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作者有幸拜读了郑易生的文章《论中国环境与经济至上主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五年九月号发表〕。郑易生先生在文章中非常深刻地指出∶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572

-- 的确，有不少「发展中的问题」能够「在发展中解决」，然而如果发展本身出问题了呢？爱因斯坦说：「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 2003年的SARS危机成为中国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 增长式发展观的契机，结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扬「科学发展观」，要用绿色GDP取代原有GDP 为主的考核体系的同时，能源短缺的考验来了。

-- 令人担忧的是：

（1）解决能源短缺在许多地区变成了一场攀比上马和抢资源的运动，而不是综合、统筹与协调的发展。盲目布点、无序开发、寡头竞争和省级壁垒，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电力结构。

（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声压倒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理性。以当前西南地区的水电建设为例，这种以发电公司为主导，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资源为目标的开发模式，成为「跑马圈水」运动。

-- 地质与生态学家担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区的水能资源，看不到它同时也是中国地质环境风险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么高速度开发上百个大坝水库带来的长期影响，将是很难估量和挽回的。至於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地区制造百万左右水库移民，彻底改变其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所会引发的深远不安定就更严重了。而几乎所有正在大力开发水电的市、州、县都在发展高耗能产业，这就可能导致东部高耗能企业到西南「圈水」建自备水电站然后西迁6.〔摘引者注∶有关参考文献请访问文章全文〕

-- 70年代，日本在应对能源危机的同时大力改革，形成了一个相对高效率的能源系统，现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将挑战变成机遇，将机遇变成进步」的案例。以此标准来看，这次考试我们能打几分呢？

-- 应对能源问题的真正选择是：究竟是「只要发展就能可持续？」还是「只有是可持续的才能发展？」然而，我们的问题是：

（1）以节约为粗放扩张的补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矿供需」……，而不能强调「量入为出」、「以水定需」等原则，结果资源浪费与短缺之不相称大大超出一般国家水平；

（2）缺乏改变奢侈与过份消费方式的决心，任凭奢华和排场俘获消费者；

（3）生态环境与「三农」之间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会的补偿，包括生态补偿抵不上对它们的索取；

（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纪前期的发展目标为前提，以GDP 等经济数量增加为硬核；赶超的愿望在攀比气氛中逐级地确定为指标，然后反过来变为发展目的，进而牵动整个社会安排，由是「赶超成为目的，指标成为命令」。

-- 这些质疑，涉及到发展的使命和原则，很难在现有的发展框架里解决。看来需要跳出来考虑，即：为甚么我们的思想在「分裂状态」中？一方面深感到目前发展的风险，同时又经常做相反的事？是否真的「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别无选择」的观念已统治人们多年，它一直在排斥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拒斥对当前发展的任何深层质疑。这种观念就是经济至上主义。

-- 从90年代的「转变增长方式」到「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再到2003年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但是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规模增大带来的问题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严峻的地步。「中国在显示，世界不能长久地沿着现行的经济轨道发展。它揭示了调整全球经济，建设一个为地球而设计的新经济的紧迫性。」15许多人意识到中国选择之艰难在於她的两难处境：她必须跟上人类共同体意识上升的步伐，又必须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下捍卫发展的权利。在批判工业文明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在反思市场理性的背景下向市场经济转型──对於这种深刻的、令人不愉快的「自我矛盾性」，我们不应回避，例如匆忙地自圆其说，急於将它纳入熟悉的现成理论。「两难」和「自我矛盾性」意味着需要一个远为深刻的变革。「穷则思变」──既然没有现成的出路，那么被困境逼着走出一条新路就是可能的。冲破经济至上主义的思想控制，则是实现这一可能的重要一步。

-- 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能否在中国生根？这不仅需要政策或战略的调整，而且必需有理念上的转变。也许我们会迎来一场广泛、深刻和痛苦的思想革命，这必将触动现有的政绩制度、现有的成本效益核算概念、现有的发展目标、现有的人生观、现有的利益格局。新道路需要全社会有一种新的理性，但这不是个别人精心设计的产物──一个鼓励对新道路进行探索的社会必须容纳多样性的价值，必须保护每个个体的权利，特别是弱者的权利。在公平与效率之外，还有人类生存的可持续问题。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还有公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中国制度建设要富有新意。

-- 中国的经济至上主义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了，代之以一个更关心多数人的、更全面的、更尊重多样性和生态规律的发展理念。在这里，现代化的启蒙精神与现代化中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指向共同的事情──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

作者非常同意郑易生先生的上述分析与论述。

人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以及全球人类目前遭遇到的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短缺与全方位环境污染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占主导地位的能源科学技术基本理论存在的局限性与缺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评价体系及其实践的局限性与缺陷、以及 “现有的政绩制度、现有的成本效益核算概念、现有的发展目标、现有的人生观、现有的利益格局” 造成的结果。

因此， “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必须依靠克服和突破这些方面的新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找到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中国以及全球人类目前遭遇到的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短缺与全方位环境污染问题的方案。

希望读者与网友们阅读《中国必须走世界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新型能源环境发展道路！》的综合性系列文章时能够克服和突破造成中国与全球能源短缺、全方位环境污染问题的思维方式来分析考虑后续各篇中剖析的有关问题，而不是以“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分析研究这些问题。

作者必须强调指出，本文中引用的郑易生文章《论中国环境与经济至上主义》的全文更为系统、深刻而精彩。作者为此特别建议每一位读者与网友应当阅读细品其全文∶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572

接续后篇∶

☞〔11〕“人类知识的两重性”和“人类知识传承中造成的两重性”