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文 （cheniwan@263.net）　2007.11

《 Tom 网站 》 2006-12-08 实录《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打击“伪科学”誓不罢休》∶

http://fangtan.tom.com/2006-12-08/0009/15626420.html

主持人：昨天他们说何祚庥院士自称和方舟子两人是现在唯一两位既懂马克思主义又懂现代科学的人，认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可以救中国，这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们怎么认为？

何祚庥：我从来没有说我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科学的，懂的人还很多，我是自认为是当中的一个，这里面可以看出攻击别人的办法是把人家的意见歪曲一下，是唯一或者是唯二，还有一个是方舟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听方舟子说过。

为此，非常有必要比较深刻地认识一下何祚庥院士几十年来“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科学的”的真面目。

1999 年前后，是何祚庥院士一生反伪事业的顶峰，在《我与自然辩证法》这篇文章中，谈到这件事的始末。文章的第二节是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 ‘研究院’”。 让我们看何祚庥院士自我欣赏的自述：

-- 解放初期是各种思潮充斥泛滥的时期，如果不是几场严肃的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是无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规定之一，就在于它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我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高明的和不甚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态的和貌似科学、实质上并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之间的区别。

-- 还可以举出一个在50年代初期，我曾亲身参加的一场学术斗争并从中受到教育的例子，那就是彭真同志所领导的对梁思成教授的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1954—1955年间，在我国的建筑工作中，曾经出现一股复古主义的美学思想，亦即片面强调在建筑里要继承民族形式，要求各个新式的建筑上都加上一个“大屋顶”，从而造成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浪费。毛主席也曾好几次说：“大屋顶”也不好看。这样一种批评建筑学中错误思潮，亦即批评梁思成教授的建筑思想的任务，便交到了中宣部。

-- 1955 年，在某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同志写了一个条子给彭真同志，请彭真同志负责领导这一批判工作，彭真同志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了召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楼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

-- 梁思成教授见了刊在《学习》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彭真同志见到了 这一自我批评以后，立即把我们这批文章的作者们找了去，说“人家都承认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了，怎么还能批评人家。”于是下令把所有已写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教授参阅，但一切报刊都不得再刊登有关批梁的文章！于是一场批梁的运动就此中断，包括查汝强同志所写的最佳论文也没有见报，只是在前一个时期才收集在《科学与哲学论丛》的小册子里，做为这一“批判“工作的历史的见证而已！

-- 中宣部科学处的一段生活是丰富的，它使我们见识到，什么是高明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冒名”的马克思主义！

（董驹翔、董翔薇编《哲人忆往》，第 269—273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1 月）

让我们从1955 年 10 月《学习》杂志发表的何祚庥 《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看他对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初次运用 ：

http://www.paperdown.net/paper/Engineering/Constructional_Engineering/20070405/45504_2.html

-- 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梁思成对于古代建筑物的这些错误观点，很明显，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实际主张上的。众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还提出城市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梁思成的这套理论的恶毒之处，更在于它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在于它还要为梁思成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主张开辟道路。……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筑理论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还可以看出，梁思成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乃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我们还应看到的是：梁思成这些错误不只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并且还是违反总路线、违反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错误。

对于何祚庥先生1999年回顾他五十年代期间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的体会“中宣部科学处的一段生活是丰富的，它使我们见识到，什么是高明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 “冒名”的马克思主义！”，网友一针见血评论如下：

http://blog.sina.com.cn/u/4b578925010008g3

-- 关于对解放初期的几场政治运动，现在有许多评论。右派的自由主义者，咬牙切齿，骂声不绝，就是左派“老人”，如胡乔木、周扬、于光远等等先生，谈到这些运动，也从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些运动是极左的，使国内、党内失去了民主风气，有所忏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可能是唯一的、正面赞美、全面肯定这些运动的文章，肯定它对中国建设成只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伟大贡献”。

-- 何祚庥经常讲，他在中宣部学到了高明的、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实际学到了什么东西呢？

--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学习一个理论，关键是通过典型案例，学习用这个理论解“难题”。

-- 他在中宣部学习到的，正是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解难题：方法就是把“难题”，如电影问题、文艺理论问题、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然后在上层领导的支持下，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 这次胜利，何祚庥尝足了甜头，使他感到，有上层领导支持是胜利的根本。所谓“奉旨出朝，地动山摇”是也。这就是为什么在于光远和“人体科学”苦苦斗争的十五、六年间，他只是在一边看热闹；他看到张宝胜的所谓“作弊”，当时不说。直到 7年以后，1999年5月，当事人的记忆淡忘，很难查对，但政治时机成熟，他看到该出手了，于是翻出 7年前的老帐，违反科学界有不公布失败试验的贯例，“违反了在1982年，由论战者双方曾达成的不要在报刊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一个《协议》，（《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第 31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以哄动海内外的方式提了出来，拉开了反伪科学运动的序幕。从此，反伪科学的主导权很快落到何院士手中。

-- 根据梁思成的亲人和传记作者的讲述，梁思成的检讨是被逼的，他是在说假话，内心根本就不服。

-- 在中国，这类运动的最大危害就在于，破坏了国民的道德：制造了一个生态环境，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说谎。

-- 在运动中走过来的作家舒芜说：这些运动的“最大的危害，首先在于教坏了群众，斫丧了他们的是非、羞恶、恻隐之心，这才是世道人心之大忧，祸在千秋，祸在国运，比造成一批一批的冤案要严重得多。”（刘智峰主编：《中国道德调查》，第 2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

-- 何祚庥的行为，是对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破坏，他不仅没有认识这点，现在，还得意扬扬地当成自己的功业来吹嘘，你有什么办法！

九十年代，深刻总结了上述经验的何祚庥先生又如何继续表演？

我们注意到 崔珺达教授在其专著《量子力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时空结构》（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05年出版）第10页有这样一段内容：

-- 1980 年作者及即曾指出夸克可能不存在， 1996年曾为此与人展开了一场论战。1999年，作者和 R.M. Santilli（R.M.桑蒂利—摘者注）又一次指出：“实在的”夸克或层子是不存在的（ Fundimental Open Problems in Science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p285, p1022）。同年 9月，在斯坦福召开的国际高能物理学会上，基本否定了夸克概念（见 2000年6月20日纽约时报， G. Johnson的文章）； 2001年2月14日科技日报以《科学家发现背离标准模型的现象—创建 30年之久的粒子理论受到严重挑战》为题报道说：“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最近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等国的 11个研究机构的同行们一道，通过对μ介子所进行的一项长达3年多的实验室所得结果计算分析后发现，实验结果“粒子物理理论标准模型”的预言相去甚远。若该实验现象今后获得进一步的证实，标准模型在粒子物理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将不复存在。

此后惊见《开放》杂志2006年 4月号29-32页崔珺达教授的文章《与何祚庥论战的幕后》对少有人知的许多情况进行了披露。为尊重原文披露的事实，避免何祚庥院士指责我有任何“断章取义”之嫌，笔者不得不大段全文抄录崔珺达教授披露的事实如下：

-- 近来很多人问我与何祚庥先生一九九六年的那场论战的情形，已过去了十年，现简述之。

-- 我与何先生第一次交锋是在一九八八年。当年十月在张家界召开了一次哲学研讨会 ,我有幸接到开会通知。当时我在天津大学得到学生选出的教学优秀奖，系里欣赏我，同意为我报销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切费用，……。

-- 到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何祚庥先生等人，在官方支持下，在近年的论战中已内定胜了方励之等人。这次的会议，实际上是个要宣布何祚庥等人胜利的会，并且不让方励之参加。我那几年很忙，对于他们的争论并不大清楚。只是在粗略地看了几篇双方的大块文章后，觉得他们双方似乎并不都很对头。

一九八八年张家界第一次交锋

-- 在第一天的会上，开始像是个独角戏，只是大家恭听何先生的发言，他有时脚下迈着迪斯科舞步，有时甚至跳起来，大声讲道：“方励之他胡说什么，现在宇宙学中研究发现能量可以无中生有，因此能量守恒定律不对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垮台。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能量不守恒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垮不了台！当然啦，如果哪一天真的证明了能量确实不守恒了，我也承认，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垮台。”然后何先生又跳起来讲：“我现在是向中国的科学界和哲学界提出挑战，我要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

-- 当时何先生的声势确实有些把大家都镇住了，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了，有的只是几个年轻人，如吴国盛之类，包括王绥官先生的发言。我当时冒昧地举手要求发言，他们大多都不认识我，因为我纯属一个“新手”、“新面孔”。

-- 我说：“我也同意，应该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对哲学是如何定义的。我想背一段书，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间我曾被关进牛棚，在牛棚白天劳改，晚上要学毛著。我记得在《矛盾论》中对哲学的定义是：‘学问有两门，一门是自然科学，一门是社会科学，而哲学是两者的概括和总结。’不知我背得对不对？”

-- 何先生这时半闭起眼睛，摇头晃脑，用一只手指敲着桌子，脸朝半空，用另一只手指着我说“你背的对的，是这个样子的！”

-- 我接着说，“可是我听说这篇文章并不是毛主席写的，而是陈伯达、胡乔木等人写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德文、俄文水平太差，就胡乱地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抄下了这一段话，当作了恩格斯的话。其实这一段是恩格斯所引用的杜林的关于哲学的定义。然后恩格斯就大批了这一段话，恩格斯说，只有杜林先生才如此狂妄，妄图去“概括”科学。其实哲学只是方法论。因此我要证明的一个命题是“何、方正论无意义”。（因为方励之似乎也是用的杜林的关于哲学的这个定义。）我们要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方法是让哲学与科学脱钩，哲学家行行好，请不要再用哲学家的外行话去干扰自然科学了！能量守恒不守恒那本是个物理学问题，已经争论了三百多年，即使能量不守恒了，那也是个物理学问题，已经争论了三百多年，还可以再争论三百年，即使能量不守恒了，那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关，也不会引发马克思主义垮台。”

-- 会议出现了冷场，过了一会儿，何祚庥先生睨视着我说：“嘘……《反杜林论》上面是这个样子讲的吗？你有没有搞错？”这时有两位社科院的研究生，他们学过《反杜林论》，站起来说：“是这样的！《反杜林论》上正是这个样子讲的！”

-- 会有些开不下去了，散了会之后，会务组的人送给我一张白纸，要我把白天的发言，一字不差地写下来，交会务组。我明白，这是要我白纸黑字落在白纸上，整起我来就有了证据。心想那好吧，我就如实地写下了我白天的发言，上交会务组了。

何祚庥文革中鼓吹“层子模型”

-- 两天没有动静，要大家去爬山，会不开了。据说是打长途要在北京的人们去查书，看看《反杜林论》是不是这么写的。后来一查，何先生可能明白了，原来他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胡桥木等人也闹了大笑话。于是我就平安地在张家界玩了一阵子，平安地回家了。只是在游艇上，查汝强先生（何先生跟包）非要拉我合影，看来是要“查明正身”，建档了。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退休了，中国质量报（主任）记者彭哲愚先生，人民日报（主任）记者吴爱笑先生，中国科学报副主编王友功先生等几位想要我去京与他们谈谈我对“层子模型”的看法，我谈了。老一辈的人们应该都记得，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我当时被关在牛棚里，与张国藩先生（物理学家）关在一起，还和他搭伙去劳动，召开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何祚庥等人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基本粒子的所谓“层子模型”，并发了论文，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基本粒子研究》（其实就是前面讲的杜林哲学那一套。应该说，它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而是应该叫陈伯达 --胡乔木--何祚庥思想，或称之为何祚庥物理学。它可与过去斯达克的《日耳曼物理学》相媲美）。他们认为“层子”也是可分的，可分为“无子”、“毛子”等等更小的粒子，不说实验结果。（编按：何祚庥在文革中以无产阶级之子、毛主席之字命名其想象中的粒子为无子、毛子。）

-- 以后人们就接受了，认定“层子模型”是解放以来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科学院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们并且大批“夸克模型”是数学唯心主义等等。而我认为三个“夸克”只是复合时空中自然推出的二个数学符号α 1i、α2j、α3k（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科技日报上的拙论，与拙著《量子力学与分子生物结构》），二零零五年五月，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光明日报的刘先生主任记者要我写一篇短文投 《光明日报》。三天后我把稿子寄出（摘录者注：《夸克存在吗？》），长时间无音信，原来是何先生知道后强要《光明日报》勿发此稿。但何先生却拉了一群院士（上面签名的有吴阶平等）抡先发一稿，说是“烧玉须等三日晚”之类，意思是说，你的理论要想出头，还得等到猴年马月。

-- 可是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光明日报》的科技苑栏目还是发了我那篇短文（有少量文字错）《夸克存在吗？》大意是说夸克是否存在并没有定论，因为在实验中，在三十多年的世界性大规模探索中并没有发现独立夸克这种“粒子”，所以层子模型的鼓吹者们言之凿凿地说，层子肯定存在，那只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事实。

-- 后来才知道，原来何祚庥先生等人当时正在向国家申请一大笔经费以便建立 T-C factory（一个大型粒子加速器），并且已花完了四百万元科研经费，正等着上百亿元的这一大笔钱，以便可以随意出国考察，合作研究，因为美国已决定停建 SSC（一个周长达八十七公里的超大型加速器）。我这么一闹岂不是搅了局？于是何先生恼了起来，首先是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我的理论进行了批审，但却根本不让我参加答辩，也不让那些记者们参加旁听。最后何先生的发言作为会议的主旨发言，刊登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的《科技日报》上，还说是要百家争鸣。于是我连写了三篇文章进行答辩，可是《科技日报》拒绝刊登，并且记者们告诉我说，他们都已被各自所在的报社社长叫去谈了话，警告他们不得再支持我，说是这叫“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何先生还亲自找王友恭先生谈了话，说：“这件事要让周光召院长知道了，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副总编了？！”也是说，这叫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说这是中宣部领导的决定。

徐迟自杀，百亿科研经费被否决

-- 后来何先生还从北京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四川，召集了一系列会议，说我的理论是“伪科学”，必须批判，还拉了徐迟先生写了稿子投《人民日报》，（去年何先生在一次给中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们演讲时，有学生问：“你为什么说崔 珺 达的理论是伪科学？”何先生答：“因为他说夸克模型是伪科学。”请注意这是不讲理！在此之前，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是“伪科学”的话！！！“伪科学”这个词是何先生用作左棍子专门打人用的！这是何先生的专利！我岂敢问津？！）后来徐迟先生的文章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发了，可是不久徐迟就自杀了（十二月十二日在医院跳楼身亡），很可能也与这件事有关。因为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以前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一件事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科学报》（中科院机关报）上载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七十二贤人对我的不指名的指责、批判。在此之前他们还在中关村组织了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物理所、高能物理所、北京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顶尖粒子科学家开会，批判我，并要大家签名。天津理工学院一位年轻人不签名，于是会务组当晚就要把他赶出住的地方。当时已晚上十点了，他急了，打了一架，后来这个人设法回到天津找到我，告诉了我一切。南开大学有个陈天伦先生签了名，她本与我弟是同学，我弟打电话问她：“你为什么签名，崔 珺 达的理论错在哪里？”她说：“我也不清楚，当时何先生让签名，我敢不签吗？他们若不批给南大科研经费怎么办？”

-- 当一九九六年八月，那些记者朋友们对我讲了他们都被叫去谈了话以后，我就感到我已孤立无援了。不说别的，只是中科院的理论物理所、物理所和高能物理所，再加上一个北大物理系，人家团结在一起，在中国，谁敢惹？可是我想既然闹开了，那就拉开架子干一场吧。于是我给江泽民主席、乔石委员长、李瑞环、胡锦涛、叶选平、田纪云、费孝通、卢嘉锡、钱伟长等先生发了九封挂号信，申述我的理由。

-- 后来就听说中央领导接见了很多大人物，徵求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意见。除了杨振宁先生外，似乎大部分人都不大支持何先生一伙的意见。于是《科技日报》的记者沈英甲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主编决定刊登我的稿子，并要我把三篇文章的内容，摘要写成一篇给他。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科技日报上终于刊出了我的文章，在同一天，中国科学报上也刊登出了李政道先生的一篇文章，他的大意是：“夸克存在与否是一个大谜，这个大谜的解决必将引发二十一世纪中的物理学的大突破。”意思是应该允许进行讨论，而且要大讨论，百家争鸣，而不应该把不同意见扣住不允许发表。我觉得，李政道先生这才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应有的态度，而不像有的人那样为虎作伥。

-- 后来据说中央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就把他们那个 T-C factory给否决了，于是中科院没有了那一大笔油水，院长也换了人，何先生一伙也没有了声音。后来沈英甲先生告诉我，他们已邀请何先生再写文章以便争鸣，而何先生说，他不再与我争鸣了。于是有朋友告诉我，我已大获全胜。网友们甚至评论说，有如“赵子龙大战长板坡”。真是过奖了，在此我向一切主持公道、正义的人们衷心地说“谢谢了”！

《开放》杂志对这篇文章写了一个文字犀利的“编者按”指出：“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一九九六年和天津大学崔珺达副教授关于物理哲学的一场大争论震动高层，乃至与名作家徐迟自杀有关。但内幕讳莫如深。崔教授此文作出第一手披露，揭示何祚庥一贯披着马列外衣攀附权贵在学术界欺诈横行的真相。”

对于崔珺达副教授披露的这些大量事实，如若何祚庥院士认为与事实有任何重大不符，或侵害了何祚庥院士多年经营的“信誉”，我们耐心等待何院士站出来公开澄清事实，以至与崔珺达副教授和《开放》杂志对簿公堂，否则只能认为崔珺达披露的全部为事实！

友人提醒我《开放》杂志如何如何，引用该杂志发表的文章是否受人以柄。我以为无须多虑，关键在于崔珺达副教授与《开放》杂志的按语是否事实。国内其它杂志不敢刊登崔珺达副教授的文章倒令人深思。

另外，如果“科学共同体”认为何祚庥院士种种这些行径完全违背了“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失掉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科学道德准则，“科学共同体”应当公开明确有所表态与何院士这一系列做法彻底划清界限，以便后人依此为戒！

接续篇：->29、“科学共同体”的潜规则：“除了专门研究学科发展史的，现代学者完全没有必要去研读学科的传统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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