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文 （cheniwan@263.net）　2007.11

http://www.6rooms.com/watch/323975.html

-- 中国科学发展的前景决定于当前对学术垄断和学术资源的垄断，这是要害。

有些人对范良藻老师这句话不以为然，“他有什么根据？ ”。但是，近期披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范良藻老师的话不仅击中了要害，而且科技界目前的状况远比人们善意地认为的严重的多：

邓海建2006年4月27日《科研老板：一只科技资源垄断下的金丝雀》披露：

http://www.edu.cn/zhuan_jia_ping_shu_1113/20060427/t20060427_176300.shtml

-- 4月10日《新京报》消息：路甬祥直言反对科研老板现象，建议减少科技奖励。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表示，“科研老板”现象在中科院无土壤；鉴于一些科学技术奖项模糊了科学本质，他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奖励那些真正对科学技术有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一般贡献让市场直接给以回报。

-- “老板，转包一份科研多少钱？”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当我们一边用“礼义仁道”抽象地教导“科研”要耐得住寂寞，一边是市场化的绣球防不胜防，于是“科研老板”就成了科研和市场私奔的畸形产物。怪谁呢？路院长可以拍胸脯保证中科院很贞洁，但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出轨”早已成了学术腐败不能承受之重。当“科研老板”像封建年代的交际花“金丝雀”般游走在科研和官场的边缘，把政府配置科研的权利分包转租，他不违法不违规，我们奢谈“法理”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 “科研老板”属于圈内人脉教广、信息资源丰富、权力资源畅通的科研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跑部钱进”、总揽项目，其弊端已日渐彰显：一是科研资源配置的“马态效应”，越有信息优势的越得到项目、政策和资金，越没有“路径”的基层科研工作者“吃”到的项目越来越少，科研走向“垄断集团化”、“研究单维化”；二是科研公关常态下腐败寻租不休，好比建筑工程的分层转包，导致科研一线“打工的”徘徊在温饱线、而玩科研潜规则的却飞黄腾达，其负面激励效应可以想见；三是人才的浪费，科研老板多是高尖科技人才，他们一方面模糊着科研的公正透明，一方面也在磨灭着自我强大的创新潜能，消弭着国家纳税人的培养成本。

《人民日报》2006 年 4 月 13 日 王海鹰、王娅妮《科研项目莫成 “ 圈钱 ” 工具 》：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6/4293941.html

-- 上海某科技公司在科研过程中涉嫌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科研经费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再次引发人们对科研经费分配、管理、使用机制的反思。一些科研人员以课题为幌子，发科研经费的财，已不再是个案，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 一位大学教授最近透露，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到位以后，项目主持人就可以从中提成２０％，有的甚至达到４０％。“有的科研提成连发票都不要，就拿到自己老婆口袋里了。”

-- 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此风由来已久。据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在４０％左右。对研究所和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经费越多，个人收入越高，至于项目研究的成果并不重要，实在不行还可以接着申请经费。而单位科研经费的多少，也成了考核领导的政绩之一。

-- 国家审计署不久前公布的审计公告可谓触目惊心：２００４年度的审计发现，科研系统２个部门和４５个科研单位转移、挤占、挪用科研经费６．６９亿元，另外还有１３个单位把３．２７亿元的科研经费违规出借、对外投资甚至投入股市。

-- 我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这也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然而有限的钱并没有全部用在刀刃上，却成了有些科研人员“圈钱”的手段。有科研人员反映，只要跟着项目，吃喝拉撒，甚至给孩子买支铅笔都能在课题组报销。

-- 科研经费令人痛心地流失着！一方面，这与我国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不完善有关，相关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容易造成决策不当、资源浪费乃至腐败滋生。而一些科研单位将人员收入与科研经费挂钩，诱使很多科研人员拼命去争项目、争经费。

-- 另一方面，对科研经费的使用监管严重缺位。经费下拨后如何使用，一般由项目主持人一人说了算，致使部分资金“拐了弯”，装进个人腰包。至于科研成果，或是凑几篇论文对付过去，或是请几个权威专家开个成果鉴定会，只要“表示”到位，评审专家一般都会给开“通行证”。这样，一些科研人员就在“科研成果”的幌子下面，轻易套取瓜分了国家宝贵的科研经费。

童大焕《 中国就这样与诺贝尔奖无缘》抨击：

http://www.fedcars.com/files/200510/11028.html

-- 权力主导下的课题制度最容易导致三个方面的“公地悲剧”：一些人类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由于不合“我”的意志，被有意地搁置甚至划定禁区，而一些虚科学伪科学却被大肆提倡。比如每年耗巨资、几百位“科学家”进行的“现代化程度”“研究”即是一例。而原本在经济学、文学等不需要多少经费只需要思想和表达自由的领域，是最有希望得奖的。

-- 纵有一些真问题，但由于掌管课题分配的人并不需要真正对国家投资负责，所以课题分配就难免倾向于跟自己关系特别的人、“攻关能力”特别强的人，而未必是真正适合该课题、有相应研究能力的人，甚至出现本文开头的泄密事件。

-- 大量研究课题被学术官僚所垄断。在学界，向来是有官位即有学术地位。官学不分，官与学在一个人身上不断变化，互相利用和促进。

-- 更要命的是，权力主导的科研体制，不仅使公立科研机构和项目出现大量公地悲剧，而且严重窒息了民间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领域就不用说了。自然科学方面，权力不仅垄断了经费，更通过信息垄断垄断了课题本身！以 2003年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面前整体打了败仗为例，当时作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杨焕明认为，在 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然而，在SARS研究中，中国的首创记录全部为零。因为面对 SARS，我们许多有责任心、不怕死的科学家却只能隔岸观火，因为他们根本要不到病毒样本。杨焕明的创业伙伴、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博士为了寻找病毒标本，数下广东，都无功而返。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标本的合法持有者。不得已，在2003年 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从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4月15日，他们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送来的病毒样本后，不到 36小时内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作为中科院下属的科研机构尚且如此，一般的民间科研机构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 燕赵都市报 》 2006年8月22日 徐立凡《学术包工头现象折射科研资源垄断》：

http://news.sina.com.cn/c/pl/2006-08-22/013210788311.shtml

-- 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严重”一词来形容现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仅有12.3%的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仅是个别现象 ；某些著名学者很容易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8月21日《中国青年报》)

-- 这则报道，部分地揭开了我国“第一生产力”疲弱的病灶：在项目资金成为推动科研进步的主要手段的前提下，科研工作的排序严重倒置———项目第一，学术第二。由此带来的，是科研工作的评判标尺也随之倒置：研究成果不再是首要的考核标准，而被迫让位于拿到项目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境中，名气和既有地位就成了项目的有效置换物，而科研资源也由适当倾斜变为集中流向学术名人手中，并在资金的辅助下，形成一定程度的科研垄断。

-- 垄断通常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运作，这是经济学常识，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科技界。一个难堪的例证是，在我们作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正确论断20多年后，科技创新仍感乏力。相反，晚于我们10年开始自主创新的韩国却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对落后有很多原因，但自主创新的第一链条科研领域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科研垄断造成的学术浮躁、竞争无序，是重要原因。

《金羊网》2006 年6 月 8 日笑蜀《学术研究不能沦为垄断产业》抨击：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6-06/08/content_1141233.htm

-- 学术研究利益化，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偏离正轨，不再是探索真理之途，而是成了荣华富贵的捷径。一些人投身学术，跟商人投机股市，动力机制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学术共同体自治机制一向匮乏，更令学术界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能力趋于贫弱，并因这种贫弱不可避免地孳生学术寡头——资源高度集中到某一个机构或某一部分人手上，由他们来向下分配，形成学术金字塔。谁居于金字塔最高端，谁就事实上拥有了对于其他机构和其他学者的学术生命的生杀予夺之权。而由于人天生的自利趋向，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一般肯定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一般肯定是学术血缘决定资源流向。这就不免导致学术上的家族制，导致强烈的封闭性、独占性、排他性。学术研究一方面因利益化而蜕变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另一方面则因寡头化，进一步蜕变为一种垄断产业。

-- 在这样的垄断产业中，逆向淘汰无疑是普遍规律而随时随地起着作用。于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学术天才往往因不谙于世事而在利益大战中越来越边缘化，乃至遭埋没；学术金字塔高端那些呼风唤雨之辈却往往不过是碌碌无为的庸人。学术研究之投入产出比长期不理想，根子其实还在这里。朱熹平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只是偶然，如果不是幸运地遇到了伯乐丘成桐，朱熹平今天的成功将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平的喜剧，正昭示着中国学术界的悲剧。

-- 应该承认，中国人从来不乏科学天分。十三亿中国人中，本来有着更多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丘成桐，以及朱熹平、曹怀东。如果所有的科学天才皆不被埋没，如果所有的科学突破皆能应时而出，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之林将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我们的综合国力将空前提升。但这就必须以学术远离名利场，通过自由、开放的机制回归学术本身为前提。朱熹平的成功在今天只是一种偶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让学术规律成为学术界惟一通行的规律，让偶然上升为必然，我们现在喝彩的同时，尤需要深长思之。

《 IT 时代周刊 》2006 年 5月 25 日 发表王琦玲、任彩玲《揭开科技造假迷局 利益熏心者大笔圈钱 》

http://tech.qq.com/a/20060525/000313.htm

-- 象牙塔充斥铜臭　急功近利者造假为晋升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谈及日趋频发的造假事件时指出，学术腐败问题确实是中国当前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搞市场经济，学术界有些人追求短期效应，不惜弄虚作假以达到个人目的。

-- 更可悲的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简报中，造假者以中青年为甚。 不少学术界的教授哀叹，过去诚实和执着的学术氛围荡然无存，浮躁之风盛行。学术造假让过去为真理献身的一代蜕变为为金钱名誉而献身的一群。

--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象牙塔里的人们也生活在现实的指挥棒下。科技评价就成为了这根严酷的指挥棒。职称晋升、奖项荣誉、推荐院士、提工资、分住房、享受待遇，各个环节无不与此挂钩，也无不彼此环环相连。

-- 中科院院士张泽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

-- 前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全国 180个博士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博士生有花钱买论文的情况，还有 60%的论文有不同程度的数据“勾兑”现象。

-- 为迎合学术界、科技界的种种心理和潜行规则，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所谓服务。如专门负责为国家 863计划申报全程代理的公司，竟公开承诺能够帮助申报人项目顺利获批。再如专门承办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通过注明会议期间收录的论文会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之一）机构收录，来吸引学术界的参与，国内的不少博士会因为这样的条件，选择花上几千元去参加会议。

-- 在学言商的的指挥棒下，驱使被象牙塔里的铜臭熏昏的莘莘学子，寻求捷径极尽能事，以种种造假为自己打造晋升之阶，为的正是晋升的名和由此而来滚滚的利。大白于天下的汉芯造假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 利益熏心造假者大玩圈钱游戏

-- 难以抵挡巨大的现实诱惑，造假者寻求的是更简捷的利益通道。 2006年国家对科技总投入将达到716亿元。还提出了今后 5年重点发展的领域。巨大的资金投入表明了国家“科技兴国”的决心，然而，这笔投入也成为心怀叵测者争夺的对象，其中，经不住诱惑的科研人员大有人在。

-- “我总会犹豫。凭良心说，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做出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来。我现在哪里有创新的能力、激情和勇气，所以我想，最好不要这笔钱吧，要了会对不起国家的。但是，再想想，反正通常是 5年以后才交账，钱用不好又没有人追究我的责任，而且总能找到交账的办法或借口，比干别的风险小得多，最终还是会去拿。”一位学者曾这样坦承自己在科研经费上“拿还是不拿”的矛盾心理。

-- “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在科技界中非常普遍。“先拿下科研项目经费再说”的哲学导致很多项目资金的投入落地无声。

-- 汉芯造假案发生后不久，就有人感叹 863计划中真正将项目资金用于后期开发的有几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高校硕士毕业生张先生，就向本刊记者回忆他研究生的几年时光：“在刚听说能够成为那个教授弟子的时候，我十分激动。这是我在本科阶段就十分崇拜的一位教授。她在业务上获得的成绩令我钦佩。但是当我真正成为她的学生一年多后，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她手里握有很多的项目，其中也有 863项目。但是她主要的工作不是呆在实验室里与她的学生一同攻克项目，而是每日忙于应酬。回到实验室，听取学生们研究出来的成果，然后拿着这些现成的东西向上级汇报项目的实施情况。在我的师兄中，就有因为不愿完成她布置的项目工作，而最终未能毕业的。我们很多人都清楚，她拿到的项目资金能有百分之几用于项目开发？”每次提到自己研究生的经历，小张都十分气愤，“ 3年，我没有从她那里学到什么东西，看到的却是如何打通上上下下的关节，如何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科研项目。不过，我的这位导师现在已经是副市长了。”张先生十分无奈地说。

--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何才能守住象牙塔下这一方学术净土？

--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研究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科研经费被转出境外涉嫌“洗钱”的事件也大为增多。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第一，购买设备，例如国家下拨 700万元，只购买500万元设备，大笔回扣进了小金库；第二，大量购买汽车房子，最后纳为私产。第三，购买保险，例如，“我今年 55岁，买5年养老保险，每月2000元， 5年就是12万元，等我退休后，这笔钱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买保险还有发票可以报账；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个亿的总课题，我说需要别人合作研究，跟对方私下约定，让他开个高价，把钱打过去，再地下分赃吃回扣。”第五，产业化，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第六，旅游消费，满世界“考察”。

-- 汉芯案中闪现的 Ensoc公司，该公司的法人和公司账户所有人都是陈进，中饱私囊，导致的不再是国家科研经费的落地无声，而是国家资产、国家经费的大量流失。在国家极力打造“创新型社会”的今天，造假者如科技蛀虫不停地侵吞国家资产。汉芯造假事件的警示，敦促着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阻击这场“圈钱运动”。

-- 特权开路“学官”成为造假高发区

-- 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CEO、长江学者、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所有的头衔和荣誉，来自于他发明了汉芯，也成就了他获取更多的头衔、荣誉和利益。

-- 不止陈进，从近来曝光的众多学术造假案例中，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正在成为学术丑闻的高发区中的主角。

-- 这群人被人们戏称为“科研老板”，或者“学官”。他们是科研人员，却担负着项目公关任务；他们几乎不在一线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专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项目。之所以称其为老板，是因为他们将科研变成了经营。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归结这个人群的主要工作是“跑部钱进”——从国家各科研领导机关拉关系中饱私囊。

-- 黄尚廉表示，这些科研老板，大都相当年轻， 30、40岁的年纪，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回来的，也曾在科研第一线作出过成绩。由于提拔到领导岗位，逐步脱离科研第一线。荣誉和头衔成为这部分人公关的工具和资本。通过不同渠道积累各种关系，以自己名义拿到大把的项目。可这些项目自己并不参与研究，而是层层发放，有的给了自己的同事，有的给了自己的学生。但是项目的成果统统要挂上他的大名，并以此作为其拿到更大项目的资本。

-- 与“举国办体育”一样，打造“创新型国家”，国内依靠的同样是集中资源，“举国办科研”。在这样的体制下，科研投入模式存在浓重的计划色彩。科研经费的申报和拨给，被牢牢地嵌入封闭的信息管道中。没有相当名望和地位的人通常都拿不到经费。有实际能力创新的人与有能力拿到经费的人之间没有合理的实质性竞争。

-- 而正是这样的绝对集中体制，导致了资源的掌控者更愿意将前景寄予少数的“拔尖人才”，以求短期内获得回报。因而，功成名就的学术界名流、声名显赫的研究机构，成为大项目的长期垄断者。而这样的体制缺限，也给聚敛了相当荣誉和头衔的陈进们，大开方便之门。

-- 据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资料显示，国内每年大约有 1000亿元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元由科技部来支配。

-- 在科技经费的分配即科技计划的申请、批准诸环节中，官员的“行政干预”最为科学家所诟病。官员的个人偏好，有时甚至决定了科技经费的流向。

-- 层层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偏好，各方形成的合力也就决定了经费的最终流向。善于跟官员打交道的人就可以得到资金，不善公关的可能就拿不到。拥有一定行政职务的学官们顺理成章地成为科技经费的第一受益人。

-- 无论是陈进、刘辉，还是张先生的导师，学官们早年无不经历10年寒窗苦读，也曾学有专攻，然而，科研是清苦的，有时候甚至需要忍受孤独。疲于公关和钻营，却能获得更为直观的利益。这令科学钻研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

-- 互依互靠的生存链“一损俱损”的保护伞

-- 近几年来，为了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和高校都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条例。“虽然各种惩处条例是有声有势，但给人的感觉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欠缺实际可操作可监督的东西。“清华大学教授肖红一直呼吁重视学术造假中的“二次腐败”问题。

-- 为什么学术不端行为惩处不下去？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张鉴祖委员指出：“导致现在学术不端行为很难治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领导袒护。”

-- 张鉴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个年轻的学者在一所学校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可后来这位学者被人揭发论文造假并被证实。学术同行纷纷要求处罚这名学者，可上级主管机关的领导不同意，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并给揭发此事的人穿小鞋，逼得揭发者辞职。而这位造假的学者则被调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教授一语道破天机——“学术不端行为的背后牵扯领导人的政绩。不少造假者都是在某位领导人在任期间内被当作人才引进的，如果造假者被公开处理，就会让领导人下不了台。”

-- 由于造假者的背后往往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利益共同体，这就造成发生造假事件的单位也不愿扩大事态。在现今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的学术成绩与整个学校的名望声誉剥离开来。

-- 值得忧虑的是，现在学术单位的评价体系非常急功近利。一个单位的方方面面都有指标考核。所有这些考核指标汇总到最后，就成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学校要凭借这些指标与其他学校竞争，去获得认可并获得资源优势，比如说，重点学科的审批，进入“ 211”学校。结果形成压力逐层下移。学校把压力转移到学院，学院转移到老师，老师转移到学生。

-- 学生、老师、院系、学校，完全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链，是“绑在一起的蚱蜢”。对学术单位来说，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件是对全体成员利益和声誉的一个致命打击。

-- 朱清时院士指出，“一些曾作为典型被扶持起来的学者，背后往往有人把他与当地的声誉和自己的政绩联系在一起，而且那个领导还在掌权，这样的学者造假事件，就很难受到处理。”

-- “如果学者受到处理，就会使单位的荣誉受损。那单位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 ”人大代表王子镐表示，“所以学者造假是校方最不愿看到的事，许多领导对此的反应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 朱清时院士认为，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许多“得奖专业户”是含水分的。“这种高产违背科学精神，其实只要问问他们的实验周期有多长，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真正搞了多少东西。”

-- 专家不“专”项目管理萌生黑哨

-- 高教授所在的高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他不仅在该校学生和老师中享有很好口碑，而且在所研究的新材料领域里也是蜚声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但即使是这样，高教授也“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国家基金资助的项目了， 2004年和2005年都走了空。”

-- 虽然今年元旦刚过几天，高教授就把申请自然基金资助的材料送到了该基金会的相关部门，但鉴于连续两年申请“走空”的事实，高教授的心里很没有底。

-- 一天，该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便找到高教授说：“高老师，我们可以搞一些科研合作，我负责跑经费，你只管搞研究就行了。包括你申报的基金会在内都行，但要有一个分成协议。”

-- 这是一个三七分成的协议，高教授拿三成做科研及支付发生的与科研相关的一切费用，而跑经费的老师则要提走七成。“这七成他也不能够完全拿到手，其中直接返回 5个点到15个点，学校抽走10个点到 30个点或者更多。这是两笔直接费用。”高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 高教授说，跟他提合作的这位老师就是在科研领域非常活跃的一类人——他们本身并不参与科研或学术，但他们非常有门路，跟学校领导或能够提供科研经费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或者什么都不是，但却可以拿着你的项目去申请到经费。”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把这类人冠之以一个时髦名词——科技经纪人。

-- 最终，高教授婉言拒绝了该老师的合作，而他申请项目经费果然也再一次落了空！

-- 据了解，这些被圈内称之为“科技经纪人”的群体，对每年的各种科研项目已经形成蚕食之势，真正以项目或学术“论成败”的科技工作者正在逐渐减少。

-- 而“科技经纪人”之所以能够有生存的空间，与科技项目管理过程中一些鉴定专家们的失语与失职紧密相关。

-- 在交大关于“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中，居然有这么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以虚假科研成果欺骗了鉴定专家。”要知道，汉芯一号“在问世的 3年时间里，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40多次，这就意味着鉴定专家们被“骗”高达 40余次之多。

-- 青岛一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项目实施中，上级部门会派专家进行中期审核，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课题进度等，要是审核不过关，下一批的资金就不再拨付了。所以研究所一般都要请前来考评的专家吃喝玩乐，每人再送纪念品，有的干脆直接送上千元的所谓“辛苦费”，这些人就被哄得很高兴了，审核自然也就没有通不过的了。

-- 这位科研人员向本刊记者叹气说：“我国的科研赛场也存在着‘黑哨’，即科研项目评审不公平、不透明，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和公平竞争原则。你想，连下来审核的专家都被收买了，还有谁会来真正关心科研项目本身呢。”

-- 时下，在某些高校中，有些所谓的教授可以通过拉关系、买选票等违背正常学术规范的手段，获得省、市，甚至更高一级科研经费的资助。他们在课题申报、结题或评奖前，将自己的课题标书，所谓的科研成果，当然还有不菲的劳务费，一起送到事先已知的专家评委家中，请其给予“指导”，而一些所谓的评委在课题评审中自会心照不宣。收下劳务费后，这些专家在评定会议中便让该课题一路绿灯。

-- 目前，我国学术单位的评审体系是自下而上的申报，没有独立的监测机构，这都造成了院校和学术诚信的不断下降。

--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说，一些国家项目在结项之后，便没有人去管，对这类项目并没有专人进行核实、复查。对其中是否存在学术剽窃、抄袭，甚至存在其他的腐败都没有严格调查和确切答案。到目前为止，已经结项的国家重点项目或者省部级项目中是否存在着剽窃、抄袭或其他腐败？答案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越来越多大量的事实再清楚不过的证明“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不仅造成了“ 对学术垄断和学术资源的垄断” 的严重后果，而且 导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863计划、973计划大量资金流失于腐败 ！本顾问静待何祚庥“院士”、王志新院士等学者对此如何解释？

接续篇：->50、“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造成的严重后果之十：何祚庥、司马南一伙诬陷中国当代最杰出大师级科学家“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钱学森负有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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