成立的各项条件进行研究，对于科学的相关学科必然有实质性的帮助。

条件一旦成为哲学基本概念，就要对于哲学理论体系和作用产生重大影响。由于从哲学理论自身角度对条件的重视，而不再单纯从哲学命题成立与否的约束方面看待条件，我们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就要发生质的变化。本章主要讨论条件和规律的关系、主观能动性问题、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和回归世界的问题。其他问题留待第六章讨论。

一、 条件从实证科学走入哲学

实证科学中的条件讨论是相当充分的。实证科学最典型的代表是物理学。物理学是从实验物理学开始成长的。早在阿基米德时代，大家熟悉的用皇冠所排出的水量，去除皇冠的重量，计算皇冠的比重，以判断皇冠是否是纯金制成的故事，就是实验物理学。当时，物理学中的条件是实证的，皇冠放进盛满水的容器中，所排出的水量等于皇冠的体积，这就是条件。如果皇冠中有全封闭的孔洞，水渗透不进去，那么皇冠的整体比重就会小于实心的皇冠，制作皇冠的工匠就可能被冤枉。当然，还有其他条件，比如黄金的比重是全世界统一的，不变的。这样一个条件就带有一定程度的非实证性质，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例外，不等于永远没有例外，万一在什么地方存在比较轻一点儿或重一点儿的黄金又怎么办呢？但这些问题是被掩盖着的。

后来，物理学在研究气体时，更明确了一点：条件也是因子，因子也是条件。比如气体总量固定时，它的绝对温度（即以-273℃为零度的K氏温度）不变（条件），那么体积V和压强P成反比关系。仍然是这些气体，体积V不变（条件）时，压强和绝对温度呈正比关系。当压强P不变（条件）时，绝对温度T和体积V成反比关系，——体积越大，温度越低。当这三者都被看作因子时，气体的“化学纯”就成了条件，因为不纯气体可能发生化学反应，改变前述规律。当然，前面所说的几种情况下，气体“化学纯”也是条件，只是这一条件通常被掩盖了、忽视了。

实验物理学中的条件，更多是实证的。但到了理论物理学，情况就根本不同了。

牛顿力学在创立的时候，假设性地提出了“绝对时空”的概念。因为研究力和运动必须有可参照之物，物理学中叫参照系。参照系就要假定是不动的，才有可能对相对运动的物体、相互作用的力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研究。按牛顿的原意，绝对时空就是哲学时空。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都是在绝对时空中成立的。绝对时空是条件，力、质量、速度、距离是因子，此时的条件当然是哲学研究对象。但是在具体的可以被当作绝对时空使用的相对时空里，牛顿力学的定律都是有效的，比如在地球上的实验室坐标系、在太阳坐标系等等。牛顿的绝对时空虽然是哲学对象，却一直在接受实验检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对象。牛顿对于绝对时空与相对时空的关系看得很清楚，说得符合辩证法，决不象有些材料中所批评的那样“形而上学”。牛顿说：“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分或者量度。我们的感官通过绝对空间对其他物体的位置而确定了它，并且通常把它当作不动的空间看待。如相对于地球而言的地下，大气，或天体等空间就都是这样来确定的”、“在一般事物中，我们不用绝对位置和绝对运动，而用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这不会有任何不便之处。但是，在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只好从感觉中做出抽象。因为事实上可能不存在一个静止物体，可以作为其他位置和运动之参考”。^① [①]哲学研究的是抽象事物，是可能并不存在的事物，牛顿的意见再也明确不过了。但这些是牛顿力学成立的“条件”。牛顿的错误在于“从感觉中做出抽象”，哲学是从人类的全部知识成果中做出的抽象，而不是只凭感觉。

本来，绝对就是从相对中抽象出来的共性部分，不存在单独叫做“绝对”的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一种信仰，一种纯哲学观念，但人们往往指责牛顿绝对时空的不可实证性。——绝对时空是牛顿力学成立的条件，条件是哲学对象还有怀疑吗？

相对论的情况更为突出。狭义相对论成立的条件是：一、绝对惯性系；二、光速不变原理。这两项条件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同时又自转，这是复杂的螺旋运动，根本找不到完全的惯性系——匀速直线运动。现在已经可以人为地使光完全停顿下来，即光速为零。广义相对论的实验证明：光在从地球到金星再返回地球时，如果二者之间有太阳存在，光速就会慢些，大约等于光多跑了72公里的距离，这样光速还能恒定吗？在地球上的实验也证明光速不是绝对不变的。所以这两项条件就是信仰，不是实证结论，哲学应该不应该研究它们呢？广义相对论有同样的问题，等效原理就包含未能实证的内容。

量子力学也是有条件的真理。爱因斯坦对它不满，不是要否定量子力学，而是说它只是过渡性理论，说它不彻底。量子力学成立的条件是非实证的，也属于信仰。例如测不准关系式，就是暂时性结论，很多科学家认为，这只是人类测试能力的限制，不是真的无法同时测出粒子的动量和位置。说白了，就是信不信的问题，而不是真不真的问题，所以应该由哲学来研究其成立的条件。

地质学中的条件同样是从实证向非实证发展。对于地质年代中含矿液体的运移，与围岩的交代作用和其他化学反应，温度、压力对于成矿形式和矿石品位的影响，宇宙天体的引力，如何影响成矿过程，这些多半处于猜测阶段，缺乏实证内容。地质学中有更多的条件属于哲学内容。

生物学中的条件包含有信仰的因素，采取的是实证的形式。这只能说明生物学相对比较幼稚，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例如全息生物学，争议颇多，有人信，有人不信，但中医耳针疗法确实治好了不少病，耳朵上的穴位是不是有全息性质呀？克隆技术实际证明全息论的正确性，有人声称支持克隆，要求克隆自己，可这个人坚决反对全息论，说生物全息论是伪科学。这些给哲学提出了不少难题，问题是哲学工作者能不能勇敢地迎上去。

工具科学的条件研究很具体，系统化了。比如数学，把条件划分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而必要的条件（简称充要条件）。任何公式、定理、定律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有时把等式成立的条件用括弧的形式注明在后面。数域就是最根本的条件，很多公式限于特定的数域有效。如果不设定条件，一切数学公式都会变成无稽之谈。例如，关于解代数方程，在复数域内才有解的方程，在实数域内可能没有解；在实数域内才有解的方程，在有理数域内可能没有解，等等。在几何学中，我们通常认为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一定是180°，但这是有条件的：在绝对平面上。现实生活中那有绝对平面呢？海平面实际上是近梨形的球面，从北极沿115°经线画一条直线到我国的小五台山，再从小五台山沿纬度40°线向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85°经线，然后从经纬度交点向北直到北极，这样形成一个三角形，它的三个内角和就是225°，而不是180°。所以，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就包含对绝对平面的信仰。

随着科学分门别类的发展，一些原先属于信仰的内容实证化了，离开了具体科学。但与此同时，一定有些实证内容信仰化了，应该从具体科学中剥离出来，交给哲学去研究。研究内容的进进出出，是科学发展的正常现象。如果只出不进，反倒不正常了，因为那样，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被抽空了，这门科学兴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哲学所面临的形势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点儿不像哲学，里面什么内容都有，特别是政治理论、思想品德、时政要闻、方法研究、科普宣传、逻辑推理，杂七杂八，叫人不得要领。其根本原因，就在研究对象的逐渐抽空，而没有适当地补充。

从哲学自身的发展看，条件进入哲学的主视线是必然趋势。在哲学的经典著作中，对于条件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说到唯物主义观察方法时说：“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论述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②[③]马、恩在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应用哲学分析时，更是处处强调条件的重要意义。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没有把条件当作哲学基本概念来论述，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例如毛泽东同志在承担领导全国、全党、全军的繁重任务时，不可能集中精力来研究哲学，以致于错误地决定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

一切规律都是有条件的，哲学规律不能例外。描述哲学规律的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些条件理应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其他科学的条件可以说到就行，不去深入研究，因为还有哲学在，可以为他们进行更抽象的研究。例如相对论，根本不考虑其假设条件是否成立。但哲学不行，哲学是最抽象的科学，不可能再由更抽象的科学来研究哲学命题成立的条件。所以哲学必须把哲学命题成立的各项条件，当作是哲学自身研究的对象。

二、 条件和规律的关系

条件决定规律，只是讲到了二者关系的最主要方面。条件和规律的关系还有诸多方面，需要研究，需要论述。

条件决定规律，是通过条件组合的方式发挥作用，决定规律的。

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强调“合力”的作用。这是容易理解的，比如一个社会由无数人群组成，人们的意志是各式各样的，就像大街上的人流一样，各人都有自己的行动目标，不可能统一，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街道行人目标只有一个，完全一致，那还真麻烦，交通马上堵塞。街道上有足够行人，是我们在临街开店做生意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商店老板常常讲的人气旺。这些行人中，有的是匆忙赶路的，有的是没有购物欲望出来闲逛的，怎样从中招揽顾客，这就是开店的学问了。有一个好的招牌，或者通过音乐，或者通过亲友介绍，招揽一批顾客，形成开店的“市场条件群”中的顾客条件。这就形成了合力。如果商场服务人员服务热情周到，售后服务信誉良好，加上其他相关条件，就组成市场条件群。这个群，对于经营好商店是条件，对于每个单项条件它又是目标。而且市场条件群对于商店能够较成功地经营下去，是绝对性条件，拥有对于目标的否决权。其中有少数顾客来商店看看就走，什么也不买，对目标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更有个别人走后说些贬低商店的话，会破坏商店的声望吗？只要是个别的，就不可怕，他破坏不了商店的声誉。这就是条件组合决定目标的方式，这也是条件决定规律的方式。目标按预定结果出现，是规律性的反映。

条件通过行使否决权，决定规律的可能结果。

我们一再强调绝对性条件对于目标行使否决权的观点是因为它的极端重要性。在解放战争中，几位解放军战士俘虏了比自己人数多几倍的国民党军士兵。如果把俘虏们的枪都背在自己身上，战士们非累垮不可。如果让俘虏们自己背枪，安全又没有保障，万一俘虏中有人反叛，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战士想了个妙法：把俘虏们的步枪枪栓中的撞针取下来，放在自己身上，把没有撞针的枪交给俘虏们背上。——这件事战士们充分运用了否决权原理。撞针对于枪栓行使否决权，枪栓对步枪的战斗力行使否决权，没有战斗力的步枪还不如烧火棍。这样敌人（假设俘虏反叛就是敌人）的战斗力也被否决。层层否决的结果，使俘虏们乖乖地到达目的地。

我们要办一个企业，要修建一项工程，要办一件什么大事，这里边儿有没有枪栓或撞针呢？如果有的话，必须全力以赴先解决这一类的问题，然后才能对其他条件进行评估。如果拥有否决权的任何一项条件不具备，就可以宣布目标无法实现，其他努力都是白废。通过条件对目标的否决，充分显示条件对规律的决定性作用，因为目标能否实现是有规律性的。

朱德同志对于战争条件问题有独到的认识。他在1931年7月写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①[④]中提出，“铁的红军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所谓“必须”、“基本”，就是指拥有否决权的条件。其中第四条“军事技术的提高”是朱德同志的特色，但他强调“我必须重点说明，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凡是战争都是依据上述的五个条件——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总之，是条件决定战争的规律。

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本来没有否决权的条件，在相关的其他条件既定以后，有可能取得否决权。由可变性条件暂时变成绝对性条件。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顾客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的外包装本来对于商品销售没有否决权，但是在商品的品质、价格等主要因素已经确定之后，外包装有缺陷的商品，比如说包装容易散开，不便于长途运输等等问题，就对商品销售拥有了否决权。在这种场合，实际反映的是“可能性真理也是真理，不能小看。”不注意细节可能失败，是因为细节在特殊情况下对目标拥有否决权。

第四个方面，要注意条件永远是变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条件决定规律的形式、程序、结果都处在不断变化当中。所以，此时无关紧要的条件，换一个时刻，可能相当重要。毛泽东主席举过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红区作战走露消息并不要紧，有时红军要打什么地方，消灭那股敌人，可以向百姓进行宣传，以争取支持；但在白区作战就根本不同，对于红军作战的消息要绝对保守秘密，否则会招致重大灾难。所以，条件分析理论认定：重要度是个不断变动的概念，不应该用重要度确定因子对于目标的相关程度，只能用验后概率，即条件相关度来确定条件对目标的相关程度。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证明：缺者重要是个坚定不移的原则。这就是说，已经充分具备的条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只有不足条件，才影响目标的成败。传统决策理论用“水桶原理”来说明这种现象：一只由许多木板圈成的水桶，它能装多少水，不是决定于最长的木板，而是决定于那条最短的木板。而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只水桶的木板长度不是固定的，而是经常在变化的。千变万化，“缺者重要”的原则不变。

市场的变化是迅速而难以琢磨的，所以在市场竞争中，谁能掐准市场的脉搏，谁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有一个时候，国际市场上的铜价急速攀升，达到在平时看来已经非常高的地步。于是决策者决定将国内储存的铜抛向国际市场，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国际市场铜价向更高处攀升，我们吃了大亏。中国是缺铜国家，不管国际市场风云如何变幻，缺者重要是不变的原则，所以国际市场铜价越高，越说明铜的紧缺，就越不能向外抛售。只有价高时少买或不买，价低时多买，决没有向外抛售的道理。矿产资源需要战略储备，一般不轻言出口。只有中国真正太过剩余，长期用不着的东西，才能在价格高时抛出，价格低时控制出口。

条件决定目标成败，目标成败构成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这是条件决定规律的主要形式。历史上，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赣南走向陕北，所改变的就是红军的生存和作战条件，包括环境、对手、政治目标等等。只有这些主要条件都改变了，红军的命运才最终改变，国共合作的前途才能实现。所以长征，决不是只换了个地方而已，而是改变了红军发展的条件组合。

但是，红军北上抗日的目标是早就确定了的，是作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提出来的，就是在被白军团团围困，性命悠关的时候，也没有改变。这就是说，条件决定目标的同时，目标对于条件也起决定作用。规律，特别是在人的社会活动中的规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也对条件起决定作用，只是这两种决定作用的性质根本不同。

目标对于条件的影响，是决定该条件对于目标起什么样的作用。目标换了，条件的性质也就换了。红军的目标是北上抗日，与日伪军直接接触是最基本条件，所以开到前线去是根本方向。对于国民党军的作战，打不是目的，走才是目的，谁为红军让路，红军就联合谁、团结谁。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抗日的基本条件。而在反围剿斗争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目标，一切条件以此判断优劣。这两种性质的作战，受政治目标的支配。

在自然界，目标对于条件的影响，本质上一样。比如“水往低处流”是规律，但条件是“不承压”。在有上升泉的地方，水是从地下喷射而出的，短暂的突破了“水往低处流”的规律。承压水的上喷，不是违背自然规律，而是服从更为普遍的能量守恒定律。对于更低目标的“不利条件”，是服从更普遍规律的结果。如果以能量守恒规律为判别标准，那一切条件就都成了“有利条件”，即支持说明这一规律的条件。

三、 误解主观能动性

把条件提到这样高的战略地位，说成是哲学基本概念。一定会有人问：这么强调条件的重要性，你怎样看待主观能动性呢？

主观能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各类著作和文章中，无数次地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首先是针对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认为，人就是一架机器，这机器怎样运作，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因此就是有头脑的个人，也改变不了现状，只能老老实实服从大自然的安排。人在自然面前是完全被动的。所以，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反而是唯心主义者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例如黑格尔）

但是，许多人对主观能动性产生了误解。这要从人类的发展历史讲起。

人类在最初阶段是自在的，和高等动物，例如猿类没有本质区别。人类制造工具是脱离猿类的起点，不是真正完全地脱离了猿类。因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没有自由，也就是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后来，人类在制造工具中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对大自然有所了解，开始发挥主观能动性。显得比任何动物都高明、强大，某些人开始骄傲起来，以为人定胜天，“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气魄够大，没了谦虚精神。由于科学，特别是19、20世纪分析科学飞速发展，人类活动渐渐成为地球表面最主要的地质营力。由于开矿，人们把一座座大山挖走了。为了蓄水，人们建造水库，修建又高又宽的大坝。为了住得舒服，人们修建了带电梯的高达数百米的摩天大楼。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帝国主义带头建造原子弹、氢弹，太空武器。人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强调主观能动性达到顶点，有的人就批判“敬畏自然”的提法，摆不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为人就是上帝，可以主宰自然界。这时的人处于自为阶段。

人类有了科学，自为而不自觉，给地球带来巨大的危险。大自然对人的报复日甚一日。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土地沙化、荒漠化，重金属离子污染，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孔洞不断扩大，人们患癌症、艾滋病和其他绝症的比例日渐升高。特别是现有的核武器能无数次毁灭地球，使有识之士，头脑清醒的人开始发愁：人类什么时候才能从自发或自为阶段进入自觉阶段呵？一切灾难的源泉都在于人类的不自觉，但要自觉又谈何容易！利益呵，一切从利益出发，特别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进行考量，人类那能自觉呢？

但从科学自身检查，科学还太幼稚，可能相当于5岁小孩的智力水平。例如对于占物质总量97.4%（资料上有不同数据）的暗物质竟然一无所知，或说知之甚少，难道人类还能以“全知全能”自居吗？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更是落后得很。社会科学理论很多不能自圆其说，更不要说起根本指导作用了。盲目性一直是市场的主导因素，看不见的手不知从何处下手，看得见的手也不知该如何下手。1997年金融风暴“好险呀！”，索洛斯败在曾荫权手上，可以说多亏大陆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还保留国家统一管制的一手。传统经济学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从这两方面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求能正确看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要以为“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可以脱离条件的约束为所欲为。主观能动性的合理发挥，首先就是要对条件进行深入调查和科学评价，不能不顾条件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正因为我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更应该重视条件的研究，研究条件和目标的关系，确定那些条件过剩，那些条件不足，不足条件怎么解决？如果不解决条件问题，就仓促向目标发起冲锋，就如同打仗时向着敌人的机枪眼冲锋一样，就是在寻找死亡和失败。

有人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就来说说“创造条件”是怎么回事。

人们常说的“创造条件”的例子，就是大庆工人端水打井的故事。

打钻时需要不停地往钻井里注水，因为只有水的冷却作用可以使钻头不因高速旋转磨擦生热而烧毁。一旦停水发生烧钻事故，不仅钻探工作前功尽弃，而且钻头钻杆等设备的损坏也将十分严重。当时中国处于困难时期，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在大庆那个地方打井，但没有水泵供水。他们就用脸盆、水桶等从河沟里端水来打井。大庆工人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和学习的。但是说这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值得认真分析了。真的没有条件吗？

第一，大庆地底下有石油，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发现大庆油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和石油部的地质专家们都是有功的，理论指导在找矿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第二，毕竟河沟里还有水，如果河里没有水，工人再有干劲，也无处可以取水，那还是打不成钻的。

第三，大庆工人有一定数量，如果人太少了，端水打井是供应不上的。

至于钻机等设备的完好，用油的保证供应等等都是不待说的，没有这些条件，再有大庆精神也不行。由此可见，发扬大庆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决不能离开条件允许的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不受条件约束，而是更自觉、主动，更有效的接受条件的约束。就举端水打井的例子，大庆人一定是事先调查好了河里有多少水，能不能供应得上？需要多少人，用什么工具端水，再跑动起来，可以保证不烧钻。没有这样的条件分析，大庆人不会盲目决定端水打井。否则就是盲动主义、冒险主义。

所谓创造条件，就是在某一项，或少数几项条件不大符合目标要求时，通过努力，采取特殊办法，使这一项或几项条件符合目标的要求，从而使目标得以实现。这种做法，仍然是尊重了条件对于目标的决定作用。

有没有不尊重条件对目标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呢？当然有了。有人认为，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摆脱条件对目标的束缚。1958年“大跃进”就是反条件论的典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唯心主义被吹捧成“革命干劲”。1957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就规定产钢1070万吨，有什么道理吗？什么道理也没有，就是要“翻一番”。产量提高一倍，铁矿石从那里来？没有矿石，把睡觉的铁床丢进炉子里，做饭的锅丢进去，是铁就往小高炉里丢，是红石头就“炼”。没有焦炭怎么办？用树，用木头，温度根本不够。不管那么多，这是政治任务。如果真炼出那么多铁来，都干什么用？谁也不知道，反正是政治任务。谁说得不偿失，谁就是右派，反对三面红旗。这可不得了，无产阶级就要对你实行专政。这段铭心刻骨的反条件论荒唐史，后来竟有人忘了，搞开发区热，到处圈地，根本没有外商来投资。试想，每县、每乡都搞那么多开发区，从哪儿请那么多外商投资？这可能吗？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跃进的荒唐经历，要不断地讲给后代人听，让他们牢牢记住“反条件论”带来的恶果，永远引以为戒。

四、 从解释世界到回归世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这句话的解释，成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高的精神支柱。然而我们是不是全面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这是大有问题的。

按照条件哲学的观点，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的警句是在什么条件下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当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在德国校园里占据统治地位时，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奋起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他的犀利的战斗风格，幽默的言辞，深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他们给予他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主要就是借鉴了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唯物论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缺乏辩证法，二是在自然领域是唯物主义，到了社会领域，成了唯心主义，也就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说他是半截唯物主义者。提纲中的这句话，就是针对性的批评费尔巴哈的。

过去的哲学家，这里包括此前的一切哲学家，不是特指费尔巴哈本人。这里既包括此前的唯心主义者，也包括此前的唯物主义者，还包括其他派别的哲学家。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连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也没有想到应该怎样改变世界，所以这又是特指费尔巴哈的。

马克思显然不是指自然科学和对自然的改造，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已经相当发达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改造世界的能力，矿山、水坝、公路、铁路、高楼大厦，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膨胀，以致恩格斯不得不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人类的疯狂提出警告：当心大自然的报复！那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应当是指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即改变人类生活的社会。只有提出怎样改变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才算是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线。从提纲本身也可说明这一点，提纲的第十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说明新唯物主义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

为了实践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宣言，巴黎公社诞生了，又失败了。列宁领导苏联革命成功了，若干年以后，由前苏联某些领导人亲手把革命成果葬送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践过，现在还在继续实践。我们还会经历失败和成功，但世界在不断改变，不会一成不变，这是总的趋势。哲学家的任务是要研究改变世界的方法和前途。在这个提纲里，马克思并没有说一定要如何，按他所说的法子去改变世界。他只是提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即是说，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还缺乏研究，还需要哲学家们努力。

马克思离开我们已经125年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虚拟世界、基因、纳米材料、克隆，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已经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另一方面，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社会冲突不断，离开理想的大同世界似乎越来越远。恩格斯曾经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叫做“自然历史过程”，现在的人类越来越不“自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像医生看别人的病容易，看自己的病难一样，人类对付自然似乎很有一套，控制人类自己的发展则显得无能为力。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任务根本没有完成，我们转了个大圈，好像还在原地踏步。我们在自然科学上的进步，为什么不能帮助我们在社会发展上取得质的突破？

原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是根本不同的，“科学无国界”指的是自然科学，革命理论、改革办法是不能原封不动输出的，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别国进行干涉只会使事情更坏。“改变世界”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但改变世界的目标却很难统一，谁都有自己的个人打算。但是，我这样说很不全面，因为有一个东西十分强大，几乎无孔不入，那就是市场经济原则，商品竞争规律。凡是与此不相容的东西，其存在都会困难重重。全球化越是发展，这问题就越严重。这样，人就不“自然”了，人是被“物”统治着。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现象，从全球范围看根本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想到，仅仅主张改变世界是不够的，必须明确改变世界的目标是什么。由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尖锐对立，人成了大自然的破坏力量和异己力量。如果人的无限制掠夺自然资源和侵略别人、别国的贪婪愿望得不到遏制，地球的前途就会毁灭在这种人的手上。人和自然的这种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强化发展造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不灭亡，人和自然的对立就不能缓解。

靠什么消灭资本主义？靠武装革命？靠议会斗争？哲学家开出的治病药方试过了，效果有待评估。这里有军事决定论，有政治决定论，也有经济决定论。都有道理，也都不全面。看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点一滴地改变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借着枪炮的声威，在一个早上宣布实现社会主义！那些条件要改变，那些条件要保留，那些条件甚至要强化，对于改变世界才有意义，这是要用条件分析手段认真分析的问题。但是，目标不确定，条件分析就不能进行。为此，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回归世界。

人再也不能作为与大自然对立的力量出现，人要和自然和谐一致起来，要成为大自然中最自觉的力量，来维护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这就是改变世界的“目标”，即回归世界的确切含义。

世界上有责任心的理论工作者、科学家和学者们，共同认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缓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有效思路。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人类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有人提出“回到森林里去”，就是在城市和乡村搞好绿化，多种草植树。还有人提出：“回到石器时代”去，就是尽可能减少对金属材料的使用和依赖，因为开采、提炼任何金属矿产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每开采1吨稀土矿物，大约需要挖掘出200吨废石。钨、铜、铀、铝、铁，矿山环境问题都很大。这样的思路，就有“回归世界”的含义。

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可持续发展”是比共产主义理想更难实现的理想。人们为自己的私利所驱使，根本不顾子孙后代的发展条件。这里就涉及市场原则的基础性假设：人人都是自私的。要改变这样的基础，就要废除市场经济原则。于是就形成一个悖论：现在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是市场原则，市场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根本对立的，而人们炒得很热的理论叫做“可持续发展理论”——说得很好，就是不那么做，成了通病。美国超量向大气层中排放CO₂气体，不理会京都议定书，……更可怕的是核战争、太空战争的威胁，世界现在就不那么可持续了呀，关于未来的承诺还不是一句空话？！叶文虎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算是看透了。

怎么办？怎样才能回归世界，使人类成为与大自然协调一致的力量？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头脑，善于思考。如果哲学家的努力，能够改变普通人的思维方式，让大家处处都以能同大自然和谐一致作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而不局限于阶级的、民族的利益，更不是为区区私利而谋，那总有一天，以自私自利为行事准则的市场原则，会让位于生态原则。让生态原则统帅一切，主宰一切，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就瓦解了。

从市场原则向生态原则的过渡应该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要指望一个早上改变一切。问题在于要坚持，一点一滴地坚持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政府官员中，那些心中高呼GDP万岁，行动拒绝可持续发展理念，不顾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为自己招商引资追求“政绩”的人，实在是比任何资本家更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动。

照片2：人们要能回到森林中去该多好呵！ 作者摄于大别山区

[①] ①转引自李烈炎：《时空学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76页

[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版，第31页。

[③]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繁体字）1951年版，第294页。

[④]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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