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市场经济”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定位

——给中共中央的政策建议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建国

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现行经济体制应该有个准确的认识。这不仅对于国内经济工作方针、思想政治工作与上层建筑建设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国际社会也是一种明确的宣示，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议和猜疑。对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定位，首先要符合实际，也要在理论上说得通。

一、 从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看定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之初，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没有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最突出的表现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在北伐战争中带头建功。那时党还没有独立掌握政权，不具备建立某种经济体制的条件。“4.12”大屠杀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党开始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打破白军的经济封锁，红军尝试进行经济体制的建设。这是一小块武装割据地区的经济体制建设。当时的革命政权，对于金融和经济高度重视。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被任命为“国家人民银行”行长、对外贸易总局局长，专门管理贸易、金融。为了保障商业活动的公平，当时还设立了“公卖处”，类似今天的“消协”。在井冈山斗争初期，革命队伍领导人非常重视铸造自己的独立货币。茨坪的“红军造币厂”保存相当完好。上井红军造币厂遗址出土大量当年生产的银元，成为井冈山原始货币的典型代表，它标志革命队伍在学习控制金融业，为未来夺取全国政权治理金融做准备。这种传统在瑞金中央苏区得以发扬，发行有纸币、股票、债券。

红军原来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是列在第三、四两项；而后来修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条就变成了第一、二两项，说明重视程度前移。中国人认为“和气生财”，这两项就是教育红军干部、战士要尊重市场规律，遵守市场法则。这是红军中早期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的原始想法。对比以前各次革命和传统的农民暴动，这的确是红军的伟大创造和显著特色。

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系列文章中的说法，党是在领导工农大众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在1928年10月5日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①]后来更发展成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整套理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质上是为发展市场经济扫除封建制度这个障碍，这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在谈新民主主义经济时，他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并全面、准确地引用了国民党“一大”中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民生计，即节制资本的庄严内容。他提出要“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认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为了反对左翼空谈，他又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②]

与此同时，在红军内部分配中，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即在照顾首长特殊需要的前提下，原则上平均分配物资。这是当时斗争的需要，更反映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实现人类平等。这看起来不是很矛盾吗？其实不然，这二者是互补的：没有对内的基本平均，做不到官兵一致，和旧军队划不清界限，就不可能保证红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不符合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而没有对在全国、全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的起码尊重和理解，共产党就会陷入脱离实际的空想，出现类似于后来红色高棉所采取的某些极端做法。如果那样，必然招致革命失败，也就不会有新中国。所以说井冈山时代，还有后来的瑞金中央苏区、延安陕甘宁边区，本质上实行的是内外有别、区别对待的混合（或双重）经济体制。

建国以后，掌握了全国政权，党具备了建立全国规模经济体制的条件。这时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本质上是混合经济体制。集体经济、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在分配问题上，对按劳分配原则重视不够。尽管如此，其生命力还是旺盛的。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主义、私营资本主义、个体经济都在发展，资本家企业和国营企业相互竞争、监督，出现你追我赶的大好形势。资本家知道天下是共产党的，违法乱纪是自寻死路，所以不敢损害工人利益；而国营企业领导人是共产党员，企业搞不好就是给党丢脸，所以也要兢兢业业。1953年之前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约到1955年中，中国实行的还是混合经济体制。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结束了这种“混合”局面。全面彻底的“改造”，造就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人们在敲锣打鼓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没有想到由此带来的经济、政治悲剧会一幕接着一幕的上演，直至十年动乱。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决定政治，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求用左之又左的“无产阶级政治”来维护。这是违反辩证法的结果。因为按照辩证法，新旧事物的阶段划分是不可能纯了又纯的，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变化过程。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革命胜利之前的中国社会极其落后，有9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有90%以上是文盲，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天才地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这是正确的选择和伟大的创造。1927年闹革命的时候，党处在两难境地：革命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而革命成功以后把政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无数烈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在两难的情况下，党创造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自己放弃新民主主义，要求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的正确论断，短短6年就结束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定位是最基本的政策前提，一旦定位失误，政治举措很难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很容易被错误的经济体制定位牵着鼻子走。

二、 从我国经济体制的现实说明其定位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位一度引起争议，也起了统一认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事到如今，面对现实，这种定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矛盾。

大陆有许多港资、台资企业，还有纯粹的外资企业，它们无论从生产目的、经营策略和内部分配方面讲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它们在大陆的经营和在国外、海外的经营没有什么两样，难道仅仅因为向大陆地方政府交纳税收、规费，它们就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当然不能这样认为。所以，最初的“一国两制”是指在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大陆本身也是“一国两制”。原来的定位不能反映这一事实。

有一种想法：承认大陆也在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持反对态度，理由是：

1，共产党的宗旨是要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有困难，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现在有困难，将来某一天是有可能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本人就是资本家，但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终生。说明有远见的社会学家，都向往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是正确的。

2，大陆经济体制，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有不少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保留下来，而且发展壮大了，它们的生产原则、经营理念和分配制度中，仍然以社会主义原则为主导。尽管“国营经济”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但中国的国营经济确实和外国不同，有着独特的“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因素。还有不少“个私经济”是把企业当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来办的，它们为社会公益事业竭尽全力，甚至冒着破产的危险。这是因为我们党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不可能彻底忘掉。

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中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因素，所以我主张将其定位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三、 对“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

对于上述定位，有的人可能感到“不理解”，这是理论缺失造成的。

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本质上是指：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所适宜采用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极其复杂，在先进的方面，可以同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国家相比，比如高速铁路、航天工业等；但在最落后的方面，似乎和建国初期差别不大，很多农民还是手工操作。甚至在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内部，生产力水平差异也很大。这种情况决定了全国实行单一经济体制是不妥当的，经济体制必须因业、因地、因时制宜。为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必要采用混合经济体制。实践也证明，单一的、过于纯粹的经济体制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单纯计划经济体制，而改走市场经济道路，上述论述也是很好的说明。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实际上已经体会到单一体制的弊端，所以会提出“大集体小自由”之类的想法。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消费是新生产环节的起点，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不是像斯大林理解的那样由生产来决定消费。有什么样的消费形式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形式与之相适应。中国早在上世纪中期就放弃了计划消费，薪金制替代供给制是其标志，所以那时候就应该转向市场化生产，以与消费形式相适应。后来的“定量供应”越来越严重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并不是生产过程所必需的。一旦物资丰富起来，各种票证就没有用了。再不实行市场化改革就妨碍生产力发展了。

这两方面结合，决定我们应当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力水平，还与人的因素有关，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私营经济”，就是因为企业家的高度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当年有欧文这样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以致倾家荡产的“资本家”，今天难道不会出现千百个新时代的欧文吗？对企业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将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扩大社会主义影响。在我们的观念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有新的认识。过去搞的“社会主义几项标准”现在都不能作为标准，例如公有制，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私营经济”就是确实存在的事实，某些“老板”的品格之高尚远胜于少数党内高官，你不能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今天的欧文。又如“计划经济”，早被我们突破了，再拿来做标准就是自己否定自己。

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提出这一概念的原意，就是指一种大家向往的美好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没有压迫和剥削，每个成员都能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并不包含理论逻辑体系。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这一弱点来的，但列宁同志用“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将其修改了。而现实情况是，劳动者起来闹革命的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被压迫阶级取得政权后应该怎么办，就成了谁也没有论述过的新问题。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答案是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是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一种概括。

在今天的形势下，对于社会制度的判别应有新的观念。再坚持旧的一套，不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新教条主义。新教条主义束缚我们的思想，对于社会的危害已相当严重，为集中议题，本文暂不讨论。

我以为，与其为社会主义设立许多无法为凭的“标准”，不如直捷了当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切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以此决定经济、社会活动的指导方针。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利益放在首位，为最终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而努力。

如果我们这样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混合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一位资本家没有社会主义自觉性，他经营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资本获得最大增殖；他合法经营，服从政府管理，客观上就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尽管他不自觉，只要员工和政府加强对企业老板的监督，他的私欲在可控制范围内，就不会危害社会。反过来看也一样，一位很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企业家，如果不善于经营，把自己的资产都弄没了，他凭什么“为人民服务”？

失去“标准”会带来考核的困难。这是混合市场经济的新课题，相信实践会教会我们考核办法，过早地提出考核的“几条标准”很容易滑向形式主义。

不讲生态文明的传统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态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态经济实际主张三项原则：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市场原则服从生态原则。这三项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宗旨一致。在生态经济没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很难确立，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混合市场经济的理论地位。社会主义原则不完全是空洞的，它具体表现在生产原则、经营理念和分配制度中。

四、 从政治策略角度看“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对于现在的中国，世界上有来自多方面的曲解和误会，这使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按照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来自左面的批评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大陆出现的官员贪污腐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现象，成为这种指责的“事实根据”。来自右面的朋友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表示欢迎，而认为既然经济方面搞资本主义了，为什么政治上不学学西方那一套呢？所以对中国“政改”很着急，多方“促进”。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是理论不彻底造成的。

确认中国搞的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说搞市场经济背离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我们不实行西方式民主，是保护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主导因素的需要。我们承认大陆经济中有资本主义成分，是实事求是，是“一国两制”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是生产力水平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只有承认辩证法对于经济体制的根本指导地位，承认“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才能对于“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有正确认识。

对内宣传也存在策略问题。我们承认大陆上有资本主义，有利于调动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法律、宣传等正常手段，发挥工会作用，与新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官员贪污腐化和贫富差距拉大其实是大陆上存在资本主义的外在表现。大陆的资本主义因有其原始性、疯狂性，更需要通过壮大、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对其起制衡作用，但这不是取消资本主义的理由。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是现实需要，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利用其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拟制其放大社会人群自私观念的消极方面。

要求市场原则服从生态原则，就把生态和市场的关系说清楚了。强调生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认识，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保护资源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赢得世界的尊敬和信任都是必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可亲而不可怕，不是极左，不是革命输出，不是“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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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②]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