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年假容易过，网上议春秋，谈论古今事，消解家国愁，民风如何振？时政怎样剖？请看王小东，不妄称旗手。

中国民族主义的呐喊

——读王小东的《天命所归是大国》

陈建国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8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王小东所著《天命所归是大国》，是我几十年未曾读过的一部好书。讲时政，讲得这样深刻而大胆，和以往所有的“社科混混”划清了界线。思想真的放开了：不怕被左派中伤；不怕被“自由派”杀伤；也不屑讨好当权者。讲自己想讲的话，诚恳地对待各个方面，又不和稀泥。王小东的这一特色很值得中国文化人学习。

但是，正如王小东所指出的，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能够保存下来，并呈现复苏发展之态势，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在这里，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也同王小东先生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 关于民主

王小东说“在中国应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中国的‘自由派’原本没有分歧。”（284页倒4行）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王先生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请不要误会，我决没有说王先生攻击现政权的意思在内，因为政治学术问题也应在可讨论之列）那我就来解剖一下所谓的“西方民主”，以便同现中国进行比较。

台湾地区的民主模式是美国一再推崇的“民主典范”，但却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出现了李登辉、陈水扁的十年歪政和“扁家贪腐弊案”。这不说明民主制不好，中共在延安时代也有“豆驯之举，向往民主制度，并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但“西方民主”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台湾选举制度不符合西方选举制度的惯例。按惯例，候选人得票必须超过50%才能当选，否则要与其他小党联合执政，或者干脆重眩所以暂不考虑台湾，直接讨论西方常规选举更能说明问题。假设由A党推荐甲、乙选举人组合；B党推荐丙、丁选举人组合，选举结果甲、乙组合以51%的得票率当眩那么，“投错票”的49%的选民的意志就不应该受到尊重吗？议会中的多数党就可以为所欲为吗？美国的“民主制度”更被称为西方民主的典范，明明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与基地组织也没有任何联系，出兵攻打伊拉克也没有联合国授权，打了也就打了，谁又能把布什怎么样？布什的话成了“不实之词”的注解和说明。内政和外交是不应分开来考察的，所谓“对内民主”也充满骗局。我们不希望实现这样的民主：在“选举期”显得很“民主”，“选举期”一过，想怎么独裁就么独裁，“一旦大权到手，便可唯我独尊”。尽管奥巴马的当选给美国式民主涂上了一层油彩，但其“为美国维持世界霸权服务”的本质并没有变。“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更是昏话，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中。民主是什么？民主首先体现在所有人的平等、自由，没有这种平等和自由何来民主？如果没有自由和平等，有可能出现虚假多数，因为很多人被迫支持势力大的一方。所以民主必须包括对于少数人的尊重，没有这种尊重，民主是假的，至少是不好的。但民主又要保证掌权者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二者结合起来：“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多数人要尊重少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万众一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现代民主和古希腊的民主根本不同，不可相提并论。美国民主只对内，不对外，如果我们不同它划清界线，只要求“挤进民主国家的行列”，第三世界的弱小国家就会将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中国也就很难兑现自己的国际义务，最多也就成为与美国争夺霸权的“新霸权主义”而已。小东自己也承认，西方反华是出于利益，不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好，那为什么还要用“西方民主”的模式和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呢？关于民主问题，我觉得王小东的看法背离了他自己制定的逻辑规则。

在本书同一页，有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折腾我们，我们有必要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请小东自己琢磨一下，我们何必为迁就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信念呢？如果真是我们自己做错了，我们倾听中国人自己的批评，改了就是！管他外国人说什么呢？

我看我国的“参政党”制度，比西方的“在野党”制度要优越。得票超过50%的被选举人，当选最高领导人，只是班子里的班长，是“大哥（姐）”，而不是皇帝，不应由他（她）全凭个人意志“组阁”。将来的选举法中应该规定，处于少数地位的参选人，如果得票超过5%，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就应当有适当的位置。一个领导班子，不应是清一色的“一派”，而应由代表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等中的精英构成。只有这样，让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在班子内部充分讨论并交锋，最后再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作出决策，才能避免在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群中制造分裂，保证民族团结的大局。

由得票最多的当选者个人组阁的弊端是明显的：它打击和埋没了近一半的领导人才，它使当选人以“胜利者”自居，以非流血形式夺取政权者的姿态，对失败了的反对派加以排斥，甚或打压。如果两党制反复这样折腾，受损的是经济政治，受害的是人民群众，被歪曲的是“民主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十年“突出政治”，形象地说明这一特点。

有人立刻会反驳说：“美国落选者还向当选者表示祝贺呢，看人家政治家的风度，哪像谢长庭、蔡英文１其实美国两党政治主张本质上一样，细节上有些不同无妨大局，谁上台结果都差不多，所以看起来很热闹，就跟演戏一样。但即使如此，他们为了个人私利，在选战中仍然动作频频，各种纵横捭阖手段不一而足，前后比照，只觉得西方政治家太虚伪，不如台湾人真诚。台湾各党派政治主张严重对立，决不是谢、蔡缺乏政治家风度那么简单。

中国大陆上的政治民主，还有一个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互补思想）的更大优势：“双首长制”，有时加上人大委员长，成了“三首长制”。世界其他一切国家的领导制度分两类：一类是总统制（如美国），全国只有总统是最高首长，总理（国务卿）没有实权，只是为总统工作；一类是总理制，如日本（首相）、巴基斯坦，总统（天皇、女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受尊重而不过问具体政务。世界上只有中国例外，实行的是实实在在的总理、主席双首长制。两人分工不同，都有实权，相互尊重，协作共事。应当说，这种情况是经过了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双首长制遭到破坏，中国政治就落入非正常期。这种制度来源于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司令员、政委分别是军（事）、政（治）首长的双首长制。这在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朱、毛合作得好，红军就发展壮大；不然就受挫。大家知道，一直到1955年，开大会都是并排挂朱、毛两位领袖像，影视作品尊重这一历史，但一般人并没有深究内中的含义。后来毛成了至高无上的领袖，总理周恩来以“贤相”的形象示于人，实际上恢复单一首长制。这是对于民主的倒退。

为什么双首长制意味着民主呢？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通行的规则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西方亦如此。双首长制强调分工合作，领袖平等，协商处理问题，这是最直接的“反封建”；再者“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由于双首长能各自从对方听到不同的声音，能够有效避免决策的片面性；第三，由于承认对方也是首长，应当受到尊重，可以使自己免去“一言堂”和“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这就是从实质上走向民主。对于重大的问题，两位首长就是意见一致也不能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常委表决制。特别重大问题要全委会表决。这就是高层民主，高层民主应当为基层民主做出表率。

但我在这里所说，决不是认为大陆的民主制度尽善尽美。恰恰相反，现在中共的民主制度存在很多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官本位”制，不要说领导与老百姓不平等，就是领导层内部也不平等。连照相安排座位都讲究严格秩序，电视台出镜按官职高低。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其民主属性，不能跟着反华、反共势力叫嚷中国实行专制制度。

其一，由于双首长制在历史上曾经被全盘否定，代之以“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除中央以外的各级政权，并没有真正实行双首长制。民谣“人大举举手，政协喝喝酒，政府团团转，县委说了算”充分反映“权力集中”的现实。而且“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演变成“书记一人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有个说法，说要改变“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监督”的状况，“一把手”的提法本身就很不科学，违反民主本意。

其二，政治决策的暗箱操作，老百姓不知道决策过程，对于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决策也难以积极支持。民主明明是自己争取来的，民间仍然误认为是上面恩赐的。这对于民主建设和提高民主化水平极为不利。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大改进，但仍嫌不够。建议实行重大决策常委表态公开制度。

其三，对于少数派，或者非主流派尊重不够。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应当给非主流观点以充分表达的机会。我们主张创新，创新首先表现在政治体制上。我敢说，西方那一套不适合中国，但中国现在的这一套，不改革也是死路一条。王小东说互联网才给了民族主义发展的机会，互联网比“大字报”利害多了，我们封杀大字报显得多么幼稚埃应当明确政治体制是学术问题，提倡不同意见的争鸣讨论。

其四，国内外一致批评的做法是等额选举。虽然规定可以不选指定候选人，因为反对意见无法集中，实际效果也就是零。

这些具体弊病加剧了“官本位”制度的顽固性和不平等性。

针对以上几方面的问题，提点具体建议。

针对“党不管党”，干涉行政事务过多，要求明确党、政分工、分开。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在30年代就提出来了，我党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后来“犯错误”的某总书记，也持同一观点。为什么做不到呢？害怕丢权。由执政党有威信的党员担任行政最高首长，党怎么会丢权呢？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理由，而是某些人害怕自己失权。既然我们公开批评领袖的错误都能做得到，这层窗户纸怎么就不敢捅破呢？

针对决策透明的需要，要求常委表态在相应范围内公开。群众可以通过常委们对于所议问题的表态，考察常委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水平。品质恶劣的人，政治投机商也就难以售其奸。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皇位由太子继承，用不着选举，所以中国人不善于选择领袖，往往承认“强者为王”，其实最高领导人的道德才是最根本的。通过表决公开，可以培养领导人的公正廉明、刚正不阿。其次，班子决策成功或者失误，功、过究竟是谁的，能一清二楚，免得常委们在政治上“吃大锅饭”，好坏不分，甚至代人受过。滥竽充数的常委，通过几次表决中的拙劣表演就能被清理出领导班子。

要把言论和行动区分开，实行“言者无罪”。外国人说中国不民主，更多是针对非主流派别的言论权不足。这里实际有三个层次：思想无罪，你反对某党派，但毫无行动，即判定无罪；言论也是自由的，但言论就会产生社会影响，会产生客观效果，所以就没有思想那么随便。这里要区分是对于公众宣传，还是与朋友个别交谈？是公众场合还是私下场合？前者实际上是行动（包括文件在网上传播），所以就有触犯法律问题（如传播淫秽“文艺”作品）。只要没有行动，就应该是教育问题，讨论、自我教育。行动就存在法律约束。但是，“思想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方法解决”——也就是采取上网阿出书阿开会呀等等行动。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是当权者拥有真理和自信的表现。对待思想政治认识问题，有理讲理，坚决不能动用专政机器。动用专政机器就是违法，这需要法律界认真深入地讨论。

规定差额选举制度，差额人数应有最低要求，最高可达100%。

我主张得票数居第二位的候选人不是被淘汰，而是担任副职。马英九先生在党内选举中对王金平提出过这种要求，我觉得很有创意。

当然，还要从政治生活待遇上消除“官本位”制度的影响。真正做到以上所说的几条，特别是常委表态公开化以后，当“官”就不那么轻松了。“官本位”制度会逐渐消弭，至少老百姓的反感不会那么大。

二， 关于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多彩，观点常常互相矛盾，所以笼统讲“弘扬”或“反对”都是不对的。王小东对于问题的阐述很有说服力。我要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如果你要外国朋友学习中华文化，学什么呢？就是当代中国青年学习古典文化，也有如何抓住中心的问题。这个中心就是“阴阳互补思想”。《红楼梦》中黛玉论阴阳一段，透射出曹雪芹超常的智慧。太极图是这一思想的图解形式，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对此极为崇敬，把它定为自己的族徽。韩国对太极更崇拜。说明外国人知道中华文化的核心。

古代中国人同时使用太阳历和太阴历，让月亮和太阳同时为人类服务，这是阴阳互补。古代中国人同时使用二进制和十进制，这又是互补。老秤16两1斤。这种思维方式不会盲目排外，（后来的盲目排外背离祖宗）所以能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中西医结合是中国人想出来的点子。这种文化保持内部张力，反对片面性，承认辩证法，这是主流。看文化就要这样看。中国文化更倾向唯物主义，没有统一全国的宗教，甚至根本不信教。所以中国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奇怪。小东事实上已经抓住了这一核心，只是尚欠明确。

二是关于中国人“尚武”的问题，王小东作了善意的提醒和精到的分析。但我要问：中国的“武圣”究竟是谁？不是关羽、赵云，而应是孙武。所以小东对于战争胜负的某些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衡量的标准就是“用孙子兵法去分析战争事实”。今天，对于国际政策的是非得失，也要借助《孙子兵法》这一理论武器，才能认识清楚。不是道，不是佛（禅宗），也不是儒，只有《孙子兵法》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也是外国“非友”最害怕的精神武器。他们想学也学不来，为什么？因为这本质上是哲学问题，世界传统哲学与孙子不协调。而要改变“非友”们的哲学立场，那就太难了！如果将来这个世界实现了“中国化”，也许《孙子兵法》就会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现在国内外流行的哲学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物质哲学、实践哲学、精神哲学。物质哲学根本上不错，但钻进了教条主义死胡同；实践哲学从反对物质教条出发，却直向唯心主义走去；剩下不愿意跟随二者的致力精神哲学研究，使哲学更玄，更脱离实际。——这只是指本体论，对于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还不乏精彩之作。关于哲学以人为本和自然本体论的争论则始终没有停止。

在我看来，《孙子兵法》不是简单的兵书，而是以兵书形式提供的一种哲学理论——条件哲学的根。孙子把作战胜利的条件归结为“道、天、地、将、法”五个条件群，每个条件群由许多具体条件构成，这些条件的不同组合，为战争胜败提供了前提，决策人必须掌握这些条件，以“针对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策略”为手段，夺取胜利，避免失败；或者在无法避免失败时减少损失，保存有生力量。不同条件对于目标起的作用不同。更可喜的是，孙子还有定量的概念，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受此启发，我在1990年出版一部专著《条件分析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采用概率手段，对于《孙子兵法》原则进行量化研究，推出一套新的决策科学体系。我发现只有验后概率才是因果关系量化的依据（相关系数不是依据，回归系数不直观）。用曲带代替函数曲线，可解部分杂合方程。经过将近二十年努力，将条件分析方法升至哲学层次，提出条件哲学逻辑体系（待出版的《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最基本的道理是：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科学信仰包括对条件的信仰、对逻辑的信仰等等（概率本质上也是信仰）；科学建立在信仰和实证的双重基础之上；条件决定规律，条件不断变化，规律自然跟随变化，所以真理不可能“放之上海而皆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不同认识是划分哲学派别的依据。这样，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当代数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终结了哲学不依赖于数学的历史——可能性真理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没有数学，怎能说明可能性大小？孙子对于互补原理的应用，也十分精彩，如对于奇和正的分析。但互补原理需要由条件哲学做出说明：互补双方提供给对方的是“绝对性条件”。

我在想，不要追求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条件哲学成为大众思维方式，人类可以少犯多少错误，少受多少损失呵！条件哲学的结论之一是：“遇事先找客观原因”（见《高科技与产业化》2008年7月号拙文）。但另一结论“紧密依靠中间群众”虽已投寄出去，却未能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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